乌龟村那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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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明理 生于1967年12月,广西宜州市北山镇人。现任职于宜州区大数据发展局。工作之余,坚持笔耕,作品有《见世面》《张副乡长开会》《丫变奶》《沉重的牌子》《千年胡杨旷世爱》《迟到的良知》《赌祸》《悲欢乌龟村》等。
  乌龟山,形似乌龟。山下就是乌龟村了。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杂姓,也说不准哪年哪代开始立村,反正老皮斑驳的十人合抱的大樟树站在村头告诉人们,乌龟村的炊烟已经飘过了几百年。到底几百年,那恐怕只有问村子的后龙山——乌龟山了。
  乌龟山是后龙山,是不允许砍柴、放牧的,要封山。说是封山,但是以前也封不起,光秃秃地露出石头。现在是郁郁葱葱的了。因为村里的人都外出打工赚钱去了,剩下的老弱病残,也没有力气上山了。人迹罕至,山自然就绿起来了。
  不知从何年何代起,这里的农村,上了一点年纪的男人,都被称作“老鬼”,而不像山外边称作“老叔”“老人”“老汉”之类的,给人暖暖的感觉。受老鬼影响,还出现了小鬼、酒鬼、穷鬼、丑鬼等称谓。如今村里的青壮年外出打工了,村里剩下的就只有这“五鬼”的故事了——当然,过年的时候,回乡的青壮年才带回珠三角、长三角一带的故事。
  一
  贵平没读过几年书,倒不是他不想读,而是兄弟姐妹六人,爹妈负担不起学杂费。他只读完小学二年级就早早地和爹妈土里刨食了,把读书的机会都留给了弟妹。弟妹长大成家立业了,爹妈也走了。贵平五十多了依然光棍一条,孤独度日。一大群侄儿侄女,散居在乌龟村里,都表示要像亲儿女一样给他养老送终,但都停留在“表示”上,对他的照顾很少。特别是这些年,侄儿侄女们和村里的青壮年一样,都到大城市打工赚钱去了,连自己的亲父母都照顾不上,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过问这个孤独的大伯呢?好在乡里民政办每月给他发最低生活保障金,虽然少,也够他一人过日子。
  年轻的时候,贵平扛一张大网,满山满岭地跑,经常网到斑鸠、黄嘴鸟之类的,拿到县城换几个盐油钱。上了点年纪,跟着天上的飞鸟跑山跑岭,力不从心了,所以去得最多的还是水边,深潭浅水,都有他钓鱼捞虾的影子。近段时间,他很纠结,因为收获的鱼虾蚂越来越少,连自己做菜都不够,哪里还有拿到县城换酒钱的?
  这天过晌,他决定上后山一趟,选一根弹性好的竹子,他那根用了几年的钓竿也该换了。后山树木很多,乌龟背长满茂盛的野生米椎林,乌龟嘴附近是一片竹林,长的是一种叫黄金竹的竹子,不管多少年,总是长不大,永远都只是拇指粗大,是做钓竿的上好材料。
  初夏的天,很热了。他气喘吁吁地爬到乌龟嘴,已经大汗淋漓。他迫不及待地钻进阴凉的竹林。自从十里八乡兴起打工热后,村里的青壮年很少了,这竹林里就很少有人来访。脚下是软绵绵的竹叶,踩在上面就像踩在海绵上一样舒坦。竹子长得很密——要在以前,村民经常来采笋子,撸竹叶。笋子能吃、能卖,竹叶能当柴草烧,是做饭煮猪食的材料。人来人往,竹子就没有这么密了。现在不同,贵平这么瘦削的身子在两棵竹子之间还要侧身才能过去。他拍拍这棵,摇摇那棵,每棵竹子仿佛都是他心仪的钓竿。
  他选了一根,从背在腰间的鱼篓里取出柴刀,麻利地砍下竹子,扛着下山来。
  “贵平叔,你还敢上山砍柴啊?不是封山了吗?”坐在路边一块石头上乘凉的贵康对他说。本来是同一个字辈,但是年龄相差太远,贵康还是把贵平叫叔。
  “关你什么事?村主任都不管,你管?”贵平不屑一顾,“砍一根竹子有什么了不起?”
  “村主任都打工去了,他还能管?我残废了,动不得。我动得,就砍了这山的木头竹子去广东卖,那边纸板厂收购啊。”贵康本来也在外打工,去年因所在的煤矿冒顶,他被压断了腿,矿老板花了几万块就打发他回家了。
  “晓得自己动不得就不要管那么多。”贵平说。
  “贵平叔,你的这根钓竿不好,钓不到好料的。”
  “为什么?”贵平疑惑起来。
  “你的钓竿有问题。”
  “扯淡,我的钓竿有什么问题?”
  “你看,你的釣竿,节数不对啊。”贵康从贵平肩上抓过竹子,一节一节地数起来:
  “钓鱼钓蛇钓蚂,钓鱼、钓蛇、钓蚂。”贵康嘴上一字一顿,手在钓竿上一节一节地移。
  “钓鱼、钓蛇!”贵康嘴上念到“钓蛇”的时候停了下来,因为手移到了竹子的最后一节。
  “你看,好的钓竿,节数要合适,最后一节刚好是‘钓鱼’才好。你的最后一节是‘钓蛇’,钓蛇怎么是好钓竿呢?”
  原来是钓竿不好,怪不得这段时间老是钓不来鱼,“怎么办呢?”
  “砍掉一节,反正最后一节是‘钓鱼’最好。”贵康出了主意。
  于是,贵平从鱼篓里抽出柴刀,砍去最后一节。剩下的,他一字一顿地念着“钓、鱼、钓、蛇、钓、蚂、”,手在钓竿上一节一节地移动着。
  他数数的能力太差了,有时念一个字数一节,有时念两个字数一节,最后一节总落在“钓蛇”上。这样反复几次,长长的钓竿越砍越短,变成了一根竹棍,哪里还能弯出钓竿的样子呢?
  看着地上越来越多的竹节,贵康抿住嘴偷偷地笑。
  看着手上越来越短的竹棍,贵平往路边的草丛一扔,拿着柴刀又往山上走——再选一根!
  待到修完竹枝,清除竹叶,他又念念有词,“钓、鱼、钓、蛇、钓、蚂、”地数着,几次数完,最后一节总是“钓蛇”。
  他很懊恼,又砍了一根竹子,又数了一遍,最后一节还是“钓蛇”。
  一旁的贵康看他可怜,认认真真地为他数了起来,终于有一遍最后一节刚好落在“钓鱼”上。贵平舒了一口气,扛着钓竿系上钓丝,到河边去了。
  好不容易钓到五只蚂!他用水草把蚂的腰捆住,赶往县城的农贸市场。这样热的天,蚂离开水太久不行的。赶到了市场,把那串蚂摆在过道上。
  “青蛙青蛙,妈妈,青蛙!”一个小孩拉着母亲的手,指着肚子鼓鼓的蚂。   “不是青蛙,这是蚂。”贵平纠正道。
  “书上叫青蛙,农民伯伯叫蚂。”母亲耐着性子向孩子解释。
  “要不要?一只一块钱。”贵平向母子标价。
  “妈妈,老师说,青蛙是庄稼的朋友,我们把它们给放了吧。”
  “好。”母亲掏出五块钱,递给贵平。
  贵平接过钱,拎起青蛙递给那个年轻的母亲:“加些姜丝和老蒜,味道很好的。”
  孩子拎起五只青蛙,走到下水道口,解开水草,那些青蛙立即跳到下水道去了。
  贵平看着母子俩的奇怪举动,眼睛睁得大大的。
  贵平怀揣五块钱,来到一家大排档。太阳都偏西了,他还没有吃午饭,太饿了。他把钓竿倚在大排档的门口,紧了紧腰间的鱼篓。
  大排档门前挂着一块小黑板,上边写着“小炒便饭”四个字。贵平看了半天,欲言又止。
  一个胖女人走出来,“叔,你吃什么?”
  贵平指着那黑板,大声念道:“小便炒饭!”
  “哈哈哈哈。”几个正在埋头吃饭的人都哄笑起来。贵平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们。
  贵平木讷地说:“你、你不是写着吗?”
  胖女人说:“竖着读,谁叫你横着念!小便炒饭,你敢吃,我还不敢卖呢!”
  “喏,这是菜谱,你自己点吧。”胖女人递过一张过塑的硬纸。
  “就要这个。”贵平憋了半天,终于指着一道菜下了决心,“我只有五块钱。”
  “哦,田鸡炒辣椒,好。一碟田鸡——”胖女人朝厨房叫道。
  “田鸡?”贵平寻思,从来没有吃过的菜啊,城里就是好,能有这样的菜,今天开眼界了。
  “先吃还是先给钱?”贵平似乎有些担心。
  “结账啊?”胖女人很爽快地说,“不急,不急,吃完再结账也可以的。”但是还是紧紧地攥着贵平递过来的五块钱。
  贵平静静地坐着,看着那些狼吞虎咽的吃客,口水不断地往上涌。
  过了一会,菜端上来了。
  盘子里,几片蒜叶、几丁田鸡肉混在一大堆红辣椒里,发出诱人的香味。
  “这是?”贵平问。
  “这是你点的辣椒炒田鸡啊,你以为是田鸡炒辣椒吗?”胖女人白了贵平一眼。
  “我点的是田鸡啊,你怎么给蚂?”贵平望着那些田鸡腿上的斑点皮,有些恼怒,仿佛城里人骗了他。他把盘子一推,“不吃了,你退钱!”
  “怎么了,阿叔?”胖女人凑上来。
  “我天天跟蚂打交道,你以为我不晓得啊?拿蚂冒充田鸡,哄鬼可以,莫要哄我!”贵平吼道。
  “天啊,田鸡不是蚂吗?叔啊叔,你都这把年纪了,怎么不晓得田鸡就是蚂呢?我们去广东打工的人,哪个不晓得蚂就是田鸡呢?”胖女人忙不迭地解释。
  “我晓得田鸡就是蚂,我就不点这个菜了。我天天钓蚂,我还跑到城里来吃蚂?”
