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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9年末，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在信息迭代高度频繁的移动传播时代，社交媒体逐渐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流渠道。新冠病毒引发的不仅是公共卫生危机，更是一场传播危机。在新冠疫情的防控中，舆论影响是一把“双刃剑”。负面舆论推动谣言泛滥，导致情绪失衡，引发不理性行为。正面舆论回应社会关注，安抚民心，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在这个时代，我们更应重视舆论在此类突发事件中的引导作用的研究。
关键词 社交媒体;传播;舆论;突发社会事件;舆情;新冠疫情;谣言;启示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296/j.2096-3475.2021.05.167
一、社交媒体成为疫情舆论传播的主要渠道
1.社交媒体是公众获取疫情信息的首要来源
与过往的非典、禽流感等疫情态势不同，此次疫情处于网络讯息高饱和度的传播环境中，同时人们因为足不出户，大多时候只能通过媒体与外界构建关联、与全国各地人民互联互通，因此社交媒体一跃成为疫情期间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2020年3月11日，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冠状病毒疫情已构成全球大流行的那一天，社交媒体上提及冠状病毒的次数超过1900万，而Twitter在4月初的报告中称，COVID-19相关的推文每45毫秒被共享一次。
在疫情初期，面对来势汹汹的陌生病毒，各色关于病毒的信息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其中同时含括了准确的疫情讯息和毫无根据的谣言。在社交媒体上，除了丁香园等自媒体大V每日更新全国疫情信息、科普疫情基本常识外，还流传出诸如“双黄连能够预防新冠”“喝酒能杀灭新冠病毒”等虚假信息，以及“新冠病毒是合成性病毒”“火神山医院病人连夜逃离”等具有煽动性的谣言。
在后疫情时代，人们经过长达数月的舆论冲刷，已经渐渐能够冷静地看待舆论，对于信息的真假有一定的辨别能力。同时社交媒体的舆论引导也逐渐得到重视，虚假信息与谣言的传播被阻遏，大部分疫情信息客观理智、真实有效。如秋冬季节实时更新国外疫情状况、英国变异病毒等信息，而在2020年冬复起的二轮疫情中，社交媒体及时播报石家庄等重点防控区域、最新防疫政策等，让人们在足不出户的安全前提下搭建沟通桥梁。
2.社交媒体是疫情舆论发展的主阵地
社交媒体是新兴的线上信息传播渠道，拥有联动便捷、辐射范围大等优点。在新媒体时代中，舆论能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实现快速传播，并得到即时反馈，引发二次传播，产生更为深远持久的影响力。因此社交媒体除了提供实时的疫情信息外，也成为舆论发展的长期阵地。
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面对来势汹汹的未知病毒，人们的恐慌、不安等负面情绪尤为强烈，且在疫情爆发前，“不会出现人传人”等不实信息的广泛扩散更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和不信任感。全国性的封闭环境也加速了情绪的发酵，大大削弱了民众对网络舆论的辨别能力。于是社交媒体上真假莫辨的信息，开始构建一种关于疫情的“后真相”——只要走出家门，就有被感染的风险;只要对方是湖北人，就得避之不及，由此而衍生的观点对立和舆论战层出不穷。数字社交网络将人们面对未知的恐惧无限扩大化，促生了另一类“病毒”——虚假舆论的传播，WHO将这种现象称为“信息疫情”。
“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的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的约束的一面。”[1]而社交媒体群体性、匿名性等特点，便为舆论的快速发酵提供了温床。在疫情初期，部分被情绪和虚假信息蒙蔽了双眼的民众，开始抛却基本的辨别是非能力，纷纷戴上面具投入这场群情激扬的“狂欢”。
