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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的睦邻之帮——福音村
赵先生爱羊，养羊是他退休后的主要生活，以至于现在他一见人就介绍自己是“羊倌”和羊的人类朋友。起初，我对此还有点小小的纳闷，他的口音不是陕西当地人的口音，而更像其山东老家的口音。随着我对他口音的熟悉，我才明白他的名字“杨山”这两个汉语词，也是“山羊”这两个字的同音字。
六十七年来，赵先生几乎没有离开过福音村。也没有这个必要，他家的门前演绎着一个又一个现代中国动荡和唯利是图的画面。他大腹便便，头戴一顶下苦人用来遮阳、飞碟似的帽子。老头特高兴像博物馆馆长那样给人们讲对他来说意义非凡的三处地方。这里是教堂，小时候他就和传教士小白娃在这里玩。那儿是学校，他就是在那儿学的“真经”。虽然毛主席一头倒向了苏联，但他依旧觉得洋鬼子蒙蔽人的天性比任何人都强。最后，就是这后巷，他和自己的老伴就是在这里和他们喜爱的动物消磨夏天时光的。
福音村不是桃花源，这里也曾历经磨难。当清王朝在十九世纪后期摇摇欲坠时，中国北方的农村人觉得自己与北京的天子更疏远了。当时实际上的掌权者慈禧太后是一个谜，要是说人们还知道她的话，就只知道她是紫禁城走廊里一位蛇蝎似的女人，无情地镇压异己，顽固地拒绝政治改革。当她在享受山珍美味，倒掉吃不完的美食时，整个国家却在忍饥挨饿。当她在金碧辉煌的迷宫里收敛钱财和金银珠宝时，所有民间的财富不是被劫匪掠夺，就是被贪婪的地主霸占。
一位外国传教士描写过陕西当时各种地方势力的混乱局面：
该省（陕西省）被当地人称之为是“四大灾”的受害者。第一是“太平天国”，接着是1874年的回民起义，使该省受重创，在这次事件中，几乎所有参与起义的回民都被处死，据估计让该省的人口丧失过半。随之而来的是“天之怨”，即1877-1878年的饥荒。最后是狼害，狼饿得不行了就跑下山来。这些灾难导致政府鼓励人们移民。
——引自海思波 著《中华帝国》
许多传教士将西北的境遇看作是《圣经·旧约》中的危机。对穆斯林的苦难给予的是一种与政治无关的态度。作家认为穆斯林的武装起义不是针对没有悲悯之心、失控的政府，而是一场像下山的狼一样，血腥、没有理智的暴乱。
由于美国《基督教先驱论坛报》的呼吁，国外的善款，大约有12万美元在19世纪末最终交到了陕西，捐款者吹嘘说“美国人民的慷慨可能会为遥远的中国省份成天上万忍饥挨饿的人带来巨大的安慰”。对于陕西的当地人来说，关中的黄土依旧血迹斑斑，人们说什么也不愿回到要命的田野去，为了不让土地荒芜或成为藏污纳垢的场所，最后的办法就是从外省移民。
赵先生的祖上就是这样来到这里的不毛之地的。正如其口音所显示的那样，福音村的人都是外来户。几十户人家肩挑家当，用独轮车推着老人，跋涉了大半个中国来到了这里。这些难民也是饥荒的受害者，不过，他们在山东老家的遭遇比陕西有过之而无不及。
山东像一个凸向朝鲜半岛的大鼻子，如今以其风筝、恐龙化石和最新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而蜚声海内外。年轻一代的西安人依旧为能在夏日“去东边”，在诸如青岛和日照这样的地方第一次感受大海而自豪。但在19世纪90年代，这些地方的人口过剩给当地的自然资源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除此之外，外国列强也寻找战略港口和商机。1897年，青岛被德国租赁；1898年，威海被英国租赁。而德国人对铁路的掌控实际上榨干了这个省的血汗。