  “好好好,阿叔,你想换什么,你讲,我们给你换。”胖女人很有耐心。
  “这样才差不多。”贵平消了一半的气。
  贵平低头夹菜。胖女人麻利地收拾着其他桌上的碗碟。
  “呐,你喝吗?”胖女人递过小半瓶酒。这是前面几个食客喝剩的酒。这种酒是县里的酒厂出产的。酒厂出的酒,在统一的商标下面,分很多档次,上至官员接待,下至百姓聚餐,都用这一系列的酒。
  “喝剩酒?”贵平迟疑了一下,还是接过来,“喝、喝,多谢多谢。”毕竟,贵平还是很好酒的,尽管脚踝上还有喝酒留下的疤痕,脑海里还有喝酒的痛苦记忆。
  他一手握住酒瓶,一手下意识地抓抓脚踝上的疤痕。
  年轻时,有一年,隆冬时节,贵平参加龙潭水库建设大会战。眼看就要过年了,放假前一天,工地会餐。在一群女青年的助兴中,贵平为了在本村彩云姑娘面前把邻村的忠榆喝下去,跟忠榆连干五大碗。——忠榆也太张狂了,有事无事总在彩云跟前转来转去,不是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背诵《愚公移山》。那年頭,能口齿伶俐地背诵几段语录,惹姑娘喜欢哪。贵平没读过几年书,背书不行,所以当忠榆每次高声背诵“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的时候,贵平就只好干瞪眼,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彩云给忠榆倒水,看着忠榆用彩云的开水润喉那美滋滋的样子,贵平不觉眼喷妒火却又无可奈何。
  但是,贵平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候,那就是喝酒,在酒量上把忠榆打败。这天,跟忠榆连干五大碗后,忠榆倒在地上,和着呕吐污物睡在一起,贵平也趔趔趄趄地到处找开水:“彩云,开水,彩云,水——”当他接过彩云递过来的一壶开水的时候,一不小心,水壶滑落,滚烫的开水泼到他那双高筒水鞋里——顿时,那高筒水鞋就像一个盛满滚烫开水的铁锅,冒着惨白的雾气,他那只脚就像泡在铁锅里的猪脚一样,等待去毛。
  瞬间,他胡蹦乱跳,踢腾惨叫。当众人把他的高筒水鞋脱掉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是,小腿肚以下,鼓起一个个水泡,有的在脱鞋的时候弄破了,露出惨红惨红的嫩肉——此时,他已经昏死过去了。
  那以后的一年时间里,他先在医院里度过了三个月,然后回到家里,依靠母亲给他倒屎倒尿。老娘给他倒屎倒尿的时候,总是唠叨道:“你是老大,小时候照顾你少,现在补回来了。”这期间,每当看到母亲端着屎尿出门的佝偻背影,他心里很痛苦。但最痛苦的,不是看着母亲所受的折磨,也不是烫伤的疼痛,而是漂亮的彩云远嫁广东——这也令忠榆郁郁寡欢。
  经过大半年的折磨,脚总算是保住了,但是脚踝上却留着暗红色的疤痕。那疤痕每到天气变阴水汽重的时候,就痒痒的,他抓得皮屑横飞。
  每当疤痕的痒意袭来,光抓痒还不行,还必须喝酒。三杯下肚,才能止痒。长期如此,酒瘾越来越大,逢酒必喝,逢喝必醉,不醉、不过足酒瘾还不行。
  后来,娶了一个媳妇,但第二天媳妇就跑了。有人说,媳妇嫌他好酒,有人说他被开水烫过,筋腱萎缩,失去了性功能。   “阿叔,还要什么菜?”胖女人一声询问,把贵平从过去的痛苦中拉回来。
  “不要了,不要了。”贵平摸摸自己的口袋,知道自己目前已经“收支平衡”了。
  他就著那碟菜,喝完那胖女人拿过来的半瓶剩酒,咂咂嘴巴,倒过酒瓶抖一抖,舔完瓶口的最后一滴,眼睛向每一张饭桌底下扫过一遍——酒瓶都让那女人收走了。他很失望地站了起来,踉跄几步,走出店门,扛上那根钓竿,别好腰间的鱼篓,朝城外走去。
  夕阳西下,走在龙潭水库大坝上的贵平,望着自己越拉越长的影子,望着水库里蓝幽幽的水面,不觉又想起那年水库工地上的人山人海,想起那年的血气方刚,想起那年的彩云姑娘,想起那年的滚水烫脚……几只蚂冒出头来,停在水里,一动不动,望着贵平。贵平把肩上的钓竿刷地一甩,吓得那些蚂一下就隐到水里去了。
  “嗨,蚂,田鸡,哈哈哈,你们以为换了名字我就不晓得你们了?”贵平踉踉跄跄,自言自语。
  太阳快要隐到山的那边去了。水库旁边,贵平孤身一人,走着走着,水里的几只蚂又冒出头来。望着蚂,贵平借着酒兴,唱起年轻时候的山歌:“四月蚂叫连连,想讨老婆没有钱。搬张板凳排妈坐,妈讲一年又一年。”这山歌,不知道唱了多少遍,可是老婆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女人来到他的身边。
  远处,一个被夕阳染得发黄的少妇背着孩子,行色匆匆,惊得夜归的小鸟叽叽喳喳地飞离路旁的小树林。
  贵平蒙眬的眼睛望着少妇,见她甩开膀子快步的样子,不觉又唱起当年的山歌来:“两手摆摆去哪块?裤脚纷纷去哪村?妹想唱歌对哥讲,哥我撑伞后边跟。”
  …………
  天,彻底黑了下来。田间蛙声一片,几只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空中寻偶。
  远远的,村头的大樟树下,一栋二层小楼早已亮起了灯。灯光洒向婆娑的树冠,光怪陆离。
  贵平走过小楼门前,咳了一声,楼里传出一个声音:“老平啊,今天钓得蚂还是泥鳅?”
  “蚂,吃完了。”贵平低着头,朝自己家走去,踉踉跄跄。
  “哈哈哈,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小楼里传出笑声来。
  二
  大樟树下,是谭家的楼房。谭家兄妹俩都外出务工了。空空的楼房里只留下谭老爹和谭奶二老带着两个孙辈,分别是大儿子谭茂良的儿子和女儿谭美良的儿子。父母都外出去打工了,留下孩子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过日子。孙子五岁了,在村里的学校上学前班,懂事了;小外孙才一岁多,不见了父母,整天又哭又闹,让老两口烦透了。
  当谭老爹隔着窗子与贵平打招呼吵醒熟睡的小外孙的时候,谭奶就怒吼起来:“死老鬼,你轻点得咩?好容易哄得他睡。”
  “你逗不了,抱过来,我来逗!”谭老爹也是火暴脾气,“跟贵平打声招呼你都有意见,这么小气!”
  “我小气,你大方,你大方借钱给他,上次的十块钱还给你了吗?”谭奶也不示弱。
  “人家钓蚂能有几多钱?欠你十块钱你总记得那么好!”
  “奶奶,奶奶,要不我去跟贵平公要钱吧?”孙子听着老两口在吵架,插嘴进来说。
  “去去,要什么钱?你贵平公钓蚂能有什么钱?”谭老爹朝大孙子挥挥手。
  “那我去玩了啵,去捉萤火虫了啵。”大孙子说着,蹦蹦跳跳出了门。
  “那是我的儿子打工赚来的钱,我当然心疼啊……啊啊,啊啊,不哭,不哭。”谭奶一边与老爹争辩,一边哄着外孙睡觉。
  “白天睡够了,现在不想睡了,不要强迫他睡了好不好?”谭老爹说,“抱过来,我来带。”
  谭奶把外孙递给谭老爹:“我看你有什么能耐!”谭老爹坐在铺在堂屋的竹席上,打着赤膊,拿着一把蒲葵扇轻轻拍打着外孙。只一会,小家伙就不哭了,盯着一闪一闪的电视荧屏,咯咯地笑。
  谭老爹躺在竹席上。也许是外孙习惯了谭老爹身上的烟味和汗味,在老爹裸露的身上蹭来蹭去,不哭不闹。
  “你看,我逗他,马上就不哭了。”谭老爹不无骄傲。
  “那你就逗吧,我去喂猪了,要不猪都饿死了。”谭奶转身走出堂屋,朝猪圈走去。
  本来,老两口带着两个孙子就够呛,还养着一头猪,一日三餐还不能少。少一餐,那猪就在猪圈里不停地叫唤,把猪圈的横闩拱得嘎嘎响。谭家老两口不但不觉得麻烦,还说养猪好得很。平常的剩菜剩饭,刷碗洗锅的二道水,都可以用来喂猪。如果倒掉,那是很可惜的。谭老爹有时碗里剩下一两粒饭粒,谭奶就高喊:“死老鬼,你浪费啊,你忘记1962年天大旱了啊?”于是,谭老爹又重新端起碗来,扒光最后的饭粒。节约“成性”的老两口,养猪成为他们节约粮食处理残羹剩饭的一种手段。
  这十多年来,老两口每年都坚持养一头猪,就是为了等到外出打工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回家过年的时候,能杀猪过年,热热闹闹的。一家人围满一桌,吃着热气腾腾的猪肉、血肠,说着打工的艰辛和快乐,享受一家人难得团圆的天伦之乐。谭老爹和谭奶此时总是骄傲地说,自家养的猪,不喂添加剂,比左邻右舍从城里买回来的饲料猪肉好吃多了。
  谭奶捧着盛满潲水的塑料盆,来到猪圈旁边。那猪前脚已经趴在猪圈的栏杆上,几乎直立起来,嗷嗷叫唤。
  谭奶就着昏暗的灯光,把潲水倾倒到猪槽里。那饥饿难耐的猪便不再叫唤,把头埋到槽里去了。
  听着那猪大口大口吃食,谭奶两手撑住猪圈栏杆,心想:七月就一百多斤了,过年的时候少说也有三百斤的。自己喂的是红薯藤、青菜,没有添加剂,真正的土猪,味道比城里的饲料猪不知要好多少倍。
  喂完猪,谭奶回到堂屋。
  谭老爹躺在凉席上看电视。
  电视剧里,两个情侣正在缠绵。谭老爹躺着,看得津津有味,几乎忘了外孙。小家伙在老爹赤裸的肚皮上爬来爬去,一会吮吸老爹的肚脐眼,一会将头钻到老爹宽大的短裤里去,一会坐到老爹的腿上作骑马状,颠来颠去,全然没有消停的意思。但是老爹正沉浸在电视剧中那对情侣的缠绵中,对小孙子的调皮视而不见。   看见小孙子正在拨弄老爹裤子里那越来越鼓的东西,谭奶吼起来:“死老鬼,怎么给孙子玩那个东西?”
  老爹从电视剧情侣的缠绵中惊醒过来,看着谭奶拉得长长的脸,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慢条斯理地说:“只要他不哭不闹就行了,管他玩什么。我这个东西,闲着也是闲着,给孙子玩,还省得你花钱给他买变形金刚呢。”
  “死老鬼,”谭奶嗔怪道,“真是老不正经,幸亏外孙还不懂事。”
  “还不快去冲个凉?”谭老爹几十年来一直用这样的口吻对谭奶发号施令。年轻的时候是这样,中年的时候是这样。只是儿子长大了,老两口年纪也有一大把了,这样的命令发得少一点了。不过,大儿子打工赚了钱,回来推倒旧泥房,建起了两层小楼,卧室配上了卫生间之后,谭老爹发这样的命令仿佛又多了起来。
  谭奶洗了澡,出了大门口,站在晒谷坪上,朝村里喊道:“谭佳——,回来睡了!”
  一群孩子,吵吵嚷嚷,跑到谭奶身边,每人都拿着一个小小的玻璃瓶,里面装的是萤火虫。
  “谭奶,你家谭佳抢我的萤火虫。”一个男孩告状道。
  在这暑气很重的夜晚里,捕捉萤火虫的孩子们发梢都挂着汗珠,背上满是汗水,散发着未干的乳臭。这些孩子,父母都外出打工了,有的一两年都没回来过,有的孩子连自己的父母长什么样子都模糊了。但是,孩子们玩耍起来,疯了一样,没有谁哭闹着要父母的,有爷爷或者奶奶陪着,有同村的伙伴陪着,在萤火虫的夏夜里,他们玩得也够尽兴的了。有的晃着瓶子,对着远处的萤火虫高喊:“萤火虫,挂灯笼,萤火虫,挂灯笼。”仿佛萤火虫能听懂他们的话,纷纷飞过来,在他们的头顶盘旋。于是,孩子们有的跳着拍打,有的举起蒲葵扇,有的操起扫帚……捕到的,都装到玻璃瓶里,那是他们一个晚上的战绩。
  谭奶从孩子群里拉出自己的孙子,“谭佳,回去洗了!一身臭烘烘的。”
  大孙子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伙伴们。其他的孩子又朝另一家的晒谷坪跑去……
  夏季的天,说变就变。前半夜还是星光灿烂,转眼间,后半夜就来了狂风暴雨。天亮时分,谭老爹站在自家的晒谷坪上,看着左邻右舍的泥瓦房、砖瓦房,很多都被掀翻了瓦片,露出椽子,山墙上留着雨水冲刷的痕迹。他回头望望自家的楼房,到底是水泥加钢筋,被狂风折断的一根碗口粗的樟树枝砸下来,只坏了一块玻璃,其他完好无损。他想,幸亏儿子出去打工,要不,在家种几亩地,十年也盖不起这样的楼房。如果还住在泥房里,这样的树砸下来,那就惨了。
  “谭老爹,你家没有事吧?雨够大了。”贵康瘸着腿走过来,轻轻地说。
  “屋后的树断下来,玻璃碎了,我才醒。”谭老爹说,“你家的房子有问题吗?”
