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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不同国家社会背景不同，西方国家的学术权力在分配上既有相同，又有明显差异。本文主要以西方国家为研究主线，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概括出了西方国家的学术权力模式及其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西方学术权力模式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学术权力;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9214（2015）10-0284-01
一、西方国家的学术权力模式及其利弊
本文结合伯顿·克拉克在《学术权力》中指出的学术权力模式，做出如下概括。第一，教授与国家相结合的沙漏模式。施行国家主要是欧洲的法国、德国等，权力主要集中在基层的教授和高层的国家手中，而位于中层的院校权力则较小。具体来看，上层的领导权由国家官僚掌握;行会的权力较大且主要集中在基层;讲座教授控制着诸如课程、学术等的领域;而相应的大学和下属学院的权力则有限。在这种模式下，虽然利于国家对高等教育领域进行宏观调控，但院校一级的权力却未能得到很好的保障，这大大妨碍了院校间的竞争和特色人才的培养。第二，教授、院校董事相结合的金字塔模式。该种模式主要以英国为代表，权力主要集中在基层的教授和管理人员手中，行会权力很大，高层的国家机关则没有多少权力，与欧洲相比，英国大学在本校的课程设置和资金筹集方面拥有充分的自治权。这种模式虽易促成院校竞争，但是缺乏国家协调的高校也出现了一系列不可避免的问题。第三，以院校管理人员为主，教授行会为辅的花瓶模式。其主要以美国为典型，呈现出中间阶层权力大，基层和上层权力小的“花瓶式”的特点。具体来看，最大权力掌握在中间的院校董事手中，他们对院校全面负责;而基层的教授力量较为薄弱;上层政府机构几乎没有实权。这种模式控制下的美国，虽然各高校的特色较为鲜明，但也同样导致了高等教育出现异常混乱的局面。第四，多重混合的日本模式。这种模式下的学术权力，既有沙漏式的欧洲特点，又与英国模式、美国模式相像。具体来看，有声望的帝国大学主要与欧洲模式较为相似：下层教授权力大，上层的文部省对高等教育也有一定权力，而中间院校一级的行政管理权力则较薄弱。在私立院校方面与美国最为相像：其董事会和院校管理层掌握较大权力。而对于为数较少的有威望的院校，其模式又与英国相似：基层和中间层级的大学校、院系拥有优越的学术地位。日本的这种多元化模式，一定程度上集合了三种模式的优点，但同时也带来了国家官员职能失调等问题。
二、西方国家学术权力模式的发展
由于社会环境的变迁，西方国家的学术权力模式也会受特定的社会因素的影响而逐步的发生变化。具体来看，主要的发展趋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权力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流动。在欧洲早期社会，教育主要掌握在学生或教授的单一化控制之下，总体上呈现“一方独大”的学术权力控制局面。到18世纪，欧洲各国上层政府开始着手掌管教育，教育管控主体由一元慢慢走向多元。例如，德国政府曾通过立法，将大学划为国家机构，并强调“一切学校都要按国家既定的立法行事”。进入19世纪后期，欧洲国家又开始设立由总统任命的教学部，对大学内的课程设置和教师聘任等进行统一管理和规划，同时，下放权力到基层的教授。自此，欧洲各国在稳固国家的控制权之后，完成了从一元到多元模式管控的流动。其次，权力层级由上层向基层流动。在英国早期，教育主要由天主教教会掌控。产业革命的发生，为国家一级加强对教育的掌控敲响了警钟。因此进入19世纪之后，英国政府致力于建立国民教育制度，以收取对教育的控制权。1870年，英国成立地方教育委员会，将教育的管理权部分下放到地方，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以地方为主的权力运行模式。同一时期英国产生了一批地方大学，这些地方大学通过建立校务会等方式，获得了其在教学和行政管理上的自治权，英国最终形成了以教授管理为主、学生参与管理为辅的权力模式，总体上完成了权力的下移。再次，权力设置由自由化向制度化过渡。殖民地早期，美国的高等教育较单一，相应的学术权力也主要掌握在创办团体手中。到殖民地后期，美国掀起了建立独立学院的高潮，高校的扩建促使美国学术权力的分配开始规范化。19世纪后期，随着一系列规范化大学的建立，制度化的校长负责制开始盛行。进入20世纪后，私立学院、私立大学日渐发展，模式化的学术权力配置日益建成。最后，权力管控由简单化走向交叉化。在日本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成立初期，各层的权力划分十分明确，总体上是由政府宏观管理，国立大学由文部省具体领导，私立大学由校内理事会具体负责。二战之后，日本对中等教育进行的改革促使高等教育学术权力开始交叉化：一方面是文部省的管控权开始下降，使相应的学术管理分权化，同时，随着董事会和评议会的兴盛，日本的权力界限逐步由单一化走向多重化。
