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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傅玄散文对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议论政事往往能切中时弊，提出合理的举措。其散文有善于辩难的特点，论据充分，条理井然，逻辑严密，注重营造文章的语势，读来有透彻淋漓之感。散文风格雅正矜持，散文语言质朴如汉魏，形式繁复又开太康繁缛之新风。在魏、晋文风之间，傅玄是一个渐变的过渡。
关键词：傅玄 散文 语势 繁缛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晋书》傅玄本传记载，傅玄有文集百余卷传世，但傅玄文集散佚较多，后世《隋书·经籍志》仅著录十五卷，新、旧唐书各著录五十卷，至《宋史·艺文志》仅著录一卷，且各家著录情况除篇卷分合不同外，佚失者当已居多。傅玄作品大多散见前代诗文总集或类书中，后由明清两代学者搜集成集。历代研究者一般都立足于傅玄散文的学术价值进行研究，对于其文学性较少论述。其实，从文学角度研究傅玄散文，亦具有相当的价值。
《文心雕龙·才略》给予傅玄“篇章”较高的评价，言其多鉴诫之语，称赞傅玄为桢干之实才。这里所说的篇章即笔奏，即指上表、奏疏之类的文章。傅玄的奏疏，具有相当的思想价值，他对社会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上书议论政事，能切中时弊，直言不讳，正气凛然，并提出合理的举措。
傅玄的《掌谏职上疏》和《上疏陈要务》是两篇很有名的奏疏，《晋书》傅玄本传记载了这两篇奏疏，《傅玄评传》的作者认为，这是傅玄兼掌谏职期间前后奏事的内容，是了解傅玄一生思想的重要作品。这两篇奏折，集中体现了傅玄的社会理想、为政措施以及从政能力。在《掌谏职上疏》中，傅玄把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清明政治归结为“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指出当时的社会问题和弊政乃在于虚无放诞的言论充盈朝野，天下人不重清议，导致秦朝灭亡的弊病已经在当时的社会复发。刘大杰在《魏晋思想论》中称赞傅玄的这种意见是相当正确的，看到了当时社会的病根。针对从曹氏统治集团以来所形成的社会问题和弊端，傅玄提出了解决问题、革除弊端的措施：推荐清明守礼的人做朝臣，以敦促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罢免那些虚伪粗鄙的人，以表示对不恪守礼法的人进行惩戒。傅玄提出的“举清远有礼之臣”，不仅有利于朝廷实施教化，形成清议的风气，也有助于改变曹魏以来朝野盛行的虚无放诞之风，有助于巩固仁义道德之礼法。此疏上奏之后，晋武帝立即下诏曰：“举清远有礼之臣。”并命傅玄草拟诏书推荐人才，可见傅玄的主张恳切中理，切实可行。
受到晋武帝的褒奖后，傅玄紧接着又进呈了《上疏陈要务》，他摩天子之逆鳞，直言不讳，指陈时弊，言辞激烈，批评当时朝政未能避免汉魏的过失，闲散官职太多，学校未能设立，务农的人太少，经商的人太多。据《晋书·帝纪第三》记载，此疏上奏之后，因言辞激烈，恐触犯龙颜，有关部门请求拿傅玄问罪，但是晋武帝非但没有责罚傅玄，反而擢升其为侍中，并且下诏语褒奖傅玄，称赞他是忠臣直士，并表示自己愿虚心听取意见，号召四海之内的有识之士都来为朝廷进言。据《傅玄本传》知，晋武帝即位之初，确实广纳直言，开不讳之路，在晋武帝励精图治初衷的鼓励下，傅玄实欲有所作为。入晋以前，他曾经在东观修史十年，积累的历史知识对于其贯通古今寻找治理国家的良方是大有裨益的。司马氏集团取得统治权以后，他在司马昭军府任职，体验过西进南征的军旅生活，后又历任地方官，在温县令任上有出色的政绩，这些经历使得傅玄有机会深入接触社会，培养洞察能力以及政治头脑。所以傅玄的奏议类文章从来都是言之有物、有的放矢，针对性和实用性很强。《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傅鹑觚集》所言的“休奕时务便宜诸疏， 切中理”，可谓中肯的评价。
