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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世纪80年代，吕叔湘先生有一句话很有名：教改的问题，说到底是教师的问题。因为一个好的教师，不需要按照课标去教书，不一定有什么“课程意识”（如今很时髦的说法）。没有教材他可以选教材编教材；学生不喜欢语文，他可以通过诱导使学生喜欢语文。正像第斯多惠所说：“一个懂得如何引导学生主动性的教师是真正的教育的主人。”（《德国教师培养指南》）但是，什么样的教师才是合格的语文教师？“好”的标准又是什么？这似乎可以列几十条。依我看来，教师不但要有丰厚的学养，还要有人格魅力，自己学而不厌，对学生诲人不倦，这大概是最基本的两条，旧时代称为“人师”者是也，然而现在的好教师标准有很多，却在“学养”这一点上似乎稍有不足。
从我近十多年教书生涯中听过许多“公开课”“观摩课”来看，不论年轻的还是年长的教师，大多功夫用在“方法”上。如今一些地区的教师进修，常常开设一些时髦的国外流行课程。大学也不例外，现在中文系的师范生学习古典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等核心课程的时间比80年代时减少了，却增加了不少各种各样的教育心理类、课堂教育设计类课，学生并没有多大兴趣。学生还没有上过课却经常开展教学比赛，就是不强调学生的基本功。中小学情况也有类似的。我认为，在学校就要好好打下扎实的基本功，老老实实读几年书，不要急于去学什么“教学技能”，进行比赛，因为方法这个东西要在教学实践中才能学会。
不少学生工作以后对我说：“你当年要我们少弄一些空头理论，多读一些语文学科专业的书是多么正确呀！”其实，学习什么时候都不晚，何况有了教学实践再来进修效果一定更好。古人所谓：教，然后知困；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进修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很有必要读一读蒋伯潜的一些论述。蒋氏关于教师进修的相关论述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因为他在《中学国文教学法》一书中提到的语文教师应该进修的五个方面，正是现在一部分年轻教师需要加强的，他的这些意见比那些国外引进的并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更“接地气”，更加实用。
二
蒋伯潜在《中学国文教学法》的“余论——国文教师底进修”这一部分中，提出了他对语文教师应该进修的内容和方式之看法。他说：“教师多费一分心力，学生即多得一分进益。师生间的精神感应是很快的。教师有教不倦的精神，学生于无形中受其感化，学习兴趣也必增进。更进一步说，教师不但当有教不倦的精神，也须有学不厌的精神，努力进修。如此方能以身作则，造成好学的校风。”那么，语文教师究竟最需要进修哪些科目呢？蒋氏认为，我国学术文艺浩如烟海，只要教师自己想努力，园地很大，而且近代以来外国的学术思想、文艺潮流大量涌进，所以谈进修如“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他认为一个语文教师首先要从文法、修辞学、文字学、文学史、学术史这五个方面下功夫，因为这五个方面和语文教学有直接的关系，是一个语文教师的本。
1.文法和修辞
蒋氏认为教学语文时常用到文法修辞，当时流行的文法书，文言文的以马建忠的《马氏文通》、白话文以黎锦熙的《国语文法》“最为详尽”，可以读。同时，他也指出：这两书用其他民族的言语文字做比较研究的材料，“能没有削足适履的弊病吗”？（这一点陈寅恪有批评，后来启功先生在《汉语现象论丛》里也有评说）。蒋伯潜指出：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刘淇的《助字辨略》是从古籍中搜集例证研究国文中虚词的书，杨树达的《词诠》、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是研究古文中特殊句法的书，刘师培的《古书疑义举例补》、马叙伦的《古书疑义举例札迻》则可以补正俞书，这些书都应该读；但是对语体文“虚字”的研究和特殊句法的研究，“我至今还没有看到过”。关于修辞，他提到张文治的《古书修辞例》，搜集例证很勤，但是只论及“改易”“增加”“删节”“模拟”“繁简”五个方面。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搜集的例子文言、白话都有，“比较的算完备了”，但是论及“风格”部分太简单了。蒋伯潜说我国古代文章大家不是没有讨论文法和修辞的，但散见于各书没有人收集。他希望有人把古人论文法修辞的话好好收集起来，参考近人的议论，再和西文作比较研究，或许在文法修辞学上就可能有相当的成就了。他说：“我以为研究文法和修辞，当根据完形心理学作整个的观察研究，由整篇以研究句语，从整句以研究各个的词。”因为词不能离开句子，句子不能离开全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蒋伯潜所谓的进修，实际就是要求教师要有研究，要带着问题读书进修研究，并且还要结合国外先进的教育心理学理论，并不是仅仅读一点现成的书那么简单。
