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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冲破美国的重重阻挠回国之后，先后受到毛泽东的六次接见。钱学森说：“每一次都给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每一次都给我增添了攀登高峰的力量。我之所以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在钱学森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1956年1月25日下午，毛泽东召集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参加讨论会的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外，一些科学家也受到邀请，其中就包括刚刚回国的钱学森。在讨论会上，钱学森做了发言并表示要拥护纲要草案。
会议按照计划只安排一个下午，但发言的人非常踊跃，不得不延长到晚上。因为事先未准备晚饭，就临时决定休息，吃完点心后继续开会。正当钱学森在休息室休息时，毛泽东走进屋子并走到钱学森面前。在交谈中，毛泽东嘱托钱学森要多培养一些青年科技人员，因为现在国家非常缺乏科技人员。
随后，毛泽东还就“基本粒子是否可分”问题询问钱学森：“你们科学家说的，基本粒子不可再分啦！我看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你信不信？”钱学森不敢说信，也不敢说不信。因为当时物理学家认为基本粒子是不可分的，而后来物理学发展证明毛泽东的“基本粒子可分说”是正确的。钱学森说过“毛主席对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毛主席光辉地预见了20年后高能物理的发展”。
这是钱学森第一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虽然谈话的时间比较简短，但对钱学森影响非常深刻。回国之后不久就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也让他感觉到非常温暖。而钱学森还清晰地记得毛泽东对他说：“要懂得新生的、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总是在同旧的、衰亡着的东西斗争中生长起来的。”
1956年2月1日上午，钱学森应邀参加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分组讨论会。在讨论会上，钱学森从科学技术工作者的角度，结合自己在美国的留学经验，对我国培养科学研究人员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同时，还对“十二年迎头赶上世界科学水平”的伟大历史任务进行了阐述：“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社会主义的高潮中，知识分子的这些老习惯会自然而然地被冲洗掉;同时只要我们能学习，能把科学研究的最好工具——辩证唯物论，运用到业务上去，能深入实践，取得对新事物、新环境的敏感，我们会很快地变成积极的科学技术劳动者;那时我们的科学技术队伍必然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大军，十二年赶上世界科学技术的任务是一定可以完成的。”
1956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参加政协会议的
全体人员，将钱学森安排在自己的右边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参加会议的全体委员。在宴会厅内，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人士欢聚一堂。钱学森拿着请柬走到自己所在的第37桌。但是，第37桌并没有自己的名字。正在纳闷之际，工作人员将钱学森领到第一桌，只见钱学森的名字放在毛泽东的右边。
钱学森开始有点疑惑，就在此刻，毛泽东在全场雷鸣般的掌声中走到第一桌，热情地招呼钱学森：“学森同志，请坐这里。”钱学森坐在毛泽东身边，成为宴会厅里最瞩目的人物，感到无上光荣。钱学森事后才知道，是毛泽东在审看宴会名单时，亲笔把他的名字从第37桌勾到第一桌。席间，毛泽东对钱学森说：“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五个师呢！我看呀，对我们来说，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多啦！我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 在交谈中，毛泽东说得最多的，是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又再次嘱托钱学森能够多多培养年轻科技人员。
1958年10月27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陪同下，到中国科学院参观自然科学成果展览。毛泽东首先来到一个全身布满黑点的人体模型前，副院长张劲夫介绍说，“这是针灸穴位和皮肤电位分布的比较。试验证明，祖国医学上的经络学还是值得重视的”。毛泽东边听边看说明，就祖国医学的科学性问题对大家说，“这就有了科学了，不能再说没有科学喽”！在参观“棘鼻青岛龙”大恐龙骨骼时，毛泽东嘱咐要好好地保护这个标本。
在参观过程中，毛泽东看到钱学森并主动交谈。毛泽东说：“我们还是1956年在政协见的面，那一年，全国的干劲很大，第二年春天也还有劲，以后就泄气了，接着就是匈牙利事件，又来个反冒进，真是一股邪风，说‘马鞍形’是不错的。”随后又说：“你在《青年报》上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陆定一同志很热心，到处帮你介绍。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1958年，钱学森向毛主席解释，四万斤产量的计算方法不正确），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
钱学森很谦虚地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毛泽东随后又说：“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上是对的，现在的灌溉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丰产的主要经验就是深耕、施肥和密植。深耕可以更多地吸收太阳，让根部更多吸收一些有机物，才能长得多，长得快。”
