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十年（1412年），为壬辰科会试、殿试举办之年。二月举行会试，三月初一日举行殿试，这是明代在南京举办的最后一科会试、殿试。自永乐十三年（1415年）乙未科始，明代会试、殿试皆在北京举办。从此以后，南京的科场地位一落千丈，不仅丧失了东亚世界科举体系的中心地位，也不再是整个帝国独一无二的科举中心城市。明代会试、殿试由南京改移至北京举办，要早于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之诏的发布和实施。对于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学界迄今尚未予以合理的解释。实际上，会试、殿试举办城市改移先于迁都，既是明初政治的现实需要，也是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准备工作的重要一环。

一、明代会试、殿试举办城市改移的前兆

　　永乐十年，明廷在南京举行最后一科会试、殿试，此后会试、殿试皆改在北京举办。对于南京来说，最后一科会试、殿试在其科举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当年二月，壬辰科会试举行，主考官为内阁大臣、翰林院侍讲杨士奇和金幼孜。其中，金幼孜为建文二年（1400年）进士。
　　关于此科会试的应试人数，梁潜在《〈春闱倡和诗〉序》中说：“因念其时，天下士子二千人，聚三场文如山海。”[1]但该科主考官杨士奇在《故广西按察佥事刘长吾墓表》中却说：“永乐以来，进士历七科，唯辛卯、壬辰两科取士最少。就试皆三千人，而所选皆不过百人。然两科之士，其初擢官显要者最多，至其后有政誉者亦多。”[2]相比之下，杨士奇所说更加可信。各地赴南京参加该科会试的举人数与永乐九年（1411年）辛卯科相同，达3000人，中式贡士100名，会元为林志。该科会试中式人数，不仅在南京举行的历科会试中最少，也是整个永乐年间最少的一科。从现存文献来看，该科会试中式率约为3.33%，是在南京举行的历科会试的最低值。这一反常的历史现象，其实就是明代会试、殿试举办城市改移的前兆。
　　自洪武十八年（1385年）开始，明代创立在国子监建立进士题名碑制度。但永乐十年壬辰科殿试后，本应由皇帝下令在南京国子监树立的进士题名碑迟迟未有消息。在《永乐十年进士登科录》中，此事有迹可循。在此书“恩荣次第”部分，该科殿试详细流程和登科后各种恩荣皆有具体日期，唯独建立进士题名碑是个例外，未书写具体日期，仅写作“三月□日，工部奉旨于国子监立石题名”[3]。可以认定，当时刊刻《永乐十年进士登科录》时，执笔者迟迟等不到建立进士题名碑的旨意，便直接按以前登科录的格式书写刊刻，留下空白以作日后补写之用。
　　直至正统九年（1444年），明英宗朱祁镇才采纳陈敬宗的建议，在南京国子监补立永乐十年进士题名碑。《明英宗实录》将此举解释为：“建永乐十年进士题名碑于南京国子监。初，太宗皇帝既策进士毕，巡幸北京，故碑未建。及是，祭酒陈敬宗以为言。上从之，命翰林院侍講学士王英撰文勒石。”[4]巡幸北京而未及兴建之说，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自当年三月殿试榜发，至次年二月朱棣巡狩北京，如此漫长的时间足够用来遵循旧制，勒石立碑。唯一符合实际的解释是：朱棣此时已下定决心将会试、殿试改至北京举行，不再树立进士题名碑于南京国子监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信号。

二、明初政治的现实需要

　　按照明代科举制度，殿试时皇帝必须亲自御殿主持考试。如果皇帝不御殿主持考试，则殿试不得举行。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己丑科会试在南京举行，取中95人。当时明成祖朱棣身在北京，无法举行殿试。皇太子朱高炽下令将会试中式者悉送国子监进学读书，“俟车驾回京廷试”[5]。至永乐九年三月初一日，在朱棣亲自御殿主持下，明廷才正式集中己丑科会试中式者，举行殿试。
　　朱棣取得帝位后，仍以南京为京师。但在政权稳固后，或巡狩北京，或亲征蒙古，其本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驻在南京。
　　如永乐七年二月，经过充分准备后，朱棣正式离开南京，巡狩北京，以皇太子朱高炽监国。本应在三月举行的己丑科殿试，因皇帝不在南京无法按期举办。至次年十月，朱棣才离开北京，车驾返回南京。
　　在永乐七年七月，朱棣曾命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进讨本雅失里。八月，丘福败绩于胪朐河，“福及聪、真、忠、远皆战死”[6]。除丘福外，此役战死的主要将领还有武成侯王聪、同安侯火真、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远。朱棣大为震怒，开始准备亲征本雅失里事宜。永乐八年（1410年）二月，朱棣正式下诏，开始北征蒙古，大获全胜后班师北京，十一月方至南京。此后，朱棣方有时间亲自御殿主持考试。
　　永乐十一年（1413年）二月，朱棣携皇太孙朱瞻基再次离开南京，巡狩北京。朱高炽监国，蹇义、黄淮、杨士奇、杨溥辅佐。次年二月，朱棣决定亲征瓦剌。三月，他率军离开北京，六月班师，“以败瓦剌诏天下”[7]。但王世贞认为：“盖是时虽胜，所杀伤相当，几危而复安，班师之令所以急下也。”[8]可见，当时蒙古实力强劲，依然是明廷需要着重对付的势力。因此，八月至北京后，朱棣暂未返回南京。
　　永乐十三年二月，朱棣正式命行在礼部会试天下举人。三月初一日，“策（问）士于北京”，“试礼部选中举人洪英等三百四十九人及前科未廷（试）举人刘进等二人”[9]。朱棣亲阅对策后，擢陈循为第一，“赐循等三百五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10]。此外，朱棣认为“礼部会试下第举人中或有学问可取者”，命翰林院“再试之，得朱瑛等二十四人，并赐冠带，给教谕俸，送国子监进学，以待后科”。[11]据郭培贵考证，给经考选入国子监进学的冠带下第举人“以教谕俸”，这在明代是首次，也是永乐朝仅有的一次。这一笼络士子的举动，更好地诠释了朱棣将会试、殿试从南京改至北京举办的意图。
　　从时间上看，朱棣多次巡狩北京、亲征蒙古的活动，使其驻在南京的时间大为减少，从而影响了殿试的正常举行。从政治需要上看，强大的蒙古势力对明朝北方边境的威胁，给朱棣驻跸北京提供了完美而又合理的政治解释和军事借口。二者合一，自明朝立国以来便一直在南京举行的会试、殿试，改至北京举行，便顺理成章而又迫切需要了。明代人张朝瑞在其《皇明贡举考》中记载了“（永乐）十三年二月，始会试天下举人于北京”这一信息，并在其下作注：“十一年二月，帝巡狩北京。”[12]张朝瑞作注，试图对会试改至北京举行这一事件作出合理的解释。可见，明代士人也默认了会试、殿试由南京改至北京举办的历史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