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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中国，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影响深远，或许正因为此，很多人也非常认同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观点。但是，教师到底是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学生的灵魂可不可以被教师加工？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关乎人的独立、人的尊严，关乎教育的本质。
前一段，网上在争论有关“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问题。有人希望教师“自觉地摘下这个神圣的面具”，有人则反驳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命题仍然是很有重要意义的”，“中国呼唤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只是个比喻的说法，并非正式的职务名称，在我看来，接受不接受这个称号大可自愿，喜欢不喜欢这个称号则可以各有各的理由。也就是说，在对教师是否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各方最好谁也不要当对方的“工程师”，还是都做“对话者”为好。
本人也愿意做一个“对话者”，参加讨论。作为教师，我是属于自愿摘掉“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高帽的一个人。我的理由是：
1.把教师说成“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师生双方都是不敬。
2.人类灵魂只需要对话者、引导者、指导者，而不需要“工程师”。
《现代汉语词典》对“工程师”词条的解释是：“技术干部的职务名称之一。能够独立完成某一专门技术任务的设计、施工工作的专门人员。”
很清楚，“工程师”是搞技术的。这就是说，如果你认定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就等于你承认教育工作是一件“技术活儿”。这显然不对头。教育包含技术，但绝不单单是技术，它是一项创造性很强的工作，更像艺术，而不是技术。把教育技术化、训练化，正是应试教育的最大弊端之一，而技术化和训练化的教育对教师的要求恰恰就是“工匠化”，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工程师化”。一个满眼都是“工程师”的学校，其风格会更像制造标准件的工厂，而不像是热爱智慧的场所。审视我们的中小学，像工厂的确实很多很多，难怪这么多教师认同“工程师”的称号，这和他们工厂般的生存环境大有关系，他们在潜意识里早就认定自己是“工程师”了。他们没有注意到，“工程师”这个称号加在教师头上，实际上是对教育的某种歪曲和不敬。
教师若是“工程师”，学生是什么呢？学生是教师的工作对象，如果教师变成了“工程师”，等量代换，学生就成了“工程师”的工作对象。而“工程师”这个称呼本身就意味着他的工作对象是“物”，是零件，是项目，而绝不是活生生的人。所以你只要认定教师是“工程师”，就会不自觉地把学生看成“零件”，看成“螺丝钉”，看成实现升学指标的“载体”。这样一来，学生的主体性肯定就消失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口号肯定就会落空，因为在一个“工程师”的眼里，“零件”“螺丝钉”和“工程项目”绝对不是主体，对它们也谈不上什么尊重，它们是“被安排”“被设计”“被加工”“被塑造”的东西。我们的中小学，目前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主体”的确实很少，可见很多教师正是在用“工程师”的态度对待学生，则他们认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说法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不足为怪。倒霉的是学生，他们被“物化”了。让很多专家、学者、教师痛心疾首的所谓“人文精神流失”问题，说的就是这件事。当你真正把学生看成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活人的时候，你对“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提法就会觉得别扭。我自己反思这个称号，就是从这种别扭的心态开始的。
那么，人类灵魂需要不需要“工程师”来“设计”“塑造”甚至“加工”呢？
有人认为需要，理由是“众生不平等是绝对的，众生平等是相对的”，“人与人之间在道德、观念、意识、行为、能力上有落差”，所以就要由一部分人来“加工”另一部分人的灵魂。有位先生甚至很肯定地说：“一个灵魂没有资格去加工另一个灵魂吗？谬哉！”
这很像自古就有的“上智下愚”论。这位先生是把人与人德智体诸方面事实上的差异和人格上的平等不平等混为一谈了。我想这位先生也一定承认会有人比他道德更高尚、行为更得体、能力更强，那么这个比他“高出一头”的人是否就有“天赋的权利”来“加工”他的灵魂呢？我想，这位先生未必同意。退一步说，即使这位先生自愿被高人“加工灵魂”，多数人恐怕也不会愿意。“你比我强，不等于你有权在没有征得我同意的条件下教训我，我有我的主权。”这是一个现代人起码的人格平等意识和自尊心。
