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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游记》自成书以来被动地接受了很多艺术性改编，在改编的过程中呈现出娱乐化、情爱化、特效化的趋势。作者以《西游降魔篇》为例，从故事主题、主体及人物形象方面阐释影视对文本的改变，并具体分析当代人对《西游记》改编后的影视的接受状况。
关键词： 《西游记》 《西游降魔篇》 影视改编 当代接受
一、对原著《西游记》的改编
《西游记》自成书以来被动地接受了很多艺术性的改编。1926年第一部以《西游记》为题材的电影在香港诞生，同年改编的电影还有《孙行者大战金钱豹》、《猪八戒招亲》、《女儿国》、《铁扇公主》等，绍剧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在20世纪60年代风靡一时。1978年第一部《西游记》电视剧在日本诞生。1982年自杨洁版的《西游记》开拍到1987年播出，此次改编受到广大电视观众的好评，也被认为是一部很成功的影视改编作品。1995年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将当时的观众带入了一个“大话”的世界，其对古典名著进行了颠覆性的改编，使当时的中国大陆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虽然里面加入了一些庸俗化的东西，但其影响不可小觑。它引领了内地西游改编的影视的潮流，经典化的台词在大陆风靡一时。2000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基本由80年代电视剧版原班人马拍摄的续集，却让迷醉于《大话西游》的新生代观众无法提起兴趣。紧接着内地刮起了一阵“西游大话风”，以在剧中加入爱情的元素为代表，其后主要的改编情况有2001年的《春光灿烂猪八戒》、2002年的《齐天大圣孙悟空》、2013年的《西游降魔篇》。笔者试以《西游降魔篇》为例，分析《西游记》的影视改编及当代接受情况。
1.对故事主题、主体的改编
王同坤在《西游记：从小说到影视的转型》一文中将影视改编总结为三类：移植式改编、取材式改编、演义式改编。笔者认为《西游降魔篇》属于取材式和演义式改编，选取玄奘取经之前的一部分，一反以取经之路作为主体的传统，而把收服悟空八戒沙僧作为主体，可以看做是对《西游记》的前半部分的扩充和延展。玄奘和段小姐的爱情及玄奘舍小爱取大爱的精神是整部影片的重头戏，其中加入了一些特效以增强影片的观赏性，其实是延续了当年《大话西游》的一贯风格，以娱乐和爱情贯穿其中。它借用了《西游记》故事的外壳，从人物形象到故事主题都进行了较大的改动。在主题上，《西游记》歌颂了师徒四人不顾艰难险阻的进取精神和大无畏的抗争精神，而《西游降魔篇》以降魔为主旋律，并伴随着玄奘的精神成长，其爱情故事贯穿始终，当众妖魔被降服，玄奘也完成了自我心魔的降服。他在懵懂的状态下被赋予了某种重要的使命，爱情也随之降临，在爱情和救苍生于水火二者之间，玄奘接受了自己的使命，从而放弃个人小爱，选择了大爱而踏上了西天取经的艰难之路。
2.对人物形象的改编
在《西游记》文本中玄奘是一个端庄的圣僧，他从小被养在寺院，长大后因每天受到佛家思想的熏陶立志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到西天取得真经。他的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值得当代人效仿和学习，但是他还是一个固执、迂腐、刻板的儒僧。他胆小懦弱，遇到事情就大惊失色或者哭泣；他虽然心慈面善，但常常人妖颠倒、是非不分、错怪孙悟空，多次上当依然我行我素、执迷不悟；而《大话西游》中的玄奘是一个特别具有娱乐精神的人，说话啰唆，且有一开口就能将小妖置于死地的本事。暂且不论外形上是否符合原著，《西游降魔篇》中的玄奘摆脱了原著中的迂腐、刻板，摒弃了《大话西游》中的无厘头（虽然后面某些情节比较搞笑，但不能把他的形象定义为无厘头），其形象更加神圣化，是一个心存善念、有情有爱的凡夫俗子，他抛弃了凡间的小情小爱，从一个平凡的僧人成长为一个心怀天下的圣僧。玄奘被赋予了丰富的人性因素，既有爱而不得的痛苦，又有爱却不敢的纠结，还有大彻大悟后的舍弃。孙悟空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是一个白衣秀士，而在小说《西游记》中却成了一个长相丑陋、满脸是毛的猴子，但是他坦率、自由、桀骜不驯、疾恶如仇、敢于斗争的精神使得他成为书中的经典形象，他因被赋予了人的感情而多了几分人的纯真。