2.文字学
蒋伯潜说过去人研究“小学”（文字学）死守《说文解字》的范围，只重形义，不顾声韵，把声韵分立为音韵学，研究文字只重秦篆，不重视秦篆以前的文字，籀文已经很少有人研究。现在有人研究甲骨文、钟鼎文，但还是有许多人“笃信许书”，如章太炎不相信甲骨文；或者相信文字是仓颉、沮诵个人的功绩。因此，蒋氏说：有志进修的国文教师，如果想在文字学方面更求深造，应当改变他研究的态度，要从音形义三要素出发进行研究。他认为清代研究《说文解字》四家中的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是一部很有成绩的书，他还以自己老师张相的《字例》说明中学教师在这方面修养的重要性。因为蒋伯潜读高中时，正是那位张相先生给他们讲的国文课。他说：“中学生固然尚谈不到今音古音的研究，教师自己进修却当在声韵方面多下些功夫。”他还提出教师要读刘锷、罗振玉、孙诒让、王国维等人有关甲骨文研究的文章。同时还要求国文教师要学习方言：“进修文字学决不能摒弃方言。”他认为传说中从仓颉、沮诵、史籀、李斯、赵高、胡毋敬等造字，到程邈作隶书、刘德升作行书、王次仲作楷书等都是不可靠的。他说：“文字底创造和变迁，决不是全靠政治的力量，某一个人底力量，短时间所能集事，而是由社会的力量，大众底力量渐渐地成功的。”所以教师要在文字学上力求进修，决不可忘了孟子的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里蒋氏要求语文教师不但要搞清楚文字的音形义，而且也要了解文字演变的历史，同时对方言也要了解。这样就会在纵横两方面了解祖国文字的发展变化，有了这些知识，无论自己读书或是教课自然就能得心应手了。 3.文学史
文学史对一个语文教师来说其重要性自不必言，我们常说阅读理解作品要知人论世，脱离了具体历史背景解读作品常会出现谬误，而不熟悉文学史就会面对一篇新阅读的作品无从下手。蒋氏认为当时坊间出版的文学史很多，但是大多数的文学史并不是文学流变的历史，而是“许多文学家的小史”；“不是全部文学底历史，而是文章——杂文学底历史”。这些文学史虽然包括了诗、词、曲、小说、戏剧……各有专史，但是还没有包举全部文学——纯文学（文艺）和杂文学（文章），也没有原原本本地叙述其源流变迁及变迁的理由。因此，蒋伯潜说：国文教师要进修文学史，除了对各个时代的作家作品要研究清楚以外，还要对一种文学本身的流变搞清楚。此外，教师要有一种大文学史的概念。如果一部文学史只是介绍骈文散文，那是文章史；如果仅仅讲解诗文词曲，那就叫诗文词曲史。他以《诗经》为例说明，文学史研究应该关注俗文学；他以佛教传入后影响我国文学、近代西洋翻译作品传入影响我国当代文学为例，说明文学史研究还要注意翻译作品；还有文学作品与音乐有关系，唐五代词的兴起和发展就是证明；还有明清小说同唐人话本的关系等。他认为文学与社会关系密切，进修文学史的教师对此要非常注意。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现今大多数年轻教师不论本科还是研究生毕业，对文学史是学得不够的，他们中许多人在中学里很少读文学作品，到大学在未读作品情况下，学习文学史能有什么效果？能够上下贯通的人更少。因此强调文学史进修很重要，至于怎样进修，是研究性进修还是学习性进修，则都可以。
4.学术史
进修学术史可以了解我国固有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分，了解我国历代学术对一个语文教师来说也是基本的修养。蒋伯潜认为当时各种各样的哲学史、学术史、思想史以及《国学概论》《诸子概论》一类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所以如不加以谨慎选择，就会误信某一种学说，“花了买书的冤枉钱还是小事；白费精力时间，又得了一种错误的知识，或竟以误传误，那可不是玩的”。他以章太炎和胡适之关于诸子十家起源的讨论为例，说明学术讨论一定要“平心静气”，实事求是。他认为当时有些学者：“或因信而好古，硬替古人辩护，是曰盲从；或因疑古过勇，一笔抹杀，是曰武断”，都是要不得的态度。