但从另一个视角来看，社交媒体传播专业机构正确的疫情防控讯息，也将“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的高昂士气即时、高效、广泛地传播出去，在正确引导舆情、化解公众恐慌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使舆情的积极效应最大化，并为后疫情时代的进一步防控提供助力。
疫情舆论发展是社交媒体的常态，但随着舆论管控逐渐加强，恶性舆论的传播路径被阻断，社交媒体舆情逐渐向积极可控的方向发展。如在二轮疫情中，每日实时讯息下的评论以“相信政府，相信中国必胜”等积极论调为主，传播共渡时艰的正能量，也显现出驳斥谣言戾气的舆论态势，为全国疫情管控提供了积极的舆论基础。
二、舆论对新冠疫情防控态势的影响
2019年末，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在信息迭代高度频繁的移动传播时代，社交媒体逐渐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流渠道。新冠病毒引发的不仅是公共卫生危机，更是一场传播危机。在新冠疫情的防控中，舆论影响是一把“双刃剑”。
1.负面舆论推动谣言泛滥，导致情绪失衡，引发不理性行为
根据奥尔波特和博斯特曼的“谣言公式”，“谣言的传播程度=问题的重要度×事实的模糊度”。隔离期间，民众对未知病毒的恐惧和自身境况的担忧被心理恐慌所放大，加上疫情爆发初期官方信息的缺失，使得社交网络成为滋生谣言的摇篮。
在社交媒体时代，信息发布者和接收者的边界逐渐模糊，用户关系呈现“推拉模式”，人人都是发声者。一方面，网络用户已然成为推动各类信息传播的主力軍;另一方面，用户发布的信息呈碎片化，海量信息真假难辨，导致信息失真，让大众对疫情产生错误认知。随着网络传播门槛的降低，传统媒体时代“把关人”的作用被大大削弱。而民众的认知局限和选择性信息接触，使其对真假信息判断力不足，进一步推动了谣言的蔓延和发展。 在网络空间中，真实信息和虚假谣言“此消彼长”，谣言的蔓延传播会阻碍真实、优质信息的传播，扰乱社会秩序。而与疫情发展相互交织的谣言，如病毒起源、虚假治疗等舆论，也刺激着公众的敏感神经，引发不理性行为，如连夜抢购双黄连、过度囤积生活物资等。
2.正面舆论回应社会关注，安抚民心，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谣言反映了社会关注点，它是民众负面情绪的映射。移动传播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加快，即使有许多信息噪音的加入，正面舆论信息的传播效率依然得到了提升。在进入疫情攻坚期后，各地各部门形成常态化的疫情新闻报道，有力的回击了虚假信息的散播，减少了公众的恐慌，增加了透明度。同时我们也在发挥各级媒体、各类报道形式的不同作用，形成合力，充分利用正面舆论的引导作用。官方主流媒体主动发布疫情相关信息，安抚民心，化解恐慌，尊重民众的知情权，极大地遏制了谣言的蔓延和扩散。网络KOL，如丁香园制作“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实时动态”页面、回形针 paperclip发布“关于新冠肺炎的一切”科普视频，用生活化的方式传递科学认识，受到大众一致好评，让民众科学理性地认识新冠病毒。
在2020年的冬季，即便疫情有“复发”迹象，但在舆论导控方面相较于2020年初，已然成熟不少，虚假消息在减少且已并不能引发恐慌，公众也能够越来越理智去分析消息的真实性。正面舆论的传播与扩散使科学防疫、理性应对谣言、积极面对生活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也为二次疫情的防控态势夯实了基础。
三、社交媒体对疫情舆论防控的影响与启示
1.发挥社交媒体的“哨兵”功能，迅速阻止负面舆论传播
在接连遭遇埃博拉、禽流感等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的情况下，强调警惕性和不可预测的“哨兵模式”被奉为准则：更多地停留在提醒重大事件的发生，并不负责提供专业性的操作指南[2]。在初期的预警窗口期，“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在本次疫情中，中国实际上错过了早期预警的窗口”[3]。疫情爆发初期“新冠病毒能通过皮肤侵入人体”“湖北产的大米上有新冠病毒”等不实信息已经广泛扩散，错过了早期预警窗口，导致谣言泛滥。反观二次疫情爆发时期，我国官方主流媒体提前拉响“哨兵”预警，并配以完善的监测体系，避免了重蹈其覆辙。以山东枣庄涉疫奶枣为例，1月18日山东省市场监管局收到天津市市场监管委通报，涉疫乳清粉流入山东某一公司。山东省人民政府随即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该省涉疫奶枣事件有关情况。枣庄市第一时间向309个市县发出通报函，相关部门及时摸查，追踪涉疫奶枣去向。根据回访反馈，所有涉及人员核酸检测均为阴性。山东省疾控中心随后及时回应，“枣庄部分涉疫奶枣所携带的新冠病毒较大可能性是核酸片段或者死病毒，感染人的可能性极低。”从中可以看出，发挥社交媒体的“哨兵”功能，可以迅速阻止负面舆论的传播，稳定民心。