在《大话西游》中，孙悟空被赋予了情爱色彩而和紫霞仙子谈起了恋爱，这既是后现代社会人们对经典形象的解构，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社会的进步带来的人性化的变化及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对纯真爱情的向往。在《西游降魔篇》中，孙悟空的猴性、魔性展现得淋漓尽致，相比较而言，这个形象就更接近真实的“猢狲”的形象。
二、《西游降魔篇》的当代接受
与读者直接阅读小说文本不同，《西游记》在影视改编中渗入改编者对《西游记》的接受观念和现代阐释，而名著的不断翻拍恰恰说明了观众也在追求一种新的视角，即新的期待视野。同时影视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媒介影响制约着观众对《西游记》的接受视角。如果改编不能赋予作品新的意义，则很可能是失败的。[1]《西游降魔篇》的改编也正反映了时下观众的一些心得接受观念及心态。华谊兄弟相关负责人称《西游降魔篇》的成功有其独特性，观众心态上的认可占很大一部分。无论是周星驰，还是西游，都是观众喜闻乐见的题材。此外，上映时间正值新年档，也是观众最为期待的贺岁档期，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2]具体而言，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观众对《西游降魔篇》的接受。
1.对神魔故事的接受
夏衍说过：假如要改编的原作是神话、民间传说和所谓“稗官野史”，那么我想，改编者在这方面就可以有更大的增删和改作的自由。这话虽然有失偏颇，但从某种角度也说明了一些小说改编的可行性。但小说《西游记》作为一部经典之作，作者吴承恩塑造出的经典形象及小说所反映出来的主题思想早已在受众者心中根深蒂固，然而《西游降魔篇》以颠覆原著的方式凭借较高的票房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成功。杨义在《西游记：中国神话文化的大器晚成》一文中说，《西游记》可谓神话原型批评的集大成之作，舍弃了“神魔小说”的概念，而将《西游记》界定为神话小说，并上升为“神话文化”。笔者认为：《西游降魔篇》重新将《西游记》纳入到神魔小说的行列，使《西游降魔篇》中的形象更接近和忠实于原著。而从影视拍摄技巧来说，《西游降魔篇》使妖魔更具形象化是现代拍摄技术进步的结果。影片中的魔不是西天取经道路上的妖怪，而是保护唐僧取经的三个徒弟的前身。将三个徒弟的形象形象以一种更逼真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给人以震撼和罕见的奇观效应。 2.对娱乐精神的推崇
据考证《西游记》本是由佛典故事演化而来。而从目前国内《西游记》影视改编状况来看，改编正朝着娱乐化方向发展。陈寅恪先生曾经说：“佛典故事文学之演变，其意义往往由严正而趋于滑稽，由教训而变为讥讽，故观其与前此文之相异，即知其为后来作者之改良。”这里的改良过程即是《西游记》的再创作过程，而陈先生的话也在当今社会得到了印证。在当代中国电影观众审美心理的变化调查中显示：影片的娱乐性作为创高票房的一个重要标准被置于影片能够成功的重要位置。社会学家赖特在《大众传播的社会学观点》一书中对拉斯韦尔的“媒介三大功能说”做了重要补充，增加了一项新的功能——“提供娱乐”[3]。《西游降魔篇》中的笑点不断让观众捧腹大笑，其中舒淇所饰演的段小姐为了诱惑玄奘，使用听话符来表现自己的女性魅力，阴差阳错，听话符掉落至玄奘身上，玄奘所跳的那段舞蹈成了本片最大的笑点之一。从用《儿歌三百首》降妖到玄奘吸猪妖元神再到后面的空虚公子与四大美女，无一不让人感受到周星驰的无厘头和娱乐精神。
3.传统文化观念的根深蒂固
