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符合人类发展方向的价值观，需要我们对人性和人类发展逻辑的理性认知。特别是我们正在经历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处于大调整的过程中，更要让理性的精神贯注到价值和价值观的培育与确立中。
　　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成为经济上的巨人，在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取得非凡的成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法治国家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正在走向“重建文明”“重建秩序”的伟大目标，正在把自己建设成为集传统文化特色与现代文明素养于一体、富有生机活力又秩序井然的伟大国家，中国的思想理论应当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管子就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命题（《管子·牧民》）。这个命题后来引起史学大家司马迁的高度重视，在为管子所作的传记中，司马迁特别记述了管子任政相齐，使“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而管仲之谋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管子的这一命题，他将其中的“则”改为“而”，于是有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一为后世津津乐道的格言。在这句引文的后面，司马迁还称引了管子的“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一语（《史记·管晏列传》），“四维”即“礼义廉耻”。在春秋那个已然“礼崩乐坏，上凌下僭”的大变动时期，明确提出这些指向社会富足且文明的价值主张，并作为治国安邦的政策，足见管子的远见卓识。管子之所以有这种远见卓识，根本上在于他主张“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并将其视为国家稳固的基础①。后来更明确地主张“仁者爱人”的孔子感叹“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着眼点正在于管子基于其“人本”思想而对华夏文化和文明的贡献。
　　我们知道，“仓廪实”、“衣食足”，是“知礼节”、“知荣辱”的必要条件、重要条件，却非充分条件。物质丰裕，可以让人过体面的生活，提升人的自尊与文明，也同样可以引发人的怠堕甚至堕落。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的论断，民间的“饥寒起盗心，饱暖思淫逸”之说，在中外历史上都有大量经验的支持。这里的关键在于，人是否拥有远大的志向，能否保持进取向上的精神，又直接关联着他们所传承的文化的性质，以及他们能否创新传统文化，为其注入新的营养和血液，根据人自身全面发展的目的和社会的进步，形成新观念，建立新规则，创造新文明。中国今天的和未来的发展，不是为了称霸于世界，而是为了行王道于天下，造福中华民族，也为人类谋福祉。因而我们更需要在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的前提下，体悟“天地生物生人之大德”，发扬宋儒“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情怀，厚德载物、仁民爱物;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终实现美美与共的和谐局面。
　　反思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我们会发现，中国过去虽然没有“价值”和“价值观”这样的概念和提法②，但却是最重视价值观的国度，“仁义道德”“忠孝节义”都属于价值观。近代以来，自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直到国共联合抗战和随后的内战，背后都有某种价值观的引导和支持。有些价值观给我们带来光明，有些价值观却把我们引入黑暗之中。到文化大革命时，空想的、极左的价值观发展到“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地步。这让我们深刻地意识到，正如社会主义价值观有一个从“空想”到“科学”的转换的问题，确立符合人类发展方向的价值观，亦非只要诉诸良好的愿望就行了，这里更需要我们对人性和人类发展逻辑的理性认知。因为人们的任何愿望、观念，都会受制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处境和社会环境，能否超越这个处境与环境的局限，而又不失之空想，就需要理性的考察分析，特别是我们正在经历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处于大调整的过程中，更要让理性的精神贯注到价值和价值观的培育与确立中。
　　现在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继承和创新了中国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又充分吸取了现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思想观念，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在当今世界，只有那些能够将各民族自身与其他民族发展的需要与目的，协调起来、结合起来的价值观，尤其是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才是合理的、先进的，才能把整个社会凝聚起来，让“近者悦、远者来”，达到最大的普遍性和最长久的持续性。
　　为此，我们更需要深入地认识：何谓价值？何谓价值观？何谓现代价值观？理解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摆脱各种思想上的狭隘和空疏，获得一种平实而高远的眼光，引导我们对自己时代的命运与使命作出更好的理解与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