然后，他以对老子、孔子、秦始皇焚书坑儒等历史的评价为例，说明细心分析评价的重要性。他说：“要明白古代各派底学术不能仅仅以阅读学术史和所谓的概论为满足，必须进而阅读整部的古书。古书有真有伪，要读这书，便不得不先加以辨认。”接着他以《论语》为例，就是这样一部公认的经典，据崔述《洙泗考信录》考证，有一些不可靠的内容。可见读学术史就可以做到去伪存真。他说：“从前人把孔子看成一个超人的圣人，一个没有情感的木偶似的道学先生，所以读起《论语》来觉得异常呆板枯燥。我则以为大圣人也是人，而且孔子是一个富于情感的人。……我们要读《论语》必须把态度改变过来，方能真正认识孔子。”这些话在今天仍然有警示作用。今人常会随形势变化不断改变自己的态度，从过去歪曲孔子到现在盲目尊孔都不是科学的态度。
三
蒋氏这些论述对语文教师有什么启示呢？首先要明确，蒋伯潜所谓“教师进修”和我们今天的理解稍有不同，他说的进修其实就是教师要研究这五门课程，而不是仅仅读这些课程的书。就像朱自清当年写《经典常谈》时的读者对象是高中生，而如今高中生不可能有能力读一样，蒋伯潜说的“进修”实际就是“研究”，无论哪一门课程，现今大部分语文教师可能并不具备这种能力，但是有些语文教师经过努力还是能够做到的。不管怎样，我以为蒋氏所论至少在三个方面可以启发我们。
第一，教师努力进修可以为学生树立榜样。这似乎是一句老掉牙的话，却是真理。《学记》所谓“教然后知困，知困然后能自强也”。上海著名特级教师沈蘅仲先生说：“如果说学生时代的读书是为了求知，为了兴趣，则执教时代的读书就更为明确地是为了提高学识修养，做好教学工作。事实上从个人的体会来说，我是从教书中才更感到了读书的需要，读什么怎样读的问题也是在边教边读中逐步明确的。”[1]我们都知道教师学养厚实了，教学就能左右逢源。其实还有一点常常被我们忽视或者说低估，就是教师的榜样作用。过去的吕思勉、郭绍虞、钱穆、朱东润、叶圣陶、王伯祥、启功、金克木，那些主要靠自学成为大师一级的人物，哪个不是边教书边学习的？就是正规北京大学毕业的朱自清1925年8月进入清华大学做中文系教授了，他还拜黄节为师专门学写古诗，后来还去英国进修。朱光潜也不例外，1925年时，他已是名师了，还到英国留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可见，教师进修是终身的事。这些真正的大师们个性各不相同，有的人并不擅长讲演，例如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等名师，但是学生都很佩服他们，深受他们影响。可以说语文学习更多靠自学，有时候有了老师做榜样，可以达到“不复需教”的目的。当然，我们可能无法企及前辈们，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志气还是应该有的。
第二，教师进修应以“国学”科目为本，以自学为主，以锻炼内功为要。为什么先要学习自己国家的学术？因为我们语文教师教的是母语，这是“本”，这个本不牢靠，则会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道理不赘述。为什么又要强调自学？蒋伯潜说得好：“现在的教育行政机关对于教师底进修注意了，开办假期讲习会呀，规定教职员平时进修的工作呀，组织教学研究会按学科分组研究呀，发行出版物呀，可以说竭力提倡或督促了。可是学问底进修不是他律的是自律的，不是形式的是实际的。”宋人云“进修专在己，得失尽由人”，教育说到底就是自我教育，反求诸己是语文教师永远应该坚持的。
第三，提高鉴别能力，知道向真正的大师学习，而不做二道贩子。现在出版物铺天盖地，网络上就更无论矣。每年的名人“著作”不断问世，似乎人人都可以出书，但究竟多少是有价值的？吕思勉先生说：“今日所谓文明之国者，其印行书籍之多，闻之诚足骇人。然细思之，彼之所谓著述，果皆卓然不朽者耶？……往昔尝与钱子泉论作学生论文事，予素不以为然，以其实无所得，而徒教人以剿袭也。子泉曰：‘其所谓论文者，固不待阅，徒以理度之，而可知其程度如何者也。’予闻其言而韪之。”[2]这几年笔者读过不少研究生论文，也读过不少中小学语文教师的论文或著作，甚至有些名人的大作，觉得吕先生的话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力量，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我想如果语文教师提高了识鉴力，能够识得真金时，自然不会被“镏金铜”所骇。
参考文献
[1]沈蘅仲.知困录：序[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3.
[2]吕思勉.吕思勉论学丛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28.