如果说福音村是这些移民的“乐土”未免有些俗套，移民们心中有此印象也是痛苦的。这里无人居住的廉价土地给了他们重整旗鼓的希望。《圣经·出埃及记》中福音传教士让人们皈依基督教的一切都来到了东方，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这个村子里一直有国外的传教士。勾起人们记忆的是那座宽敞的木结构教堂，最多可以容纳600人。要是在美国的中西部，或是在瑞典的森林地带，遇到这样一个到处是尖桩栅栏的小镇，人也许觉得不显眼。但在中国的乡下，那就有些耀眼了。
等我们去参观的时候，赵先生已经知道有一批人，包括至少有一位外国人要到村里来。一位结实、干练的妇人高兴地在地上手舞足蹈，从一在路上看见她我就笑了，她就像只要抖掉身上灰尘的鸟。她也想通过众所周知的方式和我们沟通。“友谊在人生中很重要，福音村的人永远不会忘记以前的恩惠”。她指着告示牌上的一排照片，这些人大都是来访的白人，给人感觉那些年长的是她上个世纪的同学，或至少是传教士的亲戚。“当然继续慷慨，我们也高兴”，她指的是最近海外捐赠的一批崭新的《圣经》。
跟着赵先生，我仔细看了看前面黑板两边用粉笔写的现代赞美诗；然后，我小心翼翼地走过风琴来到祭坛前的台子上。女人还有一个秘密要讲，她随着我走上台，又一次在台上手舞足蹈，台子在嘎子嘎子响，“你知道了吧，台子底下是空的，是用来存水的。”“是的，我知道。”我笑着说：“你是浸礼会教友。牧师用水浸你，你对上帝祷告，然后就给你一个名号。”
老伴四处活动时，赵先生在大厅的风扇下乘凉，他摘下帽子，反过来放在教堂的长椅上。“这个地方也许是英国人设计的，但是中国人盖的。”他说着用手指着屋顶的木板，“毫无疑问，这是全陕西最结实的建筑。具体日期我不知道，大约在1898年左右。”教堂的结构设计当然是欧式的，负责修建的是一位叫敦崇礼（英文原名Moir Duncan莫尔·邓肯）的苏格兰人和一位名叫邵涤源（英文原名Arthur Gostick Shorrock亚瑟·格斯特克·肖诺克）的兰开斯特人。肖诺克在西安附近待了大约三十五年，曾带头发起反对在该省种植鸦片的运动。
邵涤源发起的反鸦片活动使他与中国的基督教领袖们结为同盟，也使他与当地官员结下了仇。特别是陕西当时的军事首领，威武将军陆建章就很反感他。陆的烟瘾很大，有人估计他每天要抽近50克，有幕僚曾送给他1000多斤鸦片。教会招募以前吸鸦片的人参加，其中包括一位每天像别人喝茶一样要吸鸦片的周姓男子。迫于外国人和其同盟的压力，陕西的鸦片贸易渐渐逐出了中心，陕西的鸦片种植从53万亩在1909年降到了37万多亩。 邵涤源在20世纪20年代离开陕西，回到了他在英格兰的教区。1926年，他的妻子死于伤寒，因为他们夫妻经历了八个月的西安围城。很庆幸他没有看到福音村被毁，一群变节的国民军穿过乡下时，把福音村除了教堂夷为了平地。所有的外国人都走了，把使命交给了一位姓孙的牧师。
赵先生和他的老伴不记得肖诺克和他那个时代的人了，但却能如数家珍地说出那些英国老师和传教士的中国名字。姓杨的可能取自英文中的“杨”Young，姓张的可能取自英文中的“约翰逊”或“琼斯”（汉语张字的发音Zhang和英文中“约翰逊”Johnson和 “琼斯”Jones接近——译者注）。他们显然对原来的学校很有感情，再加上我们几个人里有一位姓何的老师，曾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在此长期服务过，这就显得更不同凡响了，这里上了年纪的人都叫她“何老师”，似乎没有必要多介绍。
