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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新点评：
许多人都会奇怪：一个作家，怎么会成为一个教育学术团队里的干将？读完这篇长文，大家一定会找到答案。
喜喜是一个性情中人。她喜欢的事情，她认准的道理，就会义无反顾，有时自己没有条件就去创造条件，也会全力以赴地投入，尽力完成。
喜喜对理论有着天然悟性。读过《影之翼》《嘭嘭嘭》《我找我》《织梦人》等作品，都能感受到她在童书创作中举重若轻的哲学的思考，这实属难得。读她每一期为《教育·读写生活》写的卷首语，更会直接认识到她对教育的思考
力度。
哲学功底，教育悟性，人文素养和文字能力，再加上过人的勤奋，让她脱颖而出，成为新教育主报告研制团队的核心成员，也让新教育主报告的研制团队如虎
添翼。
相信她的经历会给更多人以启迪，也希望更多新教育人能够像她一样不断成长。每一个新教育人的成长，就是新教育真正的茁壮。
前言：因燃烧而点亮自己
前不久的一天，我看见了储昌楼老师保存的一大批新教育从2003年到2007年的历史资料。从现场照片到会议实录，从实验简报到规章制度，从总课题组到迅速细化的机构……我震惊而感动，以至热泪盈眶。
新教育实验，从1999年朱永新老师的一念开始萌芽，十几年的时光里，有的人来了，有的人走了，有的人来了又走了，有的人走了又回了……曾有人说，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
大浪淘沙，是我特别厌恶的一个词。生命绝不是沙子。人更不应是沙子。新教育这一路走来，多少人为之倾注心血！
所有人，是每一个来过的人，将自己或长或短的生命融入其中，程度不同地把自己的精力、才华、金钱，不断投入其中，才有今天的新教育。缺少任何一人，新教育都不是今天的模样。
本来，我只是一个旁观者。
2009年7月的江苏海门，我永远无法忘记的时间与地点。那一年的新教育年会就在此举行。直到今天我再看那时的会场照片，还是会激动：走道中央摆满了板凳，坐满了人，舞台侧面摆上了板凳，也挤上了人……密密麻麻的人群，随着会议的继续，只见增加，不见减少。人们的热情，只能用痴狂形容。
后来我曾经想过，如果我参加的不是海门年会，我也会走进新教育吗？想了又想，答案是：未必。我只是闲来无事应邀参会，如果没有太深的感触，也不会真正投入。
是被那样燃烧，才有了我与新教育的真正缘起。
从两年中的形影相随，到两年后的全力以赴，我从旁观者，变成了这群人中的一员。
只是，即便如此，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哪怕是再让我活三辈子也不会想到，我会成为新教育主报告研究团队的一员。
震撼2011：尽头处的灯光
在2011年11月23日之前，我都是专职的写作者。我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无比自由。在没有目标的生活里，自由是一种精神的重负。当时我就是这样闲得无聊，闲得发慌，天天总想找点有趣的事情做一做。所以，自2009年7月应邀第一次参加新教育年会开始，这场一年一度的盛典，也成了我的凑热闹大会。
2011年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召开的这一届东胜年会，却大为不同。
那一年，因为会务接待的原因，每年7月召开的年会不得不延期到9月17、18日召开。所有人不得不调整行程。
对我而言，有一个更大的不同：在这一年，我第一次参与了年度主报告的工作。
那是9月16日，年会召开的前一天。我在东胜的新教育小学刚刚当过一学期义工，回到东胜俨然是半个主人般上窜下跳，那些网上神交已久的老师们来到东胜，就被我抓到大玩一番。等我又疲惫又高兴地返回自己房间时，已是接近凌晨两点了。
内蒙古的深夜，宾馆走廊里异常安静，一间间房门也关得严实。可是，走廊尽头处的一间房门却半敞着，房里透出昏黄的光。我好奇地溜过去，发现那是朱老师的房间，他正趴在书桌的电脑前打字。
我轻轻敲了一下门，朱老师偏过头看见我，招了招手。
我走到他旁边，电脑上打开的，就是年度主报告。他让我搬了凳子，也坐在书桌的一角。
我问：“您改主报告呢？”
朱老师答：“是啊。”
一会儿，朱老师念一段话，说：“你看这个怎么样？”
我就回答：“啊……”
再一会儿，朱老师又问：“你说这句呢？”
我就回答：“哦……”
这实在不能怪我存心敷衍朱老师。一则当然是我没有相关知识积累，二则毕竟已经快凌晨两点了呀！
好在，朱老师很显然也并不需要我的回答。而且，很快他也不吭声了。他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锁着眉头，鼠标不断滑动，自顾自地一会儿敲打几个字，一会儿删除一段话，完全忘记了我的存在。
我留也不是，走也不是，只得坐在一旁，默默看着朱老师继续工作。
不知是因为桌上台灯的灯光，还是因为他一改平时的温厚而是皱着眉头全力思索的表情，还是因为我当时坐在书桌旁边比平时距离要近，还是因为他太疲惫太心力交瘁，总而言之，当时朱老师脸上的皱纹，显得特别深，
特别深，如刀切斧削雕刻出来的
一般。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我开始打哈欠了，实在忍不住劝道：“朱老师，快两点啦！您也该休息了吧？”
朱老师这才记起来似的，猛地一抬头，说：“哦，你快回去休息吧。我先把这一遍顺完。”
我如释重负，拔腿就溜。
因此，到了中午，我睡足吃饱又在闲晃时，再次遇上朱老师，内心的确为我的无所事事感到惭愧。不知朱老师是不是对我的优哉游哉感到嫉妒，还是他到了白天心情比较好，这一次，他恢复了一贯的模样，笑眯眯地对我说：“你能不能也来改一改主报告？”我信口说：“好啊。”
当时，我对帮助朱老师改稿已经不陌生。 就在那个夏天，我参与了16卷本的“朱永新教育作品”的修订工作，主要负责两本随笔集《写在新教育边上》和《走在新教育路上》的收集整理，又通读了其他两部书稿，协助整理了一下。不过，我所做的只是一点粗浅的文字编辑工作，基本是个体力活而已。
下意识的，我把主报告的修订，也等同于此。
朱老师见我答应了，很高兴，对我嘱咐了几句，提供了一些他的思路，然后，给了我一些资料。
我一看资料，就傻了眼。
整理朱老师的教育随笔，一篇文章就是一篇文章，无论阅读还是修订，都是数千字一篇，非常清晰简洁。
但是，这新教育年度主报告，稿子的主体篇幅在3万字以上，还有很多以信件方式提交的整体修订意见，有的数百字，有的数千字。朱老师一下给了我一堆稿子，除了一份题为《守望我们的精神家园——中国文化：新教育教育的起点和创造的根源》的底稿，一份朱老师当天凌晨修订的《守望我们的精神家园——新教育与中国文化》之外，还有卢志文老师、李庆明老师、于国庆老师、许新海老师、苏静老师、袁卫星老师等人，每人都有一篇对朱老师之前修订的、题为《守望我们的精神家园——中国文化：新教育的根基和创造之源》一稿做出的意见批注稿，还有朱寅年、葛存根两位老师另外写出了篇幅不短的相关资料稿……加起来共十来份！
吹牛容易，耕地难。我老老实实把所有稿子通读一遍，于当晚22：33整理出了自己的稿子发给朱老师，并附上修订纪要：“……以今晨最后一稿的整体布局为纲要、添加两小节，以经过修订后的第二稿为主要内容，加入部分不违反上两条原则的其他老师的文字，综合整理出此稿。绝大部分文字都是挪动前后顺序，未做任何修订。少数修订，无论是增删，都以红字为标注。……把您讨论中说的‘把中国文化活出来’的内容，已整理为文字，供参考……”
我不知道朱老师那天晚上是否又在熬夜，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看见我的稿子。但我当时兴奋得睡不着，赶紧请同来参会的摄影义工、我的童书的责任编辑薛晓哲来“共赏”。薛晓哲是个一般不乐意表扬我的人，他看完，竟然说：“不错！比以前的逻辑清晰！”
我一听，更高兴了，一直睡不着，直到17日凌晨0：39还发微博到网上，满世界嚷嚷：“整整七个小时，聚精会神地玩了一次文字的‘拼图’。不管拼得好赖，我这学到的，可比看百遍印象更深刻！只是，完成之后起身，突然发现双腿软得像面条……真是奇怪呀，分明是一直坐着只用手的，腿怎么会软……年年年会有收获，今年收获特别大。”
我写的这则雷锋式微博，只有最后一句，露出了狐狸尾巴：“嗯……接下去天天睡大觉都够本喽！”
事实证明，我修订主报告的7个小时，完全是无用功。
最后，朱老师没有采纳我写的一个字，而是用《以人弘道，活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为题，发布了当年的主报告。到了2014年，该主报告再次锤炼，以《活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为题，被收录进《新教育年度主报告》一书。
事实同时证明，没有功是无用的。
我当时毫无意识，现在自己也不敢相信，凌晨近两点目睹朱老师修订主报告的那一幕，那走道尽头的一团昏黄的灯光，就像烙在我心上，此时此刻，在我眼前仍是如此清晰。
或许，那是我今生第一次为自己的懒散，如此惭愧。
幸福2012：在同一趟列
车上
2012年时，我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新教育萤火虫义工。
这个新身份，是从2011年11月23日开始的。那一天，我向朱老师等人毛遂自荐，公开承诺以义工的方式，专职为新教育工作两年，在亲子阅读推广、种子教师培育等工作上，落实相关的公益项目，帮助新教育完成相关领域的“原始积累”。
我非常得意。
此前朱老师已经多次邀请我到新教育工作，从希望我负责宣传到希望我成为新教育图书编辑等等，我统统都当场拒绝了。我甚至在2010年为新教育基金会短暂担任了两个月的副秘书长，一玩之下觉得没意思也飞快辞职了。这下我终于有了一个自己认可的身份，找到了自己能做又愿意做的事，非常自豪真正成为了新教育的一分子。
可是，我不知道究竟是生活总是出人意料，还是我的生活总是出乎我的意料：我的新教育项目一开始，闻声加入者，多到超出我的想象，而我毫无相关工作经验，做事完全没有章法计划，一下就陷入了各种事务的汪洋大海
之中。
除此之外，在当时的我看来，还有一个比我更可怜的，需要我帮助的人，那就是朱老师。
比如，朱老师听说我要去内蒙古，就高兴地翻腾出好酒、好烟、好书、好玩的稀奇古怪的东西装了一大纸箱——不是给我，而是要我给他惦记的新教育团队带去。当时我整天没日没夜地工作，腰伤正严重，又是只身一人外出，实在不想带。朱老师估计没想到我会断然拒绝，无辜地眨巴着眼睛，不再吭声。但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你就帮我带到车上吧。上车就好啦。这边你让人送你上车，那边他们会来接你。”我觉得他说得也对，心一软，就真的帮忙带了。结果进站时我得亲自把纸箱拖上车，到站后又因对方没有及时赶到，我只得一直把纸箱从站台拖到候车室等候，我又累又气，站在候车室里就使劲打朱老师的电话，没拨通电话就发短信批判他。
比如，朱老师对我说，之前哪个新教育人是这样的，哪个是那样的，哪个人的离开他至今也不懂为什么，有哪几个人之间发生过矛盾。我听了，出差的时候一有机会就去拜访这些人，对这个说那个的好话，对那个说这个的好话。这样的好话一说，大家都很高兴。我就觉得自己特别招人喜欢，尤其高兴。回头我就告诉朱老师这些人都和好了，朱老师一听也就非常高兴。
还比如，我第一次听朱老师的新教育通识讲座，发现他的幻灯片上几乎全是文字，不够美观。我就主动说：您这讲座可是新教育的脸面哎，我帮您给幻灯片上加一些图片吧。朱老师就高高兴兴地把幻灯片给我加上了图片。 还比如，朱老师和我闲聊说：我以前的主报告幻灯片都是秘书帮忙做的，每次都要秘书忙到很晚，其实啊，我早说过，我是用业余时间做新教育，也不应该用本职工作的秘书来帮我做幻灯片
的……不等他慢悠悠地说完，我就已经打断他的话，说：您说得对，我们来帮您做吧。
诸如此类。
以前的人生里，从来都是别人围着我转，我从来没有忙过这些事。这一忙起来，就觉得很新鲜很有趣，尤其是它还是很有意义的新教育，我就越忙越快活。
2012年的主报告工作，我最重要的工作，是帮朱老师制作幻灯片。其实我只负责挑选出制作幻灯片的文字内容，真正的功劳完全归功于团队中李西西的一流审美。他一声不吭地给朱老师做出了一个白底黑字的极简幻灯片，字体上大小简繁的不同又弥漫出文化气息。真是大道至简，完全颠覆了我们对幻灯片的固有印象。这种简洁、典雅、大气的幻灯片风格，从此成为朱老师所用幻灯片的固定风格。
至于在主报告修订上，和上一年一样，我仍然不断收到朱老师发来的主报告稿件。只是他和上一年不同，这次是在群发中发给我的。我也和上一年不同，汲取此前经验，在朱老师和团队的其他人员的修订邮件雪片般飞来飞去时，我一直按兵不动。等他们修改定稿，我再在他们的基础上，发挥一个编辑的作用，修订错别字，改一改个别词语，比如在一句话中把“所以”改为“因此”，自我感觉文气通了，等等。
果然，这一次我的修改被朱老师采纳了——尽管采纳不采纳也没什么两样。
更让我高兴的是，在朱老师即将进行主报告演讲的前一天，我和完成这一次主报告底稿执笔者，一起到朱老师的房间，给朱老师试播幻灯片。见到以阶梯出现的“新教育道德人格发展图谱”是整张图一起出现，他说：我来改改，让它动起来。于是，他就改着，朱老师乐呵呵地在一旁看着。到了朱老师演讲的那天，图谱果然成为了一级一级向上延伸的阶
梯……
最让我高兴的是，在年会结束后，朱老师、执笔者和我，我们三个人一起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本来我俩和朱老师是两个车厢，但我俩都跑到了朱老师的车厢里一起聊天。
那是一个双排座，他和朱老师一人坐在一张红绒椅子上，我没有椅子可坐。他俩让我坐在他俩座位下方的脚踏板上。我先在一旁站着，等站累了，就真的坐在了他们面前的脚踏板中央。
那一路，我们就如此错落有致地坐了过来。
大家一路上聊的，当然都是新教育。新教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新教育的理论研究，新教育的理念传播，新教育的项目推广，新教育的几所核心学校……大家不停地说着话，一直没有停过。
多数时间，是他俩聊，我认真地听着，偶尔我会说一些话，也只是插科打诨逗他们开心。
其实不用我逗，大家都非常开心。那一刻，全世界有无数轨道，跑着无数列车，从不同的起点开往不同的终点。或许那些列车、那些人，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坐在同一趟列车上，车窗外风景飞速掠过，如同飞速逝去的时光，而我们笃定地坐着，不仅信心满满地规划，更随时全力以赴地行动。
那，就是我认为新教育团队应该有的样子。
我从来没有感觉那样幸福过。我想，那就是幸福完整的感觉。那段旅途，是我走进新教育以来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之一。
动荡2013：风云突变
世界似乎是在一夜之间改变的。其实，当然不是一夜之间。2013年前后，一些我今天完全明了、当时却丝毫无法理解的事情，陆续发生。
现在想来，要怪只能怪我的人生太一帆风顺了。无论在家里、在学校还是在短暂工作过的单位里，几乎我都是最年轻的，我在毫无察觉中处处都被人担待一些。然后就立刻成为专职作家，完全的自由散漫，缺乏最简单最基本的职场训练，对正常职场中人与人的心理毫无所知。
但当时我可不这么想。
比如，朱老师建议我成立新教育出版公司。本来我毫无兴趣。可是听几个人描绘了一番“在纸上复活最好的新教育”这一宏伟蓝图之后，我顿时觉得：这件事真是太有意义了！马上拉着我的编辑薛晓哲，要他一起做。
薛晓哲和我不同，认定此事没那么简单。我很不高兴，有事没事就批判他。结果如他所料，公司从筹划开始，谈判艰难。
最让我奇怪的是：我自己就是靠写书谋生的，每本书我收获的利润最少是10%，如果我开公司给其他作者出书，每本书我收获的是7%——这可不是利润，其中包括租办公室、发员工工资等一切开支！我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放弃自己写书赚钱，来做所谓有意义的新教育出版，难道还有问题吗？
然后又有一天，我突然又明白过来一点：朱老师劝我做出版公司，不仅是为了新教育事业，也是担心我的生存。