20世纪80年代，吕叔湘先生有一句话很有名：教改的问题，说到底是教师的问题。因为一个好的教师，不需要按照课标去教书，不一定有什么“课程意识”（如今很时髦的说法）。没有教材他可以选教材编教材；学生不喜欢语文，他可以通过诱导使学生喜欢语文。正像第斯多惠所说：“一个懂得如何引导学生主动性的教师是真正的教育的主人。”（《德国教师培养指南》）但是，什么样的教师才是合格的语文教师？“好”的标准又是什么？这似乎可以列几十条。依我看来，教师不但要有丰厚的学养，还要有人格魅力，自己学而不厌，对学生诲人不倦，这大概是最基本的两条，旧时代称为“人师”者是也，然而现在的好教师标准有很多，却在“学养”这一点上似乎稍有不足。
从我近十多年教书生涯中听过许多“公开课”“观摩课”来看，不论年轻的还是年长的教师，大多功夫用在“方法”上。如今一些地区的教师进修，常常开设一些时髦的国外流行课程。大学也不例外，现在中文系的师范生学习古典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等核心课程的时间比80年代时减少了，却增加了不少各种各样的教育心理类、课堂教育设计类课，学生并没有多大兴趣。学生还没有上过课却经常开展教学比赛，就是不强调学生的基本功。中小学情况也有类似的。我认为，在学校就要好好打下扎实的基本功，老老实实读几年书，不要急于去学什么“教学技能”，进行比赛，因为方法这个东西要在教学实践中才能学会。
不少学生工作以后对我说：“你当年要我们少弄一些空头理论，多读一些语文学科专业的书是多么正确呀！”其实，学习什么时候都不晚，何况有了教学实践再来进修效果一定更好。古人所谓：教，然后知困；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进修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很有必要读一读蒋伯潜的一些论述。蒋氏关于教师进修的相关论述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因为他在《中学国文教学法》一书中提到的语文教师应该进修的五个方面，正是现在一部分年轻教师需要加强的，他的这些意见比那些国外引进的并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更“接地气”，更加实用。
二
蒋伯潜在《中学国文教学法》的“余论——国文教师底进修”这一部分中，提出了他对语文教师应该进修的内容和方式之看法。他说：“教师多费一分心力，学生即多得一分进益。师生间的精神感应是很快的。教师有教不倦的精神，学生于无形中受其感化，学习兴趣也必增进。更进一步说，教师不但当有教不倦的精神，也须有学不厌的精神，努力进修。如此方能以身作则，造成好学的校风。”那么，语文教师究竟最需要进修哪些科目呢？蒋氏认为，我国学术文艺浩如烟海，只要教师自己想努力，园地很大，而且近代以来外国的学术思想、文艺潮流大量涌进，所以谈进修如“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他认为一个语文教师首先要从文法、修辞学、文字学、文学史、学术史这五个方面下功夫，因为这五个方面和语文教学有直接的关系，是一个语文教师的本。
1.文法和修辞
蒋氏认为教学语文时常用到文法修辞，当时流行的文法书，文言文的以马建忠的《马氏文通》、白话文以黎锦熙的《国语文法》“最为详尽”，可以读。同时，他也指出：这两书用其他民族的言语文字做比较研究的材料，“能没有削足适履的弊病吗”？（这一点陈寅恪有批评，后来启功先生在《汉语现象论丛》里也有评说）。蒋伯潜指出：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刘淇的《助字辨略》是从古籍中搜集例证研究国文中虚词的书，杨树达的《词诠》、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是研究古文中特殊句法的书，刘师培的《古书疑义举例补》、马叙伦的《古书疑义举例札迻》则可以补正俞书，这些书都应该读；但是对语体文“虚字”的研究和特殊句法的研究，“我至今还没有看到过”。关于修辞，他提到张文治的《古书修辞例》，搜集例证很勤，但是只论及“改易”“增加”“删节”“模拟”“繁简”五个方面。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搜集的例子文言、白话都有，“比较的算完备了”，但是论及“风格”部分太简单了。蒋伯潜说我国古代文章大家不是没有讨论文法和修辞的，但散见于各书没有人收集。他希望有人把古人论文法修辞的话好好收集起来，参考近人的议论，再和西文作比较研究，或许在文法修辞学上就可能有相当的成就了。他说：“我以为研究文法和修辞，当根据完形心理学作整个的观察研究，由整篇以研究句语，从整句以研究各个的词。”因为词不能离开句子，句子不能离开全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蒋伯潜所谓的进修，实际就是要求教师要有研究，要带着问题读书进修研究，并且还要结合国外先进的教育心理学理论，并不是仅仅读一点现成的书那么简单。