2.政府部门应充分利用社交媒体，洞察社情民意
在当今互联网时代，社会媒体日益成为民众了解公共事务和参与社会管理的平台，是舆论发展的主阵地。政府部门应当充分认识并利用社交媒体，掌握社交媒体的话语体系，及时关注和回应社交媒体上的“民意民声”，引领舆情。
3.构建新型网络把关机制，提高网络信息传播门槛
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具有大众性、便捷性与开放性。社交媒体可实现双向传播，民众既是信息接收者，也是信息传播者，人人皆可发声意味着谣言的扩散更广泛、更易操作。疫情作为突发社会事件，具有强烈的不可预测性，同时满足了奥尔波特和博斯特曼的“谣言公式”，“谣言的传播程度=问题的重要度×事实的模糊度”。基于此，负面舆论在把关机制尚未完善的条件下可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相关部门应完善网络信息监管与审核机制，提高传播门槛。
四、结语
社交媒體拥有无可比拟的传播优势，使其在疫情舆论引导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新冠病毒一直在变异，或与人类长久共存。我们不能控制病毒，但是我们可以减少疫情对人们身心的影响。我们应正确认识、把握和利用社交媒体，正确引导舆情，构建健康的网络环境。
参考文献：
[1][法]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2]赵萱. 从精算模式到哨兵模式：全球公共卫生应对机制的变迁与两难. 界面新闻，2020-02-09.
[3]张文宏. 张文宏复盘新冠肺炎3：全球新冠防控策略比较及后续应对. 澎湃新闻，2020-02-28.
[4]陈新光. 中国日报网评：发挥社交媒体积极作用 为全民疫情防控助力. 中国日报，2021-01-27.
（武汉工程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湖北武汉 430205）
关键词 社交媒体;传播;舆论;突发社会事件;舆情;新冠疫情;谣言;启示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296/j.2096-3475.2021.05.167
一、社交媒体成为疫情舆论传播的主要渠道
1.社交媒体是公众获取疫情信息的首要来源
与过往的非典、禽流感等疫情态势不同，此次疫情处于网络讯息高饱和度的传播环境中，同时人们因为足不出户，大多时候只能通过媒体与外界构建关联、与全国各地人民互联互通，因此社交媒体一跃成为疫情期间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2020年3月11日，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冠状病毒疫情已构成全球大流行的那一天，社交媒体上提及冠状病毒的次数超过1900万，而Twitter在4月初的报告中称，COVID-19相关的推文每45毫秒被共享一次。
在疫情初期，面对来势汹汹的陌生病毒，各色关于病毒的信息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其中同时含括了准确的疫情讯息和毫无根据的谣言。在社交媒体上，除了丁香园等自媒体大V每日更新全国疫情信息、科普疫情基本常识外，还流传出诸如“双黄连能够预防新冠”“喝酒能杀灭新冠病毒”等虚假信息，以及“新冠病毒是合成性病毒”“火神山医院病人连夜逃离”等具有煽动性的谣言。
在后疫情时代，人们经过长达数月的舆论冲刷，已经渐渐能够冷静地看待舆论，对于信息的真假有一定的辨别能力。同时社交媒体的舆论引导也逐渐得到重视，虚假信息与谣言的传播被阻遏，大部分疫情信息客观理智、真实有效。如秋冬季节实时更新国外疫情状况、英国变异病毒等信息，而在2020年冬复起的二轮疫情中，社交媒体及时播报石家庄等重点防控区域、最新防疫政策等，让人们在足不出户的安全前提下搭建沟通桥梁。