这并不是说现代人拒绝反思和改变自我。恰恰相反，现代人正因为有强烈的超越自我的意识，才会反对别人“加工”他。一个等待别人“加工”的灵魂是被动的、可怜的、缺乏自主性的灵魂，说得难听点，是“死灵魂”。真正活的灵魂是主动学习、主动改变自我的灵魂。这种灵魂需要的绝不是“加工者”，而是沟通者、对话者、引导者、指导者。我作为一名教师，绝不希望我的学生把灵魂放在我的面前请我“加工”，因为那既是对他自己人格的侮辱，也是对我的侮辱——他把我看成了一个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的人。我相信学生自身有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我的任务是创造各种情境，让他们的生命力得以展现，在这种展现中发展自我，而我只在必要的地方进行帮助和适当的指点。注意，指点并不是“加工”。指点，听不听学生可以自愿选择，而“加工”则是强制。
那么，对学生还有没有强制呢？有。那是法律、规章制度的约束力量。但法律和规章制度不是“我”对学生的加工，而是“我”和学生都必须共同遵守的社会契约。在法律和规章面前，学生和“我”是平等的，谁都不是加工者。这就是法治。而“加工主义”，则是导向“人治”的通道。
几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在我眼中就是一场“加工”人类灵魂的最大规模的实验。那是要全国人民都“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要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雄伟目标。其结果如何？大家都看见了。“文革”的教训告诉我们，不管一个人动机多么高尚，能力多么强，都不要企图“加工”别人的灵魂或“克隆”自己的灵魂，那是注定不能成功的，因为灵魂之所以成为灵魂，就在于其主体性和多样性。
有人认为当前“道德伦理水平的下降”，是由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太少了，所以大声呼唤“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则认为此事原因比较复杂，而且笼统地说道德水平今不如夕也未必妥当。愚以为现在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太少了，而是自命为别人灵魂的工程师、却对自己的灵魂状况缺乏反思的人太多了。我自己的经验是，主动摘掉“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高帽，反倒有利于净化自身的灵魂，也有利于教育学生，因为反思是从不自满开始的，人一旦自命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往往会忙于“加工”别人而顾不上反思自己了。这正是教师整体素质提高缓慢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但这只是我个人的体会，是讨论里的一种声音。我绝对不愿自命为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想“加工”任何人的思想，因为在我看来，那是违背现代人的道德观念的。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中国，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影响深远，或许正因为此，很多人也非常认同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观点。但是，教师到底是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学生的灵魂可不可以被教师加工？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关乎人的独立、人的尊严，关乎教育的本质。
前一段，网上在争论有关“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问题。有人希望教师“自觉地摘下这个神圣的面具”，有人则反驳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命题仍然是很有重要意义的”，“中国呼唤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只是个比喻的说法，并非正式的职务名称，在我看来，接受不接受这个称号大可自愿，喜欢不喜欢这个称号则可以各有各的理由。也就是说，在对教师是否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各方最好谁也不要当对方的“工程师”，还是都做“对话者”为好。
本人也愿意做一个“对话者”，参加讨论。作为教师，我是属于自愿摘掉“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高帽的一个人。我的理由是：
1.把教师说成“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师生双方都是不敬。
2.人类灵魂只需要对话者、引导者、指导者，而不需要“工程师”。
《现代汉语词典》对“工程师”词条的解释是：“技术干部的职务名称之一。能够独立完成某一专门技术任务的设计、施工工作的专门人员。”
很清楚，“工程师”是搞技术的。这就是说，如果你认定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就等于你承认教育工作是一件“技术活儿”。这显然不对头。教育包含技术，但绝不单单是技术，它是一项创造性很强的工作，更像艺术，而不是技术。把教育技术化、训练化，正是应试教育的最大弊端之一，而技术化和训练化的教育对教师的要求恰恰就是“工匠化”，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工程师化”。一个满眼都是“工程师”的学校，其风格会更像制造标准件的工厂，而不像是热爱智慧的场所。审视我们的中小学，像工厂的确实很多很多，难怪这么多教师认同“工程师”的称号，这和他们工厂般的生存环境大有关系，他们在潜意识里早就认定自己是“工程师”了。他们没有注意到，“工程师”这个称号加在教师头上，实际上是对教育的某种歪曲和不敬。