傅玄对时弊的认识和解决，是十分深刻和准确的。他敏锐地认识到晋代政府机构的臃肿和低效，认识到西晋社会虚浮不务实的风气，认识到西晋不重儒学教育、不重视农业生产等弊端，他开出的治世良方是改革机构、整顿吏治，使得官无闲职，尊儒尚学，贵农贱商，切实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再如《傅子》中提倡息欲明制，提倡节用简朴。傅玄说，如果皇帝不节制自己的物欲，那么官员们也会放纵自己的欲望，奢侈淫靡的风气会给老百姓的生活造成极大危害。可见，在清谈盛行、奢靡相尚的社会风气中，他始终保持着相对清醒的头脑。西晋奢侈之风盛行，晋武帝公然支持舅父王恺与石崇斗富，可谓穷奢极欲。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倡节俭，其对立面不仅仅是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而是整个社会，是大多数朝廷官员聚敛钱财、疯狂逐利，以及皇帝本人的默许纵容乃至骄奢淫逸。由此可见傅玄的胆识、勇气以及社会责任感。傅玄被刘勰誉为“桢干之实才”，即是因为他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凛然的正气，具有对社会问题的认识能力和治理能力。
傅玄的文章，有善于辩难的特点，论据充分，条理井然，逻辑严密，注重营造文章的语势，读来有透彻淋漓之感。傅玄所处的时代，玄风渐炽，清谈方盛，但是他并没有参与到清谈的行列当中去，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玄风与清谈就与傅玄绝缘。其实，他的文章所表现出来的辩难特点，和当时的玄风、清谈是有一定关联的。我们知道，傅玄曾极力反对清谈。清谈者在傅玄看来，是一些“利口覆邦国之人”。但傅玄并不是简单地、一概地反对清谈，他反对当时何晏等人“好辩而无诚”的清谈，对于名理派谨严地校练名理是不反对的。傅玄的从兄傅嘏，在魏晋清谈史上是一位重要人物。刘大杰将何晏等划为清谈玄论派的代表，将傅嘏归入名理派的代表，他认为名理派虽也有老庄的思想，但他们谈论的内容较为切近实际。在处事行政方面，他们的行为并不浪漫，生活谨严，办事极有规律。可见，傅嘏虽然是个清谈家，但却是属于务实一派，与所谓的玄论家是不同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也说，魏末西晋时代是清谈的前期，这个时期的清谈，是士大夫藉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的东西。也就是说，这种清谈和汉末的清议颇为相似，都是与现实政治相关，对社会有着积极的和实用的价值。所以，傅玄对从兄傅嘏的清谈是持肯定态度的。而无论是名理派还是玄论派，只要是清谈，必然离不开辩论的风气。汉末儒学衰微，经学作风被扫荡，儒学独尊的时代结束了，人们的思想开始回归自由，刘大杰认为，在这种空气里，学术界产生了怀疑的精神和辩论的风气。当时的清谈集会，正是讨论学术最好的机会，整个社会充满了这样的辩论风气，如傅嘏与荀粲校练名理，正是魏晋清谈史上一件重要的事情。浸淫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中，尤其是对名理派的清谈持着肯定的态度，傅玄就不可能不受到一些感染和影响了。这种影响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辩难之风的形成。《晋书·傅玄传》（附傅祗传）记载：傅祗著有驳论文章十余万言。傅祗文章惜乎不存，但我们仍可由此推知，当时的确存在以辩驳为特色的著文风气。郭预衡《中国散文史》认为，“精名理，善论难”是两晋文章的共同特点，陈柱《中国散文史》专门有“论难派之散文”一节。以上论述说明魏晋时期纵横论辩文风盛行文坛。傅玄不参与名理之辩，但浸淫在论辩的时代风气里，不免形成善于辩难的创作特点。 受时风熏染，傅玄为文富于条理逻辑、长于雄辩。如其奏议多以“臣闻”开头，以述前代圣明之治，引起君王的憧憬心理；然后从近世之弊谈起，引起君王的警醒之心；再陈述当今的弊端，激励君王有所作为；最后献计献策，帮助君王解决问题。这令人联想到孟子见梁惠王，委婉有度，却步步紧逼，令君王无所遁逃，最后不得不采纳谏议。如晋武帝曾下诏褒扬傅玄上奏的事情都是国家的根本，是当今最重要紧急的事务。所以傅玄的上奏基本都被晋武帝采纳，这与其奏疏的论据充分、富于条理和逻辑、有辩难之风是分不开的。