和教堂一样，村里的学校也是欧洲和亚洲的混合结构，学校院子里匍匐在黄土地上的杂交茶玫瑰很有可能就是从英国的一所豪宅里拔来的。其他的一些植物也使我怀疑传教士一直在偷偷地把种子夹在行李中带到中国来。赵先生再三让我们都尝一尝主楼后面那三棵无花果树的果子。中国人很形象地把这种树叫“无花果树”，是因为只有这种树在结果前不开花。拨开的无花果滴着乳白色的果汁。赵先生把一颗放在掌心里让我们看它的颜色。“你看奇怪不？通常这皮是深紫色的，但在成熟了以后，它却一直是绿的。”我插话说这显然是来自国外，也许是有宗教意义。有两则寓言提到过无花果。“在英国，有几个民间故事是讲无花果的，”我接着说：“要想让它长地好，就要限制根的生长。一种办法是种的时候把它装在一个旧皮包里。”我忍住没有说第二个秘诀，因为这要把一头死驴埋进树坑，无花果就在驴的体内扎根。我害怕会让人说“为什么要浪费上等的好肉”。
我从随行的大伙身边走开，来到了偏僻的教室，教室是平房，里面空无一人。这些教室肯定比其他的建筑晚，第一间教室的窗玻璃都脏乎乎的，课桌上还摆放着翻开的练习簿，练习簿上有的是没验算的公式，有的是没写完的作文。除了墙上的2011—2012年的课表，人有理由相信教室是在紧急状况下腾空的。
在应当挂着闹钟的地方，悬挂着一幅毛主席像，像天安门广场上的那张一样，毫无表情的盯着下面。这时，何老师八岁的小孙子无声无息地遛了进来，且很有兴致地做起了离他最近的一张课桌上的算术题。我在他面前蹲下来问他觉得这个教室咋样。他的眼睛一动不动，但随之向上一翻，似乎在说“就是个教室，还能有什么？”
离开学校到赵先生家去吃午饭时，我才反应过来为什么福音村让人觉得有点怪兮兮的，除了何老师的孙子，整个上午我所见到的孩子就只有操场上耀眼的宣传画里的一个男孩和女孩，这两个孩子带着少先队的红领巾，满怀信心的注视着社会主义阶段的光明前景。沿着小巷往下走时，赵先生与何老师感叹说，现在很难把年轻人留在乡下了，学校也在缩小，现在八岁以上的小学生都被用车接到三原县城去读书了。
午饭精心演绎着三位老人长久以来的纽带，赵夫人与何老师的女儿施女士自告奋勇当起了大厨，而赵先生则即兴带我们参观他家的院子。如我所料，那两头山羊神气地亮相了，羊肚下的奶子涨得像粉红的西瓜。虽然被栓在地上，但两只羊仰着头，打转转，眼睛不放过任何人。羊蹄的响声惊动了旁边鸭舍的鸭子。赵先生从鸭舍掏出几只鸭蛋，准备和自家种的西红柿、大葱、茄子和土豆一起享用。
在客厅里，何老师坐在我对面的低板凳上，给我讲起了她与福音村的故事。她和现已故去的丈夫祖籍是甘肃省的兰州，在北京大学当老师。起初，两口子在毛泽东的“新中国”活得挺滋润，年轻人的爱情和新时代的乐观的确让人兴奋。但不久，她就发现自己成了被指控的靶子，被指认为是反革命。一开始主要是针对她的打扮。现在已年过耄耋的她依然丰韵犹在。与那些爱穿棉袄和毛料衣服的老奶奶相比，她身着两件套的丝绸外衣，笔挺地坐在我的面前。她脖子上的珍珠项链明显很有品位，她的眼镜像是遮阳镜，镶着人造钻石。
“你知道不，他们说我不是彻底的共产主义者，是资产阶级，是一个坏姐姐，党相信要是我在学生跟前露面，学生就会被误入歧途。”对她的惩罚是发配，让她远离首都的资产阶级染缸，去接受“再教育”。刚开始她在三原教书，但后来觉得与福音村的农民一起生活，可以让她更加清楚的认识自己的错误。
