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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深户，考了380分（总分460分），会不会真的没有高中读？”
“公办学校可能真的没得读。”
今年7月中旬，深圳中考成绩发布后，一名没有深圳户口的考生家长在某论坛发问，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一条在深圳广为流传的信息，更是戳中了无数家长的痛点：平均分96，勉强踏入录取线最高的深圳中学;平均分94，进不了深圳高中四大校;对于非深户来说，平均分85基本是他们迈入公办高中的最低线。
据统计，2019年深圳市公办普高招生计划35531人，报考人数78300人，录取率仅45.38%。
这意味着在深圳有近55%的初中毕业生，将进入办学水平不高、收费却更高的民办高中或者职业院校。对很多人而言，这无异于提前被“宣判”与重点大学失之交臂。
提前三年到来的人生分野，让不少家长难以接受：“在深圳，中考太残酷了，比高考还难。”
与之相似的，还有上海。最近几年，上海已不再公布公办、民办、职业院校的具体招生名额。但几年前有媒体根据历年数据分析，上海中考的公办普高录取率已不到50%。
包括上海、深圳在内的一线城市，聚集了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但他们的下一代面临着其他城市无法想象的激烈竞争。
今年夏天，深圳中考之难的讨论持续发酵，难题也摆在了城市管理者的桌上。9月10日，深圳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教育大会，发布了《关于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将通过现有高中挖潜、新改扩建和重点建设“高中城”等多渠道推进高中学校建设，到2022年新改扩建30所公办普通高中，新增学位6万个，增幅将超过60%。
不过，多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业内人士均表示，深圳并不缺乏公办高中的规划，如何推进、如何落地，才是真正需要解决的难题。
激增的非户籍人口
“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是深圳向外来人士发出的最诚挚的邀请口号，显示了这座城市的包容与开放。然而，激增的人口也成为深圳中考之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局党组书记宾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人口大规模增长的情况下，优质教育的缺口越来越凸显。
据统计，2019年深圳中考报名人数是78300，此前两年，这一数字分别是72100和67800。也就是说，三年内，深圳参加中考的人数增加了1万，增幅15%。若放到更长的时间轴里看，2009年深圳中考报名人数是51852，10年间增长了51%。
中考报名人数的快速增长与常住人口的增长有着直接关系，而这其中更多来自于非户籍人口的高速增长。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杨光辉曾撰文分析，1987年之前，深圳非户籍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110.4%，1987年后增速开始放缓，1987年至1992年增速仅为24.73%。但因人口基数庞大，绝对增量并不小。
据统计，从1990年到2000年，常住非户籍人口从99.13万增至576.32，翻了四倍多。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户籍人口。1988年，深圳户籍人口60.14万，非户籍人口60万。此后，非户籍人口飞速增长，将户籍人口远远甩下，深圳成为唯一一个人口倒挂且倒挂十分严重的国内一线城市。1998年，深圳非户籍人口与户籍人口比例达4：1。
矛盾就此凸显。深圳市光明区教育局局长黄汉波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一般来说，政府公共资源与服务是按照户籍人口配置的，比如教育、医疗等。人口倒挂的结构使得这类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所覆盖人群十分有限，导致公共资源短缺。
事实上，深圳早就意识到这一问题。本世纪初，该市就明确了人口管理方面的工作思路，提出人口总量增长过快、结构不尽合理，应“稳步、适当扩大户籍人口规模，提高城市发展的稳定性”。