我当然知道朱老师是好意。可是，这种好意本身就是羞辱。我在2010年出版最后一本童书时，收入已经是首印稿费一字一元，所以才有2011年到新教育专职担任义工的底气，我活到了2013年，却需要利用新教育做生意，才能有一碗饭吃？！
不仅对我，据我所知，朱老师对其他好几位新教育人都屡次出现过这种“朱老师式好意”：朱老师一番善意，对方只觉侮辱。这简直是“朱式斯芬克斯之谜”。
一度，我也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我苦苦地想，拼命地想，直到后来我终于找到答案——可惜那不是2013年。
在我完全无法理解这个世界的日子里，我停了半年微博。
我很想立刻离开。非常想。但我承诺过当两年义工，刚刚当了一年多，光天化日之下的承诺，怎么可以食言？蓝玫为了支持我，已经彻底辞职，离开了学校，一旦我离开，她如何安顿？
我无路可逃。
童喜喜，你真的喜欢新教育吗？你真的热爱新教育吗？我只能反复追问自己。
在一次次确定对新教育、或者说对我全力以赴投入的新教育萤火虫志业的喜欢乃至热爱之后，在一次次痛苦地挣扎，仍然无法转身之后，我只能把朱老师说过的一句，借用为我的处世哲学：一切问题都是自己有问题。 我有什么问题呢？我想来想去，果然找到了三大问题：一是我的学问太差，一是我不够有钱，一是我的境界不高。
于是，在继续从事大量事务的间隙里，我争分夺秒，像濒临死亡的人寻求解药一般读书，恨不能把看见的每个字都放在嘴里嚼几遍。跑步的时候，或者地铁太挤没办法读书的时候，就用耳机听讲座录音。
于是，我立刻终止了和朱老师拟定的一个共同写作的计划。因为与他合作哪怕是出了再赚钱的书，也无法证明是我的本事。我在丝毫不耽误任何朱老师交办的新教育事务的前提下，开始了坚持写作，在半年中完成了《新教育的一年级》12本书共36万字的初稿。就是这套书，为新教育创造了90多万元的捐款现金和捐赠给100所乡村学校的1000万元图书。
于是，我努力提升自己的境界。本来我做这义工，只是想来帮忙，只是因为我喜欢新教育，也希望赢得新教育人的喜欢。我觉得，没人喜欢我，显然是我有问题。我就把“喜欢不喜欢我的人”作为对自己道德水准的衡量标准，一刻也不敢放松地提醒自己。
——没有这一切，不会有这一年的我的主报告修订工作。
此时，我生命中的一位“重要他人”开始浮出了水面，那就是我称为张爷爷的张勇。
我和他其实在2012年元宵节就因为新教育会议认识。但只是在微博上开开玩笑，没有太多接触。
这个用十几年的时间进行教育研究的人，这个本来很有钱结果倾家荡产投入教育的人，这个研制出一套国际一流水准的教育评价成果的人，这个以实力赢得官方教育部门高度认可的人，他为什么愿意帮助我呢？我不知道。
当时的我只知道，我热爱新教育是真的，但痛恨朱老师也是真的。之所以最终没有记恨于朱老师，原因不是因为朱老师，而是因为张勇。
从这一年的春天开始，张勇就总是对我说：“喜喜啊，我如果不是现在这个状况，有这么多人靠我吃饭，但凡我稍微轻松一点，我肯定要来帮朱老师干活的。帮朱老师这样的人做事，才是真正的学习。所能学到的，跟单纯读几本书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想，就算我离开，也应该把朱老师的本事学到了再离开。所以凡是朱老师安排任何事，会做的我就使劲做，不会做的我就使劲学习着再去做。所以每当我面前出现新的“朱式斯芬克斯之谜”时，我就会打电话给张勇。电话经常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
张勇几乎从来不劝我。他只是在我又哭又叫之后，冷冷静静地用他自称非常标准、其实很难听懂的普通话，向我分析着新教育的伟大，朱老师的难得，最重要的是，他会反复向我说明我做的这些事的价值意义。
意义！意义！“意义”这两个字，简直就是治疗我痛苦的灵丹妙药。不是为了追寻有意义的人生，我做什么萤火虫义工呢？于是，一次又一次的，我反复服用着张勇给我的“意义仙丹”。
6月20日，我带着主报告的底稿，带着我对课程的初步思考，带着一点水果，去张勇的办公室找他。那时他的办公室还在石景山的一个小区里。结果，我们那天什么都没吃。张勇站在客厅一角的一块白板前，我坐在他面前的大饭桌旁，他给我讲了近一整天的课程。他的口头禅是：“听懂了吗？”我的口头禅是：“为什么？”他右手拿着一支笔，左手拿着黑板擦，又是写，又是擦。我全神贯注，眼睛盯着他，手里用纸和笔记录，还打开手机录音，准备万一当时没听懂今后继续再听……
7月，我给自己安排了一件工作：去宜宾参加飓风的班级期末叙事。
这件事，也是我对提高自己精神境界的一次自我要求。那时我绝对不会想到，飓风会在两年后成为我工作团队中的灵魂人物。当时的飓风和我几乎没什么私交，而且既不是种子教师，也不是萤火虫义工。从个人而言，从我的新教育工作而言，我都完全可以不必辛苦赶去。
但是，从整体新教育的大局来看，我认为，飓风是新教育践行者中出类拔萃的榜样。她马上就要退休，教室里的这一切是非常宝贵的，应该请薛晓哲这样的人去拍摄记录，我也应该去。
6日参加完飓风的期末典礼，7日清晨5：30，我在宜宾的宾馆里醒来，在桌前开始了对主报告的修订。当天中午，在返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继续修订。
8日中午13：41，我给朱老师发去了这一年我修订的主报告。
这一次，我也把修订写了个简单的纪要：“字体背景涂黑为建议删除部分。红字为修订部分。蓝字为解释。”
这一次，我连修订和解释部分，增加了大约5000余字的内容。以我所做的最大一处修订为例，那是新教育五大课程体系中的一个主要概念的修订：我将“智力课程”改为了“智识课程”。我是这样配上解释文字的：“我认为这完全符合并精彩体现了新教育对学科知识追求的最高境界‘知识、生活与生命的共鸣’。从我个人来看，我认为‘智识’比‘智力’和‘文理’都好得多，而且是本质上的修改，绝对的提升。但是，我并不准备坚持我的看法。因为一则我发现改个名字引发的动荡太大了，二则我发现您更重视的不是看法本身、而是说话人是否权威。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这一次，朱老师对于我写的那些含沙射影的所谓解释，采取了彻底的沉默，但是，他基本采纳了我修订的所有内容。
我还来不及高兴，就听到消息，才明白朱老师那一段日子也并不好受——朱老师和主报告底稿的执笔者又发生了争论。
早在我参与主报告工作之前，我就一直从各种人那里听说一个同样的消息：每一年围绕主报告的研究和创作，都会有一番争论。因为朱老师总会改动，执笔者总会不高兴。
我以为这是学术上的正常状况。我还觉得我最公平公正，完全理解双方的感受：朱老师精益求精没错，而且他才是演讲者，他说出的话，当然必须自己真正认可；执笔者想保留原意或者懒得改动，身为作者我对这种心情也认为再正常不过。最关键的是，我一直以为，有了去年的幸福经历，一切误会都冰释了。
没想到就在这一年，朱老师在对主报告的修改中，提出了新教育卓越课程体系，分别为：以生命教育为基础，以智识教育之求真、公民教育之求善、艺术教育之求美组成课程骨干，以特色课程为补充。 朱老师重视课程，是新教育学术团队都知道的。我的耳朵也听出了茧子。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多年的思考，只知道他的这一修订，遭到斩钉截铁的反对。
在反对中，朱老师放弃了已修订的标题，表示其他内容还可以讨论并修改，但对方拒绝探讨，明确提出：“明年主报告能不能换个人来写，我觉得我已经不适应大家的思维了。”
争端竟然发展到这一步，我才在错愕中明白：所谓的我去对这个说那个的好话，对那个说这个的好话，以为这样就会世界和平，其实都是我在自欺欺人。
我突然明白：越有追求的人，越有规划的人，越会把自己的蓝图画得细致，越会特别坚持自己的观点。
这样剧烈的冲击下，我隐约想到了一件事：我呢？我的蓝图又是什么？
可是，我的生活已经不容得我继续思考，因为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非常简单有力：明年的主报告怎么办？
涅■2014：脑子咯吱作响
在新教育刚刚开始的时候，作为博士生导师的朱老师，把他的一大批博士生拖下了水。
新教育元老储昌楼老师介绍过，最开始新教育是以总课题组的秘书处管理制运行，他担任秘书长，当时就由朱老师的博士张荣伟担任副秘书长，主要负责秘书处的理论部工作。到了2004年11月，理论部单列为新教育研究中心，仍然由张荣伟负责，朱老师还帮助他印了一张“新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的名片。从这时开始，理论研究工作就由朱老师亲自带领着学生团队完成。
时隔十年，又有一位博士生余国志闪亮登场。
朱老师早就要求自己所有的博士都选择和新教育相关的研究方向，余国志选择的是艺术教育，这正是2014年新教育主报告的主题。
就这样，2014年的主报告研制工作，可以称为从2013年9月就算正式开始了。
包括朱老师在内的很多人都说，余国志是一位非常勤奋的学生。关于他的勤奋，我倒没有强烈的感觉。因为我自从担任萤火虫义工之后的勤奋，是连朱老师都自愧不如的。但余国志待人接物的游刃有余、阅读写作的疯狂高效，却让我又羡慕又佩服。他9月入学，10月就写出了一篇比较艺术教育和审美教育的文章，其后更是一发不可收。
这样一对师徒组合，本来与我无关的。
但是，如果说新教育是朱老师的心头肉，主报告就是心尖儿。构筑新教育的思想理论大厦，这是新教育实验起步时就有的宏伟愿景，将这愿景落实为一年一年的主报告研究，是越来越明晰的行动方针。
朱老师是个乐天派。所以说到这一年的主报告，他其实还是希望延续之前的方式，由原来的新教育机构协助他进行，他还是会笑嘻嘻地对我说：“说不写，那应该只是一时的气话啊。”
与此同时，朱老师又要我们三个人组成一个主报告研创小组，说：“万一没人写，我得亲自动手了。”
我知道为什么朱老师要拉上我。经过前几年的历练，对于新教育主报告的写作，我也算没吃过猪肉但见过猪跑的人了。
我更是完全理解朱老师的矛盾。也恐怕只有我，才能理解他的矛盾。毕竟，我曾经是那个以到处说人好话为荣的人。
于是，一方面，余国志围绕着艺术教育读书、写作，不断地把自己的稿子交给朱老师，我也不断地读他的稿子，三人见面讨论。
记得第一次讨论是一天下午，首先由朱老师打开自己的本子，说出了他的想法。
听着听着，我猛地站起来，大声说：“这说的根本不对！我认为艺术是……艺术教育是……”
余国志错愕地看着我。朱老师平静地看着我。
他俩都没吭声，就任我把话说完。不仅如此，朱老师一边认认真真地听着，一边还偶尔在本子上写几个字。
等我说完，朱老师就说：“接着刚才说的……”我则像个捕猎者，又在一旁警觉地竖起耳朵，随时准备下一次反扑。
在我看来，“艺术”这种主题天然就和“作家”更为契合。余国志也告诉我，他就是个童年没有接受到艺术熏陶的不幸者，无疑也为我的观点添油加醋了。而我眼里的朱老师，自从2013年的洗礼后，我一直恶狠狠地把他视为一个官员，是一个需要我斗争的对象，当然更是与艺术不沾边的。所以，这样的两人说错了什么，我简直无法忍受。
可是，我渐渐发现余国志明显和我不一样。每次讨论他都那么心平气和，既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又显得非常得体。我就向他请教：“讨论的时候，为什么你明明发现朱老师说错了，你能不说呢？”
余国志很从容地回答我：“说错了没关系啊，大家都说一说，互相启发嘛。我也不能真的肯定我是对的。即使我真的是对的，那么我把对的说出来，朱老师一听就自然知道他是错了，不用专门说。”
我大吃一惊，顿时感觉余国志的做法，真是聪明至极！
更关键的是，我发现余国志说的话是对的。
我清晰地记得，到了2014年春的一次讨论时，朱老师开场说了一些他的观点。我直愣愣地看着他。朱老师从本子里一抬头，发现我在盯着他，赶紧问：“有什么错的地方？”我摇了摇头，衷心地说：“朱老师，您说这些，真的很棒！您的进步真快！我觉得您跟第一次讨论时，简直是两个人！”
朱老师是怎么做到的呢？我非常奇怪。
想了很久，我认为，他的大量主题阅读、讨论中平静而专注的聆听，是其中两大法宝。因为他之前这一生都在做着教育相关的积累，到了围绕主报告的主题进行研究时，他就像玩拼图一样，哪怕之前有很多欠缺，他也能用阅读和聆听的两大法宝，迅速博采众长，很快就把自己的一幅图给拼完整。
这可真是太让我羡慕了。
以上所有这些所谓“主报告写作小组”的努力，其实，都是第二选择。事实上，我和朱老师的工作，都不过是帮助余国志完成博士论文——只是余国志自己也被蒙在鼓里而已。朱老师说，多多锻炼余国志，对他的成长只有好处。
所以，主报告工作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以团结队伍为方向，各种方式的努力，一直在继续。 比如，朱老师一直敦促着我推动出版公司的成立。他希望这样导致的合作，会从根本上建立起信任。我认为他的建议是正确的。我想，在“说好话”已经被证实没用之后，“做好事”应该是有用的，起码是值得尝试的。成立出版公司需要考取相关证件，我这个最怕考试的人，也在想办法考着，把公司成立的工作往前一点点推进着。
比如，朱老师也在创造着当面交流的机会。3月21日晚18∶00，
在朱老师的多次联系下，我们所有相关人员都约好了时间，准备做一次当面的艺术教育研讨。朱老师当晚外地出差返回，直接从机场奔赴相聚的地点。可是，那次见面几乎没有讨论任何关于艺术教育的问题，而且是一次让人伤心的相聚。
世界在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低压中，缓缓运转着，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所有人都全力以赴，都心力交瘁，却又都于事无补。
直到6月7日，我们几个人收到一篇《新教育艺术教育碎思》，并说明“这算不得主报告，仅供各位参考”。朱老师看完，觉得和自己想象中的主报告还有较大距离。
真的开始了——我，真的要参与写作2014年主报告了。
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中，在极度的焦虑中，我把余国志写的所有稿子，看了一遍又一遍。我把之前朱老师所提的、我自己所提的文字意见，反复读了一遍又一遍。
时间在一天天流逝。朱老师问我：“是不是你在余国志的基础上，改一稿，然后我再来改？”
我几乎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可是，面对这个把主报告视为心尖儿的人，我不能不说实话。我告诉朱老师：我做不到。
新教育主报告和教育论文的写作，有相似，有不同。就像小说和散文，可以有散文式的小说，也可以有小说式的散文，但认真推敲起来，小说就是小说，散文就是散文。
朱老师明确希望的，就是我把余国志的教育论文，改成主报告。我尝试了。我也以为我能做到。可事实上我做不到。
我被失败折磨得几乎要崩
溃了。
朱老师说：“那就换个思路吧。你不要改余国志的稿子，而是把他写的作为资料，你来写一稿。我们再看看。”
这是几乎不存在的光亮。但对我而言，这已经是绝望中的唯一希望。
对我而言，读一读、修订一下、围绕一些观点讨论争论一下主报告，这是一回事，但是，真正作为主报告的写作者，是另一回事。
前者更多是利用我的文字功底，需要我对教育有所了解，再进行一番发挥即可胜任。
后者却必须心中把握整体，同时雕琢细节。其他新教育同仁写好的稿子本是已经建筑好的大厦，被我又重新拆散为一砖一瓦。接下去，我得从整个框架的奠基到一砖一瓦的搭建，每一根钢筋的形状都可能影响水泥的走向，每一块砖头的摇晃都可能导致整体的崩塌。这是完全彻底的两回事。
6月19日12∶01，按照朱老师的建议，我开始写作我的2014年新教育主报告。
7月1日23∶58，我把我完成的这一稿，发给了朱老师和余国志。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度过的这12天。只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我总是有一种脑子在咯吱作响的感觉。那是一种从脑仁儿内部发出的声音。我知道这只可能是幻觉。不过这个幻觉非常清晰，也成为这12天留给我的唯一记忆。
朱老师把我的这一稿作为主报告底稿，结合自己的思考和余国志的稿子，大刀阔斧进行一番修订，马上发给了各位专家同仁，征求意见。