1958年10月27日，毛泽东参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成果展览，观看人体经络穴位模型，郭沫若（右二）陪同
毛泽东肯定了这次展览，尤其是在技术科学展览馆，看到重量轻、强度高、经济、便于安装的建筑材料后高兴地说，“如果全国都是这样，那就太好了”。参观结束后，毛泽东勉励大家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钱学森后来回忆说，毛主席这次的教导“拨正了我做科技工作的方向”。
1964年2月6日，北京正是深冬季节，但阳光格外明媚。毛泽东邀请竺可桢、李四光、钱学森到中南海紫云轩畅谈科学工作，想听听科学工作者的意见。在谈话中，毛泽东和钱学森谈到反导弹问题时提出：“搞少数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
事实上，早在1964年1月2日之前，毛泽东就指示聂荣臻，“我们要从防御上发展，要研究反导弹武器”。聂荣臻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找钱学森等人进行初步研究，决定先收集资料，但不要忙于成立班子。1月24日，聂荣臻向毛泽东报告，“防弹道导弹是个高度复杂的技术，当前苏、美等国都把发展有效的反导弹手段看成是打破核僵局的关键，建议成立一个组，由钱学森负责，探讨发展反导弹的任务、技术途径、核技术力量培训等问题”。于是，就有了2月6日毛泽东和钱学森的谈话中谈到的反导弹问题。
3月23日，国防科委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安排钱学森负责主持召开弹道导弹防御技术讨论会。会议决定在国防部五院二分院成立“防御规划小组”和“反导规划小组”，开展反弹道导弹的研制任务。后来，整个反导弹工程被称作“640工程”，并于1964年8月由中央专委列为国家重点任务。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接见钱学森（右一）和陈永贵（中）
“640工程”极其庞大，与国内技术水平和经济力量不相适应，加之十年内乱，研制工程步履艰难。1982年航天部决定下马“640工程”，但是通过多年探索，攻破不少关键技术。尤其在预警雷达系统和测控等航天技术方面取得较大发展，为人造卫星、载人航天以及航天测控网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一向反对过生日的毛泽东，心情特别好，让工作人员给他列出宴请名单，用自己的稿费庆祝。钱学森也在邀请名单之列，并且和毛泽东同在一张桌子旁就座，在这张桌子旁就座的还有陈永贵等人。
宴会开始后，毛泽东举杯幽默风趣地说：“今天既不是祝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有来，他们没有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科学家、解放军，不光是吃饭，还要谈话嘛！”毛泽东又指着钱学森说：“你是导弹专家，依靠你，使我国的原子弹早日爆炸。”钱学森谦逊地说：“我不敢称为专家，距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差得远哩！”
钱学森回忆影响一生的17位老师，毛泽东名列
回国后首位
这次会见对钱学森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当时“两弹一星”中的两弹已研制成功，但如何将这两弹结合起来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重任落在钱学森肩上。但更为重要的是，此次接见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钱学森回忆毛主席将他和陈永贵安排在一桌，是毛主席对他“进行无产阶级政治教育”，并且深刻地领会毛主席的意思。他说：“我领会毛主席的意思，是教育我一定要向劳动人民学习，拜劳动人民为师，认真改造世界观。”“毛主席很关心我，亲笔把一份重要材料批给我看。我领会毛主席的深意，是要我认清知识分子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不行的，倒退或停顿是没有出路的。”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而从钱学森1957年拟提出发展人造卫星已经过去13年，同时距毛泽东1958年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也已经过去12年。
5月1日晚上9时，在“东方红”乐曲声中，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等登上天安门城楼，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在活动中，毛泽东和钱学森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并且要让钱学森“走到群众当中去，同群众结合”。周总理还特意请出钱学森、任新民给西哈努克介绍说，“这两位是新中国的火箭专家钱学森、任新民”。西哈努克分别与他们握手。
这是钱学森最后一次受到毛泽东接见，此后在人大或党代会上都能够见到毛泽东，却没有谈话。而毛泽东对钱学森也是分外地惦念，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夕，周恩来到长沙向毛泽东请示工作。当时周恩来递交一份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毛泽东说：“不看了，但是我想起两个人，一个是钱学森，一个是侯宝林，请你查查人大代表里有没有。如果没有，就把他们补上。”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钱学森内心万分悲痛，9月13日、15日、17日三天都参加了毛主席守灵， 9月16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终身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沉痛地回忆了受到毛泽东六次接见的情形。9月18日，钱学森又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泽东追悼大会，并向主席遗体三鞠躬。
钱学森的一生对中国科学、国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在总结时说，自己只是恰逢其时，真正的成就要归于党、归于集体。而这背后就有来自毛泽东的支持和关心，尤其是在六次接见过程中的交谈，使钱学森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激励，正如钱学森所指出的那样：“每一次都给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每一次都给我增添了攀登高峰的力量。”
