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列的新商业形态兴起，或正在图谋兴起；同时，一系列的新商业形态崩溃，和正在走向崩溃。
　　每一个循环，都不过是短短数年。
　　P2P、共享单车、网约车、直播以及更多与互联网基础设施相关的商业模式，贾跃亭、罗永浩、王思聪以及更多失信者，还有那些从风光无限的网红堕落为罪犯的人，都在这样的循环中浮沉。
　　有时，当那些耳熟能详的机构崩溃的一刹那，因其社会化的资金来源带来的实质和隐形伤害，甚至让人分不清楚它们和诈骗的本质区别。“你的ofo押金退了吗？你投入P2P的钱拿回来了吗？”
　　一个过程结束，下一个过程开始，如滩头浪叠。每一个人都身在其中，无可逃避。
　　当我说“每一个人”的时候，是指被裹挟的普通人，他们被潮流支配，被动去支付，被迫去支应，甚至被卷入巨浪，无力去支持。这些人，才是我所关心的。
　　听上去本文像是要讨论商业与犯罪的界限，以及法治在其中应有的功能。这是一个误会，我在试图寻求一种普遍性，用以概括眼前这个时代人的基本面相。
　　我始终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关心尽可能多的人。知识分子和假知识分子的区别在于，是否为自身以及所在阶层的利益而去解释或创造知识。马克思给一些知识分子冠以“庸俗”前缀，就是基于这一尺度。
　　当下的知识，大部分就是出于某种特定立场而解释或创造的，并且，这些立场非常飘忽，几年一换，一如商业形态快速的前仆后继。知识的解释和创造，其实是商业形态的衍生物。
　　商业是永恒的，商业形态是暂时的。当我们讨论商业形态的时候，也不是反对它，而是因为它实在过于深度地介入了生活，甚至成为了生活的主要内容，支配人们的精神活动和思维方式，从而便成为了折射人的认识论的棱镜。
　　这个棱镜折射出，当下的世界，是一个人皮世界。

知识即商业

　　认识论，多么无趣的一个词语。
　　它是什么呢？“个体对知识和知识的获得所持有的信念。”
　　这时你可能会想起尼尔·波兹曼。他身处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明中心—美国的媒介变革风潮，电视正在取代书籍和报刊。电视提供眼花缭乱的内容，具有即时性和身临其境的触感，不依赖与书面文本的作者进行孤独的心灵交流，但能创造强大的公共兴奋，人们的认识路径开始改变。
　　于是他幡然而悟：媒介即认识论。
　　波兹曼认为是媒介建构了新的意识状态。它形塑了一个“躲猫猫”的社会，所有东西都是在眼前一晃，消失了，突然又一晃，出现了，如此循环。
　　这种一晃一晃的东西，要能给人留下印象，就必须在一晃的刹那间具备足够的吸引力。仅仅是吸引力，无关深刻内涵。这种东西，叫作娱乐，所以他的书名，就是《娱乐至死》。
　　今天要问的是：仅仅是娱乐么？
　　他说的娱乐，是指把一切娱乐化，文化自不待言，经济、政治亦复如是。如果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生活中与精神有关的内容，那么“娱乐至死”的意思就是让商业来布局精神。
　　它的生效依赖于一个乌合的社会，它的生产需要把社会想象为乌合，所以它的结果也会让大众变成乌合之众。乌合，就是人们在娱乐这件事上没有利益、情感、血缘族缘以及共同价值观等纽带，就像音乐响起，所有人就一起跳舞。

这就是这个时代和波兹曼时代的差别，他忧思的是知识正在被商业影响，而我们接受的是知识和商业本就浑然一体—知识内容由商业来形成，知识分发由商业来负责，获取知识的目的是服务于某种商业。