梁漱溟认为：与西方的“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相反，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互相以对方为重”；[4]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系统从来就旗帜鲜明地倡导抑己利他的价值观。”并且它“积淀在民族精神的底层，转变成一种自律性的集体无意识，时刻左右着文化的全部发展”[5]。《大话西游》中人尽皆知的关于那段经典台词中关于爱情的期限是“一万年”，《西游降魔篇》延续了《大话西游》在影片中加入爱情元素的风格，所不同的是《大话西游》中至尊宝和紫霞的爱情被转嫁到玄奘和段小姐身上。玄奘与段小姐那深情的一吻，让所有观众为之动容，原来不是不爱而是从一开始就爱了。玄奘为大爱舍小爱，放弃段小姐毅然走上了西天取经以普度众生的道路，着实让观众感动了一把。正如周星驰所说：“经历爱情是一个人必要的成长。”在这点上观众与导演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也让这段为大爱舍弃的小爱成为影片中的亮点，让玄奘的形象得到了颠覆，原来玄奘不是一个从开始就一心向佛的人，而是一个经历了纠结、痛苦之后愿意为了苍生放弃个人情爱的有血有肉的圣僧。当爱情成为一种遗憾，当这种遗憾是因为更崇高的事业，那么这种爱情的境界就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西游记》的影视改编在当代呈现了三种趋势，即娱乐化、情爱化、特效化，这种趋势的改编不仅解构了原有的情节模式，而且对传统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所以在改编过程中还是应注意在尊重原著尊重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创作出具有时代感的影视作品。
参考文献：
[1]黄会林，周星.影视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251.
[2]马可佳.西游·降魔篇票房破12亿70%净收益归华谊兄弟.http：//www.yicai.com/news/2013/03/2562219.html2013-3-19.
[3]马建高.缺失与补偿——当代“韩剧热”现象观众接受心理机制分析[J].当代韩国，2008-2.
[4]梁漱溟口述.艾凯采记录.这个世界好么[Z].台北博雅书屋，2008：20.
[5]王毅，傅晓微.中国文化“抑己利他”的价值观观暨文化特色——从神话蕴涵的文化解码说起[J].沧桑，2002-5.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图像时代古典文学的视觉再现”（项目编号10BA009）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 《西游记》 《西游降魔篇》 影视改编 当代接受
一、对原著《西游记》的改编
《西游记》自成书以来被动地接受了很多艺术性的改编。1926年第一部以《西游记》为题材的电影在香港诞生，同年改编的电影还有《孙行者大战金钱豹》、《猪八戒招亲》、《女儿国》、《铁扇公主》等，绍剧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在20世纪60年代风靡一时。1978年第一部《西游记》电视剧在日本诞生。1982年自杨洁版的《西游记》开拍到1987年播出，此次改编受到广大电视观众的好评，也被认为是一部很成功的影视改编作品。1995年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将当时的观众带入了一个“大话”的世界，其对古典名著进行了颠覆性的改编，使当时的中国大陆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虽然里面加入了一些庸俗化的东西，但其影响不可小觑。它引领了内地西游改编的影视的潮流，经典化的台词在大陆风靡一时。2000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基本由80年代电视剧版原班人马拍摄的续集，却让迷醉于《大话西游》的新生代观众无法提起兴趣。紧接着内地刮起了一阵“西游大话风”，以在剧中加入爱情的元素为代表，其后主要的改编情况有2001年的《春光灿烂猪八戒》、2002年的《齐天大圣孙悟空》、2013年的《西游降魔篇》。笔者试以《西游降魔篇》为例，分析《西游记》的影视改编及当代接受情况。
1.对故事主题、主体的改编