  “开天窗了,瓦房哪里经得起这样的大风?”贵康有气无力地摸摸那条腿,“唉,要不是受伤,去年我就盖楼房了。现在,盖房子的钱都交给医院了,房子是盖不起来啰。”
  “看样子,这个天还要下大雨啊,你看,那边天脚黄黄的。”谭老爹指着天边。
  “肯定下的,你看飞蚂蚁那么多。”贵康指着一丛杂草说。晒谷坪旁边的一簇艾蒿里,爬出密密麻麻的蚂蚁。这些蚂蚁都长着翅膀,嘤嘤嗡嗡地,一爬到艾蒿草尾,翅膀一张,就飞起来,只一会,满天都是。有几只落到谭老爹的后颈,他不停地拍打。
  “蚂蚁飞天,大雨来临啊。”谭老爹是个老农民,蚂蚁飞天,是大雨的前兆,是老农民耳熟能详的天气预报啊。
  雨,大雨,一连几天,瓢泼一般。
  “恐怕是天漏了吧。”谭奶幽怨地望着门外的雨帘出神,“那几块玉米地肯定被泡了,叫你前几天去收回来,你总是等,等!你看,大雨来了吧。”
  “玉米要什么紧?这些年没有玉米照样不缺粮的,他们打工寄回来的钱够买几百斤白米的,你紧张什么?”谭老爹说。
  “我不是怕挨饿,我是可惜那些玉米泡坏了,那是糯玉米啊,值钱的啵。”
  农历五六月,正是雨季。乌龟村四面环山,地处洼地,常常被淹没,还未成熟的玉米如果被淹,不几天就要发臭,颗粒无收了。
  老两口正为玉米的事情争个不休的时候,两个孙辈在地上玩玻璃珠。外孙太小,还站不稳,坐着看表哥弹玻璃珠,不时咯咯地笑。谭佳也会哄表弟开心,滚玻璃珠的时候,还一会做一个鬼脸,一会竖一个筋斗,把表弟逗得鼻涕长长的也忘了抹。
  大雨继续。百无聊赖,有人串门来了。
  “吃了没有,老谭?”贵平抖抖塑料雨衣,站在门口,把钓竿靠在墙上。
  “雨天,吃不吃都不觉得饿。”谭老爹回答道,“你不去钓蚂?”
  “雨太大,等雨停了再去。”
  “进来坐坐吧。”
  贵平脱了雨衣,挂在墙上的钉上,把腰间的鱼篓解下来,放在地上,把腿上的水珠抖了抖,走进屋来,搬过一张矮椅,坐在门边。谭老爹递过一个塑料袋,那里面装着烟丝,还有谭佳的作业本裁成的小纸片。
  贵平也不答话,抽出小纸片,卷了烟丝,点上火:“这烟有点狠。哪时买的?”
  “去年种在村头的玉米地里,都挂在里面阴干了。”谭老爹指指里屋。
  “自己种的烟叶,用鸡粪做肥料,特别狠,不能抽得太多。”貴平抽别人的烟很有经验。他自己不种烟,又没有钱买烟,烟瘾却很大,对不同的烟的味道也很有“研究”。他经常到集市的烟行,装成买烟的样子,一摊摊地尝,每一摊卷一支“喇叭筒”,整个烟行十几摊,他尝了下来,也就过足了烟瘾。“这几年,去广东打工的回来,买的卷烟,哪里有我们自己种的味道好?那些都是烤烟,比不上我们的生烟,辣得够味。”
  “是啊,生烟够辣。”谭老爹附和道。
  雨,还在唰唰地下。
  “下到什么时候啊?柴草都没有干的了,煮饭都没有烧的了。”贵平好像在自言自语。
  “上个星期,我捡了一些干柴放在廊檐底下,要不然我家也没有烧的了,要吃生米了。”谭老爹接着话茬。   “今天我没有烧的,还没有吃饭呢。”贵平说,眼睛直往厨房里瞄。
  “那就在我家吃吧。”谭老爹总是很爽快,“我煮饭去了。”
  屋外就只剩下谭奶和两个孙辈。谭奶对贵平经常来蹭饭本来就很不高兴,但碍于情面,对谭老爹留贵平吃饭尽管不高兴,也不好说什么,只是埋头做她的针线活——为外孙那条开裆裤缝扣子。
  “谭佳,来,贵平公给你骑马。”为了打破尴尬,贵平没话找话。
  谭佳跑过来,骑在贵平的膝盖上,贵平一颠一顿的,逗得谭佳咯咯地笑。
  玩到忘情之处,贵平即兴编起儿歌:“落雨蒙蒙,谭佳他妈去广东,三年不回来,谭佳躲在门背哭嗡嗡……”
  一遍两遍的儿歌,勾起了谭佳对妈妈的思念。他不知道,广东究竟有多远,反正那是个遥远的地方,妈妈在那里打工,过年才回来一次,想妈妈了,还不能哭。哭了,要被阿公阿奶责骂的,因为把表弟逗哭了,家里就闹翻天了。此时,尽管贵平的膝盖还在一颠一顿的,但谭佳已经笑不起来了,他挣脱贵平的手,跑到奶奶的身边,哽咽地说:“奶奶,我想我妈……哇——”谭佳终于忍不住了。
  “妈呀,妈——哇——”谭佳扯开嗓子,越哭越来劲,半年来想念妈妈的压抑仿佛在这大雨天里都要释放出来;屋外唰唰的雨声,仿佛也越来越大,仿佛也是孩子的泪水。
  谭奶放下针线,搂过孙子,也一遍一遍地抹眼泪,一言不发。
  听到哭声,谭老爹从厨房跑出来:“怎么回事?”
  “都是贵平做的好事,逗娃崽逗哭不逗笑。”谭奶道。
  “你怎么能这样呢?”谭老爹责备贵平,“你不知道娃崽哭起来难得哄吗?”
  “嘿嘿……”贵平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尴尬地搓搓手。
  “你还不快走?一下娃崽还要哭的。”谭奶趁机下了逐客令。
  贵平冲出门外,拿起钓竿雨衣,逃离了尴尬。
  老天终于在午后合住缺口,不再倾倒大水。远处的云层缝隙里射出箭一样的阳光,但天边还是乌云密布。
  谭奶从里屋拿出一个背篓,往谭老爹跟前一放:“雨停了,马上去把玉米收回来!”那种口气很坚决,不容老爹多说,“再不收,明天就要臭了。”
  “好好,收玉米,收玉米。”老爹点上一支烟,望着门外被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的晒谷坪和饱含雨水的道路。
  “阿公,阿公,我也去收玉米。”谭佳放下玻璃珠,跑过来背起背篓。那个背篓比他还高,他站直了,背篓还蹭着地面。
  谭老爹穿着一条齐膝的短裤,古铜色的上身赤裸着,从孙子身上拎过背篓:“孙崽啊,我们去收玉米,你帮我拿火机拿烟,我们等一下煨玉米,香香的。”
  “阿公阿公,你背我。”谭佳撒娇道。
  “自己走,走不了,就不要你去了。”谭老爹正色道。
  “死老鬼,你就背他一下,能死了?”谭奶说。
  “好好好,来,我的孙崽。”谭老爹蹲下来。
  谭佳欢天喜地地爬进背篓,一颠一顿的,那竹篾编的背篓带直陷进谭老爹古铜色的肩膀里,可是谭老爹眉头都不皱一下。
  谭老爹家的玉米地在乌龟村的另一头。离家很远,要不是谭奶坚持要种那几分地,谭老爹早就像对待其他承包地一样把它丢荒,让它长草了,反正现在一家人不靠那些承包地过日子了,儿子打工赚的钱够买米买菜买油盐了。另外,乡干部也不来催交公粮了,听说农业税免了。每年春种时节,在谭奶“种上糯玉米让孙子有得煨”的唠唠叨叨中,谭老爹勉强推着板车,装上肥料种子,从村头穿到村尾,去种那块谭奶认为很肥的地。
  一连几天的大雨,连同那块地在内的村尾到乌龟山脚一带,变成了一个湖泊。浑浊水面上,露出无精打采的玉米顶花,还有东倒西歪的豆角架。最高兴的,算是村尾几户人养的鸭子,在水里蹿上蹿下,一会屁股朝天潜到水底,一会努力站到水面拍拍翅膀,抖抖脖子上的水珠。
  要到那块玉米地,就要涉水了。谭老爹背着孙子,慢慢朝深水走去。齐胸的水,尽管浑浊,但是,站在背篓里的谭佳却很兴奋,不停地拍打水面,把水珠溅到谭老爹的脸上,还咯咯地笑个不停。
  谭老爹故意蹲下身子,使背篓里的孙子感受水的恐怖。当水淹到谭佳脖子、他发出尖叫的时候,谭老爹又站起身来。如是反复几次,逗得孙子越发笑得开心。
  过了深水区,到了那块玉米地,谭佳从背篓里爬出来。
  虽然玉米地的水浅了一点,只淹到谭老爹的脚肚,但对谭佳来说,还是齐腰深的水。
  “你在这里不要动,我进去收玉米了。”谭老爹警告孙子,“你就站在这里,不要动。”谭老爹拉过孙子的一只手,让他抓住一棵玉米秆。
  “还要帮我拿好烟袋,不要给浸湿了。”谭老爹把装着烟丝和打火机的塑料袋塞进孙子的另一只手。
  谭佳站在齐腰深的水里,看着阿公慢慢朝深水走去。
  谭老爹麻利地摘下玉米棒,回手就扔进背篓里。这样的动作,从年轻至今,他每年都在重复——收玉米,他这个农民干了几十年的活,再熟悉不过了。以前为了养活一双儿女,带着生活的压力,必须干,还要干好;后来儿女长大,外出打工了,他也老了,不需要那么辛苦地干了,但干活的技能还在。
  只一會,背篓就装了半篓的玉米棒子。因为背篓浸在水里,谭老爹一点也不觉得重。当他在齐腰深的水里,背着背篓慢慢地向孙子的方向移动的时候,水越来越浅,背篓越来越重。
  “阿公,收完了吗?”谭佳很听话,依然站在水中,那只小手一刻不离地扶着玉米秆,看着阿公过来,抻长脖子看着背篓。
  “背篓满了,先回去,明天再来。”谭老爹从孙子手中拿过塑料袋,摸索着烟丝,卷起一支“喇叭筒”,磕着火机,点上火,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很是惬意。
  祖孙俩往回走。离开了浑浊的水,他们的身上挂着枯草,裤子上沾着黄泥的污渍。谭老爹背上的背篓渗出的水滴,顺着双腿,一直流到地上。
  “我们洗一下吧,滑腻腻的。”谭老爹说。   “嗯,太痒了。”谭佳挠挠两腿之间。
  “怎么在水里泡一下就痒呢?”谭老爹停下脚步,“我看看。”
  谭老爹蹲下身子,把背篓放在地上,扒下孙子的裤子。哇,一条手指粗的蚂蟥叮在谭佳的小鸡鸡旁,估计已经叮有一个时辰了,肚子胀得发亮。看到自己被那么大的蚂蟥叮着,谭佳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不要怕,阿公帮你拿掉。”谭老爹拨弄着蚂蟥。那滑溜溜的蚂蟥,拔开这一头,那一头又叮着,拔了那一头,这一头却又叮牢了。谭佳不停地抖动双腿,不停地哭喊。
  气恼的谭老爹吼起来:“哭什么!蚂蟥有什么可怕的?咬人又不疼!”