“这儿的人对我很好，虽然不是人人如此，世事就是这样。不久人们的暴徒心态就被煽动了起来。”她稍微低了一下头，接着说道：“我想，就是一个外国人，你也能意识到那个年月人们的举动，有几次我被戴着高帽游街，村里的人被人鼓动着骂我，用石头或任何能拿到手的东西打我。你知道我是怎样活过来的吗？”说到这里，何老师停了停，把一个小甜瓜切开，接下来每讲一句话，就往嘴里塞一小片甜瓜，“我以前的学生，他们凑在一起保护我，要是没有他们，唉………”
在接下来的沉默中，我本来想问她把赵先生算不算在她“以前的学生”中，要是我真的问了，那就会很傻。我的目光落到了椅子左边扶手一本杂志的封面上，打头的文章题目是“毛泽东的秘密”，这位伟大的舵手面带同样的微笑——毫无表情的——他一直是这样，和在村里的教室里一模一样。何老师打破了沉默，又给了我一块甜瓜，并问饭好了没有。
正在这时，赵女士走过来，到何老师旁边的冰箱取加工好的一块肉，听到我们的话题后，她说自己一家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当时她父亲有两大污点，一是地主，二是与传教活动有关。在监狱里的下场很惨。他们和福音村里的其他人家一样，都有亲戚被迫逃离大陆，很多人去了香港。1949年，在新的共产党政府开始驱逐外国传教士时，其他的一些人去了台湾。“当然了，”赵女士说，“这里也有一些爱国的人，你知道胡宗南将军吗？他是个了不起的军事领袖。他的一个堂兄就住在路上面那一块儿。”
何老师接着讲她的事，“我前面没有说我丈夫也被‘发配’到了陕西，他在西安工作。所以我们俩经常见面。你能想象吗，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女人，对自己的丈夫吐露心声，告诉他人们怎样迫害她，自己绝望得想自杀吗？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熬了过来。”
赵先生爱羊，养羊是他退休后的主要生活，以至于现在他一见人就介绍自己是“羊倌”和羊的人类朋友。起初，我对此还有点小小的纳闷，他的口音不是陕西当地人的口音，而更像其山东老家的口音。随着我对他口音的熟悉，我才明白他的名字“杨山”这两个汉语词，也是“山羊”这两个字的同音字。
六十七年来，赵先生几乎没有离开过福音村。也没有这个必要，他家的门前演绎着一个又一个现代中国动荡和唯利是图的画面。他大腹便便，头戴一顶下苦人用来遮阳、飞碟似的帽子。老头特高兴像博物馆馆长那样给人们讲对他来说意义非凡的三处地方。这里是教堂，小时候他就和传教士小白娃在这里玩。那儿是学校，他就是在那儿学的“真经”。虽然毛主席一头倒向了苏联，但他依旧觉得洋鬼子蒙蔽人的天性比任何人都强。最后，就是这后巷，他和自己的老伴就是在这里和他们喜爱的动物消磨夏天时光的。
福音村不是桃花源，这里也曾历经磨难。当清王朝在十九世纪后期摇摇欲坠时，中国北方的农村人觉得自己与北京的天子更疏远了。当时实际上的掌权者慈禧太后是一个谜，要是说人们还知道她的话，就只知道她是紫禁城走廊里一位蛇蝎似的女人，无情地镇压异己，顽固地拒绝政治改革。当她在享受山珍美味，倒掉吃不完的美食时，整个国家却在忍饥挨饿。当她在金碧辉煌的迷宫里收敛钱财和金银珠宝时，所有民间的财富不是被劫匪掠夺，就是被贪婪的地主霸占。
一位外国传教士描写过陕西当时各种地方势力的混乱局面：
该省（陕西省）被当地人称之为是“四大灾”的受害者。第一是“太平天国”，接着是1874年的回民起义，使该省受重创，在这次事件中，几乎所有参与起义的回民都被处死，据估计让该省的人口丧失过半。随之而来的是“天之怨”，即1877-1878年的饥荒。最后是狼害，狼饿得不行了就跑下山来。这些灾难导致政府鼓励人们移民。
