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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帕布鲁卡德诺和埃里韦托阿劳约两位外媒驻华记者针对中国不断扩大的全球影响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调查。两人接受了中外对话执行主编汤姆莱维特的采访。
汤姆·莱维特：你们是否认为海外中资企业缺乏监管？
缺乏监管是肯定的，而且是双方面的。一些中方参与投资或者贷款的国家本身监督制衡体系就不够完善。可是，这也是因为中国，特别是其在法制方面缺乏监督制衡体系所导致的。我们在各国进行考察时一直在想，如果一家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引起环境问题的话，是否能够在中国对其提起诉讼？我觉得可能不行，特别是涉及企业是国有企业的话就更不行了。
中国缺乏对国有企业和银行在国外的所作所为进行监管的机制。因为国有企业和银行是我们所说的中国公司的一部分。众所周知，出于发展的需要，中国对资源有着战略上的需求。因此，对于这些国有企业在国外所遵循的各项标准或者所作所为，又有谁会去进行严格的审查或调查呢？NGO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或者说不够独立。
与之相比，我们西方国家的企业也不见得好到哪里或者差到哪里去。可是，我们的体制却发挥了很大作用。西方国家的监管更为严格，不当行为不光会使企业的形象和财务受损，甚至还会面临刑事处罚。
汤姆·莱维特：中国海外投资采取的方式是什么？
中国的海外投资都动静不大，从某种程度来说凭借的是软实力，而不是通过武力征服。这与西方国家过去的做法完全不同。中国在乎的是经济、自然资源、以及国有企业的国际化。对于他们而言，在发展中国家有可能面临的竞争会相对少一些。
另外，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的中国群体还有另外一种，那就是私营部门：小业主、商人、海外劳工等。这些人想要过上好日子。分清这两类中国群体和投资很重要，因为他们是完全不同的。
汤姆·莱维特：是什么原因促使那些人离开中国到发展中国家去？
中国中央政府有一个“走出去”的政策，推动或鼓励私营企业家或移民走出国门。所以，中国的政府官员非常愿意看到这些企业向海外拓展，与国际大公司展开竞争，这增强了中国的竞争力。有些地区失业率很高，因此，对于中国人向海外发展，当地政府采取默许、甚至鼓励的态度，例如通过招聘机构向国有企业的海外基建项目输送劳动力。
至于那些小业主，我们见过很多人，他们离开祖国就是因为听老乡说，去了埃及，挨家挨户上门推销服装就能够赚一大笔钱。他们胆子很大，敢冒风险。因为，有时候他们不得不与当地人的仇外心理或者愤怒情绪做斗争。“不是因为家里吃不饱饭，而是因为缺少机会，”一位移民打工者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如果在中国，你现在会有一种感觉，每个中国人都流露出这样一种想法，那就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抓住了，就能过上好日子，就能更上一层楼。这是他们最大的动力之一。除了他们的财力、中国的效率，每个中国人、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们心中都抱有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为了孩子能够过上好日子，必须努力工作。
汤姆·莱维特：存不存在社会融和方面的问题？
很多基建项目中国劳工的数量多达数千人。这些人两三年都住在营地里。由于他们对当地不了解，不懂语言，所以就不想离开营地。这样一来，外界就会想，这些人怎么了，为什么不想和我们交流，我们为什么从来看不见他们。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以为这些中国人都是囚犯的原因。
我们在莫桑比克听一些工人说，“他们来这里挣钱，可是却连买瓶饮料也不愿意。意大利人还会交个莫桑比克女朋友，可是中国人对我们的女人瞅都不瞅一眼。”这话虽然直白，但是，我们想，他们的意思是中国工人缺少与当地社会的互动。
汤姆·莱维特：你们认为工人的待遇很糟糕。可是，与其他外资企业或当地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问题会更严重吗？
在莫桑比克铜矿产区的研究印证了我们的结论。
从我们所了解到的证据来看，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曾经到访过25个国家和地区。像莫桑比克、秘鲁这样的国家或地区尽管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工人们却普遍存在着不满情绪。我们在所有这些地方都感受到了这点。因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中国企业的这种做法是有争议的，尽管不违法。
不是说西方国家的企业做得更好。所有企业都信奉一条原则，那就是金钱和买卖至上。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可以了解外国企业的一举一动，因为我们有媒体、有NGO、有民间团体。可是，有什么来监督中国企业呢？如果中国企业触犯了法律，中国的司法系统会追溯其责任吗？
我认为，这种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中国体制目前存在的局限。