接下去的几天，和以往的每一年一样，意见纷至沓来。
朱老师、余国志、我，对所有意见进行整理、讨论、修订。我们虽然身在三处，却在网络上互相见证彼此的没日没夜。
7月11日，就在这一年的新教育年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朱老师、许新海老师、卢志文老师、陈东强老师、李庆明老师和我一起开会讨论各项事务，直到近0点才散会。我筋疲力竭，回到房间脸也没洗就倒头睡去。
凌晨1点左右，我接到了朱老师发来的短信。
那是李庆明老师发给朱老师的短信，有着数百字关于艺术教育的思考。朱老师转发给我，说：这个观点很好，希望主报告能够汲取。我说：行，我明天早上4∶30找您。
回答完，我把闹钟又往前调了一个小时，赶紧继续睡觉。
第二天早上4∶30一过，我抱着电脑，准时出现在朱老师的房间门口。那时，朱老师的房间已经是房门大开，雪白的灯光把会客厅照出了一副火树银花的气派。再一次，我和朱老师在凌晨坐在了一起，同样还是为了主报告。我和他面对面地坐着。
奇怪的是，和三年之前的那个凌晨不同，这个凌晨的见面，在我记忆里没有留下关于朱老师的任何印象。可我当时分明都是在盯着他的。因为我们不断地讨论着：李庆明老师的观点中哪些可以采用，采用的部分又会对其他部分有什么影响，对有影响的其他部分应该怎样调整等等。
讨论完毕，我把这些细节逐一修订，马上给朱老师审核，由他再次修订。
6∶56，我把定稿发给新教育研究院的杜涛主任。杜涛将马上找人印刷，才能在第二天下午的主报告演讲时，提供给与会人员……
2014年之前，我以为我已经是“看过猪跑”的主报告工作人员。可是，当我这一年真正写作了新教育年度主报告后，我才明白，新教育主报告到底是什么。
没有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有这样的新教育主报告。同时，任何一个人，包括朱老师在内，都不可以贪天功为己有。
以这一年的经历为例。
比如，最后的主报告，是以我写的稿子为底稿修订的，我和余国志之间，谁重要？如果我认为我更重要，那么，我不是无知，就是无耻。余国志的稿子中被我使用到主报告里的那些资料，不是简单的资料，同时也是激发我思考的源泉。
同理，我们和朱老师之间，谁更重要？资料是收集和积累，文字是表述的方式。在一篇文章的背后，那些作为骨架支撑的思想观点，以及围绕这些不断研讨而向纵深里拼命前行的一步又一步，该如何计算？ 在这样的一件工作中，能够如此突破自我，获得前所未有的体验和成长。这让我非常自豪。
同时，我也为之骄傲的是，因为同一件事，共同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我和一群人的生命在这一刻融汇到一起。
我可不可以说：新教育主报告，正是一群心有不甘的教育人，向着明天的中国教育，向着理想的中国教育，向着无数普通中国人的幸福生活，进行的一次又一次探索，发起的一次又一次冲锋呢？
事实上，我正是这样认为的！
主报告文字是集体智慧，呈现也是团队协作。幻灯片制作上，未参会的萤火虫义工组临时团队助我做后续工作。在李西西设计的风格之上，小风、素香、紫藤、花王、从容、核桃制作幻灯片初稿，菊梦书校对文字，最后我再统筹审核……
我们互相督促，共同成长，为什么不可以呢？！
对于2014年的主报告，首师大博士生导师、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基础教育美术课标研制组长尹少淳教授点评说：“我认为这个报告有激情、有态度、有思想，而且是目前为止我见到的我们国内对艺术教育表述得最深刻、最完整的一个报告。”
对我来说，这样的一次经历，称之为涅■，毫不为过。
这一年，朱老师在我心目中也涅■了。从2013年之前被我信赖的新教育发起人，到2013年被我处处针锋相对的官员，在这2014年，我重新发现他是一位学者。
我更期盼，所有人都能从这剧变的2014年涅■，从此获得
新生。
挑战2015：前所未有的冒险
早在2013年的《研发卓越课程》主报告确定了新教育课程体系之后，朱老师就已经同时思考着五大课程中每一个课程的研究工作，并把能够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统统梳理了一遍，布置下了新的主报告研究工作。
生命教育是新教育元老之一袁卫星老师研究多年的领域，袁老师自然是当仁不让的研究骨干。朱老师的博士生卢峰也对这个领域情有独钟，主动送上门来，自然也得到了热烈欢迎，而且他为此去过一次台湾现场学习，收获很大。苏州大学已经成立了新教育研究院，工作任务之一就是每年都进行主报告的相关主题研究。余国志也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主动表示每年都会就主报告进行相关研究，独立完成一稿。
2015年的主报告研究工作，可谓兵强马壮，等于有四路人马同时进行相关研究。
对我个人而言，这一年的主报告工作意味着两大挑战：一是心理上的难以认同，一是精力上的极度透支。
尽管如期完成了2014年的主报告工作，可是，对自己成为主报告执笔者的这个角色，我事先毫无准备，事后也不认同。当时完全是出于事到临头不得不写，心无旁骛地完成工作而已。当朱老师对我开始寄予希望，俨然把我视为主报告工作的重要成员，继续安排主报告工作时，我产生了一些强烈而特别的感受：排斥、恐惧、焦虑……种种心理纠缠着不断发酵，在2014年10月5日的主报告研讨会上，我彻底爆发了。
那个白天，我们在一所学校里，开了一天的主报告研讨会。到了晚上，和朱老师、陈院长、卢峰博士等人一起吃饭，仍然在讨论主报告工作。现在回忆中完全忘记了冲突的起因。似乎是朱老师当时说了几句鼓舞士气的话，认为现在主报告工作进展不错。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无名火，不仅完全无法接受他的话，而且当场大加批驳，说着说着，我愤然起身，对朱老师大喊大叫地把我的各种不满统统宣泄了一番，最后怒气冲冲地指着他，大声宣布：我绝对不会参加主报告的研制工作！
大家都完全惊呆了。朱老师非常难堪。陈院长赶紧打圆场，说有问题吃完饭再讨论。
被我这样一闹，谁还有心情吃饭呢？大家匆匆结束了晚餐，各自散去。
我和陈院长都住在学校的宿舍楼上。陈院长准备找我谈谈心。我不肯谈，把自己关在屋里，痛哭了一晚，想了很多，很多。
我想起了这些年经历过的很多场合。因为朱老师难堪的表情，我看着是那么眼熟。在各种争执里，一次又一次，我亲眼见证着。不同的是，以前是别人给他难堪，那时作为旁观者的我，对那些人是反感的。我自己脾气并不好，可我认为人和人之间基本的尊重不仅是礼貌，还是做人的底线。谁会想到，这一次让他难堪、甚至比当初更难堪的人，竟然变成了我！
我怎么会这样对待朱老师？我怎么会变成我自己讨厌的人？我边哭边想。在那一晚，我想到了两点。
第一是对自己作为主报告工作核心成员的强烈不自信。
从开始走进新教育，我就是义工，我给自己的定位只有一个：我是帮忙的。作为一个帮忙的人，我想做的、所做的、能做的，只是协助进行新教育的推广。就算有了2013年的一番苦读，也只是被逼急了，想向我喜欢的那些人证明我并不那么糟糕。就算有了2014年的主报告写作，我也不是、不可能是、更不应该是新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
一想到有人知道我参加了新教育主报告的写作，甚至是执笔者时，我觉得人们就会因此把新教育低看三分，会想：啧啧啧！偌大一个新教育，居然要靠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来写主报告——可见新教育好不到哪里去！
那一段时间里，我对萤火虫团队内部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们教育界都轮到我来做这样的事啊，不丢人吗？！在团队之外，因为陈院长和我交流很多，我在激动时也对他说过类似的话。
另外一点也很关键：我认为我在继续被情感控制，任由一种不分是非的善良占据了我的脑海。所以，其他新教育人和朱老师发生冲突时，理智告诉我朱老师并无关键错误，感情上我却一直对朱老师耿耿于怀，还是怪他太不懂珍惜。
不知道同情弱者是不是人类的天性，反正我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在朱老师和别人发生争执时，朱老师难堪，我会觉得朱老师可怜。等事情一过，我就会偷偷向朱老师嘀咕，比如：您已经出了几十本书了，功成名就了，再出什么书、有什么名，也不过是锦上添花，您就把一些成绩算到别人头上嘛！如此这般。按照我的逻辑推理开去，似乎成功者有一种原罪，应该对不够成功的人额外担负起责任。我做义工的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这种心态：觉得我很幸运了，应该为别人做一些事情。尽管我知道朱老师也是从一个毫无家庭背景的普通年轻人，靠罕见的勤奋、好学、正直，奋斗到今天，再加上一些幸运，才赢得他所拥有的一切，但那也逃不过我在同情别人时对他的打压。 我还想起来，有一次朱老师、陈院长和我说到这个话题，朱老师终于忍不住很委屈地对我们说：“我真的对新教育人很好，起码比对我的儿子要好得多，我早就说过：有我一口饭吃，就肯定有你们一口饭吃。”当着陈院长的面，我当时就无法自控地大叫起来：“朱老师！请您永远不要这样说了！这就是问题所在——谁稀罕您那一口饭？有谁是找不到饭吃，跑来向您要饭的吗？！每一个专职的新教育人，谁不能靠自己的本事，过着自己滋润的小日子？他们跟随着您，是想要创造一个了不起的事业，是想活得更有价值！更有尊严！”
我突然想起了朱老师曾经在微博里写过的一句不知哪位名人的名言，大意是：一个不成熟的人是为了某种崇高的事业英勇地献身，一个成熟的人是为了某种崇高的事业屈辱地活着。想起这句话，是因为在我对朱老师表示同情的日子里，朱老师曾经对我重复过这句话，他笑呵呵地对我说：“所以，我就算是个成熟的人喽。”
在我当众让朱老师难堪的这天晚上，我再次想到“尊严”这两个字时，我不由得反问自己：如果在现实生活中，以大众的评判标准来看，无法逃脱弱者和强者的区分，那么，一个弱者，应该如何获得尊严？
我想，无论如何，践踏强者的尊严，弱者不仅无法得到尊严，更无法证明自己的强大，而且还会证明这样的弱者之弱，不仅弱在大众眼里的身份地位上，还弱在自身才能上、心理上乃至人格上。
那个晚上我想到了这些，下决心我要改变这一切。我不想变成我讨厌的那种人。
自省错误，的确是自我改造的最坚实基础，可这并不意味着我真的马上就改变了——立地成佛？可没那么容易。
在那个国庆之后的2015年1月，我在和朱老师、陈院长餐会时，再一次大闹天宫，对接下去的工作规划和朱老师没谈妥当，又当场大吵一架……
真正促使我改变的，还是陈院长。
接下去的2月，我又在一次聚会中表示对朱老师过去的一个错误决定非常不满，不仅当面指责了朱老师，而且在散会后和陈院长同路时，又喋喋不休地向陈院长数落朱老师真是太讨厌。
没想到，陈院长突然正色问我：“你别说别人，你说说自己。那件事发生时，你想到了吗？你自己是怎么做的？”
当时我一下子张口结舌。想了想，我争辩道：“我是也没有想到啊，但是……我是我，他是朱老师啊！”
陈院长仍然非常严肃地追问：“为什么他是朱老师就应该想到？为什么他就必须有先见之明？为什么他就不能犯了错之后再去改正？”
我彻底哑巴了。
然后，陈院长才恢复平时正常的模样，又笑眯眯地说起平时常说的，诸如“改正错误是不容易的，我们都是老同志了，要相信我们，也要有耐心”之类的话。
陈院长向来比朱老师更温和，温和得完全只能称之为温柔。他从来没有这样严肃地、毫不客气地、直言不讳地跟我说过任何事。在那之前没有，在那之后没有。仅此一次。
是不是国庆节如果和陈院长谈话，我当时就受到这样的教训，我早就好了呢？但是，从这一次受到教育开始，我越来越能够正常和朱老师相处，也度过了心理上自我认同的危机，开始逐渐习惯了新的工作定位，继续着主报告工作。
2015年的主报告工作的另一个挑战在于：它的时间与我举办的第一届“新孩子乡村阅读公益行”活动时间，基本是完全重合的。
新孩子公益行是我创作出版《新教育的一年级》而起的因缘，在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社长张秋林先生的支持下举办的活动。活动第一步，是我用1年时间，去为100所乡村学校免费做阅读推广讲座，并为每所学校送去出版社捐赠的10万元图书。其实活动在2013年10月就已经确定，项目组义工招募在1个月后已经完成，所有人都摩拳擦掌。正是因为做类似主报告这一类有关“新教育大局”的工作，我只得把自己举办的这个活动一拖再拖，拖到2014年6月1日才召开了启动仪式，仍然因为正值主报告写作的胶着时刻，根本无法成行。
2014年9月2日，我终于开始了新孩子公益行的第一场讲座。
2015年5月20日，我在新疆完成了第100所学校的讲座。
其间，我除了做完了新孩子公益行的100场讲座、96场座谈之外，还额外增加了十几场讲座，还负责了一场“缔造完美教室”叙事研讨会的内容指导，还编辑了一本后来被《中国教育报》评为“2015年度教师喜爱的100本书”的新教育文库《守望新教育》，还修订了《新教育的一年级》后6部书稿，还协助朱老师完成了两会的系列工作……这还不包括我创办的新父母研究所里，我为各种项目所做的工作。除此之外，我基本上一场不落地参加了所有生命教育的研讨活动。
没有任何喘息的时间。一方面是对新教育未来发展的焦虑，一方面是对朱老师苛刻相待的自责，我只能以工作，来缓解一切，来回报一切。
所以，在参与生命教育研讨时，袁卫星老师形容我初期看上去“像个专门挑刺的”，我乐得哈哈大笑。袁老师说得一点都没错，只是他还不知道挑刺的原因：我只会挑刺。因为在一系列工作中的精力极度透支，完全没时间进行深度阅读，缺乏相关的知识储备，无法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挑刺是多么简单的事情啊。就像如今的中国，谩骂讨伐的人，那么多。每个人都能骂得大快人心，而且骂得越是激烈，越能赢得拥护。
建设又是多么艰难。一点一点，一步一步。有时候，真是点点滴滴浸透着泪和汗。这时还得故作乐观地庆幸，毕竟没有身处步伐得用献血烙印的年代。
到了6月底，我把其他事务做完一个段落，开始读了几本书，也认真研读了袁卫星老师、卢峰老师、余国志老师等同仁写好的主报告，朱老师也有成文数千字的主要观点。每篇稿子都有3万多字，风格各异，精彩也各异。
此前一年，我是面对一份主报告为难，在这一年，我又发现了新的为难之处：把各种精彩整合到一篇文章里，也难以下手。
这一次，我没有请教朱老师，决定还是自己像去年一样，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再写一稿。这样看起来麻烦，其实最省事。我想，写完交给朱老师，算是提交了我的意见，也算是我尽心尽力了。 为了保险起见，这次的写作之前，我打印了所有文稿，阅读、批注之后，先去请教张勇。他越来越忙，一听我为了主报告的事情找他，还是马上痛快地说：“来吧！”
我直奔张勇而去。他正和几个工作伙伴在小饭馆吃饭。听说我没吃饭，马上给我加了双筷子。我毫不客气地迅速扒拉完一碗饭，拿着笔和笔记本，坐到了他旁边，一边问，一边记。他一边吃饭，一边回答我。他信手拈来，给我说的是——
从人文，到人道，到人本，对应的是原始社会、野蛮社会、现代社会……
生命权是现代文明社会第一权……
自由先于选择，选择先于存在，存在先于本质……
自然生命基本对应的是生命体，社会生命基本对应的是人格，精神生命基本对应的是形而上……
科扎克把自己的生命和学生的生命“打通”了……
特蕾莎修女尊重每一个人，是地道的人本思想践行者……
中国经历着从同情、怜悯到尊重的改变，前者是人文，从老子的“以万物为刍狗”源起，到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时为低谷……
回想起来，我们当时身处一个最普通的街边小饭馆，油腻腻，闹哄哄，我们身边都是他的同事和客户，却因为我们的对话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保持沉默。周遭环境和我们热切研究的内容，形成了一种让人发笑的反差。
但我在当时丝毫没有感觉到两者之间有什么冲突，现在想起也只觉得平静而幸福。
在最日常的场景里讨论形而上的事物，正是我认为生活本身该有的样子。