  实在弄不下来,谭老爹拿出打火机,点上火,对着蚂蟥熏了熏。那只蚂蟥掉到地上,蠕动着,朝有水的地方爬过去。
  谭佳低头看看被蚂蟥叮过的地方,那伤口不停地渗出鲜血来,不觉又哭起来。
  “不要紧的,蚂蟥咬的伤口,血不会马上结的,要等一下子。”谭老爹一边安慰孙子,一边拿出一小撮烟丝,摁在伤口。只一会,血便不流了。谭佳破涕为笑。
  祖孙俩来到一条小溪旁。流动的水比起玉米地里的死水清澈多了。
  “阿公下去洗一下,你不能下水,蚂蟥咬的地方沾了水还要流血的。”谭老爹对孙子说。
  “嗯。”谭佳答应着。
  谭老爹先是把身上那条唯一的短长裤脱下来,在溪水里搓干净了,晾在背篓边沿,然后又下到小溪里,身子一丝不挂地浸到水里。他搓手脚、搓头发,直把全身每一个卫生死角都搓了个遍才爬上小溪。
  “阿公,你那里是什么呢?”谭佳指着阿公肚脐眼下黑乎乎的一撮毛问。
  “这,这,这是玉米须。”
  “玉米须不是玉米才有的吗?”
  “人也有啊。”谭老爹从背篓边沿拿过裤子,穿上,“回去了,肚子叫了。”
  “人也有玉米须?”谭佳自言自语。
  回到家里,祖孙二人一边吃午饭,一边把玉米地里的情形说给谭奶听。谭奶听说孙子被蚂蟥咬了,很是心疼:“多吃点,把流的血补回来。”
  吃完午饭,谭老爹午睡去了。
  谭佳从背篓里拿起一个玉米棒子,扯了一把焦枯的玉米须,进了里屋。
  过了很久,谭奶在堂屋叫道:“谭佳,出来,让奶奶看看你被蚂蟥咬的地方。”
  谭佳走出来,扯下裤子。谭奶看到孙子的小鸡鸡上边,有一撮黑乎乎的东西,便笑起来:“蠢崽啊,你不会长这么快吧?过来,奶奶看看是什么。”
  谭佳说:“这是玉米须。”
  “玉米须?玉米须怎么跑到那里去了?”
  “我用双面胶贴的,很好看。”
  “好看?羞猫猫啊。”
  “阿公也有啊,阿公有玉米须,我也要有。”谭佳很认真地说。
  三
  乌龟村,最常来的外村人,当数忠榆了。
  忠榆自从那年彩云远嫁广东后,郁郁寡欢了好长一段时间。那段时间里,他以酒浇愁,自我麻醉,留下了很深的酒瘾。如果酒瘾发作,却没有及时喝上酒,他就会双手发抖,抓东西都抓不稳,此时你看他那张脸,只见他眼光发散,双眼无神,浑身不自在;如果能喝上两三杯,手抖停止了,眼光也变得精神起来。近十年来,他越发嗜酒如命,逢酒必喝,逢喝必醉。如果喝到一半,酒完了——“夹生酒”是最难挨的,他会彻夜难眠,辗转反侧。总之,他成了远近闻名的酒鬼。
  没有了彩云,日子总得过啊,尽管也将就讨了个老婆——他认为老婆永远也比不上彩云漂亮,但是那么穷,人家愿意嫁你,也就算了,讨老婆是过日子的,不是讨来看的,漂亮能当饭吃?
  结婚的头三年,就一口气生了三个孩子,现在算起来,最小的也三十岁了。三个孩子都外出打工了。前几年,老三在广东结了婚生了孩子,有一年春节回来,过罢年,就把他妈妈带往广东。说是广东那边孩子上幼儿园要交纳的费用太高,读不起书,所以要老人去帮忙带孩子。
  老婆去广东带孙子了,留下忠榆一个人守家。人老了,农活干不了了,三个儿子寄回来的钱又很不正常,有时几个月也收不到一次。所以,他只好拣一些废旧,比如塑料瓶、旧酒瓶之类的拿到镇上,换些钱买酒买米买油盐过日子。
  六十多岁的老人了,骑一辆破旧的单车,颤巍巍的,叫人担心啊。那辆单车后架左右挂着的箩筐,每天都装着从各个村子里收到的废旧,每天都能给他换几个酒钱。
  忠榆到得最多的,就是乌龟村,因为乌龟村人多户数多,平均一家能收到一个酒瓶,一趟就有几十个了,够一整车了。
  忠榆到乌龟村,偶尔也遇上贵平。往事依稀,当年为了彩云,逞能拼酒的事情,彼此都有记忆,但是,此时,都是花甲老人了,也就不放在心上了。见了面,有烟的还递上一支,唠唠家常,笑笑而过。只是一个嗜酒,一个钓鱼,还是谈不到一块。
  这天,忠榆骑着那辆单车,两筐空空,进了乌龟村,把车子支撑好,停在谭老爹门前的晒谷坪上。
  “谭老爹,有没有酒瓶塑料鞋?”站在车子旁,忠榆高声叫道。
  “塑料凉鞋去年你已经收完了,酒瓶倒是有一大堆,你都要吗?”谭老爹迎出屋子。去年春节大儿子谭茂良回来过年,招了一大群三朋四友连喝三天酒,留下的酒瓶全部堆放在楼梯脚下,占着地方不说,还碍手碍脚的,谭老爹巴不得早一天处理掉。
  “我选选看,人家不收的,我要也没有用。”忠榆说。
  “你不要的,也帮我搬出去當垃圾扔了,放在家里占地方。”谭老爹指指楼梯脚。
  “好,好的。”忠榆走到楼梯脚,看了看,“三分钱一个吧,贵了我就白费力气了。”
  “哟,三分?五分我还舍不得卖呢。”谭奶凑上来说。
  “五分?五分你自己留着吧。”忠榆也不着急。
  “三分就三分吧,反正都是废旧。”谭老爹总是爽快。
  于是,忠榆蹲下来,面对着结满蛛网的楼梯脚,面对着布满灰尘的一堆酒瓶,慢吞吞地一个一个检查起来,缺口的,颜色不合要求的,都放到一边,合格的放在另一边。他每拿起一个酒瓶,对着大门口的亮光,都发现瓶里有那么一点点剩酒,几滴、小半杯的样子。他打开瓶盖,瓶底朝天,让剩酒都流到嘴里,然后吧唧着嘴,又打开另一个空酒瓶……   忙了大半天,他还选不完那堆酒瓶。谭奶在一旁催道:“多少个,你给钱啊。”
  “忙什么咧?慢慢来。”忠榆依然慢条斯理。
  几十个瓶子,个个底朝天“检查”完里面的剩酒,忠榆居然醉了,靠在楼梯脚的墙根下睡着了。
  听到鼾声,谭老爹过来推他:“你还收不收酒瓶呢?”
  “收,收。”迷离的双眼,浑浊的眼光望着谭老爹。
  “那你给钱啊。”谭奶过来帮腔,“总共八十个瓶子,二块四钱。”
  忠榆努力爬起来。谭老爹帮着搬来箩筐,装好酒瓶,两人抬着箩筐,在单车上绑稳了。
  谭老爹望着忠榆踉踉跄跄推着单车的背影说道:“酒瘾真大。”
  “谭老爹,又卖酒瓶了?”
  谭老爹循声望去,贵康和贵平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在樟树脚下乘凉,正朝他喊。
  “卖什么?送给他算了。”谭老爹说,“等于是帮我清理一下楼梯脚,要不也要当垃圾扔了。”
  “我看忠榆也醉得不轻了,懒得和他打招呼了。”贵平说着,又挽起裤腿,挠挠脚踝那块暗红色的疤痕。
  “唉,他天天这样喝酒,恐怕喝不了一段时间了,酒精中毒了啊。”贵康说,“酒精中毒的人是死了还没有埋;我们挖煤的,是埋了还没有死啊。”
  “怎么这样讲话呢?后生家。”谭老爹盯着贵康问。
  “不是这样吗?忠榆天天酒醉,什么事情、什么日子也不记得,不跟死了一样吗?”贵康一本正经。
  “挖煤的又怎么讲呢?”贵平解下鱼篓,认真地问。
  “我们挖煤的,是埋了还没有死。”贵康解释道,“我前几年在矿上打工,经常看见冒顶、透水事故,最要命的是瓦斯爆炸,每个角落都烧到,可以说瓦斯爆炸的时候,矿窿里连老鼠也活不了。矿窿里那些挖煤的,哪个不是已经埋进去了的活人?”
  “死了还没有埋,埋了还没有死,有道理,有道理啊。”谭老爹凄然起来。
  “你怎么没有死?”贵平指着贵康的瘸腿说。
  “那次矿难发生的时候,我的工友就死了几个,有的当场就被煤矸石压扁了,我跑得快,只断了一条腿,祖宗保佑吧。”贵康眼神有点黯淡。
  “出去打工也不是活路啊,还是在家钓鱼捞虾好,苦就苦点,还留得一条命喝稀饭。”贵平说。
  “你一把老骨头,出去打工也没人要你啊。”贵康反唇相讥,“想死都难。”
  “阿公,阿公,”谭佳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刚才那个收我们家酒瓶的人,跌倒了,瓶子全部碎了。”
  “在哪里?”谭老爹问。
  “村尾那头。”
  “我们去看看。”谭老爹说着,跟着孙子走了。
  “要看你们看,我不看他,整天喝酒,还是有文化的人呢。”贵平有点幸灾乐祸。
  “我是想去看,但是腿脚不方便啊。”贵康说。
  村尾,一大群孩子围成一圈,没有一个大人。
  谭老爹拉开孩子,只见忠榆被单车压着,腿上正渗出殷红的血来。
  “扶我起来!”忠榆闭着醉眼,在单车下挥着手,孩子们都不敢靠近,只是远远地围着看。
  谭老爹搬开单车,咔嚓咔嚓,一堆碎玻璃掉出箩筐,估计瓶子碎了不少。
  “伙计,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谭老爹扶起忠榆,让他坐在地上。
  “醉了……我醉了……”忠榆语无伦次。
  “你看,都出血了。”谭老爹挽起忠榆的裤腿,原来膝盖被石头磕破了。
  “不要紧……不要紧,伤点皮,不要紧。”忠榆依然闭着眼睛挥挥手。
  “你今早吃什么了呢?这么一下就醉成这样子?”谭老爹问。
  “我没有吃,就在你家喝点酒。”
  “哦,空肚酒,容易醉的。”
  “本来是想到镇上卖了酒瓶,有钱了再吃一碗粉的……”忠榆低着头说。
  “你,你去舀一碗水来。”谭老爹指着一个家很近的孩子,命令道。
  不一会,那个孩子端着一碗水来了,后面还跟着白发苍苍的老婆婆,拄着拐杖。
  “天啊,死了吗?”老婆婆说。
  “你乱说什么呢?”谭老爹说,“只是伤了一点皮。”
  老人耳朵背,听不见谭老爹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地说:“死了,村里没有人抬啊,我们哪里有力气呢?”