一直以来我们听到的就是中国的海外业务是如何秉承着双赢的立场，如何给项目所在地带来帮助之类。这些，我们不能否认。可是，宣传与他们在当地的实际做法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这才是我们在莫桑比克和赞比亚等国的发现。
（作者为中外对话执行主编）
汤姆·莱维特：你们是否认为海外中资企业缺乏监管？
缺乏监管是肯定的，而且是双方面的。一些中方参与投资或者贷款的国家本身监督制衡体系就不够完善。可是，这也是因为中国，特别是其在法制方面缺乏监督制衡体系所导致的。我们在各国进行考察时一直在想，如果一家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引起环境问题的话，是否能够在中国对其提起诉讼？我觉得可能不行，特别是涉及企业是国有企业的话就更不行了。
中国缺乏对国有企业和银行在国外的所作所为进行监管的机制。因为国有企业和银行是我们所说的中国公司的一部分。众所周知，出于发展的需要，中国对资源有着战略上的需求。因此，对于这些国有企业在国外所遵循的各项标准或者所作所为，又有谁会去进行严格的审查或调查呢？NGO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或者说不够独立。
与之相比，我们西方国家的企业也不见得好到哪里或者差到哪里去。可是，我们的体制却发挥了很大作用。西方国家的监管更为严格，不当行为不光会使企业的形象和财务受损，甚至还会面临刑事处罚。
汤姆·莱维特：中国海外投资采取的方式是什么？
中国的海外投资都动静不大，从某种程度来说凭借的是软实力，而不是通过武力征服。这与西方国家过去的做法完全不同。中国在乎的是经济、自然资源、以及国有企业的国际化。对于他们而言，在发展中国家有可能面临的竞争会相对少一些。
另外，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的中国群体还有另外一种，那就是私营部门：小业主、商人、海外劳工等。这些人想要过上好日子。分清这两类中国群体和投资很重要，因为他们是完全不同的。
汤姆·莱维特：是什么原因促使那些人离开中国到发展中国家去？
中国中央政府有一个“走出去”的政策，推动或鼓励私营企业家或移民走出国门。所以，中国的政府官员非常愿意看到这些企业向海外拓展，与国际大公司展开竞争，这增强了中国的竞争力。有些地区失业率很高，因此，对于中国人向海外发展，当地政府采取默许、甚至鼓励的态度，例如通过招聘机构向国有企业的海外基建项目输送劳动力。
至于那些小业主，我们见过很多人，他们离开祖国就是因为听老乡说，去了埃及，挨家挨户上门推销服装就能够赚一大笔钱。他们胆子很大，敢冒风险。因为，有时候他们不得不与当地人的仇外心理或者愤怒情绪做斗争。“不是因为家里吃不饱饭，而是因为缺少机会，”一位移民打工者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如果在中国，你现在会有一种感觉，每个中国人都流露出这样一种想法，那就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抓住了，就能过上好日子，就能更上一层楼。这是他们最大的动力之一。除了他们的财力、中国的效率，每个中国人、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们心中都抱有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为了孩子能够过上好日子，必须努力工作。
汤姆·莱维特：存不存在社会融和方面的问题？
很多基建项目中国劳工的数量多达数千人。这些人两三年都住在营地里。由于他们对当地不了解，不懂语言，所以就不想离开营地。这样一来，外界就会想，这些人怎么了，为什么不想和我们交流，我们为什么从来看不见他们。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以为这些中国人都是囚犯的原因。
我们在莫桑比克听一些工人说，“他们来这里挣钱，可是却连买瓶饮料也不愿意。意大利人还会交个莫桑比克女朋友，可是中国人对我们的女人瞅都不瞅一眼。”这话虽然直白，但是，我们想，他们的意思是中国工人缺少与当地社会的互动。
汤姆·莱维特：你们认为工人的待遇很糟糕。可是，与其他外资企业或当地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问题会更严重吗？
在莫桑比克铜矿产区的研究印证了我们的结论。
从我们所了解到的证据来看，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曾经到访过25个国家和地区。像莫桑比克、秘鲁这样的国家或地区尽管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工人们却普遍存在着不满情绪。我们在所有这些地方都感受到了这点。因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中国企业的这种做法是有争议的，尽管不违法。
不是说西方国家的企业做得更好。所有企业都信奉一条原则，那就是金钱和买卖至上。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可以了解外国企业的一举一动，因为我们有媒体、有NGO、有民间团体。可是，有什么来监督中国企业呢？如果中国企业触犯了法律，中国的司法系统会追溯其责任吗？
我认为，这种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中国体制目前存在的局限。
一直以来我们听到的就是中国的海外业务是如何秉承着双赢的立场，如何给项目所在地带来帮助之类。这些，我们不能否认。可是，宣传与他们在当地的实际做法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这才是我们在莫桑比克和赞比亚等国的发现。
（作者为中外对话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