三、西方学术权力模式对我国的借鉴
学术权力是高等教育领域的关键一环，本文为此展开的对西方国家学术权力模式的概括、对学术权力模式发展趋势的论述，不仅有利于我们提高对各国学术权力的认识，而且为我国学术权力制度的完善和优化也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第一，学习沙漏模式，构建多元化权力运行模式。通过欧洲模式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权力管控主体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是必然趋势，但我国却仍旧停留在单一化的上层政府管控模式，因此，采取措施实现学术权力的分工与主体的多元，是有效促进权力制衡、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第二，学习金字塔模式，积极促成权力的下移，尤其要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比起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学术权力执行主体的多元化，我国高等教育学术权力主要掌握在单一化的上层政府手中，这极大限制了高等教育的自由发展，因此，学习英国学术权力变迁模式，促进权力向基层流动，是我国当下需要做的。第三，学习花瓶模式，鼓励高校“走出去”和社会各界“走进来”。特殊的国情和社会历史背景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很少与外界联系，长期处于封闭的状态，极大阻碍高等教育的特色化发展。为此，我国应本着开放的态度，与社会团体合作办学、管学，从而为学生发展、学术进步提供更加自由的外部竞争环境和市场管理模式。第四，借鉴日本模式，明确权力界限。日本学术权力管控界限的不明确是导致其管理效率低下、管理人员庞杂的原因。因此，中国应吸取教训，将各项学术权力的分工明晰化，从而提高管理人员和资源的利用率，促进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1]约翰·范德格拉夫著.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2]王承绪.学术权力[M].杭州：浙江出版社，1989.
关键词：学术权力;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9214（2015）10-0284-01
一、西方国家的学术权力模式及其利弊
本文结合伯顿·克拉克在《学术权力》中指出的学术权力模式，做出如下概括。第一，教授与国家相结合的沙漏模式。施行国家主要是欧洲的法国、德国等，权力主要集中在基层的教授和高层的国家手中，而位于中层的院校权力则较小。具体来看，上层的领导权由国家官僚掌握;行会的权力较大且主要集中在基层;讲座教授控制着诸如课程、学术等的领域;而相应的大学和下属学院的权力则有限。在这种模式下，虽然利于国家对高等教育领域进行宏观调控，但院校一级的权力却未能得到很好的保障，这大大妨碍了院校间的竞争和特色人才的培养。第二，教授、院校董事相结合的金字塔模式。该种模式主要以英国为代表，权力主要集中在基层的教授和管理人员手中，行会权力很大，高层的国家机关则没有多少权力，与欧洲相比，英国大学在本校的课程设置和资金筹集方面拥有充分的自治权。这种模式虽易促成院校竞争，但是缺乏国家协调的高校也出现了一系列不可避免的问题。第三，以院校管理人员为主，教授行会为辅的花瓶模式。其主要以美国为典型，呈现出中间阶层权力大，基层和上层权力小的“花瓶式”的特点。具体来看，最大权力掌握在中间的院校董事手中，他们对院校全面负责;而基层的教授力量较为薄弱;上层政府机构几乎没有实权。这种模式控制下的美国，虽然各高校的特色较为鲜明，但也同样导致了高等教育出现异常混乱的局面。第四，多重混合的日本模式。这种模式下的学术权力，既有沙漏式的欧洲特点，又与英国模式、美国模式相像。具体来看，有声望的帝国大学主要与欧洲模式较为相似：下层教授权力大，上层的文部省对高等教育也有一定权力，而中间院校一级的行政管理权力则较薄弱。在私立院校方面与美国最为相像：其董事会和院校管理层掌握较大权力。而对于为数较少的有威望的院校，其模式又与英国相似：基层和中间层级的大学校、院系拥有优越的学术地位。日本的这种多元化模式，一定程度上集合了三种模式的优点，但同时也带来了国家官员职能失调等问题。
二、西方国家学术权力模式的发展