  “你这个死老奶,不要乱说话好不好!”谭老爹吼起来,吓得围成一圈的孩子们散了一大半。
  “谭佳,你们几个去找贵修来。”谭老爹对谭佳命令道。
  “哪个是贵修啊?”谭佳挠挠头。
  “就是独眼龙!”谭老爹又吼起来。
  “哦。”谭佳拉起一个小伙伴,朝村里去了。
  四
  “什么事,谭老爹?”贵修走到谭老爹跟前,斜着眼睛问。
  “忠榆跌倒了,你力气大,你背他去我家。”谭老爹说。
  “酒醉佬,不理他。”贵修说着,偏着脸朝别处看,好像不大理会谭老爹,其实还是盯着他正前方的谭老爹的。因为他的眼睛有问题,一只眼全瞎了,另一只严重斜视,眼光显得很另类,不知底细的人永远不知道他看什么。
  “他家又没有人在家,我们不理哪个理?”谭老爹望着贵修。
  “好吧。”贵修显得很勉强,“又不是我们乌龟村的人。”
  贵修蹲下身子,背起忠榆。譚老爹扶起那辆单车,推着跟在后面。
  “我走了。”到了谭老爹家,放下忠榆,贵修说,“我还要去看看抽水站,要不全村晚上就没有水吃了。”
  贵修是目前留在村里的唯一壮年,是村里的水管员,全村的自来水全是他一人管。如果停水了,很多家根本没有人能挑水,因为只剩下老人和小孩子。
  村里五年前建起自来水抽水站,就是考虑到村里没有青壮年,老人孩子挑不了水,大家才把乌龟山下的一大片丢荒的土地出租给外地一个老板种甘蔗,筹集了十万元建了抽水站。等到安装了自来水管,家家户户装好了水龙头,谁来管水却成了问题。由于都要外出打工,没有人抽水,外出的人也不安心。全村人开了几次会,最后决定由贵修当抽水站管理员,因为他不外出打工。   不外出打工,倒不是他不愿意外出,而是外出了很多次,广东的深圳、东莞,浙江的温州、宁波,跑了很多地方,都没有一家工厂用他,他只好回来了,成为村里唯一的“有力气”的人,可以当抽水站的“站长”。
  “你去吧。”谭老爹对贵修说,“晚上你过来一下,可能还要你送他回家。”
  “嗯。”贵修头也不回地走了。
  贵修回到家,看到自己的孩子和邻居的几个小孩在玩“捉老鼠”的游戏。晒谷坪上,一个小孩拿着一面小镜子,把阳光反射到屋里。屋子里比较暗,那块光斑特别亮。孩子晃动镜子,光斑一下晃到墙上,一会回到地上,一会又跑到吊在横梁上的一只箩筐上。那只箩筐装着花生,那是留着做种子的,因为要防老鼠,只好吊在半空中。
  当光斑回到地上的时候,几个孩子欢呼着拥上去:“捉老鼠啊,捉老鼠啊!”孩子们的几双小手压在地上的时候,光斑却照在他们的手背上,这只“老鼠”,他们永远都不会抓得住的。
  看着孩子们欢天喜地的样子,贵修却吼道:“滚开!再照就摔碎你们的镜子!”他天生有一种“恐镜症”,对镜子永远都不会有好感。
  贵修害怕镜子,是因为他小时候害了眼疾,左眼全瞎了,剩下的右眼也不正常,努力睁开的时候也只是一条缝,难以 “圆睁”起来,虽然村里的人们叫他“独眼龙”,也只能算个半开半闭的独眼龙。
  更要命的是從娘肚子出来的时候,鼻子下边的嘴唇就裂成两瓣。当时,见他面貌丑陋,父亲想要扔掉他,但是当娘的舍不得身上掉下来的这团肉,哭喊着紧紧抱着他不放。
  来接生的赤脚医生说,这是“腭裂”,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兔唇”,要动手术才能修补好。
  “你能补吗?”父亲问。
  “我是赤脚医生呢。”那个在县里培训半个月就当医生的小姑娘红着脸说,很知趣的样子。
  “那怎么办?”母亲很着急。
  “扔了呗。”父亲没有好声气。
  由于当时很穷,父亲哪里拿得出钱来送他到大医院?于是,修补兔唇就只能是赤脚医生的一句预言、一句祝愿了。
  贵修慢慢长大,读书了,老师按照他家族的“贵”字辈给他起了个名字“贵修”,但是读二年级那年,一场病坏掉了他的眼睛,学校外边的大人小孩不再叫他“贵修”,而是刻薄地叫他“独眼龙”。
  二十多岁了,贵修跟随打工大军南下广东,村里的同龄人都进了厂,玩具厂、鞋厂、服装厂都留下了村里的帅哥靓妹,唯独没有一家工厂收留他。于是他悻悻而归。
  过了几年,似乎好了伤疤,他又跟着几个年轻人出门去。因为是同村,年轻人虽然不愿意与他同行,但是也不好启口。这次是去浙江,不再是上次广东那个伤心地,所以贵修心情好了许多。他想,只要能有一家工厂留住他,让他扛包也可以,守门也行,反正干什么工种都行。
  因为他的外貌的缘故,浙江和广东一样,依然让他伤心。
  他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人来人往的大街,一些孩子看见贵修走过来,赶忙躲到大人的怀里,向他投去奇怪而惊恐的眼光。
  风餐露宿了几天,带去的钱很快用完,口袋里已经找不到一分钱,吃饭没有钱,更没有了路费,又跟同乡失去了联系,贵修独自流浪街头,不禁暗自神伤。
  不知道流浪了多久,饿了,垃圾桶里找吃的;渴了,路边的沟里灌一气水;累了,就在十字路口拐角的廊檐下躺一晚。
  一天,他路过一座桥头,看到“南京长江大桥”几个字,很激动,那不是读小学时候课文里写的那座桥吗?哦,一不小心,已经来到了南京!贵修拖着沉重的脚步,顺着人行道,登上大桥。隔着栏杆,望着滔滔江水出神。浩瀚的江面,相比之下,贵修想,自己是多么渺小,一只蚂蚁吧。一只蚂蚁,命值多少钱呢?不值!于是,他抽起一条腿,搭到栏杆上。栏杆外边,就是波涛汹涌的长江。大桥那么高,水那么深那么急,跳下去,不被摔死,也会淹死,他想,一闭眼睛,一咬牙,翻了过去,就一了百了了。他怨父亲当年只说不干,“扔了”只是停留在嘴上的一句话,使他二十多年来看尽了人们的白眼,听够了人们的嘲笑,受尽了人世间的这么多罪。
  正当他要翻过栏杆的时候,一只大手把他拉了回来。
  “我注意你很久了,不要想不开啊。”南京当地的口音,和善的面孔。
  “不用救我。”贵修号啕大哭。
  “有什么困难对我说啊。”南京人说。
  “……”于是,贵修断断续续地把二十多年来的伤心经历从发音不清的兔唇倒了出来。
  南京人把他带到自己的住处,先是端上几个白胖胖的馒头,然后让他到卫生间里洗洗刷刷了一通,还翻出一套整洁的衣服让他换上。
  几天过后,看贵修情绪好多了,南京人帮他买了车票。车子开动了,眼泪迷糊的双眼,看不清南京人和善的面容,但他记得南京人说的话:好好生活,要对得起父母的养育之恩,要对得起这二十多年来的坚持。
  回到乌龟村,贵修埋头土里刨食,不再理会那些撺掇他出去打工的人。他知道,叫他出去打工的人都是在跟他开玩笑,他们的话,当不得真。
  村里还有一个埋头土里刨食的人,叫玉秀。玉秀也跟打工的伙伴们南下广东过,但是,遭遇和贵修一样,因为她长得也不好看。用厂里的年轻人时髦的说法,叫“影响市容”:你看,一个女孩子家,怎么就不长头发呢?
  十岁那年,玉秀生了一场大病,一头乌黑的头发全掉了,再也长不出新的来。父母也着急,大医院都跑了个遍,医生也拿不出好办法来。从那以后,盼望长头发,便成为玉秀最大的心愿,哪怕是几根,哪怕是白的也好啊。反正,十几年了,头发的影子都没见过。玉秀多少个晚上都梦见自己长出瀑布一般的长发,但醒来一摸,头上还是光溜溜的,眼泪不觉又打湿了枕头。
  于是,外出打工就成为一种幻想了。于是,玉秀就只能在村里土里刨食了。于是,村里剩下的两个年轻人,玉秀和贵修就别无选择地走到了一块。
  消息传开,在外打工的小青年们,晚上躺在集体宿舍的双层床上开玩笑:   “你们猜,哪两公婆最小?”
  “……”
  “你们猜,我们乌龟村哪两公婆最小?”
  “你说!”
  “贵修和玉秀!”
  “为什么?”
  “你们发木啊,脑子进水了,这个都不知道。”
  “你不发木,你说啊!”
  “你们想想看,一个头发还没有长出,一个眼睛还没有开完,你们说小不小?”
  “哈哈哈!”小青年们一直笑到半夜,一直笑了几天,一直笑了几个月,一直笑遍有乌龟村人打工的所有工厂,一直笑到春节的乌龟村,节后回到打工的东莞深圳还接着笑。
  贵修和玉秀在村里埋头土里刨食,不理会人们的嘲笑,贵修记着南京人勉励他的话:要对得起这二十多年来的坚持。他们种玉米,种甘蔗,种桑养蚕,每年也有三五万元的收入,比外出打工的差不了多少。
  他们的孩子出生了,五官端正,头发黑亮,一双葡萄一样的大眼睛扑闪扑闪的,惹人喜爱。
  他们的孩子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捉萤火虫、爬树掏鸟窝、到村尾的溪里游泳,没有一样比别家的孩子差。
  别家的孩子只能跟爷爷奶奶在一起,一年四季见不到父母一眼,听不到父母一句话。贵修和玉秀的孩子,每天晚上都能偎依在母亲的怀里,含着母亲的乳头,甜甜地入睡。
  贵修和玉秀,不光干好自家的活,带好自己的孩子,還为村里管很多的事情。哪家的水管漏了,贵修上门拧紧水管接头;哪家的电灯坏了,贵修扛上梯子换灯泡;哪家的油盐吃完了,他们上街帮采购;哪家的老人生病了,他们帮请医生、帮送医院。
  过年的时候,谭老爹对村里的年轻人说:“你们不在家,贵修和玉秀辛苦啊,你们要记得请人家到家吃年饭啊!哪个小气,我给你记着,来年叫贵修和玉秀不理他家的事情!”
  过了八月十五,天气是一夜凉过一夜。山岭上的枫叶也慢慢地红起来了。乌龟山下,一眼望不到边的甘蔗林的绿色也慢慢地褪去,干枯的甘蔗叶也越来越多了,每当秋风吹过,脆生生的“唰唰”声震得耳膜发麻。
  “谭佳,你晚上不要出去玩了,天一黑就要回来。”这天是星期六,吃过午饭谭老爹对孙子说。
  “萤火虫还捉不完呢。”谭佳说。乌龟村的学校,老师是外地的,星期六回家去了,孩子们就在村里疯了一样地玩。
  “过了八月社,一夜冷一夜,懂不懂?晚上露水重,容易感冒,懂不懂?”谭老爹越说越严厉了。
  “晚上不能出去,白天可以出去吧?”谭佳有点妥协。
  “白天可以。”
  “那我跟我们班的同学去甘蔗地里捉老鼠。”谭佳知道秋天里的甘蔗地里,老鼠又肥又大。那些老鼠都是啃甘蔗长大的,毛色光亮,捉来烧烤,味道美得很。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全村的孩子都要钻进乌龟山下的那片甘蔗林,把一个个竹筒加上细铁丝做成的捕鼠机关装在老鼠经过的“鼠路”上。
  “你去吧。”谭老爹也惦念着那烤老鼠的美味。
  “我去了,阿公。”谭佳留下一串笑声,向村中间的伙伴家跑去。
  秋日的午后,暖暖的太阳把人晒得懒懒的。几个老奶奶坐在谭家的屋檐下,太阳把她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这种季节,屋里比较阴冷,上点年纪的都喜欢出来晒太阳。谭奶在这些老奶奶中是最年轻的一个了,但也六十多了。她边聊天边为谭佳的衣服修扣子。其他的老奶奶都只是坐着,谈论着谁家的孩子在深圳赚的钱多,谁家女儿在东莞嫁的老板有钱,哪家的孙子长得像谁谁……
  一阵风过,黄色的樟树叶纷纷飘落下来,树脚下铺起一层厚厚的地毯。
  突然,空中飘着很多弯而卷的黑东西,落到谭奶家的晒谷坪上。一会晒谷坪上就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一片黑,仔细一看,那是烧焦的甘蔗叶,谭奶抬头远望,只见不远处腾起一股浓烟。
  “不好了,火烧甘蔗了!”谭奶大叫起来。虽然现在谭奶不种甘蔗了,但是种了几十年甘蔗的她知道,甘蔗林一旦着火,很难救的,风干物燥,风助火威,几十亩连片的蔗林转眼就被烧得焦黑黑的一大片。经过火烧的甘蔗,水分下降,产量下降,损失严重啊。加上砍运不及时,再受几场白霜,甘蔗就要“臭酒”,榨不出好糖来,所以糖厂对被火烧过的甘蔗的收购价都是大打折扣的。
  虽然眼下的甘蔗,都是一个外地老板承包乌龟村的土地种植的,但是损失的也是钱啊。
  “救火啊!”谭奶连声高叫起来。
  贵修箭一般冲向着火的甘蔗林,他知道,一群孩子就在那片甘蔗地里捉老鼠,他的孩子也在里边。他还知道,村里再也没有能救火的人了,一帮老头老奶奶能救火?