张勇更是对这种“童喜喜牌传声筒”的工作方式大为满意，到了后来朱老师请他提意见的时候，他就直接说：“我给喜喜打电话说，就不在稿子里修订啦！”
我完成了2015年我的主报告后，提交给朱老师。
或许是因为站在大家的研究基础上，就像站在巨人肩膀上一样占便宜，或许是因为我更熟悉主报告的风格，让我多少感到意外的是，朱老师再次选择了我的稿子作为底稿，提议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下一步。
接下去的工作，又是重复以往的流程：比写作更加疯狂的修订——确定了底稿，朱老师会马上单独修订一遍；然后，他发给专家朋友提意见；同时，他也会发给我们团队，每个人都得进一步修订；接着汇总意见，又是不断修订……
根据我电脑文档里的不完全统计，从我交稿之后，又改了18稿。要知道，我是2015年7月3日才交稿，而这项研究是从2014年的春天就开始了。我收到的第一份文件，是2014年9月15日朱老师群发给我们的一封题为“新生命教育”的邮件，其中把生命教育分为了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幸福人生三个板块。
不过，这一年我们的研究团队壮大了，工作起来省力多了。7月11日召开年会，10日18∶00就已经把主报告的文字稿和演讲稿全部确定——提前了整整12个小时！眼看是不用再像前一年那样凌晨4∶30起床改稿子喽！我高兴极了。
在提交稿件的同时，我收到了卢峰老师和余国志老师准备的主报告幻灯片初稿。我也想了一个偷懒的工作流程：把它交给同来参会的萤火虫团队一员、幻灯片高手飓风，由她负责带领一群同来参加年会的种子教师，共同润色修订。如此一来，我就不用像去年那样，遥控指挥远在千里之外的姑娘们制作幻灯片，不是更省力吗？
把幻灯片转发给飓风的那一刻，我感觉着今年的主报告工作差不多结束了似的，真是身心舒泰。尽管当晚紧急处理了一桩突发事件，导致凌晨1∶30睡，早上推迟了20分钟到5∶50才起床，也没有破坏我的好心情。
但，天有不测风云……
我的雷锋日记，忠实记录了以下突变。
12日下午，朱老师将要进行主报告演讲。11日傍晚，一直心情轻松的我遭到了报应——我发现，我让飓风根据主报告内容，收集一些寓意丰富又美观的图片，可她根本没有收集！
勤劳的飓风怎么可能偷懒呢？一问之下才明白，她的工作习惯是等有幻灯片定稿之后才找图。而幻灯片正在按照我交代的工作流程，由几位种子教师分头审核。她只看着主报告文字，找不到图。
这下麻烦大了。可我顾不上处理这件事，就接到朱老师的通知，晚上大约20∶00找他商量明天的演讲。但是，朱老师的房间里永远是川流不息的新教育人，我一去就碰到又一位新教育元老——张丙辰老师。聊了好一会儿，张老师离开了。再来人，再离开。还来人，还离开……在这种情形下，朱老师见缝插针地给我完整试讲了一遍。他一边讲，一边根据感觉，在打印出的演讲稿上继续大幅度地勾划、取舍。
朱老师说这是他第一次在主报告演讲之前试讲。他讲完就问：“你看怎么样？”
“我看挺好的，”说完想了想，我又客观公正地补充了一句，“比您正式讲的时候讲得好。”
朱老师若有所思，沉默了一小会儿，下定决心似的说：“明天我想脱稿讲。”
我很意外。
朱老师解释道：“除了主报告之外，我所有的演讲都不念稿子的。我一直都觉得念稿子的效果不好。其实每一年的主报告，都这么三番五次的修改，内容我都是滚瓜烂熟的。但是太紧张了，总怕讲错，都是念稿子。”
主报告的演讲是90分钟，又是学术报告。念稿子尽管不够优秀，也可以称为良好，因为演讲稿的内容就是根据演讲需要，由朱老师亲自写的，和主报告文字稿有着很大的不同。如果脱稿讲，尽管朱老师试讲了一遍，万一讲错一点，或者哪里卡壳了，不就前功尽弃了吗？最终结果说不定会变成不及格呢！
我认为这实在是很冒险，所以，我给朱老师的回答是：“我绝对支持！”
不冒险，怎么叫探索？不探索，怎么叫新教育？连一个小小的脱稿演讲都不敢冒险，还能做什么有创造力的事呢？这是我的逻辑。经过这几年的工作，我逐渐发现大多数人思考问题的逻辑和我不一样。可我还是觉得，我的逻辑挺不错的。
确定了脱稿演讲，一看时间已是22∶20，我把自己手中那份原来的演讲稿留给朱老师继续准备，拿着朱老师勾划过的稿子赶紧告辞，去找那一群做幻灯片的种子教师。在朱老师准备脱稿演讲的基础上，演讲稿又有了较大调整，我估计我又得熬夜了。 到工作现场一看，情况比我预计的更凄惨：工作根本没按预期进行，因为飓风给种子教师们的分工也有问题。最大的优点就是最大的缺点。虽然飓风自己亲手做事一流，但是让她把事分配给其他人做时，她反倒一时间无从下手。同时因为我让飓风去分配工作，导致她绞尽脑汁地想她不擅长的事，亲手做的工作也变少了……我正可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赔了夫人又折兵。
没时间留给我感叹。我让几位老师停止核对幻灯片上的文字，而是在飓风的工作基础上，分别再找一些图。
然后，我又和蓝玫、硕果、飓风一起，讨论处理一件突发的紧急事件。
再回工作现场已是凌晨1点，
发现几个姑娘几乎没有任何进展，说是她们找的图片超越不了飓风。我把她们都放回去睡觉了。
我和飓风、蓝玫做到凌晨2点，发现飓风已经彻底累糊涂了，连我让她做什么都分不清楚。我干脆让蓝玫把完整的幻灯片拷给我，把她俩都放去睡觉了。
一个人做到凌晨3点，我把内容全部梳理了一遍，从229页幻灯片变成了90页，突然就眼睛一黑睡了过去。5∶10醒来，继续调整到5∶30，准备发给蓝玫和飓风，通知她们起床接着做。结果在调整之后上传到信箱里的间隙，我突然又睡了过去。
一下就睡到了6∶40，赶紧爬起来，给飓风和蓝玫发去幻灯片，请她们分头校对文字，同时在7点找到朱老师，请他浏览一下幻灯片文字——居然到了演讲的当天早晨，还在请朱老师浏览幻灯片的文字！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情况。
上午没有参加活动，在宾馆里和飓风、蓝玫一起，三个人埋头做幻灯片。分秒必争地工作。
要做的事非常多，非常多啊非常多。除了主报告的内容之外，还需要把叙事引领版块的8位老师的演讲内容，每人一页全放进来，并且帮写每人一句点评。我让蓝玫写了初稿，我来改了改。让飓风写她的故事，她是怎么也写不出来，最后我又从头到尾地一写，也不管好坏了。我找了所有的图片，把90页幻灯片从头做了一遍，但到最后还是有几张实在来不及配上图。所有细节都由她俩来精心调整：文字大小，翻页效果，画面留白……
13∶00，给朱老师送去他提出增加的新演讲内容和幻灯片。出门正好碰见杜涛，他拎着盒饭，说朱老师中午还没吃饭呢。根据朱老师的审核意见，又对幻灯片做了细节处的调整。
13∶30，去现场试幻灯片。
14∶00，朱老师开始演讲。
……
我以为随着主报告工作的熟悉与规范，2015年会是最清闲的一年。
结果，没有哪一次主报告工作，比这一次更紧张。
这一年的幻灯片，从制作原则上我进行了从“资料”到“背景”的彻底颠覆。简单地说，以往幻灯片着重考虑文字的完整，特别希望现场听众拍照留存方便，希望给大家提供更多资料。这一次的幻灯片着重画面传达的直观感受，为演讲者创设背景，为演讲内容营造氛围，文字只选画龙点睛之处，只作为对听众聆听时的引导。
这一年的主报告主题是新生命教育，围绕着“生命”二字，我选取了许多气势恢宏的精美图片，整体色调又以灿烂的金黄色为主，现场巨大的屏幕播放，配上朱老师雄浑的声音，真是相得益彰啊！尤其到了最后结尾的主报告宣言部分，每一段宣言都配上了一幅图片，更是震撼极啦！
比如，我选了一张照片，是一位少年的逆光剪影。周围的山峦剪影层层叠叠，少年端坐着，一手拇指食指相捻，一手托举一轮红日。这样有寓意，有禅意，悠远开阔的照片，是为了配朱老师所写的这样一段文字：“……一群又一群孩子长大后，在他们身上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政治是有理想的，财富是有汗水的，科学是有人性的，享乐是有道德的。这，就是新教育的彼岸。”
或许我应该去做电影导演。因为在我看来，所有的文字不仅都有逻辑层次，而且都是有感情温度的，都是有画面色彩的。以前我只以为人人都是这样感觉呢，是走进新教育之后，我才这样频繁且深入地和人打交道，才越来越发现并不是人人都和我一样。当然，因此很可能也只有我，才会对这些画面和文字如此津津乐道。
无论如何，这样的文字和画面呈现在1700人面前时，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我只是想：哦！这可真是美得让人窒息！
可惜朱老师这个人的审美大大的不行，根本就看不懂我们所做幻灯片的妙处。他使用我们做的幻灯片，完全堪称是猪八戒吃人参果。
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人民群众的眼睛毕竟是雪亮的。幻灯片才播放了十几分钟，现场就有位据说是金堂县的主任来找我们索要。会议一结束，许新海老师就眉开眼笑地夸我：“今年的幻灯片做得好哇！”
等年会结束，飓风又把我们做的幻灯片再次修订——我发现在几幅应该是全屏的图画上方，留着头发丝那么粗的白边儿，破坏了整体的美感。飓风起初还坚决否认，结果会场一全屏播放，她就服气了。修订完，我们就赶紧把幻灯片群发给有需求的所有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当然，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的集体努力，2015年主报告工作，冒险大获成功。
不仅我们做出了独特的幻灯片，而且在我亲历的历届年会里，那是朱老师主报告演讲最精彩的一次。在台上，朱老师对所讲内容信手拈来，是那般底气十足，挥洒自如。在台下，有上百位的老师都是拖着行李箱，站在会场里，就那么一直站着听完了朱老师的主报告，当朱老师话音一落，大家就仓皇夺路而逃，也不知道他们的车最后赶上没有……
主报告，就是这样从一个“众苦苦”到“众乐乐”的过程：辛苦，但是过瘾。
刺激2016：卓越的学生
人生有两大痛苦：一是缺乏高峰体验，一是上了高峰之后就只能止步没奔头了……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我用整整5年时间，全力以赴投身到新教育萤火虫的事业中，捎带着把形形色色的主报告生涯都体验了一遍。
2016年主报告的主题是习惯养成，内容是“每月一事”项目，这些早在十年前就由朱老师带领着一批博士生研讨推出，由当时就是海门教育局副局长、3年前又兼任新教育研究院院长的许新海老师先带领着海门团队践行，后带领着全国新教育同仁深入。就连我写的一套《新教育的一年级》的童书，都是以这个深受一线欢迎的项目为纲而创作。对这样一个非常成熟的内容，对这样一种反复体验的形式，我都认为很难再给我提供什么高峰体验了。 更重要的是，有两件事几乎占据了我全部的时间：一是负责《教育·读写生活》杂志的编辑工作，一是接受新教育研究院的委派，我带领团队投入到《新教育晨诵》系列26册图书的选编工作中。和这两件事所消耗的心力相比，我同时处理的那些以前一度让我哭爹喊娘的日常事务，都只能称为饭后甜点。
而且我发现了一个不幸的情况：经历了上一年的奔波后，我的精力大大下降。结果就是相同的工作时间内，工作效率大大降低。
总而言之，按常理来说，我本来在今年应该对主报告工作更加投入才对。结果恰恰相反。
所以到了2016年的主报告进行讨论时，有的重要会议我都没有参加，比如作为每年的重点活动、年会风向标的海门开发周，我因故缺席，就算我参加，我也是默默地听着。有一次朱老师都忍不住了，会后主动问我对研讨有什么意见？我见他一副急切的样子，故意说：“我才不说呢，我不把我的好意见贡献出来。这样你们认为我是个好脾气，我还可以把我的好点子留下来自己写文章赚钱去。”物极必反，对我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朱老师也只得一笑了之。
转眼就到5月，主报告工作又开始了倒计时。
朱老师提议，以前的主报告都印在报纸上，会后还是交给其他杂志发表了，不如今年的年度主报告直接刊登在《教育·读写生活》杂志上。
我和所有的杂志主编一样，都为优质稿源发愁，一听这好主意自然是求之不得。为了赶上杂志的印刷周期，我们把主报告定稿时间确定在6月15日。
但我相信这个时间毫无问题。因为我们的团队一直在高效行动着。
近一年来，朱老师的阅读都是围绕习惯这个主题展开。近两个月以来，他又以习惯为主题，抄录、撰写了2万多字的“新父母晨诵”。
勤劳的新教育同仁也不用说，他们陆续发来的初稿，已经是在朱老师反复沟通研讨后，有过多次修订的：来自赵振杰老师的《好习惯铸就好人生》，来自余庆老师的《让良好习惯助力儿童的幸福人生》，来自余国志老师的《好习惯造就新儿童》。
除此之外，今年还有三个特别的材料：海门实验区在许新海院长的率领下，重新修订的“每月一事”操作手册《养成一生有用的好习惯》，新家庭教育研究院孙云晓院长新出版的《习惯养成有方法》，新教育电影课项目组研究推出的《36节电影课养成好习惯》。
所以我发愁的是：巧妇固然难为无米之炊，可食材过于琳琅满目，还要一桌子全端上，也实在令大厨为难呀！要把这琳琅满目的精彩内容集中呈现，也还是要花一番功夫的。
朱老师早就开始追问我的主报告工作计划，我一直无法回答。
经过了前几年的磨练，我充分锻炼出“虱子多了不怕咬”的良好工作心态，那就是：淡定地把主报告工作扔到一边，继续着我火烧眉毛的《新教育晨诵》修订大业。这套书可是签订了合同，8月要出版的。而这套书之前的修订经验告诉我：一首诗快则5分钟修订完毕，慢则1小时还在查找，我根本无法确定时间。
5月下旬的一天，朱老师又在电话里催我。我被催急了，有些不耐烦地信口说：“您和我一样，自己去写一稿呗！”
就听朱老师答：“好啊。”
只要朱老师不催我，我就心情舒畅，对于他的回答，我也没细想。
我本来是准备把《新教育晨诵》修订完，就开始像前两年一样去做主报告工作。直到5月26日中午，我的晨诵修订工作告一段落，我才找朱老师商量：今年的主报告准备怎么办呢？
朱老师笑呵呵地说：“你先好好读一读主报告，读一读书。我已经在写了。”
有句小学生都懂的形容，叫做“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时那刻，我才明白了到底是什么感觉。
6月2日16：21，朱老师发来了邮件，标题是：“主报告第一部分”，共计7260字。
接下去，不同标题的邮件，记录着一步又一步的进程：“主报告的第二部分初稿（未完成稿）”、“主报告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最新修改）”、“关于素养的思考”、“第三部分提纲”、“习惯养成的原则（完整版）”、“如何养成一个新的习惯”、“如何改掉一个坏的习惯”……
就这样，3日、6日、8日、9日、10日……一封又一封，邮件无声地飞来。
尤其是9日端午节那天，朱老师陆续发来了6封邮件。朱老师有早起的习惯大家都知道。当天晚上的最后一封邮件，发自22∶37。那封邮件，是朱老师率领团队十年研究践行的基础上，是率领三个团队再次用近一年深入研讨撰写的初稿基础上，由他亲自写作的底稿，共计36931字，题为：《习惯养成第二天性》。
接着，就可以从微博上继续看到朱老师的行程：他立刻去了阿坝，马不停蹄又去了新疆，去了宁夏……
他在四川阿坝州茂县参加第四届乡土教材研讨会，做题为《中国乡村重建需要乡土文化教育》的发言，他说，文化是留住乡愁的根，教育是留住乡情的本，然后他讲述了新教育人在乡土课程方面的探索。
他在新疆师范大学参加民进中央举办的“同心·彩虹新疆少数民族校长培训班”，应邀为60名校长讲《新教育实验的教师成长理论与实践》。
他在宁夏参加民进中央开明画院组织的西部书法教师培训活动，期间与西夏区回民小学的海生军校长联系，临时动议去考察他们的学校，正好参加了他们五所学校举行新教育的交流活动。
且不说朱老师对主报告整体框架上的调整，且不说根据我的目测估算，他重新写作的内容近一半，哪怕是根据全新框架，把十几万字的初稿、几十万字的书稿，完全重新组合而成一份36931万多字的底稿，仅仅只做复制粘贴工作，又需要多少次？
我这才明白，他在应邀去哈佛大学做演讲，为此错失海门开放周的“每月一事”教师叙事后，为什么坚持创造机会，让老师们齐聚北京。原因其实在他给大家的邮件里，分明早就说过：“为了主报告的写作，我必须补上一线的经验，甚至是与个别老师深入交流，才能对一线实践有感受。”和老师见面的那一天，他整整坐了一天，听完了16位老师的讲述，对形式和内容都提出了精彩的意见。