——引自海思波 著《中华帝国》
许多传教士将西北的境遇看作是《圣经·旧约》中的危机。对穆斯林的苦难给予的是一种与政治无关的态度。作家认为穆斯林的武装起义不是针对没有悲悯之心、失控的政府，而是一场像下山的狼一样，血腥、没有理智的暴乱。
由于美国《基督教先驱论坛报》的呼吁，国外的善款，大约有12万美元在19世纪末最终交到了陕西，捐款者吹嘘说“美国人民的慷慨可能会为遥远的中国省份成天上万忍饥挨饿的人带来巨大的安慰”。对于陕西的当地人来说，关中的黄土依旧血迹斑斑，人们说什么也不愿回到要命的田野去，为了不让土地荒芜或成为藏污纳垢的场所，最后的办法就是从外省移民。
赵先生的祖上就是这样来到这里的不毛之地的。正如其口音所显示的那样，福音村的人都是外来户。几十户人家肩挑家当，用独轮车推着老人，跋涉了大半个中国来到了这里。这些难民也是饥荒的受害者，不过，他们在山东老家的遭遇比陕西有过之而无不及。
山东像一个凸向朝鲜半岛的大鼻子，如今以其风筝、恐龙化石和最新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而蜚声海内外。年轻一代的西安人依旧为能在夏日“去东边”，在诸如青岛和日照这样的地方第一次感受大海而自豪。但在19世纪90年代，这些地方的人口过剩给当地的自然资源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除此之外，外国列强也寻找战略港口和商机。1897年，青岛被德国租赁；1898年，威海被英国租赁。而德国人对铁路的掌控实际上榨干了这个省的血汗。
如果说福音村是这些移民的“乐土”未免有些俗套，移民们心中有此印象也是痛苦的。这里无人居住的廉价土地给了他们重整旗鼓的希望。《圣经·出埃及记》中福音传教士让人们皈依基督教的一切都来到了东方，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这个村子里一直有国外的传教士。勾起人们记忆的是那座宽敞的木结构教堂，最多可以容纳600人。要是在美国的中西部，或是在瑞典的森林地带，遇到这样一个到处是尖桩栅栏的小镇，人也许觉得不显眼。但在中国的乡下，那就有些耀眼了。
等我们去参观的时候，赵先生已经知道有一批人，包括至少有一位外国人要到村里来。一位结实、干练的妇人高兴地在地上手舞足蹈，从一在路上看见她我就笑了，她就像只要抖掉身上灰尘的鸟。她也想通过众所周知的方式和我们沟通。“友谊在人生中很重要，福音村的人永远不会忘记以前的恩惠”。她指着告示牌上的一排照片，这些人大都是来访的白人，给人感觉那些年长的是她上个世纪的同学，或至少是传教士的亲戚。“当然继续慷慨，我们也高兴”，她指的是最近海外捐赠的一批崭新的《圣经》。
跟着赵先生，我仔细看了看前面黑板两边用粉笔写的现代赞美诗；然后，我小心翼翼地走过风琴来到祭坛前的台子上。女人还有一个秘密要讲，她随着我走上台，又一次在台上手舞足蹈，台子在嘎子嘎子响，“你知道了吧，台子底下是空的，是用来存水的。”“是的，我知道。”我笑着说：“你是浸礼会教友。牧师用水浸你，你对上帝祷告，然后就给你一个名号。”
老伴四处活动时，赵先生在大厅的风扇下乘凉，他摘下帽子，反过来放在教堂的长椅上。“这个地方也许是英国人设计的，但是中国人盖的。”他说着用手指着屋顶的木板，“毫无疑问，这是全陕西最结实的建筑。具体日期我不知道，大约在1898年左右。”教堂的结构设计当然是欧式的，负责修建的是一位叫敦崇礼（英文原名Moir Duncan莫尔·邓肯）的苏格兰人和一位名叫邵涤源（英文原名Arthur Gostick Shorrock亚瑟·格斯特克·肖诺克）的兰开斯特人。肖诺克在西安附近待了大约三十五年，曾带头发起反对在该省种植鸦片的运动。