2.文字学
蒋伯潜说过去人研究“小学”（文字学）死守《说文解字》的范围，只重形义，不顾声韵，把声韵分立为音韵学，研究文字只重秦篆，不重视秦篆以前的文字，籀文已经很少有人研究。现在有人研究甲骨文、钟鼎文，但还是有许多人“笃信许书”，如章太炎不相信甲骨文；或者相信文字是仓颉、沮诵个人的功绩。因此，蒋氏说：有志进修的国文教师，如果想在文字学方面更求深造，应当改变他研究的态度，要从音形义三要素出发进行研究。他认为清代研究《说文解字》四家中的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是一部很有成绩的书，他还以自己老师张相的《字例》说明中学教师在这方面修养的重要性。因为蒋伯潜读高中时，正是那位张相先生给他们讲的国文课。他说：“中学生固然尚谈不到今音古音的研究，教师自己进修却当在声韵方面多下些功夫。”他还提出教师要读刘锷、罗振玉、孙诒让、王国维等人有关甲骨文研究的文章。同时还要求国文教师要学习方言：“进修文字学决不能摒弃方言。”他认为传说中从仓颉、沮诵、史籀、李斯、赵高、胡毋敬等造字，到程邈作隶书、刘德升作行书、王次仲作楷书等都是不可靠的。他说：“文字底创造和变迁，决不是全靠政治的力量，某一个人底力量，短时间所能集事，而是由社会的力量，大众底力量渐渐地成功的。”所以教师要在文字学上力求进修，决不可忘了孟子的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里蒋氏要求语文教师不但要搞清楚文字的音形义，而且也要了解文字演变的历史，同时对方言也要了解。这样就会在纵横两方面了解祖国文字的发展变化，有了这些知识，无论自己读书或是教课自然就能得心应手了。 3.文学史
文学史对一个语文教师来说其重要性自不必言，我们常说阅读理解作品要知人论世，脱离了具体历史背景解读作品常会出现谬误，而不熟悉文学史就会面对一篇新阅读的作品无从下手。蒋氏认为当时坊间出版的文学史很多，但是大多数的文学史并不是文学流变的历史，而是“许多文学家的小史”；“不是全部文学底历史，而是文章——杂文学底历史”。这些文学史虽然包括了诗、词、曲、小说、戏剧……各有专史，但是还没有包举全部文学——纯文学（文艺）和杂文学（文章），也没有原原本本地叙述其源流变迁及变迁的理由。因此，蒋伯潜说：国文教师要进修文学史，除了对各个时代的作家作品要研究清楚以外，还要对一种文学本身的流变搞清楚。此外，教师要有一种大文学史的概念。如果一部文学史只是介绍骈文散文，那是文章史；如果仅仅讲解诗文词曲，那就叫诗文词曲史。他以《诗经》为例说明，文学史研究应该关注俗文学；他以佛教传入后影响我国文学、近代西洋翻译作品传入影响我国当代文学为例，说明文学史研究还要注意翻译作品；还有文学作品与音乐有关系，唐五代词的兴起和发展就是证明；还有明清小说同唐人话本的关系等。他认为文学与社会关系密切，进修文学史的教师对此要非常注意。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现今大多数年轻教师不论本科还是研究生毕业，对文学史是学得不够的，他们中许多人在中学里很少读文学作品，到大学在未读作品情况下，学习文学史能有什么效果？能够上下贯通的人更少。因此强调文学史进修很重要，至于怎样进修，是研究性进修还是学习性进修，则都可以。
4.学术史
进修学术史可以了解我国固有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分，了解我国历代学术对一个语文教师来说也是基本的修养。蒋伯潜认为当时各种各样的哲学史、学术史、思想史以及《国学概论》《诸子概论》一类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所以如不加以谨慎选择，就会误信某一种学说，“花了买书的冤枉钱还是小事；白费精力时间，又得了一种错误的知识，或竟以误传误，那可不是玩的”。他以章太炎和胡适之关于诸子十家起源的讨论为例，说明学术讨论一定要“平心静气”，实事求是。他认为当时有些学者：“或因信而好古，硬替古人辩护，是曰盲从；或因疑古过勇，一笔抹杀，是曰武断”，都是要不得的态度。然后，他以对老子、孔子、秦始皇焚书坑儒等历史的评价为例，说明细心分析评价的重要性。他说：“要明白古代各派底学术不能仅仅以阅读学术史和所谓的概论为满足，必须进而阅读整部的古书。古书有真有伪，要读这书，便不得不先加以辨认。”接着他以《论语》为例，就是这样一部公认的经典，据崔述《洙泗考信录》考证，有一些不可靠的内容。可见读学术史就可以做到去伪存真。他说：“从前人把孔子看成一个超人的圣人，一个没有情感的木偶似的道学先生，所以读起《论语》来觉得异常呆板枯燥。我则以为大圣人也是人，而且孔子是一个富于情感的人。……我们要读《论语》必须把态度改变过来，方能真正认识孔子。”这些话在今天仍然有警示作用。今人常会随形势变化不断改变自己的态度，从过去歪曲孔子到现在盲目尊孔都不是科学的态度。