许多人都会奇怪：一个作家，怎么会成为一个教育学术团队里的干将？读完这篇长文，大家一定会找到答案。
喜喜是一个性情中人。她喜欢的事情，她认准的道理，就会义无反顾，有时自己没有条件就去创造条件，也会全力以赴地投入，尽力完成。
喜喜对理论有着天然悟性。读过《影之翼》《嘭嘭嘭》《我找我》《织梦人》等作品，都能感受到她在童书创作中举重若轻的哲学的思考，这实属难得。读她每一期为《教育·读写生活》写的卷首语，更会直接认识到她对教育的思考
力度。
哲学功底，教育悟性，人文素养和文字能力，再加上过人的勤奋，让她脱颖而出，成为新教育主报告研制团队的核心成员，也让新教育主报告的研制团队如虎
添翼。
相信她的经历会给更多人以启迪，也希望更多新教育人能够像她一样不断成长。每一个新教育人的成长，就是新教育真正的茁壮。
前言：因燃烧而点亮自己
前不久的一天，我看见了储昌楼老师保存的一大批新教育从2003年到2007年的历史资料。从现场照片到会议实录，从实验简报到规章制度，从总课题组到迅速细化的机构……我震惊而感动，以至热泪盈眶。
新教育实验，从1999年朱永新老师的一念开始萌芽，十几年的时光里，有的人来了，有的人走了，有的人来了又走了，有的人走了又回了……曾有人说，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
大浪淘沙，是我特别厌恶的一个词。生命绝不是沙子。人更不应是沙子。新教育这一路走来，多少人为之倾注心血！
所有人，是每一个来过的人，将自己或长或短的生命融入其中，程度不同地把自己的精力、才华、金钱，不断投入其中，才有今天的新教育。缺少任何一人，新教育都不是今天的模样。
本来，我只是一个旁观者。
2009年7月的江苏海门，我永远无法忘记的时间与地点。那一年的新教育年会就在此举行。直到今天我再看那时的会场照片，还是会激动：走道中央摆满了板凳，坐满了人，舞台侧面摆上了板凳，也挤上了人……密密麻麻的人群，随着会议的继续，只见增加，不见减少。人们的热情，只能用痴狂形容。
后来我曾经想过，如果我参加的不是海门年会，我也会走进新教育吗？想了又想，答案是：未必。我只是闲来无事应邀参会，如果没有太深的感触，也不会真正投入。
是被那样燃烧，才有了我与新教育的真正缘起。
从两年中的形影相随，到两年后的全力以赴，我从旁观者，变成了这群人中的一员。
只是，即便如此，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哪怕是再让我活三辈子也不会想到，我会成为新教育主报告研究团队的一员。
震撼2011：尽头处的灯光
在2011年11月23日之前，我都是专职的写作者。我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无比自由。在没有目标的生活里，自由是一种精神的重负。当时我就是这样闲得无聊，闲得发慌，天天总想找点有趣的事情做一做。所以，自2009年7月应邀第一次参加新教育年会开始，这场一年一度的盛典，也成了我的凑热闹大会。
2011年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召开的这一届东胜年会，却大为不同。
那一年，因为会务接待的原因，每年7月召开的年会不得不延期到9月17、18日召开。所有人不得不调整行程。
对我而言，有一个更大的不同：在这一年，我第一次参与了年度主报告的工作。
那是9月16日，年会召开的前一天。我在东胜的新教育小学刚刚当过一学期义工，回到东胜俨然是半个主人般上窜下跳，那些网上神交已久的老师们来到东胜，就被我抓到大玩一番。等我又疲惫又高兴地返回自己房间时，已是接近凌晨两点了。
内蒙古的深夜，宾馆走廊里异常安静，一间间房门也关得严实。可是，走廊尽头处的一间房门却半敞着，房里透出昏黄的光。我好奇地溜过去，发现那是朱老师的房间，他正趴在书桌的电脑前打字。
我轻轻敲了一下门，朱老师偏过头看见我，招了招手。
我走到他旁边，电脑上打开的，就是年度主报告。他让我搬了凳子，也坐在书桌的一角。
我问：“您改主报告呢？”
朱老师答：“是啊。”
一会儿，朱老师念一段话，说：“你看这个怎么样？”
我就回答：“啊……”
再一会儿，朱老师又问：“你说这句呢？”
我就回答：“哦……”
这实在不能怪我存心敷衍朱老师。一则当然是我没有相关知识积累，二则毕竟已经快凌晨两点了呀！
好在，朱老师很显然也并不需要我的回答。而且，很快他也不吭声了。他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锁着眉头，鼠标不断滑动，自顾自地一会儿敲打几个字，一会儿删除一段话，完全忘记了我的存在。
我留也不是，走也不是，只得坐在一旁，默默看着朱老师继续工作。
不知是因为桌上台灯的灯光，还是因为他一改平时的温厚而是皱着眉头全力思索的表情，还是因为我当时坐在书桌旁边比平时距离要近，还是因为他太疲惫太心力交瘁，总而言之，当时朱老师脸上的皱纹，显得特别深，
特别深，如刀切斧削雕刻出来的
一般。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我开始打哈欠了，实在忍不住劝道：“朱老师，快两点啦！您也该休息了吧？”
朱老师这才记起来似的，猛地一抬头，说：“哦，你快回去休息吧。我先把这一遍顺完。”
我如释重负，拔腿就溜。
因此，到了中午，我睡足吃饱又在闲晃时，再次遇上朱老师，内心的确为我的无所事事感到惭愧。不知朱老师是不是对我的优哉游哉感到嫉妒，还是他到了白天心情比较好，这一次，他恢复了一贯的模样，笑眯眯地对我说：“你能不能也来改一改主报告？”我信口说：“好啊。”
当时，我对帮助朱老师改稿已经不陌生。 就在那个夏天，我参与了16卷本的“朱永新教育作品”的修订工作，主要负责两本随笔集《写在新教育边上》和《走在新教育路上》的收集整理，又通读了其他两部书稿，协助整理了一下。不过，我所做的只是一点粗浅的文字编辑工作，基本是个体力活而已。
下意识的，我把主报告的修订，也等同于此。
朱老师见我答应了，很高兴，对我嘱咐了几句，提供了一些他的思路，然后，给了我一些资料。
我一看资料，就傻了眼。
整理朱老师的教育随笔，一篇文章就是一篇文章，无论阅读还是修订，都是数千字一篇，非常清晰简洁。
但是，这新教育年度主报告，稿子的主体篇幅在3万字以上，还有很多以信件方式提交的整体修订意见，有的数百字，有的数千字。朱老师一下给了我一堆稿子，除了一份题为《守望我们的精神家园——中国文化：新教育教育的起点和创造的根源》的底稿，一份朱老师当天凌晨修订的《守望我们的精神家园——新教育与中国文化》之外，还有卢志文老师、李庆明老师、于国庆老师、许新海老师、苏静老师、袁卫星老师等人，每人都有一篇对朱老师之前修订的、题为《守望我们的精神家园——中国文化：新教育的根基和创造之源》一稿做出的意见批注稿，还有朱寅年、葛存根两位老师另外写出了篇幅不短的相关资料稿……加起来共十来份！
吹牛容易，耕地难。我老老实实把所有稿子通读一遍，于当晚22：33整理出了自己的稿子发给朱老师，并附上修订纪要：“……以今晨最后一稿的整体布局为纲要、添加两小节，以经过修订后的第二稿为主要内容，加入部分不违反上两条原则的其他老师的文字，综合整理出此稿。绝大部分文字都是挪动前后顺序，未做任何修订。少数修订，无论是增删，都以红字为标注。……把您讨论中说的‘把中国文化活出来’的内容，已整理为文字，供参考……”
我不知道朱老师那天晚上是否又在熬夜，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看见我的稿子。但我当时兴奋得睡不着，赶紧请同来参会的摄影义工、我的童书的责任编辑薛晓哲来“共赏”。薛晓哲是个一般不乐意表扬我的人，他看完，竟然说：“不错！比以前的逻辑清晰！”
我一听，更高兴了，一直睡不着，直到17日凌晨0：39还发微博到网上，满世界嚷嚷：“整整七个小时，聚精会神地玩了一次文字的‘拼图’。不管拼得好赖，我这学到的，可比看百遍印象更深刻！只是，完成之后起身，突然发现双腿软得像面条……真是奇怪呀，分明是一直坐着只用手的，腿怎么会软……年年年会有收获，今年收获特别大。”
我写的这则雷锋式微博，只有最后一句，露出了狐狸尾巴：“嗯……接下去天天睡大觉都够本喽！”
事实证明，我修订主报告的7个小时，完全是无用功。
最后，朱老师没有采纳我写的一个字，而是用《以人弘道，活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为题，发布了当年的主报告。到了2014年，该主报告再次锤炼，以《活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为题，被收录进《新教育年度主报告》一书。
事实同时证明，没有功是无用的。
我当时毫无意识，现在自己也不敢相信，凌晨近两点目睹朱老师修订主报告的那一幕，那走道尽头的一团昏黄的灯光，就像烙在我心上，此时此刻，在我眼前仍是如此清晰。
或许，那是我今生第一次为自己的懒散，如此惭愧。
幸福2012：在同一趟列
车上
2012年时，我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新教育萤火虫义工。
这个新身份，是从2011年11月23日开始的。那一天，我向朱老师等人毛遂自荐，公开承诺以义工的方式，专职为新教育工作两年，在亲子阅读推广、种子教师培育等工作上，落实相关的公益项目，帮助新教育完成相关领域的“原始积累”。
我非常得意。
此前朱老师已经多次邀请我到新教育工作，从希望我负责宣传到希望我成为新教育图书编辑等等，我统统都当场拒绝了。我甚至在2010年为新教育基金会短暂担任了两个月的副秘书长，一玩之下觉得没意思也飞快辞职了。这下我终于有了一个自己认可的身份，找到了自己能做又愿意做的事，非常自豪真正成为了新教育的一分子。
可是，我不知道究竟是生活总是出人意料，还是我的生活总是出乎我的意料：我的新教育项目一开始，闻声加入者，多到超出我的想象，而我毫无相关工作经验，做事完全没有章法计划，一下就陷入了各种事务的汪洋大海
之中。
除此之外，在当时的我看来，还有一个比我更可怜的，需要我帮助的人，那就是朱老师。
比如，朱老师听说我要去内蒙古，就高兴地翻腾出好酒、好烟、好书、好玩的稀奇古怪的东西装了一大纸箱——不是给我，而是要我给他惦记的新教育团队带去。当时我整天没日没夜地工作，腰伤正严重，又是只身一人外出，实在不想带。朱老师估计没想到我会断然拒绝，无辜地眨巴着眼睛，不再吭声。但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你就帮我带到车上吧。上车就好啦。这边你让人送你上车，那边他们会来接你。”我觉得他说得也对，心一软，就真的帮忙带了。结果进站时我得亲自把纸箱拖上车，到站后又因对方没有及时赶到，我只得一直把纸箱从站台拖到候车室等候，我又累又气，站在候车室里就使劲打朱老师的电话，没拨通电话就发短信批判他。
比如，朱老师对我说，之前哪个新教育人是这样的，哪个是那样的，哪个人的离开他至今也不懂为什么，有哪几个人之间发生过矛盾。我听了，出差的时候一有机会就去拜访这些人，对这个说那个的好话，对那个说这个的好话。这样的好话一说，大家都很高兴。我就觉得自己特别招人喜欢，尤其高兴。回头我就告诉朱老师这些人都和好了，朱老师一听也就非常高兴。
还比如，我第一次听朱老师的新教育通识讲座，发现他的幻灯片上几乎全是文字，不够美观。我就主动说：您这讲座可是新教育的脸面哎，我帮您给幻灯片上加一些图片吧。朱老师就高高兴兴地把幻灯片给我加上了图片。 还比如，朱老师和我闲聊说：我以前的主报告幻灯片都是秘书帮忙做的，每次都要秘书忙到很晚，其实啊，我早说过，我是用业余时间做新教育，也不应该用本职工作的秘书来帮我做幻灯片
的……不等他慢悠悠地说完，我就已经打断他的话，说：您说得对，我们来帮您做吧。
诸如此类。
以前的人生里，从来都是别人围着我转，我从来没有忙过这些事。这一忙起来，就觉得很新鲜很有趣，尤其是它还是很有意义的新教育，我就越忙越快活。
2012年的主报告工作，我最重要的工作，是帮朱老师制作幻灯片。其实我只负责挑选出制作幻灯片的文字内容，真正的功劳完全归功于团队中李西西的一流审美。他一声不吭地给朱老师做出了一个白底黑字的极简幻灯片，字体上大小简繁的不同又弥漫出文化气息。真是大道至简，完全颠覆了我们对幻灯片的固有印象。这种简洁、典雅、大气的幻灯片风格，从此成为朱老师所用幻灯片的固定风格。
至于在主报告修订上，和上一年一样，我仍然不断收到朱老师发来的主报告稿件。只是他和上一年不同，这次是在群发中发给我的。我也和上一年不同，汲取此前经验，在朱老师和团队的其他人员的修订邮件雪片般飞来飞去时，我一直按兵不动。等他们修改定稿，我再在他们的基础上，发挥一个编辑的作用，修订错别字，改一改个别词语，比如在一句话中把“所以”改为“因此”，自我感觉文气通了，等等。
果然，这一次我的修改被朱老师采纳了——尽管采纳不采纳也没什么两样。
更让我高兴的是，在朱老师即将进行主报告演讲的前一天，我和完成这一次主报告底稿执笔者，一起到朱老师的房间，给朱老师试播幻灯片。见到以阶梯出现的“新教育道德人格发展图谱”是整张图一起出现，他说：我来改改，让它动起来。于是，他就改着，朱老师乐呵呵地在一旁看着。到了朱老师演讲的那天，图谱果然成为了一级一级向上延伸的阶
梯……
最让我高兴的是，在年会结束后，朱老师、执笔者和我，我们三个人一起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本来我俩和朱老师是两个车厢，但我俩都跑到了朱老师的车厢里一起聊天。
那是一个双排座，他和朱老师一人坐在一张红绒椅子上，我没有椅子可坐。他俩让我坐在他俩座位下方的脚踏板上。我先在一旁站着，等站累了，就真的坐在了他们面前的脚踏板中央。
那一路，我们就如此错落有致地坐了过来。
大家一路上聊的，当然都是新教育。新教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新教育的理论研究，新教育的理念传播，新教育的项目推广，新教育的几所核心学校……大家不停地说着话，一直没有停过。
多数时间，是他俩聊，我认真地听着，偶尔我会说一些话，也只是插科打诨逗他们开心。
其实不用我逗，大家都非常开心。那一刻，全世界有无数轨道，跑着无数列车，从不同的起点开往不同的终点。或许那些列车、那些人，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坐在同一趟列车上，车窗外风景飞速掠过，如同飞速逝去的时光，而我们笃定地坐着，不仅信心满满地规划，更随时全力以赴地行动。
那，就是我认为新教育团队应该有的样子。
我从来没有感觉那样幸福过。我想，那就是幸福完整的感觉。那段旅途，是我走进新教育以来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之一。
动荡2013：风云突变
世界似乎是在一夜之间改变的。其实，当然不是一夜之间。2013年前后，一些我今天完全明了、当时却丝毫无法理解的事情，陆续发生。
现在想来，要怪只能怪我的人生太一帆风顺了。无论在家里、在学校还是在短暂工作过的单位里，几乎我都是最年轻的，我在毫无察觉中处处都被人担待一些。然后就立刻成为专职作家，完全的自由散漫，缺乏最简单最基本的职场训练，对正常职场中人与人的心理毫无所知。
但当时我可不这么想。
比如，朱老师建议我成立新教育出版公司。本来我毫无兴趣。可是听几个人描绘了一番“在纸上复活最好的新教育”这一宏伟蓝图之后，我顿时觉得：这件事真是太有意义了！马上拉着我的编辑薛晓哲，要他一起做。
薛晓哲和我不同，认定此事没那么简单。我很不高兴，有事没事就批判他。结果如他所料，公司从筹划开始，谈判艰难。
最让我奇怪的是：我自己就是靠写书谋生的，每本书我收获的利润最少是10%，如果我开公司给其他作者出书，每本书我收获的是7%——这可不是利润，其中包括租办公室、发员工工资等一切开支！我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放弃自己写书赚钱，来做所谓有意义的新教育出版，难道还有问题吗？
然后又有一天，我突然又明白过来一点：朱老师劝我做出版公司，不仅是为了新教育事业，也是担心我的生存。
我当然知道朱老师是好意。可是，这种好意本身就是羞辱。我在2010年出版最后一本童书时，收入已经是首印稿费一字一元，所以才有2011年到新教育专职担任义工的底气，我活到了2013年，却需要利用新教育做生意，才能有一碗饭吃？！