邵涤源发起的反鸦片活动使他与中国的基督教领袖们结为同盟，也使他与当地官员结下了仇。特别是陕西当时的军事首领，威武将军陆建章就很反感他。陆的烟瘾很大，有人估计他每天要抽近50克，有幕僚曾送给他1000多斤鸦片。教会招募以前吸鸦片的人参加，其中包括一位每天像别人喝茶一样要吸鸦片的周姓男子。迫于外国人和其同盟的压力，陕西的鸦片贸易渐渐逐出了中心，陕西的鸦片种植从53万亩在1909年降到了37万多亩。 邵涤源在20世纪20年代离开陕西，回到了他在英格兰的教区。1926年，他的妻子死于伤寒，因为他们夫妻经历了八个月的西安围城。很庆幸他没有看到福音村被毁，一群变节的国民军穿过乡下时，把福音村除了教堂夷为了平地。所有的外国人都走了，把使命交给了一位姓孙的牧师。
赵先生和他的老伴不记得肖诺克和他那个时代的人了，但却能如数家珍地说出那些英国老师和传教士的中国名字。姓杨的可能取自英文中的“杨”Young，姓张的可能取自英文中的“约翰逊”或“琼斯”（汉语张字的发音Zhang和英文中“约翰逊”Johnson和 “琼斯”Jones接近——译者注）。他们显然对原来的学校很有感情，再加上我们几个人里有一位姓何的老师，曾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在此长期服务过，这就显得更不同凡响了，这里上了年纪的人都叫她“何老师”，似乎没有必要多介绍。
和教堂一样，村里的学校也是欧洲和亚洲的混合结构，学校院子里匍匐在黄土地上的杂交茶玫瑰很有可能就是从英国的一所豪宅里拔来的。其他的一些植物也使我怀疑传教士一直在偷偷地把种子夹在行李中带到中国来。赵先生再三让我们都尝一尝主楼后面那三棵无花果树的果子。中国人很形象地把这种树叫“无花果树”，是因为只有这种树在结果前不开花。拨开的无花果滴着乳白色的果汁。赵先生把一颗放在掌心里让我们看它的颜色。“你看奇怪不？通常这皮是深紫色的，但在成熟了以后，它却一直是绿的。”我插话说这显然是来自国外，也许是有宗教意义。有两则寓言提到过无花果。“在英国，有几个民间故事是讲无花果的，”我接着说：“要想让它长地好，就要限制根的生长。一种办法是种的时候把它装在一个旧皮包里。”我忍住没有说第二个秘诀，因为这要把一头死驴埋进树坑，无花果就在驴的体内扎根。我害怕会让人说“为什么要浪费上等的好肉”。
我从随行的大伙身边走开，来到了偏僻的教室，教室是平房，里面空无一人。这些教室肯定比其他的建筑晚，第一间教室的窗玻璃都脏乎乎的，课桌上还摆放着翻开的练习簿，练习簿上有的是没验算的公式，有的是没写完的作文。除了墙上的2011—2012年的课表，人有理由相信教室是在紧急状况下腾空的。
在应当挂着闹钟的地方，悬挂着一幅毛主席像，像天安门广场上的那张一样，毫无表情的盯着下面。这时，何老师八岁的小孙子无声无息地遛了进来，且很有兴致地做起了离他最近的一张课桌上的算术题。我在他面前蹲下来问他觉得这个教室咋样。他的眼睛一动不动，但随之向上一翻，似乎在说“就是个教室，还能有什么？”
离开学校到赵先生家去吃午饭时，我才反应过来为什么福音村让人觉得有点怪兮兮的，除了何老师的孙子，整个上午我所见到的孩子就只有操场上耀眼的宣传画里的一个男孩和女孩，这两个孩子带着少先队的红领巾，满怀信心的注视着社会主义阶段的光明前景。沿着小巷往下走时，赵先生与何老师感叹说，现在很难把年轻人留在乡下了，学校也在缩小，现在八岁以上的小学生都被用车接到三原县城去读书了。