2012年，深圳提出明确目标，当年将新增户籍人口24万人。此后，增长始终保持在每年20万以上。2016年，深圳再次拓宽入户渠道，当年新增户籍人口50万。
不过，因为非户籍人口的基數庞大，截至2018年，深圳的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4.9%，人口倒挂现象依然存在。
相较之下，同为一线城市的北京、上海都不存在这个问题。两地对于入户政策都限制得比较严格，户籍人口始终多于外来人口。目前，北京市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的比例维持在1.7：1左右，上海市维持在1.5：1左右。
而且与北京上海不同的是，深圳对于外来人口子女享受义务教育及中高考报名条件却更为宽松。深圳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以下简称深大附中）校长刘为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一线城市中，深圳是最包容的，“给非户籍人口包括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都提供了进入公办普高的机会。”
2005年，深圳市发布相关文件，规定父母在该市连续居住一年以上，其子女就可在该市享受义务教育。而这类非深户的初中应届毕业生，也可以在该市参加中考。
不过这批考生的招生计划多数情况下均单列，与深户相比，计划数较少，占各校总录取数的10%到40%不等，部分高中对非深户的录取分数线也会稍高一些。
可以说，深圳已基本实现了异地中高考，报名的门槛并不高。上海、北京则与此不同。
北京市的要求则更为严格。外来人口子女只能在京参加中职、高职考试，且有三年或六年的工作时限、社保缴纳记录等要求。
因此，不难理解，虽然深圳2017年末常住人口为1252.83万，远低于同期上海的2418.33万和北京的2170.7万，但深圳2019年中考报名人数却是最高的，达7.8万，上海和北京则分别是7.2万和6.4万。
随着二胎的放开，城市吸引力的上升，深圳的人口压力还将持续数年。根据2018年的数据，深圳初一新生超过10万人，小学一年级新生在20万人左右，幼儿园在园总人数达51万人。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内，深圳的高中学位必然会更加紧缺。
在这一情况下，大力拓展高中学位，是深圳必须要走的一条路。
寸土寸金
2007年，深圳在意识到初中毕业生激增以及学位紧缺的问题后，制定了《教育发展“十一五”规划暨2020年远景目标》，提到“人口快速增长带来巨大学位压力”，并预测到2010年，全市高中在校生达到14万人，新增5万人，学位供给压力大。
一语成谶。2010年，时任深圳市教育局政策法规处处长胡新天对媒体表示，当年高中学位的需求是近年来压力最大的一年。为此，《广州日报》在报道里喊出“考公办普高比考大学本科还难”——这一年，公办普高录取率已经只有48%，而本科录取率有52%。
深圳并非没有规划。2007年深圳提出，三年内，将新建高中10所，需预留用地220万平方米。原则上，每所高中都是60个班的规制，可提供3000学位，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深圳市预测，到“十一五”规划结束时，普通高中优质学位供给率为80%以上。
然而，据《深圳特区报》2009年的报道，以市属高中为例，自1997年到2009年，除原有的几所高中规模有所扩大外，仅新建了一所高中。深圳市在“十五”期间即规划新建8所全寄宿高中，但建成交付使用的仅3所，另外5所当时还未动工。
直至今年，仍有深圳市人大代表提出，深圳的公办高中难建的问题。高中难建，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对深圳来说，不是财政，而是土地。
今年，深圳市教育局在答复深圳“两会”期间代表议案时坦言，扩大公办高中学位建设“已迫在眉睫”。但是，高中建设存在“落地难”问题。教育局提出了三方面问题，均与土地有关，分别是“用地选址难、土地整备慢、规划条件限制”。
据了解，去年，深圳市规划资源局对全市的高中建设用地进行了梳理，发现在全市范围内共规划高中用地120块，其中已建成56块，余下的用地中因存在规划未稳定、城市更新时序不确定、土地待整备拆迁等问题而较难实施，当前仅有两块用地适合启动建设。
这一问题已经无法依靠教育部门来解决，而需要规划、国土等部门的协调配合。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今年深圳市人大代表提交这一议案经过了深圳市教育局的许可，因为后者也希望通过多部门合作，尽快解决高中学位的问题。