为了配合这种文风，傅玄很注重营造语势。如《平赋役》句式整饬，显出着力安排的痕迹。全篇倡导减免赋役，说理透彻，虽平实却有纵横之势，不容辩驳，读来有一种淋漓的快意。傅玄还善于取譬设喻，由远及近，阐发幽微之理。他做过这样的比方，用天以春生比方君王的仁令，用天以秋杀比方君王的威令，其比喻贴切生动，通俗易懂，言简意赅而又生动地阐明了礼法并重的依据和重要性。再如《掌谏职上疏》以及《上疏陈要务》均注重遣词造句，常常用平实的语言组成一气呵成的句群，令人读来有淋漓之感，其间蕴含着极强的语势。而这种语势极强的行文风格，无疑强化了文章的雄辩之风。傅玄的奏议所存不多，一般都是以追述圣王和先帝的圣明统治入手，然后大胆指陈时弊，最后提出解决措施。傅玄在晋代功高位尊，颇受优容，其为人处事有恃无恐。本传载：“傅玄入晋后恃宠而骄，始与皇甫陶于大殿上争言喧哗遭贬官，后来又于羊皇后丧仪上争言骂座，再遭贬官，抱恨而终。”究其畅言无畏、雄辩骋辞文风形成的原因，大约与其处境的优越是分不开的。
傅玄的经历、处境对其文风的形成也有重要作用。傅玄历经了建安、正始时期，其间儒学衰微已成必然趋势，所以傅玄的思想虽然以儒家思想为主，但是也表现出心慕纵横、乘时权变的倾向。如傅玄在曹魏时期投靠司马氏政权，表现出乘时权变的倾向。唐长孺曾说过，傅氏一门本是司马氏的羽党。入晋以后，傅玄制礼作乐，功高位尊，不免有自矜的情绪。上文提到，傅玄的奏议多以“臣闻”开头，细读傅玄的奏议，“臣闻”二字充满自信；上文还提到，他对于君王的循循善诱、步步紧逼的文风，实际上都来自于这种自信。只有处境优越、身被恩宠的臣下，才会有这种自信自矜的情绪。傅玄的奏议、铭、箴，都透露出这样的情绪，行文总是一派办理公务的架势，严肃认真，如《太子少傅箴》、《吏部尚书箴》等，此二篇箴言均以训诫的口吻写成，风格雅正矜持。
傅玄在著文的时候，很少流露自己内心的情感，这和当时其他文人有所不同。比如其子傅咸常在文章里抒发一些真情实感，令读者有较多的感触和联想的空间，傅玄则显得十分谨慎和冷静，这与傅玄的处世观有很大关系。在当时政治斗争比较复杂的时期，处世、为文都需要权衡，说真话、表真情，都需要谨慎为之。傅玄虽然曾经因为言语冲突两遭免官，但究其主要原因，并非是由于出言不慎，而是因为他后期极度居功自傲、有恃无恐。实际上，傅玄一向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他的文章内心情感流露较少，这与他乘时权变、老练成熟以及权衡利弊的处世态度原本是密切相关的。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认为，晋人的著作，有以繁缛擅长者，如葛洪《抱朴子外篇》；有质实近于魏人者，如傅玄《傅子》及袁准《正论》。《傅子》各篇语言风格以质朴为主，这大约正是刘先生所谓“质实近于魏人”。实际上，傅玄的散文兼有质朴与繁复的风格，质朴主要指语言，繁复主要指比较注重句式安排。傅玄散文语言质朴如汉魏，而其繁复又开西晋太康繁缛之新风。《傅子》骋辞雄辩的文风以及注重句式安排、运用铺陈排比等手法营造文章语势的特点，隐隐透出对繁缛形式的追求，可谓太康文风之先兆。单从这一点来看，傅玄文风在魏、晋文风之间，正是一个渐变的过渡。
参考文献：
[1] 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2]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 魏明安、赵以武：《傅玄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 刘大杰：《魏晋思想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5] 魏明安、任菊俊：《“清远有礼”是傅玄树立的德目》，《兰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6] 殷孟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7]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
[8] 郭预衡主编：《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9] 陈柱：《中国散文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
[10]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