三
蒋氏这些论述对语文教师有什么启示呢？首先要明确，蒋伯潜所谓“教师进修”和我们今天的理解稍有不同，他说的进修其实就是教师要研究这五门课程，而不是仅仅读这些课程的书。就像朱自清当年写《经典常谈》时的读者对象是高中生，而如今高中生不可能有能力读一样，蒋伯潜说的“进修”实际就是“研究”，无论哪一门课程，现今大部分语文教师可能并不具备这种能力，但是有些语文教师经过努力还是能够做到的。不管怎样，我以为蒋氏所论至少在三个方面可以启发我们。
第一，教师努力进修可以为学生树立榜样。这似乎是一句老掉牙的话，却是真理。《学记》所谓“教然后知困，知困然后能自强也”。上海著名特级教师沈蘅仲先生说：“如果说学生时代的读书是为了求知，为了兴趣，则执教时代的读书就更为明确地是为了提高学识修养，做好教学工作。事实上从个人的体会来说，我是从教书中才更感到了读书的需要，读什么怎样读的问题也是在边教边读中逐步明确的。”[1]我们都知道教师学养厚实了，教学就能左右逢源。其实还有一点常常被我们忽视或者说低估，就是教师的榜样作用。过去的吕思勉、郭绍虞、钱穆、朱东润、叶圣陶、王伯祥、启功、金克木，那些主要靠自学成为大师一级的人物，哪个不是边教书边学习的？就是正规北京大学毕业的朱自清1925年8月进入清华大学做中文系教授了，他还拜黄节为师专门学写古诗，后来还去英国进修。朱光潜也不例外，1925年时，他已是名师了，还到英国留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可见，教师进修是终身的事。这些真正的大师们个性各不相同，有的人并不擅长讲演，例如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等名师，但是学生都很佩服他们，深受他们影响。可以说语文学习更多靠自学，有时候有了老师做榜样，可以达到“不复需教”的目的。当然，我们可能无法企及前辈们，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志气还是应该有的。
第二，教师进修应以“国学”科目为本，以自学为主，以锻炼内功为要。为什么先要学习自己国家的学术？因为我们语文教师教的是母语，这是“本”，这个本不牢靠，则会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道理不赘述。为什么又要强调自学？蒋伯潜说得好：“现在的教育行政机关对于教师底进修注意了，开办假期讲习会呀，规定教职员平时进修的工作呀，组织教学研究会按学科分组研究呀，发行出版物呀，可以说竭力提倡或督促了。可是学问底进修不是他律的是自律的，不是形式的是实际的。”宋人云“进修专在己，得失尽由人”，教育说到底就是自我教育，反求诸己是语文教师永远应该坚持的。
第三，提高鉴别能力，知道向真正的大师学习，而不做二道贩子。现在出版物铺天盖地，网络上就更无论矣。每年的名人“著作”不断问世，似乎人人都可以出书，但究竟多少是有价值的？吕思勉先生说：“今日所谓文明之国者，其印行书籍之多，闻之诚足骇人。然细思之，彼之所谓著述，果皆卓然不朽者耶？……往昔尝与钱子泉论作学生论文事，予素不以为然，以其实无所得，而徒教人以剿袭也。子泉曰：‘其所谓论文者，固不待阅，徒以理度之，而可知其程度如何者也。’予闻其言而韪之。”[2]这几年笔者读过不少研究生论文，也读过不少中小学语文教师的论文或著作，甚至有些名人的大作，觉得吕先生的话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力量，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我想如果语文教师提高了识鉴力，能够识得真金时，自然不会被“镏金铜”所骇。
参考文献
[1]沈蘅仲.知困录：序[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3.
[2]吕思勉.吕思勉论学丛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