深圳是一个地少、城市开发程度又接近饱和的城市。据住建部2019年的统计数据，截至2017年底，深圳市区面积1997.5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925.2平方公里，后者占比46.3%。相较而言，北京市区面积16410平方公里，而建成区面积1445.54平方公里，后者占比8.8%;上海市區面积6340.5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998.75平方公里，后者占比15.8%。
同为国内一线城市，深圳可开发的国土面积已经不多，远远小于北京、上海，用“寸土寸金”来形容毫不为过。而高中的建设，又需要比小学、初中都更大的土地面积。
根据深圳2007年印发的《深圳市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指引》，因涉及生均面积、高中教学楼不能是高层等原因，建设一所42个班的寄宿制高中，用地面积至少需要62061平方米，建设60个班的寄宿制高中，则至少要92854平方米。
扩大学位，就需要更多的班额，但高中所需用地面积，却是个实实在在的门槛。地少的深圳在2016年出台了新修订的《中小学校建设标准指引》，规定60个班的寄宿制高中用地面积至少需66000平方米，比原先的规定减少了三分之一。
不过即便如此，深圳市教育局表示，市规划部门之前反馈，该市目前已难以提供60个班全寄宿制高中的建设用地。比如深圳市第十五高级中学，原准备建设60个班的规模，规划部门于2017年10月提供的选址位于大亚湾核电站10公里影响范围内，市教育局综合各方意见后，于2018年12月申请重新选址，但被明确回复无合适用地。最后只能将办学规模由60个班压缩为36个班，重新选址于光明区。
哪怕是已经选址的学校，其建设过程也进展迟缓。
一方面来说，有的高中学校建设用地受到土地规划调整、涉及生态线、涉及城市更新时序等限制，导致项目前期工作推进缓慢或规划手续不完善，难以开工或建设受阻。
另一方面来说，已规划选址的高中还面临着土地整备慢的问题，其背后涉及深圳所有高中更深层次的管理问题——事权。
据统计，深圳市目前有公办普通高中52所，其中市直属普高15所，其他均为区属普高。前后两类高中的财政拨款、事权等，分属市里和区里。深圳市教育系统多位不愿具名的受访对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十余年前，各区有很高的积极性建区属高中，一方面市里对此比较重视，另一方面各区在积极引进企业、人才，在落实子女入学时，区属高中安排起来比较便利。
最终，双方达成妥协——已建成的普高，市属和区属仍按此前的事权划分，而新建高中的事权则基本归市里。但核心问题在于，土地整备由该用地所在区来推进——费时费力地进行土地整备，最终建设一所自己并没有话语权的市属高中，区里的积极性并不高。
据深圳市教育局年初介绍，已规划选址的高中学校，其建设用地大多由于“土地未征转、现状已建、涉及权属用地”等因素，须开展征地拆迁等土地整备。如深圳市第十三高级中学，2016年已确定选址，但土地整备至2018年底才完成，严重影响建设进度;观澜中学扩建项目受拆迁赔偿影响，迟迟无法开工。
很显然，想要解决公办高中少的问题，需统筹市相关部门以及市、区两级政府。
今年9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通过现有高中挖潜、新改扩建和重点建设“高中城”等多渠道推进高中学校建设，解决公办普高短缺的问题。
据悉，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已规划了4处“高中城”用地，其中3处在深圳经济特区，1处在深汕特别合作区。每处“高中城”用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可安排3所寄宿制高中。
高中城是当前深圳市对于新建公办普高的一种探索。以深汕特别合作区来说，此处位于深圳和汕尾两市之间，距离深圳市区颇有一段距离。而与大学城不同，高中城的管理必然更加严格，并且面临着每周末大量学生将往返于家与学校之间。
因此，高中城的探索，对执政者而言，不仅仅指几所高中的新建，还包括交通配套、安全保障等各方面问题的一一落实以及因学位大量新增，带来的相关教师等人才引进的问题。
另一方面，深大附中校长刘为基认为，新建高中若要最快速度的提供符合大家预想的优质学位，已有公办高中办分校的模式势必要推行，集团化是许多高中必然走的路径。深圳市光明区教育局局长黄汉波则认为，未来三年，深圳的公办高中将迎来新机会。
民办普高与职高之困
在扩大公办普高规模的同时，深圳也在尝试大力发展民办高中。2007年深圳提出，应大力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及个人举办优质高中，至2010年，力争民办高中在校生达到5万人，占高中在校生比例30%以上。
为了这一目标，深圳市还提出，将民办高中建设用地纳入政府公益用地规划予以安排，民办高中教师培训、课程改革、学校评级、招生等与公办高中同等对待。