2.社交媒体是疫情舆论发展的主阵地
社交媒体是新兴的线上信息传播渠道，拥有联动便捷、辐射范围大等优点。在新媒体时代中，舆论能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实现快速传播，并得到即时反馈，引发二次传播，产生更为深远持久的影响力。因此社交媒体除了提供实时的疫情信息外，也成为舆论发展的长期阵地。
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面对来势汹汹的未知病毒，人们的恐慌、不安等负面情绪尤为强烈，且在疫情爆发前，“不会出现人传人”等不实信息的广泛扩散更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和不信任感。全国性的封闭环境也加速了情绪的发酵，大大削弱了民众对网络舆论的辨别能力。于是社交媒体上真假莫辨的信息，开始构建一种关于疫情的“后真相”——只要走出家门，就有被感染的风险;只要对方是湖北人，就得避之不及，由此而衍生的观点对立和舆论战层出不穷。数字社交网络将人们面对未知的恐惧无限扩大化，促生了另一类“病毒”——虚假舆论的传播，WHO将这种现象称为“信息疫情”。
“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的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的约束的一面。”[1]而社交媒体群体性、匿名性等特点，便为舆论的快速发酵提供了温床。在疫情初期，部分被情绪和虚假信息蒙蔽了双眼的民众，开始抛却基本的辨别是非能力，纷纷戴上面具投入这场群情激扬的“狂欢”。
但从另一个视角来看，社交媒体传播专业机构正确的疫情防控讯息，也将“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的高昂士气即时、高效、广泛地传播出去，在正确引导舆情、化解公众恐慌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使舆情的积极效应最大化，并为后疫情时代的进一步防控提供助力。
疫情舆论发展是社交媒体的常态，但随着舆论管控逐渐加强，恶性舆论的传播路径被阻断，社交媒体舆情逐渐向积极可控的方向发展。如在二轮疫情中，每日实时讯息下的评论以“相信政府，相信中国必胜”等积极论调为主，传播共渡时艰的正能量，也显现出驳斥谣言戾气的舆论态势，为全国疫情管控提供了积极的舆论基础。
二、舆论对新冠疫情防控态势的影响
2019年末，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在信息迭代高度频繁的移动传播时代，社交媒体逐渐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流渠道。新冠病毒引发的不仅是公共卫生危机，更是一场传播危机。在新冠疫情的防控中，舆论影响是一把“双刃剑”。
1.负面舆论推动谣言泛滥，导致情绪失衡，引发不理性行为
根据奥尔波特和博斯特曼的“谣言公式”，“谣言的传播程度=问题的重要度×事实的模糊度”。隔离期间，民众对未知病毒的恐惧和自身境况的担忧被心理恐慌所放大，加上疫情爆发初期官方信息的缺失，使得社交网络成为滋生谣言的摇篮。
在社交媒体时代，信息发布者和接收者的边界逐渐模糊，用户关系呈现“推拉模式”，人人都是发声者。一方面，网络用户已然成为推动各类信息传播的主力軍;另一方面，用户发布的信息呈碎片化，海量信息真假难辨，导致信息失真，让大众对疫情产生错误认知。随着网络传播门槛的降低，传统媒体时代“把关人”的作用被大大削弱。而民众的认知局限和选择性信息接触，使其对真假信息判断力不足，进一步推动了谣言的蔓延和发展。 在网络空间中，真实信息和虚假谣言“此消彼长”，谣言的蔓延传播会阻碍真实、优质信息的传播，扰乱社会秩序。而与疫情发展相互交织的谣言，如病毒起源、虚假治疗等舆论，也刺激着公众的敏感神经，引发不理性行为，如连夜抢购双黄连、过度囤积生活物资等。
2.正面舆论回应社会关注，安抚民心，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谣言反映了社会关注点，它是民众负面情绪的映射。移动传播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加快，即使有许多信息噪音的加入，正面舆论信息的传播效率依然得到了提升。在进入疫情攻坚期后，各地各部门形成常态化的疫情新闻报道，有力的回击了虚假信息的散播，减少了公众的恐慌，增加了透明度。同时我们也在发挥各级媒体、各类报道形式的不同作用，形成合力，充分利用正面舆论的引导作用。官方主流媒体主动发布疫情相关信息，安抚民心，化解恐慌，尊重民众的知情权，极大地遏制了谣言的蔓延和扩散。网络KOL，如丁香园制作“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实时动态”页面、回形针 paperclip发布“关于新冠肺炎的一切”科普视频，用生活化的方式传递科学认识，受到大众一致好评，让民众科学理性地认识新冠病毒。