  火!几层楼高的火焰,腾腾燃烧,太阳下的火舌舔着天空。干枯的甘蔗叶被烧得噼啪作响,越来越猛的大风把烧过的蔗叶裹往空中,像一条条焦黑的龙在空中狂舞、乱窜,然后飞向远方。
  贵修一口气冲到甘蔗林旁边,猛烈的火苗舔得他不能靠前,每一靠前,眉毛、头发就“吱吱”地响,发出一种烤猪脚的气味。
  “你们在哪——”贵修用尽平生力气大吼起来。
  “我们……这边……”隔着火帘,隐隐传来孩子稚嫩而惊慌的声音。顷刻间,孩子的声音又被噼噼啪啪的声音掩盖过去了,显得那么轻微、那么虚弱。
  贵修找了一个火势弱的当口,后退三步,屏住呼吸,冲进火帘。
  也不知道摔了多少跤,跳过了多少道田坎,扑倒了多少根甘蔗,贵修终于找到了孩子们。
  四个小孩抱在一起,瞪着恐惧的眼睛,在浓烟和血红的阳光下,腿脚瑟瑟发抖,看到大人来了,纷纷哇哇大哭起来。
  “哭什么哭,哭你就不死吗?”贵修吼起来,“往这边跑!”贵修拉起一个孩子的手,向地头跑去。
  跑到地头空旷的地方,贵修回头一看,自己拉出来的是谭佳,而不是自己的孩子。
  “他们呢?”贵修大声吼起来。
  “他们脚软,走不得。”谭佳哭着说。
  贵修又冲进已经被浓烟笼盖的蔗林。他闭着眼睛冲到哭喊和咳嗽搅成一团的地方,一手夹住一个孩子,冲到地头,像扔皮球一样扔下孩子,换了一口气,又调头冲了回去……   一阵狂风。大火以排山倒海之势压了过来,把贵修和一个孩子卷在其中……
  村里所有的人都来了,拄着拐杖的老奶奶,牵着孙子的几个老鬼,一瘸一拐的贵康,扛着钓竿的贵平……接着,包村的乡政府干部来了,乡长也来了……
  天黑下来了,县里安监局的局长也带着一干人马赶来了。乌龟村一下子热闹起来,小轿车、越野车、救护车……把乌龟村弄成了一锅翻滚的粥。
  在谭老爹家的晒谷坪上,在那棵樟树脚下,包村的干部买来电线、插座、灯头、灯泡,一会就从谭老爹家里扯出电线装上了电灯,把整个晒谷坪照得通亮。
  看着烧光了眉毛,头发翻卷着,汗水、眼泪和着烟灰抹在脸上的三个孩子,安监局局长问:“怎么就烧起来了呢?”
  “我们熏老鼠。”谭佳说。
  “不是去装老鼠吗?老鼠筒都拿去了。”谭老爹在一旁很着急。
  “老鼠不出来,我们就熏。”另一个头发被火烧去了一大半的孩子说。
  “贵修先救哪个?”乡长轻声问道。
  “我。”谭佳答道。
  “怎么不先救他的娃崽呢?”村里的一个老人在一旁插嘴。
  “乡长。”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过来,轻声对乡长说,“医生说是窒息的,孩子也没有救了。”
  “抬回去没有?”
  “我们几个包村的抬回去了,放在他家的堂屋呢。”
  “走吧,看看去。”鄉长站起来。
  贵修家的几间泥瓦结构的房子,距离谭老爹家不很远,乡长一行人到来时,乡里的干部和村里几个腿脚还算灵便的老人已经在房前屋后忙开了。
  空气中弥漫着檀香味。贵修的遗体被裹在乡干部刚刚买来的毯子里,躺在堂屋的正中央。遗体的正前方,摆着一坨芭蕉梗。芭蕉梗上插着两支红色的蜡烛,那蜡烛在摇曳的火光中流着红得刺眼的泪;几支檀香燃烧着,袅袅的几缕青烟,升腾着,升腾着,飘向屋顶。檀香头上,烧过的香灰无声无息地落下来,覆盖在那还在渗水的芭蕉梗上,有时落下来的香灰还带着高温,遇上芭蕉梗上的水,便发出轻轻的“吱吱”声。
  玉秀哭昏了醒,醒了又哭昏过去,已经不知道反复多少次了,几个老奶奶正扶着她瘫坐在地上。
  “苦命的女人啊——”一个老妇人在里屋用那哀伤的腔调,历诉着生活的艰难:“你小的时候有病啊……现在又死了娃崽走了男人啊……苦命啊,苦命的女人啊……”
  乡政府几个帮着打理的年轻干部也不停地抹眼泪,乡长也不禁唏嘘起来。
  谭老爹点上两支香,蹲下来,把香插到那坨芭蕉梗上。看着眼前的烛光摇曳,谭老爹禁不住老泪纵横。
  贵修遇难的第三天,乌龟山下多了一抔黄土,那是他和他儿子的坟!
  坟头上,放着乌龟村小学全校师生采集乌龟山上的野花编织的一个花环。坟前,黑压压地站着人。年轻的,是乡政府的干部和村小的老师,年长的都是乌龟村的老爹爹老奶奶,年纪小的孩子,不懂事地在人群里蹿来蹿去。几个在电话里表示要赶回来参加葬礼的年轻人还在路上风雨兼程。等不到他们回来,乡长已经带领全乡干部和留守乌龟村的老老少少给贵修送了葬。
  带领人们给贵修三鞠躬后,乡长致悼词:
  “他无私为公,几年来默默无闻地为村民抽水,管理抽水站,保证了全村的生活不受影响,为在外打工的务工人员解除了后顾之忧;他心胸宽阔,不因为自身的缺陷被人嘲笑而记恨别人,平时乐于为本村需要帮助的群众买东西、请医生;他舍己救人,当火灾袭来的时候,他毅然挺身而出,救出了别人的孩子,却牺牲了自己的孩子,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亡留给自己,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舍己救人的这种精神,我们要永远学习他!”
  人们散去,作为采访这次火灾事故的记者,我默立在这一抔黄土前,看着贵修坟头的花环,仿佛觉得乌龟村,不,乌龟村一带,不,是天下色彩最夺目的花朵,都在这荒草漫野的乌龟山下集中了。
  五
  贵修的葬礼结束了,乡政府的干部走了,乌龟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村前那片经过大火烧过的甘蔗林已经变成黑乎乎的一大片,和往日和风拂过绿浪翻滚的模样大不一样了。承包老板早早找到糖厂,要求提前砍运进厂,否则损失就大了。如果是往时,出现失火,老板就要找责任人赔偿损失的,但是这次,虽然是小孩子熏老鼠惹的祸,但是死了人,老板也不好叫家长赔偿了,承包人家的地,在人家的家门前种甘蔗,搞好关系还是很重要的。
  老板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贵修走了,他和乡长还登门,分别送去一千元钱,慰问玉秀,慰问这个舍己救人的英雄的妻子,同时也看望受了惊吓的孩子。村里的老人都很感动,表示以后要看好孩子,不给玩火,保护好甘蔗。
  听说村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在广东打工的几个年轻人风雨兼程赶回来,但是还是赶不上贵修的葬礼。回到家的时候,贵修已经下葬,他们只好到贵修父子俩的坟头补上了几炷香,感谢村里舍己救人的英雄。
  “没有贵修,谭茂良的儿子他们几个死定了。”从坟地下来,一个青年说。
  “那你还笑人家两口子一个头发还没长,一个眼睛还没开。”
  “那不是开玩笑嘛。”
  “没有他,这几年村里吃水都成问题,他是个好人啊。”
  “贵修救人,死了,政府给什么?”
  “听说乡里正在申请烈士呢。”
  “烈士?他又不打仗。”
  “你真是没有文化!只有打仗才成烈士?贵修为了救人,当然也能当烈士。”
  “听说要报到民政厅,过很久才批下来,你以为烈士容易当的吗?”
  “贵修救了谭茂良的儿子,为什么谭茂良不回来看?为什么不回来送贵修?”
  “听说也回来了,正在半路上呢,堵车厉害。”
  “听谭老爹说,谭茂良不回来了,搭不上车,说要等到春节回来的时候,再去向玉秀道谢,到时要送给玉秀几千块钱,感谢费。”   “他妈的,现在都不回来,春节回来再去看,惹人家玉秀伤心。”
  死者长已矣,活着的人总是感到时间过得很快,转眼,贵修就走了两个月了。进入腊月,天气是越来越冷了。
  “哥,你和我嫂什么时候回去?”一天,在东莞打工的谭美良给哥哥谭茂良打电话。
  “现在很忙,厂里的订单多,我们天天加班到很晚才休息,今年可能要到腊月二十五、二十六才能走。”在深圳的哥哥说。
  “到时候多买些东西,看看玉秀,人家贵修是为了救孩子才走的。”谭美良总是担心哥哥粗心。
  “知道了,我和你嫂商量了,给她几千块钱,感谢他们一家人。”
  “怎么回去呢?搭车那么难,快巴的票都卖完了。”
  “和往年一样呗,骑摩托车回去。”
  “太冷了,要骑几天呢。”
  “几天就几天呗,又不是没骑过。”
  “我们也骑摩托车,我们村所有的人都说,骑摩托车回去,懒得去挤大巴,也没有时间去买票。”谭美良两口子惦记着孩子,早早就决定回去了。
  “好的,到时候约好我们村的人一起走。”
  “争取腊月二十七到家,爸妈说回去杀猪过年,他们养的猪有三百斤了。”
  天,越来越冷。每天的中央台都播报天气:“冷空气南下”“湖南、贵州出现了冰冻灾害”“广西北部也出现了冰冻,交通严重受阻”……
  谭茂良每天下班回到出租屋,打开那台二手家电市场买来的电视,第一时间都关注这个频道的天气预报。他很想知道,回家的路怎么走。
  腊月二十四下午,谭茂良终于有半天的休息,他和妻子骑上摩托车,径直出了厂门,赶到深圳的大街上。他们打算为父母、为孩子买些衣服和玩具。
  “这件怎么卖?”谭茂良指着一件黑色的棉绒。
  “去年不是给你妈买了吗?今年还买?”妻子问。
  “买给贵修妈,贵修不在了,我们不能忘记了老人家。过年的时候去看她老人家,给她送去。”谭茂良惦记着孩子的救命恩人。
  春节将至。腊月二十以后,广东深圳、东莞、佛山、中山等农民工集中的城市,在那些工厂里,在那些外来工集中的租住屋一带,空气中酝酿着一股浓浓的归乡的气息。工厂,开始放假;商场,人头攒动;车站,熙熙攘攘;公路,车水马龙……虽然北风凛冽,但阻挡不了农民工的思归步伐。深圳的大酒店里,热气腾腾的火锅;东莞的民居里巷,噼里啪啦的爆竹声;佛山的工业园区,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中山的台商港商,门前的火红春联……虽然年味浓烈,但是留不住农民工思乡的心。他们的家不在这里,他们的心不在这里,他们的妻儿老小不在这里,他们的家在偏僻的桂西北、在遥远的云贵川渝,在翻过一山还有一山的大山褶皱里。
  出租屋里,谭茂良一大早起来,把手伸进冰冷的脸盆里,蘸着少许水,搓搓手,捧着脸巾往脸上一敷,顿时清醒了许多,昨晚加夜班的疲倦一扫而空。
  一连加了几个晚上的班,把自己的任务完成了,老板终于在腊月二十六同意他放假过年。睡了几个小时,赶忙爬起来,收拾行李,因为跟在广东其他城市打工的乌龟村老乡约定,今天是他们摩托车队集结回家的日子。
  他把前几天买给父母的衣服以及孩子的玩具装进蛇皮袋,捆成一个大大的包裹,放到摩托的后架上,尽量挪到最后面,以便腾出妻子的座位。妻子很胖,一百六十斤的体重需要占据很大的位置。把包裹绑稳后,他还摇了摇摩托车,看看绑得稳不稳。
  绑好大包裹,谭茂良又“武装”起自己来:先是脱下那双后跟早已磨损严重的杂牌皮鞋,装到一个塑料袋里,塞到摩托车保险杠的小斗里,然后穿上高筒水鞋,把裤腿塞到水鞋里,站在镜子前看了看,觉得自己有点像电影里的日本军官,不禁嘿嘿地笑了笑。打理完腿脚,谭茂良又穿上厚厚的夹克,在腰间系上一根皮带,然后在外衣外面套上雨衣,戴上头盔,拉下挡风镜,俨然一个全副武装的太空人。
  妻子也在一旁装束自己,雨衣、头盔和丈夫的一样之外,脚上的高跟鞋换成了球鞋,套上红色的塑料袋,在腳踝上打个结,鞋子和裤腿就连成一体,一会在路上飞奔的时候,寒风和泥浆都被挡在外边了。
  “嘀嘀——”谭茂良夫妻俩骑上摩托车出发了。一路上,各个路口都不时驶出农民工的摩托车,每一辆的“造型”与谭茂良他们的几乎一样:头盔、雨衣、塑料袋套鞋子。他们都是嫌搭汽车太贵太麻烦,而自愿忍受长途跋涉中寒风的折磨,选择骑摩托车回家过年。他们会合在一起,朝着同一个方向——北方,前进。
  天空,飘着绵绵细雨;寒风,把远处的砖厂高高的烟囱冒出的烟雾吹得歪歪斜斜。路旁的几家刚刚动工的厂房,开出几辆泥头车,一路颠簸,散落的泥土拌着雨水,在川流不息的车轮下,变成一层薄薄的泥浆铺在路面上,摩托车队所过之处,发出“吱吱”的响声。
  一个早已停止使用但还来不及拆除的公路收费站,迫使来往的车流放慢了脚步。各路集中而来的农民工摩托车队越来越多,终于在上午九点时分,会合成一股北上的潮流:人声鼎沸,车声隆隆,路旁几家汽修店燃放的鞭炮声,充斥耳膜;鞭炮的硝烟夹杂着摩托车的尾气,混合在冰冷的细雨中,在这年终岁末给人一种别样的感觉,那就是:回家过年!