由于社会环境的变迁，西方国家的学术权力模式也会受特定的社会因素的影响而逐步的发生变化。具体来看，主要的发展趋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权力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流动。在欧洲早期社会，教育主要掌握在学生或教授的单一化控制之下，总体上呈现“一方独大”的学术权力控制局面。到18世纪，欧洲各国上层政府开始着手掌管教育，教育管控主体由一元慢慢走向多元。例如，德国政府曾通过立法，将大学划为国家机构，并强调“一切学校都要按国家既定的立法行事”。进入19世纪后期，欧洲国家又开始设立由总统任命的教学部，对大学内的课程设置和教师聘任等进行统一管理和规划，同时，下放权力到基层的教授。自此，欧洲各国在稳固国家的控制权之后，完成了从一元到多元模式管控的流动。其次，权力层级由上层向基层流动。在英国早期，教育主要由天主教教会掌控。产业革命的发生，为国家一级加强对教育的掌控敲响了警钟。因此进入19世纪之后，英国政府致力于建立国民教育制度，以收取对教育的控制权。1870年，英国成立地方教育委员会，将教育的管理权部分下放到地方，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以地方为主的权力运行模式。同一时期英国产生了一批地方大学，这些地方大学通过建立校务会等方式，获得了其在教学和行政管理上的自治权，英国最终形成了以教授管理为主、学生参与管理为辅的权力模式，总体上完成了权力的下移。再次，权力设置由自由化向制度化过渡。殖民地早期，美国的高等教育较单一，相应的学术权力也主要掌握在创办团体手中。到殖民地后期，美国掀起了建立独立学院的高潮，高校的扩建促使美国学术权力的分配开始规范化。19世纪后期，随着一系列规范化大学的建立，制度化的校长负责制开始盛行。进入20世纪后，私立学院、私立大学日渐发展，模式化的学术权力配置日益建成。最后，权力管控由简单化走向交叉化。在日本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成立初期，各层的权力划分十分明确，总体上是由政府宏观管理，国立大学由文部省具体领导，私立大学由校内理事会具体负责。二战之后，日本对中等教育进行的改革促使高等教育学术权力开始交叉化：一方面是文部省的管控权开始下降，使相应的学术管理分权化，同时，随着董事会和评议会的兴盛，日本的权力界限逐步由单一化走向多重化。
三、西方学术权力模式对我国的借鉴
学术权力是高等教育领域的关键一环，本文为此展开的对西方国家学术权力模式的概括、对学术权力模式发展趋势的论述，不仅有利于我们提高对各国学术权力的认识，而且为我国学术权力制度的完善和优化也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第一，学习沙漏模式，构建多元化权力运行模式。通过欧洲模式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权力管控主体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是必然趋势，但我国却仍旧停留在单一化的上层政府管控模式，因此，采取措施实现学术权力的分工与主体的多元，是有效促进权力制衡、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第二，学习金字塔模式，积极促成权力的下移，尤其要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比起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学术权力执行主体的多元化，我国高等教育学术权力主要掌握在单一化的上层政府手中，这极大限制了高等教育的自由发展，因此，学习英国学术权力变迁模式，促进权力向基层流动，是我国当下需要做的。第三，学习花瓶模式，鼓励高校“走出去”和社会各界“走进来”。特殊的国情和社会历史背景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很少与外界联系，长期处于封闭的状态，极大阻碍高等教育的特色化发展。为此，我国应本着开放的态度，与社会团体合作办学、管学，从而为学生发展、学术进步提供更加自由的外部竞争环境和市场管理模式。第四，借鉴日本模式，明确权力界限。日本学术权力管控界限的不明确是导致其管理效率低下、管理人员庞杂的原因。因此，中国应吸取教训，将各项学术权力的分工明晰化，从而提高管理人员和资源的利用率，促进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1]约翰·范德格拉夫著.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2]王承绪.学术权力[M].杭州：浙江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