午饭精心演绎着三位老人长久以来的纽带，赵夫人与何老师的女儿施女士自告奋勇当起了大厨，而赵先生则即兴带我们参观他家的院子。如我所料，那两头山羊神气地亮相了，羊肚下的奶子涨得像粉红的西瓜。虽然被栓在地上，但两只羊仰着头，打转转，眼睛不放过任何人。羊蹄的响声惊动了旁边鸭舍的鸭子。赵先生从鸭舍掏出几只鸭蛋，准备和自家种的西红柿、大葱、茄子和土豆一起享用。
在客厅里，何老师坐在我对面的低板凳上，给我讲起了她与福音村的故事。她和现已故去的丈夫祖籍是甘肃省的兰州，在北京大学当老师。起初，两口子在毛泽东的“新中国”活得挺滋润，年轻人的爱情和新时代的乐观的确让人兴奋。但不久，她就发现自己成了被指控的靶子，被指认为是反革命。一开始主要是针对她的打扮。现在已年过耄耋的她依然丰韵犹在。与那些爱穿棉袄和毛料衣服的老奶奶相比，她身着两件套的丝绸外衣，笔挺地坐在我的面前。她脖子上的珍珠项链明显很有品位，她的眼镜像是遮阳镜，镶着人造钻石。
“你知道不，他们说我不是彻底的共产主义者，是资产阶级，是一个坏姐姐，党相信要是我在学生跟前露面，学生就会被误入歧途。”对她的惩罚是发配，让她远离首都的资产阶级染缸，去接受“再教育”。刚开始她在三原教书，但后来觉得与福音村的农民一起生活，可以让她更加清楚的认识自己的错误。
“这儿的人对我很好，虽然不是人人如此，世事就是这样。不久人们的暴徒心态就被煽动了起来。”她稍微低了一下头，接着说道：“我想，就是一个外国人，你也能意识到那个年月人们的举动，有几次我被戴着高帽游街，村里的人被人鼓动着骂我，用石头或任何能拿到手的东西打我。你知道我是怎样活过来的吗？”说到这里，何老师停了停，把一个小甜瓜切开，接下来每讲一句话，就往嘴里塞一小片甜瓜，“我以前的学生，他们凑在一起保护我，要是没有他们，唉………”
在接下来的沉默中，我本来想问她把赵先生算不算在她“以前的学生”中，要是我真的问了，那就会很傻。我的目光落到了椅子左边扶手一本杂志的封面上，打头的文章题目是“毛泽东的秘密”，这位伟大的舵手面带同样的微笑——毫无表情的——他一直是这样，和在村里的教室里一模一样。何老师打破了沉默，又给了我一块甜瓜，并问饭好了没有。
正在这时，赵女士走过来，到何老师旁边的冰箱取加工好的一块肉，听到我们的话题后，她说自己一家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当时她父亲有两大污点，一是地主，二是与传教活动有关。在监狱里的下场很惨。他们和福音村里的其他人家一样，都有亲戚被迫逃离大陆，很多人去了香港。1949年，在新的共产党政府开始驱逐外国传教士时，其他的一些人去了台湾。“当然了，”赵女士说，“这里也有一些爱国的人，你知道胡宗南将军吗？他是个了不起的军事领袖。他的一个堂兄就住在路上面那一块儿。”
何老师接着讲她的事，“我前面没有说我丈夫也被‘发配’到了陕西，他在西安工作。所以我们俩经常见面。你能想象吗，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女人，对自己的丈夫吐露心声，告诉他人们怎样迫害她，自己绝望得想自杀吗？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熬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