不仅对我，据我所知，朱老师对其他好几位新教育人都屡次出现过这种“朱老师式好意”：朱老师一番善意，对方只觉侮辱。这简直是“朱式斯芬克斯之谜”。
一度，我也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我苦苦地想，拼命地想，直到后来我终于找到答案——可惜那不是2013年。
在我完全无法理解这个世界的日子里，我停了半年微博。
我很想立刻离开。非常想。但我承诺过当两年义工，刚刚当了一年多，光天化日之下的承诺，怎么可以食言？蓝玫为了支持我，已经彻底辞职，离开了学校，一旦我离开，她如何安顿？
我无路可逃。
童喜喜，你真的喜欢新教育吗？你真的热爱新教育吗？我只能反复追问自己。
在一次次确定对新教育、或者说对我全力以赴投入的新教育萤火虫志业的喜欢乃至热爱之后，在一次次痛苦地挣扎，仍然无法转身之后，我只能把朱老师说过的一句，借用为我的处世哲学：一切问题都是自己有问题。 我有什么问题呢？我想来想去，果然找到了三大问题：一是我的学问太差，一是我不够有钱，一是我的境界不高。
于是，在继续从事大量事务的间隙里，我争分夺秒，像濒临死亡的人寻求解药一般读书，恨不能把看见的每个字都放在嘴里嚼几遍。跑步的时候，或者地铁太挤没办法读书的时候，就用耳机听讲座录音。
于是，我立刻终止了和朱老师拟定的一个共同写作的计划。因为与他合作哪怕是出了再赚钱的书，也无法证明是我的本事。我在丝毫不耽误任何朱老师交办的新教育事务的前提下，开始了坚持写作，在半年中完成了《新教育的一年级》12本书共36万字的初稿。就是这套书，为新教育创造了90多万元的捐款现金和捐赠给100所乡村学校的1000万元图书。
于是，我努力提升自己的境界。本来我做这义工，只是想来帮忙，只是因为我喜欢新教育，也希望赢得新教育人的喜欢。我觉得，没人喜欢我，显然是我有问题。我就把“喜欢不喜欢我的人”作为对自己道德水准的衡量标准，一刻也不敢放松地提醒自己。
——没有这一切，不会有这一年的我的主报告修订工作。
此时，我生命中的一位“重要他人”开始浮出了水面，那就是我称为张爷爷的张勇。
我和他其实在2012年元宵节就因为新教育会议认识。但只是在微博上开开玩笑，没有太多接触。
这个用十几年的时间进行教育研究的人，这个本来很有钱结果倾家荡产投入教育的人，这个研制出一套国际一流水准的教育评价成果的人，这个以实力赢得官方教育部门高度认可的人，他为什么愿意帮助我呢？我不知道。
当时的我只知道，我热爱新教育是真的，但痛恨朱老师也是真的。之所以最终没有记恨于朱老师，原因不是因为朱老师，而是因为张勇。
从这一年的春天开始，张勇就总是对我说：“喜喜啊，我如果不是现在这个状况，有这么多人靠我吃饭，但凡我稍微轻松一点，我肯定要来帮朱老师干活的。帮朱老师这样的人做事，才是真正的学习。所能学到的，跟单纯读几本书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想，就算我离开，也应该把朱老师的本事学到了再离开。所以凡是朱老师安排任何事，会做的我就使劲做，不会做的我就使劲学习着再去做。所以每当我面前出现新的“朱式斯芬克斯之谜”时，我就会打电话给张勇。电话经常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
张勇几乎从来不劝我。他只是在我又哭又叫之后，冷冷静静地用他自称非常标准、其实很难听懂的普通话，向我分析着新教育的伟大，朱老师的难得，最重要的是，他会反复向我说明我做的这些事的价值意义。
意义！意义！“意义”这两个字，简直就是治疗我痛苦的灵丹妙药。不是为了追寻有意义的人生，我做什么萤火虫义工呢？于是，一次又一次的，我反复服用着张勇给我的“意义仙丹”。
6月20日，我带着主报告的底稿，带着我对课程的初步思考，带着一点水果，去张勇的办公室找他。那时他的办公室还在石景山的一个小区里。结果，我们那天什么都没吃。张勇站在客厅一角的一块白板前，我坐在他面前的大饭桌旁，他给我讲了近一整天的课程。他的口头禅是：“听懂了吗？”我的口头禅是：“为什么？”他右手拿着一支笔，左手拿着黑板擦，又是写，又是擦。我全神贯注，眼睛盯着他，手里用纸和笔记录，还打开手机录音，准备万一当时没听懂今后继续再听……
7月，我给自己安排了一件工作：去宜宾参加飓风的班级期末叙事。
这件事，也是我对提高自己精神境界的一次自我要求。那时我绝对不会想到，飓风会在两年后成为我工作团队中的灵魂人物。当时的飓风和我几乎没什么私交，而且既不是种子教师，也不是萤火虫义工。从个人而言，从我的新教育工作而言，我都完全可以不必辛苦赶去。
但是，从整体新教育的大局来看，我认为，飓风是新教育践行者中出类拔萃的榜样。她马上就要退休，教室里的这一切是非常宝贵的，应该请薛晓哲这样的人去拍摄记录，我也应该去。
6日参加完飓风的期末典礼，7日清晨5：30，我在宜宾的宾馆里醒来，在桌前开始了对主报告的修订。当天中午，在返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继续修订。
8日中午13：41，我给朱老师发去了这一年我修订的主报告。
这一次，我也把修订写了个简单的纪要：“字体背景涂黑为建议删除部分。红字为修订部分。蓝字为解释。”
这一次，我连修订和解释部分，增加了大约5000余字的内容。以我所做的最大一处修订为例，那是新教育五大课程体系中的一个主要概念的修订：我将“智力课程”改为了“智识课程”。我是这样配上解释文字的：“我认为这完全符合并精彩体现了新教育对学科知识追求的最高境界‘知识、生活与生命的共鸣’。从我个人来看，我认为‘智识’比‘智力’和‘文理’都好得多，而且是本质上的修改，绝对的提升。但是，我并不准备坚持我的看法。因为一则我发现改个名字引发的动荡太大了，二则我发现您更重视的不是看法本身、而是说话人是否权威。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这一次，朱老师对于我写的那些含沙射影的所谓解释，采取了彻底的沉默，但是，他基本采纳了我修订的所有内容。
我还来不及高兴，就听到消息，才明白朱老师那一段日子也并不好受——朱老师和主报告底稿的执笔者又发生了争论。
早在我参与主报告工作之前，我就一直从各种人那里听说一个同样的消息：每一年围绕主报告的研究和创作，都会有一番争论。因为朱老师总会改动，执笔者总会不高兴。
我以为这是学术上的正常状况。我还觉得我最公平公正，完全理解双方的感受：朱老师精益求精没错，而且他才是演讲者，他说出的话，当然必须自己真正认可；执笔者想保留原意或者懒得改动，身为作者我对这种心情也认为再正常不过。最关键的是，我一直以为，有了去年的幸福经历，一切误会都冰释了。
没想到就在这一年，朱老师在对主报告的修改中，提出了新教育卓越课程体系，分别为：以生命教育为基础，以智识教育之求真、公民教育之求善、艺术教育之求美组成课程骨干，以特色课程为补充。 朱老师重视课程，是新教育学术团队都知道的。我的耳朵也听出了茧子。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多年的思考，只知道他的这一修订，遭到斩钉截铁的反对。
在反对中，朱老师放弃了已修订的标题，表示其他内容还可以讨论并修改，但对方拒绝探讨，明确提出：“明年主报告能不能换个人来写，我觉得我已经不适应大家的思维了。”
争端竟然发展到这一步，我才在错愕中明白：所谓的我去对这个说那个的好话，对那个说这个的好话，以为这样就会世界和平，其实都是我在自欺欺人。
我突然明白：越有追求的人，越有规划的人，越会把自己的蓝图画得细致，越会特别坚持自己的观点。
这样剧烈的冲击下，我隐约想到了一件事：我呢？我的蓝图又是什么？
可是，我的生活已经不容得我继续思考，因为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非常简单有力：明年的主报告怎么办？
涅■2014：脑子咯吱作响
在新教育刚刚开始的时候，作为博士生导师的朱老师，把他的一大批博士生拖下了水。
新教育元老储昌楼老师介绍过，最开始新教育是以总课题组的秘书处管理制运行，他担任秘书长，当时就由朱老师的博士张荣伟担任副秘书长，主要负责秘书处的理论部工作。到了2004年11月，理论部单列为新教育研究中心，仍然由张荣伟负责，朱老师还帮助他印了一张“新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的名片。从这时开始，理论研究工作就由朱老师亲自带领着学生团队完成。
时隔十年，又有一位博士生余国志闪亮登场。
朱老师早就要求自己所有的博士都选择和新教育相关的研究方向，余国志选择的是艺术教育，这正是2014年新教育主报告的主题。
就这样，2014年的主报告研制工作，可以称为从2013年9月就算正式开始了。
包括朱老师在内的很多人都说，余国志是一位非常勤奋的学生。关于他的勤奋，我倒没有强烈的感觉。因为我自从担任萤火虫义工之后的勤奋，是连朱老师都自愧不如的。但余国志待人接物的游刃有余、阅读写作的疯狂高效，却让我又羡慕又佩服。他9月入学，10月就写出了一篇比较艺术教育和审美教育的文章，其后更是一发不可收。
这样一对师徒组合，本来与我无关的。
但是，如果说新教育是朱老师的心头肉，主报告就是心尖儿。构筑新教育的思想理论大厦，这是新教育实验起步时就有的宏伟愿景，将这愿景落实为一年一年的主报告研究，是越来越明晰的行动方针。
朱老师是个乐天派。所以说到这一年的主报告，他其实还是希望延续之前的方式，由原来的新教育机构协助他进行，他还是会笑嘻嘻地对我说：“说不写，那应该只是一时的气话啊。”
与此同时，朱老师又要我们三个人组成一个主报告研创小组，说：“万一没人写，我得亲自动手了。”
我知道为什么朱老师要拉上我。经过前几年的历练，对于新教育主报告的写作，我也算没吃过猪肉但见过猪跑的人了。
我更是完全理解朱老师的矛盾。也恐怕只有我，才能理解他的矛盾。毕竟，我曾经是那个以到处说人好话为荣的人。
于是，一方面，余国志围绕着艺术教育读书、写作，不断地把自己的稿子交给朱老师，我也不断地读他的稿子，三人见面讨论。
记得第一次讨论是一天下午，首先由朱老师打开自己的本子，说出了他的想法。
听着听着，我猛地站起来，大声说：“这说的根本不对！我认为艺术是……艺术教育是……”
余国志错愕地看着我。朱老师平静地看着我。
他俩都没吭声，就任我把话说完。不仅如此，朱老师一边认认真真地听着，一边还偶尔在本子上写几个字。
等我说完，朱老师就说：“接着刚才说的……”我则像个捕猎者，又在一旁警觉地竖起耳朵，随时准备下一次反扑。
在我看来，“艺术”这种主题天然就和“作家”更为契合。余国志也告诉我，他就是个童年没有接受到艺术熏陶的不幸者，无疑也为我的观点添油加醋了。而我眼里的朱老师，自从2013年的洗礼后，我一直恶狠狠地把他视为一个官员，是一个需要我斗争的对象，当然更是与艺术不沾边的。所以，这样的两人说错了什么，我简直无法忍受。
可是，我渐渐发现余国志明显和我不一样。每次讨论他都那么心平气和，既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又显得非常得体。我就向他请教：“讨论的时候，为什么你明明发现朱老师说错了，你能不说呢？”
余国志很从容地回答我：“说错了没关系啊，大家都说一说，互相启发嘛。我也不能真的肯定我是对的。即使我真的是对的，那么我把对的说出来，朱老师一听就自然知道他是错了，不用专门说。”
我大吃一惊，顿时感觉余国志的做法，真是聪明至极！
更关键的是，我发现余国志说的话是对的。
我清晰地记得，到了2014年春的一次讨论时，朱老师开场说了一些他的观点。我直愣愣地看着他。朱老师从本子里一抬头，发现我在盯着他，赶紧问：“有什么错的地方？”我摇了摇头，衷心地说：“朱老师，您说这些，真的很棒！您的进步真快！我觉得您跟第一次讨论时，简直是两个人！”
朱老师是怎么做到的呢？我非常奇怪。
想了很久，我认为，他的大量主题阅读、讨论中平静而专注的聆听，是其中两大法宝。因为他之前这一生都在做着教育相关的积累，到了围绕主报告的主题进行研究时，他就像玩拼图一样，哪怕之前有很多欠缺，他也能用阅读和聆听的两大法宝，迅速博采众长，很快就把自己的一幅图给拼完整。
这可真是太让我羡慕了。
以上所有这些所谓“主报告写作小组”的努力，其实，都是第二选择。事实上，我和朱老师的工作，都不过是帮助余国志完成博士论文——只是余国志自己也被蒙在鼓里而已。朱老师说，多多锻炼余国志，对他的成长只有好处。
所以，主报告工作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以团结队伍为方向，各种方式的努力，一直在继续。 比如，朱老师一直敦促着我推动出版公司的成立。他希望这样导致的合作，会从根本上建立起信任。我认为他的建议是正确的。我想，在“说好话”已经被证实没用之后，“做好事”应该是有用的，起码是值得尝试的。成立出版公司需要考取相关证件，我这个最怕考试的人，也在想办法考着，把公司成立的工作往前一点点推进着。
比如，朱老师也在创造着当面交流的机会。3月21日晚18∶00，
在朱老师的多次联系下，我们所有相关人员都约好了时间，准备做一次当面的艺术教育研讨。朱老师当晚外地出差返回，直接从机场奔赴相聚的地点。可是，那次见面几乎没有讨论任何关于艺术教育的问题，而且是一次让人伤心的相聚。
世界在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低压中，缓缓运转着，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所有人都全力以赴，都心力交瘁，却又都于事无补。
直到6月7日，我们几个人收到一篇《新教育艺术教育碎思》，并说明“这算不得主报告，仅供各位参考”。朱老师看完，觉得和自己想象中的主报告还有较大距离。
真的开始了——我，真的要参与写作2014年主报告了。
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中，在极度的焦虑中，我把余国志写的所有稿子，看了一遍又一遍。我把之前朱老师所提的、我自己所提的文字意见，反复读了一遍又一遍。
时间在一天天流逝。朱老师问我：“是不是你在余国志的基础上，改一稿，然后我再来改？”
我几乎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可是，面对这个把主报告视为心尖儿的人，我不能不说实话。我告诉朱老师：我做不到。
新教育主报告和教育论文的写作，有相似，有不同。就像小说和散文，可以有散文式的小说，也可以有小说式的散文，但认真推敲起来，小说就是小说，散文就是散文。
朱老师明确希望的，就是我把余国志的教育论文，改成主报告。我尝试了。我也以为我能做到。可事实上我做不到。
我被失败折磨得几乎要崩
溃了。
朱老师说：“那就换个思路吧。你不要改余国志的稿子，而是把他写的作为资料，你来写一稿。我们再看看。”
这是几乎不存在的光亮。但对我而言，这已经是绝望中的唯一希望。
对我而言，读一读、修订一下、围绕一些观点讨论争论一下主报告，这是一回事，但是，真正作为主报告的写作者，是另一回事。
前者更多是利用我的文字功底，需要我对教育有所了解，再进行一番发挥即可胜任。
后者却必须心中把握整体，同时雕琢细节。其他新教育同仁写好的稿子本是已经建筑好的大厦，被我又重新拆散为一砖一瓦。接下去，我得从整个框架的奠基到一砖一瓦的搭建，每一根钢筋的形状都可能影响水泥的走向，每一块砖头的摇晃都可能导致整体的崩塌。这是完全彻底的两回事。
6月19日12∶01，按照朱老师的建议，我开始写作我的2014年新教育主报告。
7月1日23∶58，我把我完成的这一稿，发给了朱老师和余国志。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度过的这12天。只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我总是有一种脑子在咯吱作响的感觉。那是一种从脑仁儿内部发出的声音。我知道这只可能是幻觉。不过这个幻觉非常清晰，也成为这12天留给我的唯一记忆。
朱老师把我的这一稿作为主报告底稿，结合自己的思考和余国志的稿子，大刀阔斧进行一番修订，马上发给了各位专家同仁，征求意见。
接下去的几天，和以往的每一年一样，意见纷至沓来。
朱老师、余国志、我，对所有意见进行整理、讨论、修订。我们虽然身在三处，却在网络上互相见证彼此的没日没夜。