[11]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马黎丽，女，1972—，湖北兴山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工作单位：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关键词：傅玄 散文 语势 繁缛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晋书》傅玄本传记载，傅玄有文集百余卷传世，但傅玄文集散佚较多，后世《隋书·经籍志》仅著录十五卷，新、旧唐书各著录五十卷，至《宋史·艺文志》仅著录一卷，且各家著录情况除篇卷分合不同外，佚失者当已居多。傅玄作品大多散见前代诗文总集或类书中，后由明清两代学者搜集成集。历代研究者一般都立足于傅玄散文的学术价值进行研究，对于其文学性较少论述。其实，从文学角度研究傅玄散文，亦具有相当的价值。
《文心雕龙·才略》给予傅玄“篇章”较高的评价，言其多鉴诫之语，称赞傅玄为桢干之实才。这里所说的篇章即笔奏，即指上表、奏疏之类的文章。傅玄的奏疏，具有相当的思想价值，他对社会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上书议论政事，能切中时弊，直言不讳，正气凛然，并提出合理的举措。
傅玄的《掌谏职上疏》和《上疏陈要务》是两篇很有名的奏疏，《晋书》傅玄本传记载了这两篇奏疏，《傅玄评传》的作者认为，这是傅玄兼掌谏职期间前后奏事的内容，是了解傅玄一生思想的重要作品。这两篇奏折，集中体现了傅玄的社会理想、为政措施以及从政能力。在《掌谏职上疏》中，傅玄把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清明政治归结为“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指出当时的社会问题和弊政乃在于虚无放诞的言论充盈朝野，天下人不重清议，导致秦朝灭亡的弊病已经在当时的社会复发。刘大杰在《魏晋思想论》中称赞傅玄的这种意见是相当正确的，看到了当时社会的病根。针对从曹氏统治集团以来所形成的社会问题和弊端，傅玄提出了解决问题、革除弊端的措施：推荐清明守礼的人做朝臣，以敦促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罢免那些虚伪粗鄙的人，以表示对不恪守礼法的人进行惩戒。傅玄提出的“举清远有礼之臣”，不仅有利于朝廷实施教化，形成清议的风气，也有助于改变曹魏以来朝野盛行的虚无放诞之风，有助于巩固仁义道德之礼法。此疏上奏之后，晋武帝立即下诏曰：“举清远有礼之臣。”并命傅玄草拟诏书推荐人才，可见傅玄的主张恳切中理，切实可行。
受到晋武帝的褒奖后，傅玄紧接着又进呈了《上疏陈要务》，他摩天子之逆鳞，直言不讳，指陈时弊，言辞激烈，批评当时朝政未能避免汉魏的过失，闲散官职太多，学校未能设立，务农的人太少，经商的人太多。据《晋书·帝纪第三》记载，此疏上奏之后，因言辞激烈，恐触犯龙颜，有关部门请求拿傅玄问罪，但是晋武帝非但没有责罚傅玄，反而擢升其为侍中，并且下诏语褒奖傅玄，称赞他是忠臣直士，并表示自己愿虚心听取意见，号召四海之内的有识之士都来为朝廷进言。据《傅玄本传》知，晋武帝即位之初，确实广纳直言，开不讳之路，在晋武帝励精图治初衷的鼓励下，傅玄实欲有所作为。入晋以前，他曾经在东观修史十年，积累的历史知识对于其贯通古今寻找治理国家的良方是大有裨益的。司马氏集团取得统治权以后，他在司马昭军府任职，体验过西进南征的军旅生活，后又历任地方官，在温县令任上有出色的政绩，这些经历使得傅玄有机会深入接触社会，培养洞察能力以及政治头脑。所以傅玄的奏议类文章从来都是言之有物、有的放矢，针对性和实用性很强。《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傅鹑觚集》所言的“休奕时务便宜诸疏， 切中理”，可谓中肯的评价。