　　背后的推动力量是商业。商业指令媒介要做什么，要生产什么知识，既有的知识要如何解读，知识怎样去符合商业的意图。媒介为什要服从这种指令？回答是一个反问：你可曾听到过像快速翻书一样翻过一叠叠纸币的声音？
　　波兹曼所处的时代，商业承认自己的幕后地位。尽管它掌握一切权力，但它从不亲自上台表演。
　　今天不复如此，商业就是知识，它的生灭荣枯都不必借助媒介。更准确一点说，商业形态就是知识。
　　知识要追求规律，规律意味着永恒，“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商业形态没有什么永恒，两三年前，某些东西还在被人津津乐道，比如无人超市，而现在它们大部分已经倒闭了，人的话语被新的内容占据。那所谓被人津津乐道的，一时之间就是知识，因为你必须了解它，才能减少生活的障碍。而它们并没有什么规律，闯进来，又走了，人的頭脑，只是商业形态不断穿过的一个前厅，而不是有着固定的隐私性的后院。
　　前面我们举了P2P、共享单车、网约车、直播以及贾跃亭、罗永浩、王思聪等等例子，他们身处高端，具有代表性，这些商业形态和人物的一举一动，都曾从我们的头脑里频繁穿越。由于它们能直接抵达每一个人，所以它们就是知识本身，而不是知识的载体或渠道。因为，是它们本身在你眼前和头脑里闪来闪去，而不是一些指意和解释它们的符号。
　　今天的流行商业形态都有一个共性—排挤人。它们把一切事务非人格化，变成程序，而我们没有选择，只能尽快去熟悉这些程序。这些程序就是知识，知识的存在形态主要表现为各种步骤。知识作为一种储存，调取它的过程就叫“知道”，你知道奶茶，脑子里闪现的就是奶茶的物质形态，而今天，你知道一个APP，并没有物质形态，“知道”的对象就是操作程序。
　　我们的手机里，不能删除、只能更新的APP越来越多了，每一个细小的生活领域，都有一种APP来和它对应，每一个人的生活过程都可以表现为“一篮子APP”。而且，和十年前甚至几年前不同，今天的手机是不能遗失的，一旦遗失，别人就发现你失踪了，你自己也发现自己失踪了。 　　在不久以前，这样的手机其实是陌生的。如果给你一台时光机，穿越回十年前，把今天手上的手机交给十年前的自己，他一定会很吃惊，甚至可能会害怕。他会发现，这么快，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人格的一部分，都被塞进了手机。如果今天捡到一个手机，是可以从其中的内容分析出主人的人格特征的。这些内容以“云”的方式扩散出去，就是大数据，而它们又促成了更新更细致的商业形态。
　　认识论，是人格特征的建造者。把所有人的手机都交给专家，他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在认识论上，人们的差别很小，抽象的共性包括，它由商业形态所规定，并且变幻莫测，商业即认识论，或者没有认识论。
　　这就是这个时代和波兹曼时代的差别，他忧思的是知识正在被商业影响，而我们接受的是知识和商业本就浑然一体—知识内容由商业来形成，知识分发由商业来负责，获取知识的目的是服务于某种商业。
　　最直接的知識生产—写文章，在今天也表现为一种商业形态。我其实不想提到写文章，因为以艺术的态度写文章的人，在技术性作文面前没有任何话语权。但是技术性作文基本否认积淀的重要性，知识在这样的思维下只是同样的材料在不同情境下的组合方式，这让我非常惶恐。

人皮世界

　　知识即商业，这是一个判断。有人不接受，或者不愿意接受。
　　一种是单纯生产知识的人。
　　他们在象牙塔里，从概念到概念，探讨一些无法让人理解也没有太大意义的问题。用孔庆东很多年前的讽喻来表达，就是“孔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这个“肉”是牛肉、猪肉或者鸡肉还是其他肉？
　　这样的知识生产曾经得益于某种叫作“体制”的东西的庇护，用一种“高明”的印象来维持社会地位，但今天，体制内的知识生产越来越转变为一种自娱自乐—也许只是自娱，并不快乐。
　　社会大众的新认识论，用商业的方式杀死了一些无意义的研究，但同时也误伤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
　　另一种是单纯做商业的人。他们会说，我根本就没想要跟“知识”攀上什么关系。

真正的商业，并不需要时髦的知识。那些让你觉得不去接受就惶恐不安的知识，其实并不影响真正的商业家。

　　真正的商业，并不需要时髦的知识。那些让你觉得不去接受就惶恐不安的知识，其实并不影响真正的商业家。比如任正非，你可曾从他口中听到过什么时髦名词？调性、官宣、灰犀牛、智商税……从来没有，我们最熟悉的任氏语言，是那架千疮百孔的飞机。他可能会说出一些需要去“百度一下”的陌生名词，但百度之后你会发现它是技术性的，是术业有专攻的。
　　也就是说，有许多由短暂的商业形态制造的知识，其目的，以及唯一结果，就是让人惶恐不安。只不过，它们被打扮成了永恒需要的样子。
　　还有一种人，就是时髦商业家，他们也否认知识即商业。因为他们要用知识来掩盖商业，他们想从人们的荷包里掏钱，但不能提钱，而要先传授“知识”。过去是气功、邪教、绿豆治百病、成功学，今天是新成功学以及各种“大师”、知识付费。
　　其中的“新成功学”，是指成功学换了主角，从过去那些并未真正成功过的嘴炮专家，转换为真正的成功人士。
　　马云很有把握地告诉人们，“阿里巴巴从来没有花过半个小时去讨论怎样赚钱”。当他的公司开在民居里，像个黑网吧，几个月发不出工资的时候，他居然不急于赚钱。这不符合人性。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想说，无论成功学还是新成功学，在实践中都会变成不成功学。
　　在知识生产意义上，我愿意承担“反对商业”的名声—尽管事实并非如此，我所反对的，只是那些短暂的甚至错误的商业形态正在建构我们的精神世界。
　　所谓错误的商业形态，包括了那些法律上的灰色地带。有时不是因为法律不明确，只是当社会鼓励创业的时候，法律自身主动拉下百叶窗，变成了灰色。比如一些P2P平台，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几年后“爆雷”，地方政府却伪装无辜。事实上它们所承诺的利息，已经超出了常识，“不知道”本身便是罪过。然而人们选择无视，还把其运作包装成新潮流下的新知识。
　　还有，几年前共享单车盛行的时候，我便认为它之所以能盛行，是因为把成本外部化，即把最大的成本—停放与调拨的管理，从企业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以此达到“轻资产”和金融化的目的。所以它和政府及社会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而这决定了它将迅速溃败。然而人们选择了无视，只注重创新，创新意味着新的知识。
　　不过，在问题暴露以前，任何清醒的分析都不会起作用，因为清醒的分析意味着没有商业价值—应该掩盖的部分没有掩盖起来。
　　人们对真正的逻辑不再感兴趣，而是对表面上的“浮光跃金”兴奋异常。新的知识，是对表象的阐述与认可，甚至把表象神圣化、宗教化。一旦神化，就不讲逻辑，哪怕逻辑多么鲜明。人们只对“颜值”和“市值”感兴趣，而“价值”就像秋天，一派萧索。
　　这不是在慨叹“世风日下”，作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我认为这种感慨是可笑的。我只是看到，社会很表象化，人也很表象化，人的精神世界在唯商业形态是从的背景下，变得稗草丛生，完全遮盖了作物的阳光雨露。
　　如果社会生活是一条河的水面，那么人的精神世界就是上面漂浮的泡沫。社会生活只剩下一张皮，人的内心与行为也只剩下一张皮。
　　于是我发明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名词—“人皮世界”。