教师若是“工程师”，学生是什么呢？学生是教师的工作对象，如果教师变成了“工程师”，等量代换，学生就成了“工程师”的工作对象。而“工程师”这个称呼本身就意味着他的工作对象是“物”，是零件，是项目，而绝不是活生生的人。所以你只要认定教师是“工程师”，就会不自觉地把学生看成“零件”，看成“螺丝钉”，看成实现升学指标的“载体”。这样一来，学生的主体性肯定就消失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口号肯定就会落空，因为在一个“工程师”的眼里，“零件”“螺丝钉”和“工程项目”绝对不是主体，对它们也谈不上什么尊重，它们是“被安排”“被设计”“被加工”“被塑造”的东西。我们的中小学，目前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主体”的确实很少，可见很多教师正是在用“工程师”的态度对待学生，则他们认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说法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不足为怪。倒霉的是学生，他们被“物化”了。让很多专家、学者、教师痛心疾首的所谓“人文精神流失”问题，说的就是这件事。当你真正把学生看成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活人的时候，你对“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提法就会觉得别扭。我自己反思这个称号，就是从这种别扭的心态开始的。
那么，人类灵魂需要不需要“工程师”来“设计”“塑造”甚至“加工”呢？
有人认为需要，理由是“众生不平等是绝对的，众生平等是相对的”，“人与人之间在道德、观念、意识、行为、能力上有落差”，所以就要由一部分人来“加工”另一部分人的灵魂。有位先生甚至很肯定地说：“一个灵魂没有资格去加工另一个灵魂吗？谬哉！”
这很像自古就有的“上智下愚”论。这位先生是把人与人德智体诸方面事实上的差异和人格上的平等不平等混为一谈了。我想这位先生也一定承认会有人比他道德更高尚、行为更得体、能力更强，那么这个比他“高出一头”的人是否就有“天赋的权利”来“加工”他的灵魂呢？我想，这位先生未必同意。退一步说，即使这位先生自愿被高人“加工灵魂”，多数人恐怕也不会愿意。“你比我强，不等于你有权在没有征得我同意的条件下教训我，我有我的主权。”这是一个现代人起码的人格平等意识和自尊心。
这并不是说现代人拒绝反思和改变自我。恰恰相反，现代人正因为有强烈的超越自我的意识，才会反对别人“加工”他。一个等待别人“加工”的灵魂是被动的、可怜的、缺乏自主性的灵魂，说得难听点，是“死灵魂”。真正活的灵魂是主动学习、主动改变自我的灵魂。这种灵魂需要的绝不是“加工者”，而是沟通者、对话者、引导者、指导者。我作为一名教师，绝不希望我的学生把灵魂放在我的面前请我“加工”，因为那既是对他自己人格的侮辱，也是对我的侮辱——他把我看成了一个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的人。我相信学生自身有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我的任务是创造各种情境，让他们的生命力得以展现，在这种展现中发展自我，而我只在必要的地方进行帮助和适当的指点。注意，指点并不是“加工”。指点，听不听学生可以自愿选择，而“加工”则是强制。
那么，对学生还有没有强制呢？有。那是法律、规章制度的约束力量。但法律和规章制度不是“我”对学生的加工，而是“我”和学生都必须共同遵守的社会契约。在法律和规章面前，学生和“我”是平等的，谁都不是加工者。这就是法治。而“加工主义”，则是导向“人治”的通道。
几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在我眼中就是一场“加工”人类灵魂的最大规模的实验。那是要全国人民都“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要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雄伟目标。其结果如何？大家都看见了。“文革”的教训告诉我们，不管一个人动机多么高尚，能力多么强，都不要企图“加工”别人的灵魂或“克隆”自己的灵魂，那是注定不能成功的，因为灵魂之所以成为灵魂，就在于其主体性和多样性。
有人认为当前“道德伦理水平的下降”，是由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太少了，所以大声呼唤“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则认为此事原因比较复杂，而且笼统地说道德水平今不如夕也未必妥当。愚以为现在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太少了，而是自命为别人灵魂的工程师、却对自己的灵魂状况缺乏反思的人太多了。我自己的经验是，主动摘掉“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高帽，反倒有利于净化自身的灵魂，也有利于教育学生，因为反思是从不自满开始的，人一旦自命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往往会忙于“加工”别人而顾不上反思自己了。这正是教师整体素质提高缓慢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但这只是我个人的体会，是讨论里的一种声音。我绝对不愿自命为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想“加工”任何人的思想，因为在我看来，那是违背现代人的道德观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