王同坤在《西游记：从小说到影视的转型》一文中将影视改编总结为三类：移植式改编、取材式改编、演义式改编。笔者认为《西游降魔篇》属于取材式和演义式改编，选取玄奘取经之前的一部分，一反以取经之路作为主体的传统，而把收服悟空八戒沙僧作为主体，可以看做是对《西游记》的前半部分的扩充和延展。玄奘和段小姐的爱情及玄奘舍小爱取大爱的精神是整部影片的重头戏，其中加入了一些特效以增强影片的观赏性，其实是延续了当年《大话西游》的一贯风格，以娱乐和爱情贯穿其中。它借用了《西游记》故事的外壳，从人物形象到故事主题都进行了较大的改动。在主题上，《西游记》歌颂了师徒四人不顾艰难险阻的进取精神和大无畏的抗争精神，而《西游降魔篇》以降魔为主旋律，并伴随着玄奘的精神成长，其爱情故事贯穿始终，当众妖魔被降服，玄奘也完成了自我心魔的降服。他在懵懂的状态下被赋予了某种重要的使命，爱情也随之降临，在爱情和救苍生于水火二者之间，玄奘接受了自己的使命，从而放弃个人小爱，选择了大爱而踏上了西天取经的艰难之路。
2.对人物形象的改编
在《西游记》文本中玄奘是一个端庄的圣僧，他从小被养在寺院，长大后因每天受到佛家思想的熏陶立志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到西天取得真经。他的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值得当代人效仿和学习，但是他还是一个固执、迂腐、刻板的儒僧。他胆小懦弱，遇到事情就大惊失色或者哭泣；他虽然心慈面善，但常常人妖颠倒、是非不分、错怪孙悟空，多次上当依然我行我素、执迷不悟；而《大话西游》中的玄奘是一个特别具有娱乐精神的人，说话啰唆，且有一开口就能将小妖置于死地的本事。暂且不论外形上是否符合原著，《西游降魔篇》中的玄奘摆脱了原著中的迂腐、刻板，摒弃了《大话西游》中的无厘头（虽然后面某些情节比较搞笑，但不能把他的形象定义为无厘头），其形象更加神圣化，是一个心存善念、有情有爱的凡夫俗子，他抛弃了凡间的小情小爱，从一个平凡的僧人成长为一个心怀天下的圣僧。玄奘被赋予了丰富的人性因素，既有爱而不得的痛苦，又有爱却不敢的纠结，还有大彻大悟后的舍弃。孙悟空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是一个白衣秀士，而在小说《西游记》中却成了一个长相丑陋、满脸是毛的猴子，但是他坦率、自由、桀骜不驯、疾恶如仇、敢于斗争的精神使得他成为书中的经典形象，他因被赋予了人的感情而多了几分人的纯真。在《大话西游》中，孙悟空被赋予了情爱色彩而和紫霞仙子谈起了恋爱，这既是后现代社会人们对经典形象的解构，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社会的进步带来的人性化的变化及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对纯真爱情的向往。在《西游降魔篇》中，孙悟空的猴性、魔性展现得淋漓尽致，相比较而言，这个形象就更接近真实的“猢狲”的形象。
二、《西游降魔篇》的当代接受
与读者直接阅读小说文本不同，《西游记》在影视改编中渗入改编者对《西游记》的接受观念和现代阐释，而名著的不断翻拍恰恰说明了观众也在追求一种新的视角，即新的期待视野。同时影视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媒介影响制约着观众对《西游记》的接受视角。如果改编不能赋予作品新的意义，则很可能是失败的。[1]《西游降魔篇》的改编也正反映了时下观众的一些心得接受观念及心态。华谊兄弟相关负责人称《西游降魔篇》的成功有其独特性，观众心态上的认可占很大一部分。无论是周星驰，还是西游，都是观众喜闻乐见的题材。此外，上映时间正值新年档，也是观众最为期待的贺岁档期，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2]具体而言，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观众对《西游降魔篇》的接受。
1.对神魔故事的接受
夏衍说过：假如要改编的原作是神话、民间传说和所谓“稗官野史”，那么我想，改编者在这方面就可以有更大的增删和改作的自由。这话虽然有失偏颇，但从某种角度也说明了一些小说改编的可行性。但小说《西游记》作为一部经典之作，作者吴承恩塑造出的经典形象及小说所反映出来的主题思想早已在受众者心中根深蒂固，然而《西游降魔篇》以颠覆原著的方式凭借较高的票房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成功。杨义在《西游记：中国神话文化的大器晚成》一文中说，《西游记》可谓神话原型批评的集大成之作，舍弃了“神魔小说”的概念，而将《西游记》界定为神话小说，并上升为“神话文化”。笔者认为：《西游降魔篇》重新将《西游记》纳入到神魔小说的行列，使《西游降魔篇》中的形象更接近和忠实于原著。而从影视拍摄技巧来说，《西游降魔篇》使妖魔更具形象化是现代拍摄技术进步的结果。影片中的魔不是西天取经道路上的妖怪，而是保护唐僧取经的三个徒弟的前身。将三个徒弟的形象形象以一种更逼真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给人以震撼和罕见的奇观效应。 2.对娱乐精神的推崇