惶恐的产生

　　我在生活中预测过许多具体的事情，但未能预测“人皮世界”的诞生。
　　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腾讯QQ出现的时候，就已经表征了这个时代的到来。QQ用持续免费的方式，吸引着许多年轻人—下一个时代的主角。当时便已预示，社会生活将被“商业形态化”。因为，“从来不花半个小时讨论赚钱”对于企业而言，乃是“取死之道”，根本不可能，它一定还藏着些什么。
　　今天很清楚了，这隐藏的部分，就是把消费者变成商业形态本身的构成内容，而不是传统的外在关系。 　　腾讯也罢，阿里也罢，免费只是为了获取一个量，哪怕起始阶段并未对利润作明确预期，但在逻辑线索上，这便是商业帝国的基础。这个量，是活生生的人，而帝国是统治的意思。人作为量的一部分，就不再是一个鲜明的个体，只是一个统计数据。人被织入商业形态，商业形态则被织入人的生活。
　　人变成量，是把社会和人表象化的第一步。如果不能把人的行为及其心灵羁縻于表象，那么今天那些五颜六色的商业形态就不会成功，因為它的天敌就是理性。为什么许多至少在短期内成功的商业，总是痴迷于讲故事，关于财富，也关于“情怀”？因为故事是最表象的动情之物，一旦动情，人就不再动用理性。
　　就像眼中最美的姑娘，在午夜的路灯下对你落下一滴清泪，那么整个世界都变得无所谓了。
　　动情，便是入彀。

为什么许多至少在短期内成功的商业，总是痴迷于讲故事，关于财富，也关于“情怀”？因为故事是最表象的动情之物，一旦动情，人就不再动用理性。

　　如果你知道一些商业形态对动情的精巧设计，就不会觉得这样的讨论是矫情的。我再申明一点，我认为任何不抵触法律的商业设计都是合理的，思考只是一种社会观察，而不是道德批判。
　　商业形态变幻莫测，而人们紧密跟随。我们没有一个共同尺度来衡量现实，因为它已经被提前瓦解，变幻莫测的商业形态也不足以形成新的共同尺度，要么存活得太短，要么更新得太快。
　　共同尺度衡量的，是共同价值。今天的认识论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共同价值，价值是临时塑造的，随着商业形态的起伏而生灭。而这正是各种对的或错的商业形态所钟爱的温床。
　　什么是善与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会因为长得不够好看而被攻击。
　　什么是恶与丑？一个名人，会因为长得实在好看而被原谅恶行。
　　知识的基础，就是对善与恶、美与丑的信念，而今天，没有什么信念。这会带来怎样的困扰？没有必要再另起炉灶，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在20世纪就阐述得非常清晰，引用如下：
　　1.当人们珍视某些价值，并且不觉得他们面临什么威胁时，就会体验到安乐（well being）；
　　2.当他们珍视某些价值，但的确感到面临威胁，就会体验到危机；
　　3.当人们不知道有什么价值要珍视，并且没有体验到任何威胁，这就是漠然，当这种情况波及所有价值，就是麻木；
　　4.最后，假如他们浑然不知自己珍视什么价值，但依然非常清楚威胁本身的存在，那就会体验到不安和焦虑。
　　现在我们应该已经很清楚，自己因何麻木，又因何焦虑了。
　　还是用米尔斯的话来结尾吧：“放眼当下，有许多思想时尚蔚为流行，却也只是各领风骚一两年，然后就被新的时尚所取代。这样的狂热或许会使文化这场戏更加有滋有味，但在思想上却只是轻浅无痕。”
　　我在想，当知识由商业形态来解释和提供，不出几年，真正的知识分子，还有容身之所么？他们也一样，将被“商业形态化”。不肯低头的，就只能祈祷西北风的味道是甜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