  细细的雨滴飘洒在谭茂良的头盔上,挡风镜雾蒙蒙的一片。他驾着摩托车在人缝里移动。人流的方向都是北上,有的可能只是短途,一天半天到肇庆、韶关一带,有的将要远程跋涉,目标在广西、贵州、湖南、四川……
  人流、车队。公路上出现了拥堵。谭茂良只好把车挪到路边。夫妻俩下车观望,打算等待人少一些再走。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那是去年过年的时候,妹妹谭美良帮他设定的手机铃声,用了一年,只要这个声音响起,谭茂良就不由自主地去摸手机。此时,他费力地掀起雨衣,从别在腰间的手机套里摸出手机。
  “哥,你们到哪里了?”原来是妹妹谭美良打来的。
  “我们刚刚出城,在收费站这里被堵住了,你们呢?”   “我们东莞这边也堵啊,今早七点就出来了,还走不了二十里。”
  “哦,慢一点,不要图快,安全要紧。叫妹夫不要开快车,路滑啊。”谭茂良还是一副关心妹妹的口气。
  “嗯,他曉得的,又不是第一次骑车回去过年了。”妹妹很自信。
  “过了这个收费站,就好了,我们争取今天下午在肇庆会合,你们先到,就在那里等我们。”谭茂良掐着指头计算着。
  …………
  广东的交警很尽责,他们忙前忙后,疏导交通。仿佛交警跟农民工有个约定: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要在这个路口见面。
  这时,天上出现了一架直升机。那是广东警方为了疏导交通,在空中收集交通信息,指挥路面的执勤交警。飞机飞得很低,一个记者扛着摄像机就坐在打开的机舱门口,对着地面的人群车流拍个不停。看来,面对汹涌而至的打工者回乡摩托车流,电视台这些新闻媒体也很感兴趣。谭茂良脱掉头盔,抬头望着直升机,心中有一种暖暖的感觉。
  人流终于慢慢稀疏起来。
  谭茂良启动摩托车,一溜烟,跟上了大部队。这是一条二级公路,临近春节,显得很繁忙。汽车大都是长途大巴、私家车,然后就是摩托车了。每年的这个时候,返乡农民工的摩托车队就变成这条公路上的主力。
  这支来自农村最能吃苦耐劳的主力,在寒风中长途跋涉一两天、三四天,不以为是受罪,反而认为是很愉快的事情,那是因为,这样可以节省下来一大笔路费。回到家里,这笔节省下来的费用可以成为孝敬父母的春节见面礼,可以成为补偿一年来亏欠孩子的压岁钱,可以修补一年里风吹雨打而缺漏的房屋,可以购买来年急需的种子化肥,也可以成为春节走亲访友的开销,最现实的就是回到本地的集贸市场采买过年必需的猪肉、藕粉、木耳、砂姜八角、油盐酱醋、鞭炮香烛……他们都是当家人,都知道临近年关,钱是最好的 “通行证”,所以能省就省,能开着摩托车回家,就不去搭乘春运期间的大巴。春运的大巴,票价比平时高出两三倍,他们不明白,有关部门为什么允许客运企业“趁火打劫”,在农民工最需要乘车的时候,趁机提高票价;平时不乘车,票价怎么就那么低呢?
  谭茂良一加大油门,摩托车便吼声大作,路旁的电杆一闪而过,高耸的广告牌也慢慢地朝身后移去,广告牌上那个演员濮存昕——预防艾滋病的形象大使的笑容也慢慢地模糊起来。
  谭茂良不断超车,把很多同行的兄弟姐妹都甩到后头。他估计,照这样的速度,下午一两点钟,就可以在肇庆与妹妹妹夫会合了。
  “冷,我的腿脚都硬了,”身后的妻子说,“风太大了。”
  “我也是,雨衣挡得雨挡不得风啊,身体的热量都被风吹走了。”谭茂良也觉得手脚僵硬,有点不听使唤了。
  “要不我们停下来一下吧,等风小了再走。”妻子建议道。
  “我的摩托车一提速,风肯定小不了,等不是办法。”谭茂良一意孤行。
  “那你开慢点啊。”
  沿途很多收费站,交警都设立了便民服务点,有的干脆挂牌叫“返乡农民工强制休息点”。每一个点,都是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到处都停满了摩托车,每一辆摩托车上,都绑着大大的包裹;每一个点,停车休息的人们,或站或蹲,他们正享用交警免费提供的热开水、方便面。每一个人身上都套着雨衣,不管是红的绿的,还是黑的,都布满了路途中留下的斑斑泥点;很多人脚上套着的塑料袋,红的、黑的、黄的,真是色彩斑斓,给这个凄冷的腊月二十六带来了一道算不上好看的风景线。
  谭茂良在一个休息点停了下来。屈腿太久的妻子居然下不了车。谭茂良脱掉手套,双手在嘴边哈了一口热气,搓搓手,把妻子抱了下来。妻子蹲在地上,还是站不起来。
  一个交警端来一杯温开水,谭茂良来不及说声谢谢,就一饮而尽。暖暖的温水从喉咙一直流过食道,进入胃里。谭茂良闭着眼睛体味着这股暖流经过的地方留下的印记。
  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拿着空纸杯,到开水桶打了一个满杯,递给蹲在地上的妻子。妻子接过,喝了,很久,才扶着摩托车慢慢地站立起来。
  不管交警多么热情,不管开水多么暖和,不管方便面多么可口,都留不住这些过客。他们喝了,吃了,搓搓冻僵的手,捶捶冻麻的腿,翻身上了摩托车,拉下头盔的挡风镜,又成群结队地朝前奔去。
  下午两点钟,谭茂良兄妹四人顺利在肇庆的一个路边餐馆会面。炒了个土豆丝,还有一个肉末酸菜,草草吃了午饭,五十块。结账的时候,餐馆的老板娘有点不高兴,嘟嘟哝哝的,大概是客人吃的不多,她赚得太少的缘故。
  四个人围着一个刚刚取出炉子的煤球,虽然已经烧完,但是还有点热气。
  “哥,今年打工还可以吧?”谭美良问。
  “还可以,比在家里种地强。”谭茂良说。
  “带了多少回去?”谭美良问。
  “全部取现带回去,要不然回我们那里取钱又要交手续费。”谭茂良总是想得很远。
  “又没有很大的开销,带那么多回去干什么?不安全的。”谭美良说。
  “看一下贵修家的老人,要几千的。”谭茂良说。
  “嗯,应该的。”妹妹说。
  …………
  过了很久,谭美良突然说:“我的那个崽不知怎么样了,一年都没见了。”
  “快了,后天就可以见面了。”哥哥安慰道。
  “不知道还哭不哭。”谭美良眼睛湿润起来。
  “跟着外公外婆,哭什么?”哥哥还是安慰。
  “听爸妈说,半夜一醒过来就哭,要吃奶,要妈妈。”谭美良说。孩子刚满一岁,谭美良就把孩子扔给父母帮忙照看,跟着丈夫下广东打工,一想起孩子,谭美良就忍不住满眼的泪水。
  “过年你们打算怎么过?”或许是要岔开话题,谭茂良向妹妹两口子努努嘴。
  “初一在家,初二要去他家。”谭美良指指老公,老公家在距离乌龟村不远的另一个村子。
  “爸妈前段时间打手机,说要杀猪过年,猪肉多的是,初二你们回那边家就不用买猪肉了。”谭茂良说。   “嘿嘿,怎么好意思呢?”妹夫腼腆地低着头搓搓手。
  “今年没有三十,二十九就算是大年夜了,所以明天,最晚后天一定要到家。”谭茂良说。
  “那就走了,还坐什么?快点啊。”谭茂良妻子站起来说。
  “今晚我們要赶到梧州,住一晚,明天就快了。”妹夫说。
  “天气冷,开慢一点。”谭茂良说,“后天到家就行。”
  腊月二十七一大早,梧州的一家简易旅馆。谭茂良夫妇从那张油光发亮的被子里爬出来,天已经大亮。
  “妈的,昨晚怎么看不出被窝这么龌龊?”谭茂良说。他好像很熟悉这种被子,仔细想一想,原来,前几年来回广东的时候,都在腊月,都搭乘那种双层卧铺大巴。那种双层卧铺,两铺紧靠在一起,被子一用就是一个冬天,车主不洗不换,每一张被子都留着不同乘客的汗渍,被头都是油光发亮的。这种被子,谭茂良再熟悉不过了。但是,他不知道旅馆怎么也有这样的被子。
  “累都累死了,还有心思看人家的被子干不干净。”妻子说。的确,骑了一整天的摩托车,赶了一整天的路,深夜十一点赶到梧州,进了旅店,倒头便睡,一觉睡到天光,其他的谭茂良都理会不上了。
  谭美良夫妇也在另一间屋子醒来。
  于是,一切重复昨天的情形——继续赶路。
  夜幕降临。
  腊月的夜,飘着毛毛细雨,骑摩托车赶路的谭茂良他们觉得越发地冷。摩托车的灯柱,映衬着丝丝斜雨,谭茂良他们还在风雨兼程。
  路旁的村子,农家透出橘黄色的灯光,照着一闪而过的摩托骑者。有的农家门口,孩子们已经放起爆竹来,那种跳猫,特别好看,旋转着,在雨中的地上蹦蹦跳跳,喷出彩色的火焰,煞是好看。谭茂良看一眼,心想,明天到县城也给儿子买上一两盒。远处,传来猪的拼命尖叫声,谁家这么晚还加班杀年猪呢?谭茂良想,也许,也是广东打工回来的,连夜杀猪,明天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吧……空气中飘过一丝蒜叶葱花拌着生抽麻油的香味,谭茂良皱一皱鼻子,他知道人家正在围炉打火锅呢。明天,明天,我们一家也能打火锅了,他想着,一加油门,摩托车又冲锋起来。
  …………
  实在太累了。他们决定在柳州找一家旅店住下。虽然很累,但是想到明天就可以到家,他们还是很兴奋的。
  “到哪里了?”一大早,谭老爹就打来电话。
  “昨晚到柳州,今天可以到家了。”谭茂良缩在被子里接电话。
  “争取下午到家,我烧水等你们,一回到马上杀猪。”谭老爹说。
  “爸爸,爸爸,”电话那头,谭佳抢过手机,“奶奶养的猪三百斤呢,你快点回来啊!”