据考证《西游记》本是由佛典故事演化而来。而从目前国内《西游记》影视改编状况来看，改编正朝着娱乐化方向发展。陈寅恪先生曾经说：“佛典故事文学之演变，其意义往往由严正而趋于滑稽，由教训而变为讥讽，故观其与前此文之相异，即知其为后来作者之改良。”这里的改良过程即是《西游记》的再创作过程，而陈先生的话也在当今社会得到了印证。在当代中国电影观众审美心理的变化调查中显示：影片的娱乐性作为创高票房的一个重要标准被置于影片能够成功的重要位置。社会学家赖特在《大众传播的社会学观点》一书中对拉斯韦尔的“媒介三大功能说”做了重要补充，增加了一项新的功能——“提供娱乐”[3]。《西游降魔篇》中的笑点不断让观众捧腹大笑，其中舒淇所饰演的段小姐为了诱惑玄奘，使用听话符来表现自己的女性魅力，阴差阳错，听话符掉落至玄奘身上，玄奘所跳的那段舞蹈成了本片最大的笑点之一。从用《儿歌三百首》降妖到玄奘吸猪妖元神再到后面的空虚公子与四大美女，无一不让人感受到周星驰的无厘头和娱乐精神。
3.传统文化观念的根深蒂固
梁漱溟认为：与西方的“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相反，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互相以对方为重”；[4]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系统从来就旗帜鲜明地倡导抑己利他的价值观。”并且它“积淀在民族精神的底层，转变成一种自律性的集体无意识，时刻左右着文化的全部发展”[5]。《大话西游》中人尽皆知的关于那段经典台词中关于爱情的期限是“一万年”，《西游降魔篇》延续了《大话西游》在影片中加入爱情元素的风格，所不同的是《大话西游》中至尊宝和紫霞的爱情被转嫁到玄奘和段小姐身上。玄奘与段小姐那深情的一吻，让所有观众为之动容，原来不是不爱而是从一开始就爱了。玄奘为大爱舍小爱，放弃段小姐毅然走上了西天取经以普度众生的道路，着实让观众感动了一把。正如周星驰所说：“经历爱情是一个人必要的成长。”在这点上观众与导演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也让这段为大爱舍弃的小爱成为影片中的亮点，让玄奘的形象得到了颠覆，原来玄奘不是一个从开始就一心向佛的人，而是一个经历了纠结、痛苦之后愿意为了苍生放弃个人情爱的有血有肉的圣僧。当爱情成为一种遗憾，当这种遗憾是因为更崇高的事业，那么这种爱情的境界就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西游记》的影视改编在当代呈现了三种趋势，即娱乐化、情爱化、特效化，这种趋势的改编不仅解构了原有的情节模式，而且对传统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所以在改编过程中还是应注意在尊重原著尊重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创作出具有时代感的影视作品。
参考文献：
[1]黄会林，周星.影视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251.
[2]马可佳.西游·降魔篇票房破12亿70%净收益归华谊兄弟.http：//www.yicai.com/news/2013/03/2562219.html2013-3-19.
[3]马建高.缺失与补偿——当代“韩剧热”现象观众接受心理机制分析[J].当代韩国，2008-2.
[4]梁漱溟口述.艾凯采记录.这个世界好么[Z].台北博雅书屋，2008：20.
[5]王毅，傅晓微.中国文化“抑己利他”的价值观观暨文化特色——从神话蕴涵的文化解码说起[J].沧桑，2002-5.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图像时代古典文学的视觉再现”（项目编号10BA00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