傅玄对时弊的认识和解决，是十分深刻和准确的。他敏锐地认识到晋代政府机构的臃肿和低效，认识到西晋社会虚浮不务实的风气，认识到西晋不重儒学教育、不重视农业生产等弊端，他开出的治世良方是改革机构、整顿吏治，使得官无闲职，尊儒尚学，贵农贱商，切实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再如《傅子》中提倡息欲明制，提倡节用简朴。傅玄说，如果皇帝不节制自己的物欲，那么官员们也会放纵自己的欲望，奢侈淫靡的风气会给老百姓的生活造成极大危害。可见，在清谈盛行、奢靡相尚的社会风气中，他始终保持着相对清醒的头脑。西晋奢侈之风盛行，晋武帝公然支持舅父王恺与石崇斗富，可谓穷奢极欲。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倡节俭，其对立面不仅仅是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而是整个社会，是大多数朝廷官员聚敛钱财、疯狂逐利，以及皇帝本人的默许纵容乃至骄奢淫逸。由此可见傅玄的胆识、勇气以及社会责任感。傅玄被刘勰誉为“桢干之实才”，即是因为他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凛然的正气，具有对社会问题的认识能力和治理能力。
傅玄的文章，有善于辩难的特点，论据充分，条理井然，逻辑严密，注重营造文章的语势，读来有透彻淋漓之感。傅玄所处的时代，玄风渐炽，清谈方盛，但是他并没有参与到清谈的行列当中去，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玄风与清谈就与傅玄绝缘。其实，他的文章所表现出来的辩难特点，和当时的玄风、清谈是有一定关联的。我们知道，傅玄曾极力反对清谈。清谈者在傅玄看来，是一些“利口覆邦国之人”。但傅玄并不是简单地、一概地反对清谈，他反对当时何晏等人“好辩而无诚”的清谈，对于名理派谨严地校练名理是不反对的。傅玄的从兄傅嘏，在魏晋清谈史上是一位重要人物。刘大杰将何晏等划为清谈玄论派的代表，将傅嘏归入名理派的代表，他认为名理派虽也有老庄的思想，但他们谈论的内容较为切近实际。在处事行政方面，他们的行为并不浪漫，生活谨严，办事极有规律。可见，傅嘏虽然是个清谈家，但却是属于务实一派，与所谓的玄论家是不同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也说，魏末西晋时代是清谈的前期，这个时期的清谈，是士大夫藉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的东西。也就是说，这种清谈和汉末的清议颇为相似，都是与现实政治相关，对社会有着积极的和实用的价值。所以，傅玄对从兄傅嘏的清谈是持肯定态度的。而无论是名理派还是玄论派，只要是清谈，必然离不开辩论的风气。汉末儒学衰微，经学作风被扫荡，儒学独尊的时代结束了，人们的思想开始回归自由，刘大杰认为，在这种空气里，学术界产生了怀疑的精神和辩论的风气。当时的清谈集会，正是讨论学术最好的机会，整个社会充满了这样的辩论风气，如傅嘏与荀粲校练名理，正是魏晋清谈史上一件重要的事情。浸淫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中，尤其是对名理派的清谈持着肯定的态度，傅玄就不可能不受到一些感染和影响了。这种影响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辩难之风的形成。《晋书·傅玄传》（附傅祗传）记载：傅祗著有驳论文章十余万言。傅祗文章惜乎不存，但我们仍可由此推知，当时的确存在以辩驳为特色的著文风气。郭预衡《中国散文史》认为，“精名理，善论难”是两晋文章的共同特点，陈柱《中国散文史》专门有“论难派之散文”一节。以上论述说明魏晋时期纵横论辩文风盛行文坛。傅玄不参与名理之辩，但浸淫在论辩的时代风气里，不免形成善于辩难的创作特点。 受时风熏染，傅玄为文富于条理逻辑、长于雄辩。如其奏议多以“臣闻”开头，以述前代圣明之治，引起君王的憧憬心理；然后从近世之弊谈起，引起君王的警醒之心；再陈述当今的弊端，激励君王有所作为；最后献计献策，帮助君王解决问题。这令人联想到孟子见梁惠王，委婉有度，却步步紧逼，令君王无所遁逃，最后不得不采纳谏议。如晋武帝曾下诏褒扬傅玄上奏的事情都是国家的根本，是当今最重要紧急的事务。所以傅玄的上奏基本都被晋武帝采纳，这与其奏疏的论据充分、富于条理和逻辑、有辩难之风是分不开的。
为了配合这种文风，傅玄很注重营造语势。如《平赋役》句式整饬，显出着力安排的痕迹。全篇倡导减免赋役，说理透彻，虽平实却有纵横之势，不容辩驳，读来有一种淋漓的快意。傅玄还善于取譬设喻，由远及近，阐发幽微之理。他做过这样的比方，用天以春生比方君王的仁令，用天以秋杀比方君王的威令，其比喻贴切生动，通俗易懂，言简意赅而又生动地阐明了礼法并重的依据和重要性。再如《掌谏职上疏》以及《上疏陈要务》均注重遣词造句，常常用平实的语言组成一气呵成的句群，令人读来有淋漓之感，其间蕴含着极强的语势。而这种语势极强的行文风格，无疑强化了文章的雄辩之风。傅玄的奏议所存不多，一般都是以追述圣王和先帝的圣明统治入手，然后大胆指陈时弊，最后提出解决措施。傅玄在晋代功高位尊，颇受优容，其为人处事有恃无恐。本传载：“傅玄入晋后恃宠而骄，始与皇甫陶于大殿上争言喧哗遭贬官，后来又于羊皇后丧仪上争言骂座，再遭贬官，抱恨而终。”究其畅言无畏、雄辩骋辞文风形成的原因，大约与其处境的优越是分不开的。