7月11日，就在这一年的新教育年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朱老师、许新海老师、卢志文老师、陈东强老师、李庆明老师和我一起开会讨论各项事务，直到近0点才散会。我筋疲力竭，回到房间脸也没洗就倒头睡去。
凌晨1点左右，我接到了朱老师发来的短信。
那是李庆明老师发给朱老师的短信，有着数百字关于艺术教育的思考。朱老师转发给我，说：这个观点很好，希望主报告能够汲取。我说：行，我明天早上4∶30找您。
回答完，我把闹钟又往前调了一个小时，赶紧继续睡觉。
第二天早上4∶30一过，我抱着电脑，准时出现在朱老师的房间门口。那时，朱老师的房间已经是房门大开，雪白的灯光把会客厅照出了一副火树银花的气派。再一次，我和朱老师在凌晨坐在了一起，同样还是为了主报告。我和他面对面地坐着。
奇怪的是，和三年之前的那个凌晨不同，这个凌晨的见面，在我记忆里没有留下关于朱老师的任何印象。可我当时分明都是在盯着他的。因为我们不断地讨论着：李庆明老师的观点中哪些可以采用，采用的部分又会对其他部分有什么影响，对有影响的其他部分应该怎样调整等等。
讨论完毕，我把这些细节逐一修订，马上给朱老师审核，由他再次修订。
6∶56，我把定稿发给新教育研究院的杜涛主任。杜涛将马上找人印刷，才能在第二天下午的主报告演讲时，提供给与会人员……
2014年之前，我以为我已经是“看过猪跑”的主报告工作人员。可是，当我这一年真正写作了新教育年度主报告后，我才明白，新教育主报告到底是什么。
没有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有这样的新教育主报告。同时，任何一个人，包括朱老师在内，都不可以贪天功为己有。
以这一年的经历为例。
比如，最后的主报告，是以我写的稿子为底稿修订的，我和余国志之间，谁重要？如果我认为我更重要，那么，我不是无知，就是无耻。余国志的稿子中被我使用到主报告里的那些资料，不是简单的资料，同时也是激发我思考的源泉。
同理，我们和朱老师之间，谁更重要？资料是收集和积累，文字是表述的方式。在一篇文章的背后，那些作为骨架支撑的思想观点，以及围绕这些不断研讨而向纵深里拼命前行的一步又一步，该如何计算？ 在这样的一件工作中，能够如此突破自我，获得前所未有的体验和成长。这让我非常自豪。
同时，我也为之骄傲的是，因为同一件事，共同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我和一群人的生命在这一刻融汇到一起。
我可不可以说：新教育主报告，正是一群心有不甘的教育人，向着明天的中国教育，向着理想的中国教育，向着无数普通中国人的幸福生活，进行的一次又一次探索，发起的一次又一次冲锋呢？
事实上，我正是这样认为的！
主报告文字是集体智慧，呈现也是团队协作。幻灯片制作上，未参会的萤火虫义工组临时团队助我做后续工作。在李西西设计的风格之上，小风、素香、紫藤、花王、从容、核桃制作幻灯片初稿，菊梦书校对文字，最后我再统筹审核……
我们互相督促，共同成长，为什么不可以呢？！
对于2014年的主报告，首师大博士生导师、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基础教育美术课标研制组长尹少淳教授点评说：“我认为这个报告有激情、有态度、有思想，而且是目前为止我见到的我们国内对艺术教育表述得最深刻、最完整的一个报告。”
对我来说，这样的一次经历，称之为涅■，毫不为过。
这一年，朱老师在我心目中也涅■了。从2013年之前被我信赖的新教育发起人，到2013年被我处处针锋相对的官员，在这2014年，我重新发现他是一位学者。
我更期盼，所有人都能从这剧变的2014年涅■，从此获得
新生。
挑战2015：前所未有的冒险
早在2013年的《研发卓越课程》主报告确定了新教育课程体系之后，朱老师就已经同时思考着五大课程中每一个课程的研究工作，并把能够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统统梳理了一遍，布置下了新的主报告研究工作。
生命教育是新教育元老之一袁卫星老师研究多年的领域，袁老师自然是当仁不让的研究骨干。朱老师的博士生卢峰也对这个领域情有独钟，主动送上门来，自然也得到了热烈欢迎，而且他为此去过一次台湾现场学习，收获很大。苏州大学已经成立了新教育研究院，工作任务之一就是每年都进行主报告的相关主题研究。余国志也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主动表示每年都会就主报告进行相关研究，独立完成一稿。
2015年的主报告研究工作，可谓兵强马壮，等于有四路人马同时进行相关研究。
对我个人而言，这一年的主报告工作意味着两大挑战：一是心理上的难以认同，一是精力上的极度透支。
尽管如期完成了2014年的主报告工作，可是，对自己成为主报告执笔者的这个角色，我事先毫无准备，事后也不认同。当时完全是出于事到临头不得不写，心无旁骛地完成工作而已。当朱老师对我开始寄予希望，俨然把我视为主报告工作的重要成员，继续安排主报告工作时，我产生了一些强烈而特别的感受：排斥、恐惧、焦虑……种种心理纠缠着不断发酵，在2014年10月5日的主报告研讨会上，我彻底爆发了。
那个白天，我们在一所学校里，开了一天的主报告研讨会。到了晚上，和朱老师、陈院长、卢峰博士等人一起吃饭，仍然在讨论主报告工作。现在回忆中完全忘记了冲突的起因。似乎是朱老师当时说了几句鼓舞士气的话，认为现在主报告工作进展不错。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无名火，不仅完全无法接受他的话，而且当场大加批驳，说着说着，我愤然起身，对朱老师大喊大叫地把我的各种不满统统宣泄了一番，最后怒气冲冲地指着他，大声宣布：我绝对不会参加主报告的研制工作！
大家都完全惊呆了。朱老师非常难堪。陈院长赶紧打圆场，说有问题吃完饭再讨论。
被我这样一闹，谁还有心情吃饭呢？大家匆匆结束了晚餐，各自散去。
我和陈院长都住在学校的宿舍楼上。陈院长准备找我谈谈心。我不肯谈，把自己关在屋里，痛哭了一晚，想了很多，很多。
我想起了这些年经历过的很多场合。因为朱老师难堪的表情，我看着是那么眼熟。在各种争执里，一次又一次，我亲眼见证着。不同的是，以前是别人给他难堪，那时作为旁观者的我，对那些人是反感的。我自己脾气并不好，可我认为人和人之间基本的尊重不仅是礼貌，还是做人的底线。谁会想到，这一次让他难堪、甚至比当初更难堪的人，竟然变成了我！
我怎么会这样对待朱老师？我怎么会变成我自己讨厌的人？我边哭边想。在那一晚，我想到了两点。
第一是对自己作为主报告工作核心成员的强烈不自信。
从开始走进新教育，我就是义工，我给自己的定位只有一个：我是帮忙的。作为一个帮忙的人，我想做的、所做的、能做的，只是协助进行新教育的推广。就算有了2013年的一番苦读，也只是被逼急了，想向我喜欢的那些人证明我并不那么糟糕。就算有了2014年的主报告写作，我也不是、不可能是、更不应该是新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
一想到有人知道我参加了新教育主报告的写作，甚至是执笔者时，我觉得人们就会因此把新教育低看三分，会想：啧啧啧！偌大一个新教育，居然要靠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来写主报告——可见新教育好不到哪里去！
那一段时间里，我对萤火虫团队内部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们教育界都轮到我来做这样的事啊，不丢人吗？！在团队之外，因为陈院长和我交流很多，我在激动时也对他说过类似的话。
另外一点也很关键：我认为我在继续被情感控制，任由一种不分是非的善良占据了我的脑海。所以，其他新教育人和朱老师发生冲突时，理智告诉我朱老师并无关键错误，感情上我却一直对朱老师耿耿于怀，还是怪他太不懂珍惜。
不知道同情弱者是不是人类的天性，反正我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在朱老师和别人发生争执时，朱老师难堪，我会觉得朱老师可怜。等事情一过，我就会偷偷向朱老师嘀咕，比如：您已经出了几十本书了，功成名就了，再出什么书、有什么名，也不过是锦上添花，您就把一些成绩算到别人头上嘛！如此这般。按照我的逻辑推理开去，似乎成功者有一种原罪，应该对不够成功的人额外担负起责任。我做义工的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这种心态：觉得我很幸运了，应该为别人做一些事情。尽管我知道朱老师也是从一个毫无家庭背景的普通年轻人，靠罕见的勤奋、好学、正直，奋斗到今天，再加上一些幸运，才赢得他所拥有的一切，但那也逃不过我在同情别人时对他的打压。 我还想起来，有一次朱老师、陈院长和我说到这个话题，朱老师终于忍不住很委屈地对我们说：“我真的对新教育人很好，起码比对我的儿子要好得多，我早就说过：有我一口饭吃，就肯定有你们一口饭吃。”当着陈院长的面，我当时就无法自控地大叫起来：“朱老师！请您永远不要这样说了！这就是问题所在——谁稀罕您那一口饭？有谁是找不到饭吃，跑来向您要饭的吗？！每一个专职的新教育人，谁不能靠自己的本事，过着自己滋润的小日子？他们跟随着您，是想要创造一个了不起的事业，是想活得更有价值！更有尊严！”
我突然想起了朱老师曾经在微博里写过的一句不知哪位名人的名言，大意是：一个不成熟的人是为了某种崇高的事业英勇地献身，一个成熟的人是为了某种崇高的事业屈辱地活着。想起这句话，是因为在我对朱老师表示同情的日子里，朱老师曾经对我重复过这句话，他笑呵呵地对我说：“所以，我就算是个成熟的人喽。”
在我当众让朱老师难堪的这天晚上，我再次想到“尊严”这两个字时，我不由得反问自己：如果在现实生活中，以大众的评判标准来看，无法逃脱弱者和强者的区分，那么，一个弱者，应该如何获得尊严？
我想，无论如何，践踏强者的尊严，弱者不仅无法得到尊严，更无法证明自己的强大，而且还会证明这样的弱者之弱，不仅弱在大众眼里的身份地位上，还弱在自身才能上、心理上乃至人格上。
那个晚上我想到了这些，下决心我要改变这一切。我不想变成我讨厌的那种人。
自省错误，的确是自我改造的最坚实基础，可这并不意味着我真的马上就改变了——立地成佛？可没那么容易。
在那个国庆之后的2015年1月，我在和朱老师、陈院长餐会时，再一次大闹天宫，对接下去的工作规划和朱老师没谈妥当，又当场大吵一架……
真正促使我改变的，还是陈院长。
接下去的2月，我又在一次聚会中表示对朱老师过去的一个错误决定非常不满，不仅当面指责了朱老师，而且在散会后和陈院长同路时，又喋喋不休地向陈院长数落朱老师真是太讨厌。
没想到，陈院长突然正色问我：“你别说别人，你说说自己。那件事发生时，你想到了吗？你自己是怎么做的？”
当时我一下子张口结舌。想了想，我争辩道：“我是也没有想到啊，但是……我是我，他是朱老师啊！”
陈院长仍然非常严肃地追问：“为什么他是朱老师就应该想到？为什么他就必须有先见之明？为什么他就不能犯了错之后再去改正？”
我彻底哑巴了。
然后，陈院长才恢复平时正常的模样，又笑眯眯地说起平时常说的，诸如“改正错误是不容易的，我们都是老同志了，要相信我们，也要有耐心”之类的话。
陈院长向来比朱老师更温和，温和得完全只能称之为温柔。他从来没有这样严肃地、毫不客气地、直言不讳地跟我说过任何事。在那之前没有，在那之后没有。仅此一次。
是不是国庆节如果和陈院长谈话，我当时就受到这样的教训，我早就好了呢？但是，从这一次受到教育开始，我越来越能够正常和朱老师相处，也度过了心理上自我认同的危机，开始逐渐习惯了新的工作定位，继续着主报告工作。
2015年的主报告工作的另一个挑战在于：它的时间与我举办的第一届“新孩子乡村阅读公益行”活动时间，基本是完全重合的。
新孩子公益行是我创作出版《新教育的一年级》而起的因缘，在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社长张秋林先生的支持下举办的活动。活动第一步，是我用1年时间，去为100所乡村学校免费做阅读推广讲座，并为每所学校送去出版社捐赠的10万元图书。其实活动在2013年10月就已经确定，项目组义工招募在1个月后已经完成，所有人都摩拳擦掌。正是因为做类似主报告这一类有关“新教育大局”的工作，我只得把自己举办的这个活动一拖再拖，拖到2014年6月1日才召开了启动仪式，仍然因为正值主报告写作的胶着时刻，根本无法成行。
2014年9月2日，我终于开始了新孩子公益行的第一场讲座。
2015年5月20日，我在新疆完成了第100所学校的讲座。
其间，我除了做完了新孩子公益行的100场讲座、96场座谈之外，还额外增加了十几场讲座，还负责了一场“缔造完美教室”叙事研讨会的内容指导，还编辑了一本后来被《中国教育报》评为“2015年度教师喜爱的100本书”的新教育文库《守望新教育》，还修订了《新教育的一年级》后6部书稿，还协助朱老师完成了两会的系列工作……这还不包括我创办的新父母研究所里，我为各种项目所做的工作。除此之外，我基本上一场不落地参加了所有生命教育的研讨活动。
没有任何喘息的时间。一方面是对新教育未来发展的焦虑，一方面是对朱老师苛刻相待的自责，我只能以工作，来缓解一切，来回报一切。
所以，在参与生命教育研讨时，袁卫星老师形容我初期看上去“像个专门挑刺的”，我乐得哈哈大笑。袁老师说得一点都没错，只是他还不知道挑刺的原因：我只会挑刺。因为在一系列工作中的精力极度透支，完全没时间进行深度阅读，缺乏相关的知识储备，无法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挑刺是多么简单的事情啊。就像如今的中国，谩骂讨伐的人，那么多。每个人都能骂得大快人心，而且骂得越是激烈，越能赢得拥护。
建设又是多么艰难。一点一点，一步一步。有时候，真是点点滴滴浸透着泪和汗。这时还得故作乐观地庆幸，毕竟没有身处步伐得用献血烙印的年代。
到了6月底，我把其他事务做完一个段落，开始读了几本书，也认真研读了袁卫星老师、卢峰老师、余国志老师等同仁写好的主报告，朱老师也有成文数千字的主要观点。每篇稿子都有3万多字，风格各异，精彩也各异。
此前一年，我是面对一份主报告为难，在这一年，我又发现了新的为难之处：把各种精彩整合到一篇文章里，也难以下手。
这一次，我没有请教朱老师，决定还是自己像去年一样，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再写一稿。这样看起来麻烦，其实最省事。我想，写完交给朱老师，算是提交了我的意见，也算是我尽心尽力了。 为了保险起见，这次的写作之前，我打印了所有文稿，阅读、批注之后，先去请教张勇。他越来越忙，一听我为了主报告的事情找他，还是马上痛快地说：“来吧！”
我直奔张勇而去。他正和几个工作伙伴在小饭馆吃饭。听说我没吃饭，马上给我加了双筷子。我毫不客气地迅速扒拉完一碗饭，拿着笔和笔记本，坐到了他旁边，一边问，一边记。他一边吃饭，一边回答我。他信手拈来，给我说的是——
从人文，到人道，到人本，对应的是原始社会、野蛮社会、现代社会……
生命权是现代文明社会第一权……
自由先于选择，选择先于存在，存在先于本质……
自然生命基本对应的是生命体，社会生命基本对应的是人格，精神生命基本对应的是形而上……
科扎克把自己的生命和学生的生命“打通”了……
特蕾莎修女尊重每一个人，是地道的人本思想践行者……
中国经历着从同情、怜悯到尊重的改变，前者是人文，从老子的“以万物为刍狗”源起，到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时为低谷……
回想起来，我们当时身处一个最普通的街边小饭馆，油腻腻，闹哄哄，我们身边都是他的同事和客户，却因为我们的对话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保持沉默。周遭环境和我们热切研究的内容，形成了一种让人发笑的反差。
但我在当时丝毫没有感觉到两者之间有什么冲突，现在想起也只觉得平静而幸福。
在最日常的场景里讨论形而上的事物，正是我认为生活本身该有的样子。
张勇更是对这种“童喜喜牌传声筒”的工作方式大为满意，到了后来朱老师请他提意见的时候，他就直接说：“我给喜喜打电话说，就不在稿子里修订啦！”