然而，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多位受访对象指出，深圳数十所民办高中，虽然在招生规模上尚可，但在招生质量、教学水平上都远远比不过公办普高。
首先，收费标准就成了第一道门槛。众所周知，民办教育的收费历来高于公办教育。在深圳，民办普高的收费基本在每学期5000元到20000元之间，多数均在一万元以上。
相较之下，公办普高的收费是其几分之一，一般来说每学期不超过2000元。对于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来说，送孩子去民办普高就读不是一笔小开支。
而与高收费不匹配的是，深圳民办普高的教学水平远远不如公办普高。深圳市教育系统一位不愿具名的受访对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首要的问题在于，深圳的民办普高存在一种错误定位，即认为自己是公办普高的补充。公办普高学位不够，剩下的学生若想继续读高中，只能去民办。这批学生成为深圳民办普高的固定生源，转化为学校稳定的收入，为何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来改变定位、改善教学水平？
数名采访对象都提到，深圳教育领域并不缺钱，也很愿意投入资金。深大附中校长刘为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深圳公办普高的教师工资水平，稳定在月均一万以上，而民办普高为了控制成本，工资水平未必有这么高，哪怕能保持相同的标准，教师也必然会选择就职于让其更有成就感的公办校，而非民办校。
这带来了深圳民办高中的第二重难题——师资不稳定。上述不愿具名的受访对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些年轻老师会选择进入民办高中作为职业起点，一旦有了经验，就会跳槽到公办高中。
深圳市教育部门曾专门针对民办高中的教师进行培训，但愿意来参加的老师不到一半。一些民办普高给出的理由是，老师少，一个萝卜一个坑，不能让学生缺课。但深谙其中门道的人则看出，这是因为民办高中的领导不希望本校教师参加这类教研活动，怕教师们在这类活动中提升个人水平、崭露头角，最终跳槽去公办高中。
深圳民办普高的生存困境在国内较为普遍。以上海来说，上海有大约40所民办普高，除了极个别教学水平较好，多数都不如公办普高。
深沪两地的公办普高都有着一样的先天体制优势，起步早、师资稳定，在多年发展中得到了地方财政的稳定支持。相比之下，起步晚、师资不稳定、有资金压力的民办普高则处于劣势。
分析认为，深圳的民办普高亟须政策倾斜，加大扶持力度，而其自身也应重新定位，比如走高端化路线，与公办普高形成差异化竞争。
今年7月，深圳市招生考试办公室在回答考生及家长提问时说，深圳今年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的招生比例约6：4。而按照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相关文件，要求普职比大体相当。
与民办普高一样，深圳的职高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学校少，而是学生不愿意去读。
多名受访对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深圳建市时间较短，吸引来的都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自然他们对自己孩子也有更高的期待。再加上职业教育在国内的发展和普及都不够好，深圳的许多家长都不愿意送自己的孩子进职业高中。
事实上，这一现象在人才聚集的一线城市十分普遍。北京、上海的普职比也同样做不到5：5。2019年，北京市中招普职比是5：2，进入普通高中的学生是后者的2.5倍。上海市上一次明确公开中考学生的具体流向是2015年，当年的普职比也基本接近5：2。
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在学生的求学阶段进行正确引导，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理解，如果高考只是勉強考上本科，恐怕最后出路也不见得比掌握一门技能更好，从而形成一种更多元的成才观，会对普职比的改变有一定的作用。
当然，这种成才观的形成，还需要国家将职业教育发展摆在与普通教育更平等的位置，需要全社会逐渐改变对职业教育的既有偏见，所需时间仍然很长。
对深圳来说，规划已有，如何强力推进和执行，才是近段时间的破题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