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在中国书画史上一直影响巨大，在许多人心目中，他的地位甚至远在“明四家”之上。董其昌是一代书画大家，他的书画理论是中国书画美学史上的重要宝藏。董其昌的主要著作有《容台集》《容台别集》，流传最广的则有《画禅室随笔》《画旨》《画眼》等。董其昌一生最大的成就，当属他有关山水画“南北宗论”的评说了。
　　“南北宗论”乃是董其昌根据中国禅学分为南北二宗之说而立论的，这一论说也为他引来了许多非议。原因是在董其昌有关“南北宗论”的诸多文字中，有许多相互矛盾或与画史相悖的地方。董其昌如是立言，有他自己的偏好，也有他的门户之见，甚至还有单纯为了扬此抑彼而特立评说的嫌疑。有关董其昌关于赵孟頫的看法便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在董其昌的艺术世界里，赵孟頫一直是一个让他感到矛盾和纠结的重要存在。董其昌一方面肯定、赞美甚至不断学习赵孟頫的书画，另一方面又努力忽略或者淡化赵孟頫的声望和影响，回过头，他又在自己的创作中暗暗与赵孟頫细较高下。对董其昌来说，赵孟頫可能是他心里的一个超级偶像，也或许是个假想敌。
　　众所周知，赵孟頫是元代最显赫的书画家，他在艺术上的大胆创新促进了元代文人画的发展，开辟了文人画的全盛时代，成为元代书画领袖。赵孟頫的书法主要取自晋代王羲之和王献之;山水画继承了五代董源、巨然和北宋李成、郭熙等人的传统;鞍马人物多从李公麟及唐人取法;同时他还擅长竹石、花鸟等题材，其成就之高、影响之深，远在元代其他书画家之上。董其昌曾对赵孟頫有过很高的评价，他在《画旨》中说：“赵集贤（孟頫）画，为元人冠冕。”董其昌在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中曾多次题跋，也足见他对赵孟頫之喜爱。
　　在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论”以前，所谓“元四家”早已是人们熟悉的称呼了。所不同则在于，董其昌之前的“元四家”是以赵孟頫为首的。明初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称：“赵松雪孟頫、梅道人吴镇仲圭、大痴老人黄公望子久、黄鹤山樵王蒙叔明，元四大家也。”而就是这位曾被董其昌视为“元人冠冕”的前朝大咖，却又因董其昌的缘故，在后世画坛排序中成为“元四家”之外的一个落寞存在。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元季四大家，浙人居其三，王叔明湖州人，黄子久衢州人，吴仲圭武塘人，唯倪元镇无锡人耳。”这段文字明确表述了董其昌心中的“元四家”人选，唯独没有赵孟頫。
　　如今，我们很难猜测董其昌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将原本高居“元四家”之首的赵孟頫换成了他更加偏爱的倪瓒。或者在董其昌看来，倪瓒正是他苦苦寻觅并极力提倡的平淡天真风格的代表人物。

　　对“淡”之追求，可以說是董其昌艺术理想中的重要命题，而且贯穿于他艺术创作的各个方面。《容台别集》中有一段文字说：“作书与诗文，同一关捩。大抵传与不传，在淡与不淡耳。极才人之致，可以无所不能，而淡之玄味，必由无骨，非钻仰之力，澄练之功所可强入。”对于“淡”的品赏与追求，董其昌不光说了，更去做了，而且还做到了常人无法达到的高度与境界。董其昌钟情于倪瓒而对赵孟頫无感，正是因为倪瓒的“淡”真正打动了他。他说：“独云林古淡天然，米痴后一人而已”“纵横习气，即黄子久未能断;幽淡两言，则赵吴兴犹逊迂翁，其胸次自别也”。
　　董其昌还有两段论及赵孟頫的文字，“赵吴兴有取妍之态，少逊伯时（李公麟）也”，“以高彦敬（高克恭）配赵文敏，恐非耦也”。高克恭因善画米家云山而被董其昌视为“古今一人”。赵孟頫原是宋朝宗室，入元又享厚禄，体现在艺术上，他的书画确有一种华贵妍美的气质，但这种妍美的品格因其流于巧饰，容易失去自然生动的特性，因此逊色于李公麟;而说到平淡天真的性情韵致，董其昌认为赵孟頫更不能与高克恭和倪瓒相提并论。此中对所谓“平淡”的品评，董其昌一定加入了对赵孟頫与倪瓒二人性格、旨趣与政治态度的评价与判断，而这恰恰也是赵孟頫被后人诟病最多的一个地方。董其昌所谓“胸次自别”，应该就是因此而说。
　　赵孟頫仕元这事儿，情况复杂，不可能一言而成定论，更不应该以此影响对一位大艺术家作品品格的评价，这实际上是一种以人论艺的偏颇之举。从赵孟頫的诸多诗文及论艺题跋文字中不难看出，他的性情与为人是极其亲和与敦厚的，这也是他的艺术能在元代产生极大影响的重要条件。在董其昌的书画、文字中却时有狡黠、任性的流露。
　　艺术的创作与品评，时常被个人的性情、喜好、口味无形操纵。“元人冠冕”也好，“古今一人”也罢，都是后世“粉丝”对前辈偶像的个人评价，里面有真心喜爱的成分，也难免存在各种权衡与取舍。如果艺术也有“江湖”，或许“南北宗”故事的真实背景与动机会是另外一种样子。
　　深谙书画之道的董其昌不买赵孟頫的账，他心里盘算的是：前朝大咖只在前朝好使，如今早已是大明天下，艺坛诸事自当有新人领衔。宋画元画，辉煌俱往;宋人元人，早已不在。今日大笔在我手中，且看我来论定天下英雄门派的座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