（编辑 王 雪）
（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员、钱学森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第一次接见：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哲学问题
1956年1月25日下午，毛泽东召集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参加讨论会的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外，一些科学家也受到邀请，其中就包括刚刚回国的钱学森。在讨论会上，钱学森做了发言并表示要拥护纲要草案。
会议按照计划只安排一个下午，但发言的人非常踊跃，不得不延长到晚上。因为事先未准备晚饭，就临时决定休息，吃完点心后继续开会。正当钱学森在休息室休息时，毛泽东走进屋子并走到钱学森面前。在交谈中，毛泽东嘱托钱学森要多培养一些青年科技人员，因为现在国家非常缺乏科技人员。
随后，毛泽东还就“基本粒子是否可分”问题询问钱学森：“你们科学家说的，基本粒子不可再分啦！我看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你信不信？”钱学森不敢说信，也不敢说不信。因为当时物理学家认为基本粒子是不可分的，而后来物理学发展证明毛泽东的“基本粒子可分说”是正确的。钱学森说过“毛主席对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毛主席光辉地预见了20年后高能物理的发展”。
这是钱学森第一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虽然谈话的时间比较简短，但对钱学森影响非常深刻。回国之后不久就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也让他感觉到非常温暖。而钱学森还清晰地记得毛泽东对他说：“要懂得新生的、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总是在同旧的、衰亡着的东西斗争中生长起来的。”
第二次接见：毛泽东让钱学森坐到身边
1956年2月1日上午，钱学森应邀参加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分组讨论会。在讨论会上，钱学森从科学技术工作者的角度，结合自己在美国的留学经验，对我国培养科学研究人员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同时，还对“十二年迎头赶上世界科学水平”的伟大历史任务进行了阐述：“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社会主义的高潮中，知识分子的这些老习惯会自然而然地被冲洗掉;同时只要我们能学习，能把科学研究的最好工具——辩证唯物论，运用到业务上去，能深入实践，取得对新事物、新环境的敏感，我们会很快地变成积极的科学技术劳动者;那时我们的科学技术队伍必然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大军，十二年赶上世界科学技术的任务是一定可以完成的。”
全体人员，将钱学森安排在自己的右边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参加会议的全体委员。在宴会厅内，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人士欢聚一堂。钱学森拿着请柬走到自己所在的第37桌。但是，第37桌并没有自己的名字。正在纳闷之际，工作人员将钱学森领到第一桌，只见钱学森的名字放在毛泽东的右边。
钱学森开始有点疑惑，就在此刻，毛泽东在全场雷鸣般的掌声中走到第一桌，热情地招呼钱学森：“学森同志，请坐这里。”钱学森坐在毛泽东身边，成为宴会厅里最瞩目的人物，感到无上光荣。钱学森事后才知道，是毛泽东在审看宴会名单时，亲笔把他的名字从第37桌勾到第一桌。席间，毛泽东对钱学森说：“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五个师呢！我看呀，对我们来说，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多啦！我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 在交谈中，毛泽东说得最多的，是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又再次嘱托钱学森能够多多培养年轻科技人员。
第三次接见：参观科学院，指导科技工作的方向
1958年10月27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陪同下，到中国科学院参观自然科学成果展览。毛泽东首先来到一个全身布满黑点的人体模型前，副院长张劲夫介绍说，“这是针灸穴位和皮肤电位分布的比较。试验证明，祖国医学上的经络学还是值得重视的”。毛泽东边听边看说明，就祖国医学的科学性问题对大家说，“这就有了科学了，不能再说没有科学喽”！在参观“棘鼻青岛龙”大恐龙骨骼时，毛泽东嘱咐要好好地保护这个标本。
在参观过程中，毛泽东看到钱学森并主动交谈。毛泽东说：“我们还是1956年在政协见的面，那一年，全国的干劲很大，第二年春天也还有劲，以后就泄气了，接着就是匈牙利事件，又来个反冒进，真是一股邪风，说‘马鞍形’是不错的。”随后又说：“你在《青年报》上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陆定一同志很热心，到处帮你介绍。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1958年，钱学森向毛主席解释，四万斤产量的计算方法不正确），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
钱学森很谦虚地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毛泽东随后又说：“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上是对的，现在的灌溉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丰产的主要经验就是深耕、施肥和密植。深耕可以更多地吸收太阳，让根部更多吸收一些有机物，才能长得多，长得快。”
毛泽东肯定了这次展览，尤其是在技术科学展览馆，看到重量轻、强度高、经济、便于安装的建筑材料后高兴地说，“如果全国都是这样，那就太好了”。参观结束后，毛泽东勉励大家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钱学森后来回忆说，毛主席这次的教导“拨正了我做科技工作的方向”。