  “你回到县城,记得买一块玻璃,楼上的窗子被樟树枝打碎了。”谭老爹又抢过手机说。
  “嗯,记得了。”樟树脚下的楼房是谭茂良和妹妹打工挣钱建起来的。日夜惦念的家,哪个窗子哪个门,哪块玻璃哪块瓦,他都记得清清楚楚,所以父亲说的樟树枝打碎的玻璃,他一直惦记着放假回去要换一块,不想父亲此时又提醒一次。
  放下手机,谭茂良一骨碌爬起来。又是全副武装一番后,走出房门,看到妹妹妹夫还没有动静,就使劲敲门:“起来了,天大亮了!”
  “四个人住了两晚,总共二十元钱,这样的十元店真便宜。”起床后,妹妹说,“哥哥,你怎么总是抢着付钱?白天吃饭你付钱,晚上住宿你还付钱,你让他付不行吗?”
  “当哥的应该。”谭茂良总是摆出哥哥的样子。
  距离乌龟村越来越近了。家山在望!
  下午,谭茂良一行拐进县城,采买一些藕粉、木耳、砂姜八角、油盐酱醋、鞭炮香烛……然后从县城出来,径直朝乌龟村疾驶。
  从县城到乌龟村,本来没有公路,因为每年都要从乌龟村把甘蔗运到糖厂,所以二十年前就修了一条机耕道。历年来雨打水冲,修修补补,也慢慢成为一条简易公路了,大卡车也可以进出。特别是甘蔗老板租种乌龟村的土地后,每年榨季都跑县里、糖厂争取资金修整路面,交通还算方便。
  难走的还是有一段,那就是乌龟坳。翻过乌龟坳,就是乌龟村了。这段路坡陡弯多,单车、摩托车在这段路很容易摔跤,因为路面满是浮沙,稍不留神,车子就打滑,乌龟村的人叫“踏沙”。车子一“踏沙”就斜着,斜着,连人带车摔在地上。此时,车子刮花了不说,人的肘部、手掌、脚踝这类着地的部位往往严重擦伤,皮肉血糊,甚至露出白森森的骨头!
  一路上,谭茂良他们不停地与运蔗的大卡车会车。每一次会车,谭茂良都小心翼翼,他知道,运蔗车在乌龟坳,出事不少。从乌龟村出来的卡车,都堆满了甘蔗,像小山一样,这样的车子都装了十五吨至二十吨,虽然慢吞吞的,但是因为超载,经常有后桥、钢板断裂的,有连人带车翻下路坎的,有车身太重把驾驶室高高翘起的;更要命的是,这些运蔗车,为了多拉,往往主车之外,还带着挂车;为了多拉,在这样的山区公路,还开得飞快,从山外边进乌龟村的空车,可没有出山的时候那样温柔了,隆隆驶过,沙飞水溅,把路人都逼到路旁的高坎下,躲避不及的,浑身是泥浆。
  在本县,每年的榨季,路上跑的运蔗车,大多是二手三手车。还没有到榨季之前,这些车停在农家院子、村道路旁,任凭野草覆盖、野藤攀附、风吹雨打,锈迹斑斑;一到榨季,车主请拖车拖到修理厂,花上几千万把元的修理费,简单敲敲打打,就上路了,一个榨季下来,也能赚那么三五万元运费。是啊,十几万元的新车,谁舍得用来运甘蔗这类粗糙的东西呢?十几万元的新车,都在县城里,在高速路上运高档货物呢。
  谭茂良全力加大油门,冲上乌龟坳。上了乌龟坳,就可以看见乌龟村了,就可以看到那棵樟树了,就可以看见樟树下粉白的楼房了,还有房前翘首以待的父母、儿子佳佳!
  寒风中,谭茂良仿佛看到父亲用几块大石头,在樟树脚下的晒谷坪上垒砌一个临时灶台,烧着一大锅的滚水,等他们一到就用滚水杀猪。寒风中,那灶,正燃着手臂粗的树枝,那锅,正冒着腾腾白气……谭茂良不觉惬意起来:杀了猪,猪肝粉肠,蒜叶葱花拌着生抽麻油,一家人围着火炉,津津有味地吃顿团圆饭。毕竟,去年正月初六外出打工至今,一年了,一家人都没有能围在一起吃饭了。
  一个下坡弯道,又是一辆隆隆驶来的空车。谭茂良有点紧张,冻僵的手有点不听使唤。他努力把住车头,看到主车过去了,他刚要嘘一口气,可是,没想到的是,那车还带着挂车。就在一瞬间,那辆运蔗车的挂车一摆,轰的一下,把谭茂良夫妇连人带车撞出十几米,连打几个滚,翻下十几米高的路坎。
  “哥——”紧跟在后的谭美良目睹了这一惨剧,凄厉地尖叫起来。
  空中,几只鸟飞过,不知是不是长途迁徙的候鸟……
  当谭美良绕过高高的路坎,疯狂地跑到哥哥身旁,掀起压在哥哥身上的摩托车的时候,哥哥已经不行了,只说了半句“带好佳佳……”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冷风凄雨中,谭美良的哀号在乌龟山上回荡,听者无不为之动容。回家过年啊,情同手足的兄妹俩,外出闯荡十几年的兄妹俩,在外相扶走过十几年的兄妹俩,就在全家团圆在即,在近在咫尺的家门口,瞬间阴阳相隔!
  樟树脚下,谭家的晒谷坪上。全村的人都来了。几个年轻人把谭茂良夫妇抬回来的时候,晒谷坪上哭声阵阵。
  谭老爹老两口不堪打击,已经卧床不起。谭佳更是哭得震天价响,只有那不谙世事的表弟还在玩着那变形金刚。
  晒谷坪上的那口灶,火早已熄灭,那锅水,早已变得冰冷。
  乌龟村的年,过得实在凄凉。
  乌龟山上,两个月前垒起的贵修的坟,现在它的旁边,又多了两抔黄土。
  年,过了。春暖花开时节,候鸟南飞的时候,乌龟村的年轻人依然外出打工。
  乌龟村的悲欢,依然延续……
  乌龟村的那点事,依然在继续……
  责任编辑 坛 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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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常常在一节木头上  钉钉子  咬著牙钉,使劲地钉  明明钉进去了,还要再敲几下  唯恐,它会自己退出来  退是没有退出来  这么多年后,钉子依旧死死地待在木头的  体内  和木头的纹理血脉骨肉相连一起  甚至木头腐朽时,钉子成了它的一根  骨刺  这么多年了,至今我也不明白  这根钉子当初是怎样被一双小手钉进去的  而这木头是忍着怎样的痛容纳了钉子  更重要的是,当初他是怀着一颗怎样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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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光启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自由”的年代与困难的诗歌——六十、七十年代出生的中国诗人论》《“现代汉诗”的发生:晚清至五四》《“现代汉诗”的眼光——谈论新诗的一种方法》、诗集《噢恰当》等。  2009年6—9月,为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 (Chinese Christian Scholars Association in North America) 该年度访问学者。2010—2011学年,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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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银梅 中国作协会员,宁夏作协会员,银川市文联专业作家。在《当代》《中国作家》《花城》《大家》《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发表中短篇小说。出版小说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合著)。现居宁夏银川。  我帮忙带了三年孙子,他刚入幼儿园不久我便打算着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游。丈夫也同意,他说你辛苦了,去吧,约个闺蜜一块儿出去转转吧。于是在十一月中旬,我约了L女士报了一个往返七天的境外游,目的地就是泰国的斯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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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爷 本名覃展,1975年出生于广西大化县百马乡红水河畔,现于罗城县委工作。曾在《广西文学》《广西日报》《三月三》《北欧时报》等国内外报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报告文学等一百多万字。著有作品集《本乡无事》。广西作家协会会员。  路从红水河畔踩出,斑驳成线,细细斜斜,八里九弯牵扯上山。在耸立的巅峰转了一圈,路被杂草淹没了。记忆中有一棵苍老的龙眼树,躯干弯得极有耐心,几乎成“n”形,叶子快要匍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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锄头挂在了墙上  母亲腾开的双手  扛着袋子进了城  玉米糁,面粉,土豆,红薯  豆子,小葱,香菜,包菜,豆角,馒头  还有拳头大的一块  肉  母亲一一将它们摊在餐桌上  接受着我的检阅  而我看见桌下躺着的那只空袋子時  心里竟莫名地疼起来  这多像一位产妇,刚刚走下了  产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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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慢悠悠,有时疾步而行  这个叫生活的怪物  忽陰忽晴,忽喜忽悲  让人难以捉摸  小时候,我倔强  总是用泪水来征服它,因为有了母亲  我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后来,我一个人和它周旋  时而长拳出击,时而弹腿跳跃  时而转身躲避,时而……  多少次,我被打得落花流水  江山也毁于一旦  所幸的是,至我华发丛生之时  仍咬着假牙的一根骨头,和生活  赤膊上阵  喊一声、跺几脚、拍拍胸膛  尽管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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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火燎似的在街道上走  突然听到有声音在喊我的名字  而且有人已经先我一步  高声应答  他就坐在墙角  阳光笼罩着他的悠闲  他伸手搓着肥硕肚皮上的污垢  嘿嘿地笑着  唇齿间射过来一束白光  他的牙齿还很白  看着他的闲适,我突然倍感親切  在这个世上  有人能替我享受着另一种清闲的生活  也算得上是一种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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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的夜色尚还浓厚  父亲打开院门,前脚刚走出去  后脚跟着的,就是母亲  他们走的是同一条通往田野的路  迈过同一块石头和坑洼  他们又在同一块田里,侍奉着同一种  庄稼  他们烧的是同一把火  闻的是同一缕炊烟  饮的是同一瓢水  又在同一只破木桌上喝稀粥、就酸菜  是的,他們为同一件事喜欢和悲伤  为同一件事争吵  争吵的语气和表情,也是一模一样  这么多年了,他们中的一个  就像另一个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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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军 笔名楚些,1973年生,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河南省评协理事,《奔流》编委。出版有专著《多元叙事与中原写作》,散文集《城与乡》。曾获第二届杜甫文学奖。  人物散文的命名,来自题材方面的分类,可视为叙事散文的一个分支。这一类型的散文聚焦于人物性格或者命运的刻画,在艺术处理上,注重发掘对象身上的故事元素和经验元素,以此观照出独特的生命存在状态或者社会性投射的因素。就审美指向方面,因为涉及人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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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禹 壮族,1971年生,毕业于广西民族大学。曾任中学老师、广播影视编导类教师,现为柳州市文联《柳韵》杂志编辑,柳州市作协副秘书长、市少年文学院副院长、市教育局《紫荆》杂志兼职副主编。在多家纸媒、网媒开设影评专栏(1996年至今);出版有文集《远离死亡的地方》。  鸟 鹏  他们像鸟一样飞来,又像鸟一样飞走了。  ——题记  “喏,这是我的电话,记得电我!”我坐在收银台前,正将一张粤语经典塞进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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