在2020年的冬季，即便疫情有“复发”迹象，但在舆论导控方面相较于2020年初，已然成熟不少，虚假消息在减少且已并不能引发恐慌，公众也能够越来越理智去分析消息的真实性。正面舆论的传播与扩散使科学防疫、理性应对谣言、积极面对生活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也为二次疫情的防控态势夯实了基础。
三、社交媒体对疫情舆论防控的影响与启示
1.发挥社交媒体的“哨兵”功能，迅速阻止负面舆论传播
在接连遭遇埃博拉、禽流感等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的情况下，强调警惕性和不可预测的“哨兵模式”被奉为准则：更多地停留在提醒重大事件的发生，并不负责提供专业性的操作指南[2]。在初期的预警窗口期，“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在本次疫情中，中国实际上错过了早期预警的窗口”[3]。疫情爆发初期“新冠病毒能通过皮肤侵入人体”“湖北产的大米上有新冠病毒”等不实信息已经广泛扩散，错过了早期预警窗口，导致谣言泛滥。反观二次疫情爆发时期，我国官方主流媒体提前拉响“哨兵”预警，并配以完善的监测体系，避免了重蹈其覆辙。以山东枣庄涉疫奶枣为例，1月18日山东省市场监管局收到天津市市场监管委通报，涉疫乳清粉流入山东某一公司。山东省人民政府随即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该省涉疫奶枣事件有关情况。枣庄市第一时间向309个市县发出通报函，相关部门及时摸查，追踪涉疫奶枣去向。根据回访反馈，所有涉及人员核酸检测均为阴性。山东省疾控中心随后及时回应，“枣庄部分涉疫奶枣所携带的新冠病毒较大可能性是核酸片段或者死病毒，感染人的可能性极低。”从中可以看出，发挥社交媒体的“哨兵”功能，可以迅速阻止负面舆论的传播，稳定民心。
2.政府部门应充分利用社交媒体，洞察社情民意
在当今互联网时代，社会媒体日益成为民众了解公共事务和参与社会管理的平台，是舆论发展的主阵地。政府部门应当充分认识并利用社交媒体，掌握社交媒体的话语体系，及时关注和回应社交媒体上的“民意民声”，引领舆情。
3.构建新型网络把关机制，提高网络信息传播门槛
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具有大众性、便捷性与开放性。社交媒体可实现双向传播，民众既是信息接收者，也是信息传播者，人人皆可发声意味着谣言的扩散更广泛、更易操作。疫情作为突发社会事件，具有强烈的不可预测性，同时满足了奥尔波特和博斯特曼的“谣言公式”，“谣言的传播程度=问题的重要度×事实的模糊度”。基于此，负面舆论在把关机制尚未完善的条件下可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相关部门应完善网络信息监管与审核机制，提高传播门槛。
四、结语
社交媒體拥有无可比拟的传播优势，使其在疫情舆论引导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新冠病毒一直在变异，或与人类长久共存。我们不能控制病毒，但是我们可以减少疫情对人们身心的影响。我们应正确认识、把握和利用社交媒体，正确引导舆情，构建健康的网络环境。
参考文献：
[1][法]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2]赵萱. 从精算模式到哨兵模式：全球公共卫生应对机制的变迁与两难. 界面新闻，2020-02-09.
[3]张文宏. 张文宏复盘新冠肺炎3：全球新冠防控策略比较及后续应对. 澎湃新闻，2020-02-28.
[4]陈新光. 中国日报网评：发挥社交媒体积极作用 为全民疫情防控助力. 中国日报，2021-01-27.
（武汉工程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湖北武汉 430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