傅玄的经历、处境对其文风的形成也有重要作用。傅玄历经了建安、正始时期，其间儒学衰微已成必然趋势，所以傅玄的思想虽然以儒家思想为主，但是也表现出心慕纵横、乘时权变的倾向。如傅玄在曹魏时期投靠司马氏政权，表现出乘时权变的倾向。唐长孺曾说过，傅氏一门本是司马氏的羽党。入晋以后，傅玄制礼作乐，功高位尊，不免有自矜的情绪。上文提到，傅玄的奏议多以“臣闻”开头，细读傅玄的奏议，“臣闻”二字充满自信；上文还提到，他对于君王的循循善诱、步步紧逼的文风，实际上都来自于这种自信。只有处境优越、身被恩宠的臣下，才会有这种自信自矜的情绪。傅玄的奏议、铭、箴，都透露出这样的情绪，行文总是一派办理公务的架势，严肃认真，如《太子少傅箴》、《吏部尚书箴》等，此二篇箴言均以训诫的口吻写成，风格雅正矜持。
傅玄在著文的时候，很少流露自己内心的情感，这和当时其他文人有所不同。比如其子傅咸常在文章里抒发一些真情实感，令读者有较多的感触和联想的空间，傅玄则显得十分谨慎和冷静，这与傅玄的处世观有很大关系。在当时政治斗争比较复杂的时期，处世、为文都需要权衡，说真话、表真情，都需要谨慎为之。傅玄虽然曾经因为言语冲突两遭免官，但究其主要原因，并非是由于出言不慎，而是因为他后期极度居功自傲、有恃无恐。实际上，傅玄一向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他的文章内心情感流露较少，这与他乘时权变、老练成熟以及权衡利弊的处世态度原本是密切相关的。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认为，晋人的著作，有以繁缛擅长者，如葛洪《抱朴子外篇》；有质实近于魏人者，如傅玄《傅子》及袁准《正论》。《傅子》各篇语言风格以质朴为主，这大约正是刘先生所谓“质实近于魏人”。实际上，傅玄的散文兼有质朴与繁复的风格，质朴主要指语言，繁复主要指比较注重句式安排。傅玄散文语言质朴如汉魏，而其繁复又开西晋太康繁缛之新风。《傅子》骋辞雄辩的文风以及注重句式安排、运用铺陈排比等手法营造文章语势的特点，隐隐透出对繁缛形式的追求，可谓太康文风之先兆。单从这一点来看，傅玄文风在魏、晋文风之间，正是一个渐变的过渡。
参考文献：
[1] 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2]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 魏明安、赵以武：《傅玄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 刘大杰：《魏晋思想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5] 魏明安、任菊俊：《“清远有礼”是傅玄树立的德目》，《兰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6] 殷孟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7]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
[8] 郭预衡主编：《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9] 陈柱：《中国散文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
[10]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
[11]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马黎丽，女，1972—，湖北兴山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工作单位：兴义民族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