我完成了2015年我的主报告后，提交给朱老师。
或许是因为站在大家的研究基础上，就像站在巨人肩膀上一样占便宜，或许是因为我更熟悉主报告的风格，让我多少感到意外的是，朱老师再次选择了我的稿子作为底稿，提议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下一步。
接下去的工作，又是重复以往的流程：比写作更加疯狂的修订——确定了底稿，朱老师会马上单独修订一遍；然后，他发给专家朋友提意见；同时，他也会发给我们团队，每个人都得进一步修订；接着汇总意见，又是不断修订……
根据我电脑文档里的不完全统计，从我交稿之后，又改了18稿。要知道，我是2015年7月3日才交稿，而这项研究是从2014年的春天就开始了。我收到的第一份文件，是2014年9月15日朱老师群发给我们的一封题为“新生命教育”的邮件，其中把生命教育分为了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幸福人生三个板块。
不过，这一年我们的研究团队壮大了，工作起来省力多了。7月11日召开年会，10日18∶00就已经把主报告的文字稿和演讲稿全部确定——提前了整整12个小时！眼看是不用再像前一年那样凌晨4∶30起床改稿子喽！我高兴极了。
在提交稿件的同时，我收到了卢峰老师和余国志老师准备的主报告幻灯片初稿。我也想了一个偷懒的工作流程：把它交给同来参会的萤火虫团队一员、幻灯片高手飓风，由她负责带领一群同来参加年会的种子教师，共同润色修订。如此一来，我就不用像去年那样，遥控指挥远在千里之外的姑娘们制作幻灯片，不是更省力吗？
把幻灯片转发给飓风的那一刻，我感觉着今年的主报告工作差不多结束了似的，真是身心舒泰。尽管当晚紧急处理了一桩突发事件，导致凌晨1∶30睡，早上推迟了20分钟到5∶50才起床，也没有破坏我的好心情。
但，天有不测风云……
我的雷锋日记，忠实记录了以下突变。
12日下午，朱老师将要进行主报告演讲。11日傍晚，一直心情轻松的我遭到了报应——我发现，我让飓风根据主报告内容，收集一些寓意丰富又美观的图片，可她根本没有收集！
勤劳的飓风怎么可能偷懒呢？一问之下才明白，她的工作习惯是等有幻灯片定稿之后才找图。而幻灯片正在按照我交代的工作流程，由几位种子教师分头审核。她只看着主报告文字，找不到图。
这下麻烦大了。可我顾不上处理这件事，就接到朱老师的通知，晚上大约20∶00找他商量明天的演讲。但是，朱老师的房间里永远是川流不息的新教育人，我一去就碰到又一位新教育元老——张丙辰老师。聊了好一会儿，张老师离开了。再来人，再离开。还来人，还离开……在这种情形下，朱老师见缝插针地给我完整试讲了一遍。他一边讲，一边根据感觉，在打印出的演讲稿上继续大幅度地勾划、取舍。
朱老师说这是他第一次在主报告演讲之前试讲。他讲完就问：“你看怎么样？”
“我看挺好的，”说完想了想，我又客观公正地补充了一句，“比您正式讲的时候讲得好。”
朱老师若有所思，沉默了一小会儿，下定决心似的说：“明天我想脱稿讲。”
我很意外。
朱老师解释道：“除了主报告之外，我所有的演讲都不念稿子的。我一直都觉得念稿子的效果不好。其实每一年的主报告，都这么三番五次的修改，内容我都是滚瓜烂熟的。但是太紧张了，总怕讲错，都是念稿子。”
主报告的演讲是90分钟，又是学术报告。念稿子尽管不够优秀，也可以称为良好，因为演讲稿的内容就是根据演讲需要，由朱老师亲自写的，和主报告文字稿有着很大的不同。如果脱稿讲，尽管朱老师试讲了一遍，万一讲错一点，或者哪里卡壳了，不就前功尽弃了吗？最终结果说不定会变成不及格呢！
我认为这实在是很冒险，所以，我给朱老师的回答是：“我绝对支持！”
不冒险，怎么叫探索？不探索，怎么叫新教育？连一个小小的脱稿演讲都不敢冒险，还能做什么有创造力的事呢？这是我的逻辑。经过这几年的工作，我逐渐发现大多数人思考问题的逻辑和我不一样。可我还是觉得，我的逻辑挺不错的。
确定了脱稿演讲，一看时间已是22∶20，我把自己手中那份原来的演讲稿留给朱老师继续准备，拿着朱老师勾划过的稿子赶紧告辞，去找那一群做幻灯片的种子教师。在朱老师准备脱稿演讲的基础上，演讲稿又有了较大调整，我估计我又得熬夜了。 到工作现场一看，情况比我预计的更凄惨：工作根本没按预期进行，因为飓风给种子教师们的分工也有问题。最大的优点就是最大的缺点。虽然飓风自己亲手做事一流，但是让她把事分配给其他人做时，她反倒一时间无从下手。同时因为我让飓风去分配工作，导致她绞尽脑汁地想她不擅长的事，亲手做的工作也变少了……我正可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赔了夫人又折兵。
没时间留给我感叹。我让几位老师停止核对幻灯片上的文字，而是在飓风的工作基础上，分别再找一些图。
然后，我又和蓝玫、硕果、飓风一起，讨论处理一件突发的紧急事件。
再回工作现场已是凌晨1点，
发现几个姑娘几乎没有任何进展，说是她们找的图片超越不了飓风。我把她们都放回去睡觉了。
我和飓风、蓝玫做到凌晨2点，发现飓风已经彻底累糊涂了，连我让她做什么都分不清楚。我干脆让蓝玫把完整的幻灯片拷给我，把她俩都放去睡觉了。
一个人做到凌晨3点，我把内容全部梳理了一遍，从229页幻灯片变成了90页，突然就眼睛一黑睡了过去。5∶10醒来，继续调整到5∶30，准备发给蓝玫和飓风，通知她们起床接着做。结果在调整之后上传到信箱里的间隙，我突然又睡了过去。
一下就睡到了6∶40，赶紧爬起来，给飓风和蓝玫发去幻灯片，请她们分头校对文字，同时在7点找到朱老师，请他浏览一下幻灯片文字——居然到了演讲的当天早晨，还在请朱老师浏览幻灯片的文字！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情况。
上午没有参加活动，在宾馆里和飓风、蓝玫一起，三个人埋头做幻灯片。分秒必争地工作。
要做的事非常多，非常多啊非常多。除了主报告的内容之外，还需要把叙事引领版块的8位老师的演讲内容，每人一页全放进来，并且帮写每人一句点评。我让蓝玫写了初稿，我来改了改。让飓风写她的故事，她是怎么也写不出来，最后我又从头到尾地一写，也不管好坏了。我找了所有的图片，把90页幻灯片从头做了一遍，但到最后还是有几张实在来不及配上图。所有细节都由她俩来精心调整：文字大小，翻页效果，画面留白……
13∶00，给朱老师送去他提出增加的新演讲内容和幻灯片。出门正好碰见杜涛，他拎着盒饭，说朱老师中午还没吃饭呢。根据朱老师的审核意见，又对幻灯片做了细节处的调整。
13∶30，去现场试幻灯片。
14∶00，朱老师开始演讲。
……
我以为随着主报告工作的熟悉与规范，2015年会是最清闲的一年。
结果，没有哪一次主报告工作，比这一次更紧张。
这一年的幻灯片，从制作原则上我进行了从“资料”到“背景”的彻底颠覆。简单地说，以往幻灯片着重考虑文字的完整，特别希望现场听众拍照留存方便，希望给大家提供更多资料。这一次的幻灯片着重画面传达的直观感受，为演讲者创设背景，为演讲内容营造氛围，文字只选画龙点睛之处，只作为对听众聆听时的引导。
这一年的主报告主题是新生命教育，围绕着“生命”二字，我选取了许多气势恢宏的精美图片，整体色调又以灿烂的金黄色为主，现场巨大的屏幕播放，配上朱老师雄浑的声音，真是相得益彰啊！尤其到了最后结尾的主报告宣言部分，每一段宣言都配上了一幅图片，更是震撼极啦！
比如，我选了一张照片，是一位少年的逆光剪影。周围的山峦剪影层层叠叠，少年端坐着，一手拇指食指相捻，一手托举一轮红日。这样有寓意，有禅意，悠远开阔的照片，是为了配朱老师所写的这样一段文字：“……一群又一群孩子长大后，在他们身上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政治是有理想的，财富是有汗水的，科学是有人性的，享乐是有道德的。这，就是新教育的彼岸。”
或许我应该去做电影导演。因为在我看来，所有的文字不仅都有逻辑层次，而且都是有感情温度的，都是有画面色彩的。以前我只以为人人都是这样感觉呢，是走进新教育之后，我才这样频繁且深入地和人打交道，才越来越发现并不是人人都和我一样。当然，因此很可能也只有我，才会对这些画面和文字如此津津乐道。
无论如何，这样的文字和画面呈现在1700人面前时，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我只是想：哦！这可真是美得让人窒息！
可惜朱老师这个人的审美大大的不行，根本就看不懂我们所做幻灯片的妙处。他使用我们做的幻灯片，完全堪称是猪八戒吃人参果。
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人民群众的眼睛毕竟是雪亮的。幻灯片才播放了十几分钟，现场就有位据说是金堂县的主任来找我们索要。会议一结束，许新海老师就眉开眼笑地夸我：“今年的幻灯片做得好哇！”
等年会结束，飓风又把我们做的幻灯片再次修订——我发现在几幅应该是全屏的图画上方，留着头发丝那么粗的白边儿，破坏了整体的美感。飓风起初还坚决否认，结果会场一全屏播放，她就服气了。修订完，我们就赶紧把幻灯片群发给有需求的所有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当然，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的集体努力，2015年主报告工作，冒险大获成功。
不仅我们做出了独特的幻灯片，而且在我亲历的历届年会里，那是朱老师主报告演讲最精彩的一次。在台上，朱老师对所讲内容信手拈来，是那般底气十足，挥洒自如。在台下，有上百位的老师都是拖着行李箱，站在会场里，就那么一直站着听完了朱老师的主报告，当朱老师话音一落，大家就仓皇夺路而逃，也不知道他们的车最后赶上没有……
主报告，就是这样从一个“众苦苦”到“众乐乐”的过程：辛苦，但是过瘾。
刺激2016：卓越的学生
人生有两大痛苦：一是缺乏高峰体验，一是上了高峰之后就只能止步没奔头了……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我用整整5年时间，全力以赴投身到新教育萤火虫的事业中，捎带着把形形色色的主报告生涯都体验了一遍。
2016年主报告的主题是习惯养成，内容是“每月一事”项目，这些早在十年前就由朱老师带领着一批博士生研讨推出，由当时就是海门教育局副局长、3年前又兼任新教育研究院院长的许新海老师先带领着海门团队践行，后带领着全国新教育同仁深入。就连我写的一套《新教育的一年级》的童书，都是以这个深受一线欢迎的项目为纲而创作。对这样一个非常成熟的内容，对这样一种反复体验的形式，我都认为很难再给我提供什么高峰体验了。 更重要的是，有两件事几乎占据了我全部的时间：一是负责《教育·读写生活》杂志的编辑工作，一是接受新教育研究院的委派，我带领团队投入到《新教育晨诵》系列26册图书的选编工作中。和这两件事所消耗的心力相比，我同时处理的那些以前一度让我哭爹喊娘的日常事务，都只能称为饭后甜点。
而且我发现了一个不幸的情况：经历了上一年的奔波后，我的精力大大下降。结果就是相同的工作时间内，工作效率大大降低。
总而言之，按常理来说，我本来在今年应该对主报告工作更加投入才对。结果恰恰相反。
所以到了2016年的主报告进行讨论时，有的重要会议我都没有参加，比如作为每年的重点活动、年会风向标的海门开发周，我因故缺席，就算我参加，我也是默默地听着。有一次朱老师都忍不住了，会后主动问我对研讨有什么意见？我见他一副急切的样子，故意说：“我才不说呢，我不把我的好意见贡献出来。这样你们认为我是个好脾气，我还可以把我的好点子留下来自己写文章赚钱去。”物极必反，对我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朱老师也只得一笑了之。
转眼就到5月，主报告工作又开始了倒计时。
朱老师提议，以前的主报告都印在报纸上，会后还是交给其他杂志发表了，不如今年的年度主报告直接刊登在《教育·读写生活》杂志上。
我和所有的杂志主编一样，都为优质稿源发愁，一听这好主意自然是求之不得。为了赶上杂志的印刷周期，我们把主报告定稿时间确定在6月15日。
但我相信这个时间毫无问题。因为我们的团队一直在高效行动着。
近一年来，朱老师的阅读都是围绕习惯这个主题展开。近两个月以来，他又以习惯为主题，抄录、撰写了2万多字的“新父母晨诵”。
勤劳的新教育同仁也不用说，他们陆续发来的初稿，已经是在朱老师反复沟通研讨后，有过多次修订的：来自赵振杰老师的《好习惯铸就好人生》，来自余庆老师的《让良好习惯助力儿童的幸福人生》，来自余国志老师的《好习惯造就新儿童》。
除此之外，今年还有三个特别的材料：海门实验区在许新海院长的率领下，重新修订的“每月一事”操作手册《养成一生有用的好习惯》，新家庭教育研究院孙云晓院长新出版的《习惯养成有方法》，新教育电影课项目组研究推出的《36节电影课养成好习惯》。
所以我发愁的是：巧妇固然难为无米之炊，可食材过于琳琅满目，还要一桌子全端上，也实在令大厨为难呀！要把这琳琅满目的精彩内容集中呈现，也还是要花一番功夫的。
朱老师早就开始追问我的主报告工作计划，我一直无法回答。
经过了前几年的磨练，我充分锻炼出“虱子多了不怕咬”的良好工作心态，那就是：淡定地把主报告工作扔到一边，继续着我火烧眉毛的《新教育晨诵》修订大业。这套书可是签订了合同，8月要出版的。而这套书之前的修订经验告诉我：一首诗快则5分钟修订完毕，慢则1小时还在查找，我根本无法确定时间。
5月下旬的一天，朱老师又在电话里催我。我被催急了，有些不耐烦地信口说：“您和我一样，自己去写一稿呗！”
就听朱老师答：“好啊。”
只要朱老师不催我，我就心情舒畅，对于他的回答，我也没细想。
我本来是准备把《新教育晨诵》修订完，就开始像前两年一样去做主报告工作。直到5月26日中午，我的晨诵修订工作告一段落，我才找朱老师商量：今年的主报告准备怎么办呢？
朱老师笑呵呵地说：“你先好好读一读主报告，读一读书。我已经在写了。”
有句小学生都懂的形容，叫做“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时那刻，我才明白了到底是什么感觉。
6月2日16：21，朱老师发来了邮件，标题是：“主报告第一部分”，共计7260字。
接下去，不同标题的邮件，记录着一步又一步的进程：“主报告的第二部分初稿（未完成稿）”、“主报告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最新修改）”、“关于素养的思考”、“第三部分提纲”、“习惯养成的原则（完整版）”、“如何养成一个新的习惯”、“如何改掉一个坏的习惯”……
就这样，3日、6日、8日、9日、10日……一封又一封，邮件无声地飞来。
尤其是9日端午节那天，朱老师陆续发来了6封邮件。朱老师有早起的习惯大家都知道。当天晚上的最后一封邮件，发自22∶37。那封邮件，是朱老师率领团队十年研究践行的基础上，是率领三个团队再次用近一年深入研讨撰写的初稿基础上，由他亲自写作的底稿，共计36931字，题为：《习惯养成第二天性》。
接着，就可以从微博上继续看到朱老师的行程：他立刻去了阿坝，马不停蹄又去了新疆，去了宁夏……
他在四川阿坝州茂县参加第四届乡土教材研讨会，做题为《中国乡村重建需要乡土文化教育》的发言，他说，文化是留住乡愁的根，教育是留住乡情的本，然后他讲述了新教育人在乡土课程方面的探索。
他在新疆师范大学参加民进中央举办的“同心·彩虹新疆少数民族校长培训班”，应邀为60名校长讲《新教育实验的教师成长理论与实践》。
他在宁夏参加民进中央开明画院组织的西部书法教师培训活动，期间与西夏区回民小学的海生军校长联系，临时动议去考察他们的学校，正好参加了他们五所学校举行新教育的交流活动。
且不说朱老师对主报告整体框架上的调整，且不说根据我的目测估算，他重新写作的内容近一半，哪怕是根据全新框架，把十几万字的初稿、几十万字的书稿，完全重新组合而成一份36931万多字的底稿，仅仅只做复制粘贴工作，又需要多少次？
我这才明白，他在应邀去哈佛大学做演讲，为此错失海门开放周的“每月一事”教师叙事后，为什么坚持创造机会，让老师们齐聚北京。原因其实在他给大家的邮件里，分明早就说过：“为了主报告的写作，我必须补上一线的经验，甚至是与个别老师深入交流，才能对一线实践有感受。”和老师见面的那一天，他整整坐了一天，听完了16位老师的讲述，对形式和内容都提出了精彩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