第四次接见：中南海谈话决定搞反导弹
1964年2月6日，北京正是深冬季节，但阳光格外明媚。毛泽东邀请竺可桢、李四光、钱学森到中南海紫云轩畅谈科学工作，想听听科学工作者的意见。在谈话中，毛泽东和钱学森谈到反导弹问题时提出：“搞少数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
事实上，早在1964年1月2日之前，毛泽东就指示聂荣臻，“我们要从防御上发展，要研究反导弹武器”。聂荣臻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找钱学森等人进行初步研究，决定先收集资料，但不要忙于成立班子。1月24日，聂荣臻向毛泽东报告，“防弹道导弹是个高度复杂的技术，当前苏、美等国都把发展有效的反导弹手段看成是打破核僵局的关键，建议成立一个组，由钱学森负责，探讨发展反导弹的任务、技术途径、核技术力量培训等问题”。于是，就有了2月6日毛泽东和钱学森的谈话中谈到的反导弹问题。
3月23日，国防科委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安排钱学森负责主持召开弹道导弹防御技术讨论会。会议决定在国防部五院二分院成立“防御规划小组”和“反导规划小组”，开展反弹道导弹的研制任务。后来，整个反导弹工程被称作“640工程”，并于1964年8月由中央专委列为国家重点任务。
“640工程”极其庞大，与国内技术水平和经济力量不相适应，加之十年内乱，研制工程步履艰难。1982年航天部决定下马“640工程”，但是通过多年探索，攻破不少关键技术。尤其在预警雷达系统和测控等航天技术方面取得较大发展，为人造卫星、载人航天以及航天测控网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五次接见：毛泽东用稿费宴请钱学森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一向反对过生日的毛泽东，心情特别好，让工作人员给他列出宴请名单，用自己的稿费庆祝。钱学森也在邀请名单之列，并且和毛泽东同在一张桌子旁就座，在这张桌子旁就座的还有陈永贵等人。
宴会开始后，毛泽东举杯幽默风趣地说：“今天既不是祝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有来，他们没有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科学家、解放军，不光是吃饭，还要谈话嘛！”毛泽东又指着钱学森说：“你是导弹专家，依靠你，使我国的原子弹早日爆炸。”钱学森谦逊地说：“我不敢称为专家，距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差得远哩！”
回国后首位
这次会见对钱学森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当时“两弹一星”中的两弹已研制成功，但如何将这两弹结合起来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重任落在钱学森肩上。但更为重要的是，此次接见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钱学森回忆毛主席将他和陈永贵安排在一桌，是毛主席对他“进行无产阶级政治教育”，并且深刻地领会毛主席的意思。他说：“我领会毛主席的意思，是教育我一定要向劳动人民学习，拜劳动人民为师，认真改造世界观。”“毛主席很关心我，亲笔把一份重要材料批给我看。我领会毛主席的深意，是要我认清知识分子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不行的，倒退或停顿是没有出路的。”
第六次接见：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最后接见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而从钱学森1957年拟提出发展人造卫星已经过去13年，同时距毛泽东1958年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也已经过去12年。
5月1日晚上9时，在“东方红”乐曲声中，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等登上天安门城楼，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在活动中，毛泽东和钱学森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并且要让钱学森“走到群众当中去，同群众结合”。周总理还特意请出钱学森、任新民给西哈努克介绍说，“这两位是新中国的火箭专家钱学森、任新民”。西哈努克分别与他们握手。
这是钱学森最后一次受到毛泽东接见，此后在人大或党代会上都能够见到毛泽东，却没有谈话。而毛泽东对钱学森也是分外地惦念，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夕，周恩来到长沙向毛泽东请示工作。当时周恩来递交一份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毛泽东说：“不看了，但是我想起两个人，一个是钱学森，一个是侯宝林，请你查查人大代表里有没有。如果没有，就把他们补上。”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钱学森内心万分悲痛，9月13日、15日、17日三天都参加了毛主席守灵， 9月16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终身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沉痛地回忆了受到毛泽东六次接见的情形。9月18日，钱学森又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泽东追悼大会，并向主席遗体三鞠躬。
钱学森的一生对中国科学、国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在总结时说，自己只是恰逢其时，真正的成就要归于党、归于集体。而这背后就有来自毛泽东的支持和关心，尤其是在六次接见过程中的交谈，使钱学森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激励，正如钱学森所指出的那样：“每一次都给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每一次都给我增添了攀登高峰的力量。”
（编辑 王 雪）
（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员、钱学森研究中心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