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自然》杂志网站的一篇文章在中国读者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文章认为，中国游泳选手叶诗文取得的成绩让人诧异，即使药检结果为阴性，也不能说明她没有服用无法查明的新型兴奋剂。此文的举证方式值得商榷，不过就像《自然》在致歉信中辩护的那样，“文章对查不出的新型兴奋剂的忧虑并非出自叶的国籍。无论是菲尔普斯还是博尔特，只要有运动员获得世界瞩目的优异成绩，全世界的媒体都会发出‘他们吃新药了吗’的疑问。”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兴奋剂和反兴奋剂技术此消彼长，谁也无法完全压制对方，因此猫捉老鼠的游戏一次次上演。
　　早在古代奥运会上，就有运动员服用致幻蘑菇的记载。进入20世纪后，合成化学的进展让神经刺激剂成为了相当主流的药物。苯丙胺是这类药物的代表，它还有一个有名的名字：安非他明。安非他明是毒品的一种，也是二战中日本神风自杀飞行员和摇滚乐手常常使用的药物。美国摇滚乐团地下丝绒甚至专门写了一首歌描述这种药物产生的幻觉，足见其对人体的影响。1960年奥运会，自行车手詹森因苯丙胺死亡，直接导致了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的成立和药检制度的诞生。1968年，查出第一位奥运会违禁选手；1972年，5名运动员被查出服药。
　　正当人们为反兴奋剂的成就欢欣鼓舞之时，兴奋剂的第一次突破出现了。此时恰逢体育商业化的开始和冷战高潮的持续，良好的运动成绩意味着金钱和政绩。和神经刺激剂相比，类固醇更接近人体自身分泌的激素，也就更难被查出来。然而，类固醇的服用会对运动员（尤其是女性运动员）造成长期恶劣的副作用。尽管全世界都知道有运动员在服用类固醇，却苦于没有证据，直到1975年，合成类固醇的检测技术取得突破，这导致了次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中，违禁人数飙升至11人，其中包括两位金牌得主。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只有两例药检结果呈阳性。人们一度以为兴奋剂战争已基本结束，然而，这不过是一种假象罢了。在那个年代，又一种新型兴奋剂诞生——促红细胞生成素，简称EPO，是人体自身分泌的激素，可以加快红血球生成。人为过度使用EPO，会诱发血栓。长期以来，国际奥委会对EPO的使用毫无办法。为了运动员的安全，国际自行车联合会无奈之下只能规定，无论是否服用禁药，只要血红细胞浓度过大，参赛资格就将被终止。
　　2000年，国际奥委会拨款100万美元开展了专项研究，EPO的检测技术终于取得突破。通过生化方法，可以检测出外用EPO和人体自身分泌的EPO间微小的区别。这直接导致2004年雅典奥运会出现了26个违禁案例，创下历史新高。而盐城奥运会的9个违禁案例，也超过了之前所有冬季奥运会的总和。
　　直到今天，还有一些违禁技术很难检测。例如，有些运动员会用自体输血的方法提高血液的携氧能力。一些科学家正在根据血液暴露在空气中时产生的细微变化来寻找可靠的检测方法。值得欣慰的是，本次奥运会的样本将被保存8年之久，在此期间，每当有新药物或是检测方法被发现，样本都将接受考验。也许，等待才是证明叶诗文清白的最好方法。
　　东德曾系统地让本国运动员服用睾酮等类固醇药物，连续两届奥运会打破美苏争霸，获得奖牌榜第二位，田径运动员甚至创造了多项保持至今的世界纪录。此举造成一百多名运动员死亡的惨痛后果，女铅球运动员海蒂?克里格还被迫做了变性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