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寻常的夏夜：当黄梅戏《传灯》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落幕，场内观众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之时，在数千里之外的粤西徐闻县的海岸沙滩上，月色星光之下的简易戏曲舞台依旧热闹非凡。海风吹来，拂过了一大群拥挤在舞台旁边看戏渔民们的笑脸。这样的场景对比，寓示了中国传统戏曲文化仍具有强大生命力，也带来对戏曲市场“城乡二元化”结构现状的思考。
　　现代文化的多元化冲击，使得传统戏曲更多地“退守”农村市场。文化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全年，我国戏曲院团国内演出场次47.94万次，而其中38.91万次是在农村。全年4亿余人次的戏曲观众，更有3.4亿人次属于农村。
　　为重振戏曲市场，有关部门和戏曲工作者乃至社会各界近年来都付出了努力。2012年国有文艺院团改革阶段性任务的基本完成，更是表明了文化部门在微观层面上培育文化市场主体，解放文化生产力的决心。然而观照戏曲市场现状，宏观层面上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仍考验着戏曲的生存和发展。
　　失衡的城乡市场结构
　　近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刘文峰对山西、福建、陕西、河南等地的农村戏曲市场做了比较全面的调研。他发现农村的戏曲市场普遍红火，并没有衰败的迹象。“以山西省临县为例，县里两个剧团的演出根本不能满足当地民众的需要，还出现了18个私营职业剧团。山西省的戏曲团体下基层演出也是颇为常见。”刘文峰说，被民间誉为“中国第一戏曲市场”的浙江温岭和广东沿海等地的农村，民间戏曲更是俨然形成了一种文化生态，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然而，刘文峰对此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农村市场在当前也存在着剧团管理不规范、剧本创新乏力等问题。从更深层次上看，脱离城市重归农村，实质上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变迁带来的无奈之举。”1950年，我国有地方戏剧种360余个，而现今只有60余个生存状态尚算良好。一大批剧种都经历了“城市——农村——消亡”的生息路线，更有一些剧种根植于农村，与当地民俗融为一体，而最终也被埋葬在了那片土地里。
　　作为全国第一家省级民营戏曲院团，河南省小皇后豫剧团所创排剧目屡屡获奖，曾多次受到国家和省里的重点表彰。长期以来，剧团的生存主要依赖农村市场。“农村基层演出占到了团里每年演出的80%，一手抓精品戏，一手抓吃饭戏是我们长期坚持的原则。”河南省小皇后豫剧团团长王红丽说。2000年，怀有文化梦想的她也曾在郑州经营过剧场，坚持了半年却以失败告终。那次经历，使她看清了戏曲在城市生存发展的艰难，进而转战农村。如今谈及此事，王红丽说：“经营管理人才缺乏，演出成本过高，观众流失成为了制约戏曲在城市发展的关键原因。相比之下，农村观众的审美需求较为朴素传统，戏曲发展的空间因此广阔一些。”
　　坚守城市的困境
　　2012年底，我国国有文艺院团转制工作在转制、整合、撤销、划转、保留的“五个一批”指导思想下基本完成。其中各省级重点戏曲院团，大都属于没有参与转制“保留一批”的范畴。这些院团每年的农村基层演出所占比重不大，属于坚守城市戏曲阵地的“主力军”。然而，记者调研发现，除浙江、陕西等少数省份的城市戏曲市场有亮点，大多数省份却依然面临困境，其中以东北、西南地区某些边疆省份的问题尤为突出。“实质上，即使在戏曲发展环境较为良好的省份，也难以形成辐射共荣效应。陕西戏曲并没能拉动西北五省，上海、浙江戏曲也难以带动长江三角洲。”中国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傅谨说。
　　多家省级戏曲院团的院团长或有关负责人均表示了“当前城市市场正处于发展瓶颈期，而农村市场的开发还存有一定空间”这一共同观点。以天津评剧院为例，该院2012年全年演出任务约250场，其中有50余场在农村和基层。“我们除了承担城市演出任务之外，还要开展一系列基层文化惠民工程。”天津评剧院院长蒋连升说，但他近些年通过调查发现，农村市场的格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随着农村经济发展而新兴的大小活动为戏曲带来了新的市场，而演出流动性比较强的特点又适宜市场的纵深开发。这部分市场或将成为我院未来发展的新重点之一。”
　　林恺是台湾知名戏曲制作人，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两岸戏曲文化的传播交流。2011年，由他制作的新派京剧《锁麟囊》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在他看来，当前大陆能够真正适宜戏曲生存的一线城市，仅有北京和上海。大陆有好的演员，也有一些好的制作人，但还没有成熟的城市戏曲市场。他坦言：“文化传播和创新，即使不为盈利，也是需要回收成本的。然而当前许多城市并不具备戏曲传播的文化氛围，戏曲观众也不具备基本的文化消费观念。”
　　“改革后时代”的梦想曙光
　　在上海，有着“远东第一大剧场”之誉的天蟾逸夫舞台，通过常年坚持低票价的策略保证了上座率。而这部分的演出差额和政府的扶持分不开，加以上海本地群众原本具有的良好市场消费习惯，使得观看戏曲的观众由“量”的累积产生了 “质”的变化。在天蟾逸夫舞台经理钱丽丽看来，日渐深化的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给各地的戏曲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在剧目本身方面，当下城市市场不缺戏，缺让群众看得懂、有思考、与生活紧密相连、富有时代气息的好戏。“相反，那些屡获奖项并获得市场高度认可的剧目几乎不到20%。”钱丽丽说，在政府行为层面，改制后的院团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政府的依赖，政府的工作应该更加侧重对戏曲文化的教育普及和宣传推广层面，为戏曲扎根城市培育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
　　同样得益于政府补贴的还有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多年来，该院在政府的帮扶下构建了一座“天天有秦腔”、日上座率近八成的城市戏曲小剧场。农村市场也在由政府统一采购的文化惠民工程中被完全打开了。回忆起早年发展之初，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副院长董利森颇为感慨：“戏曲在城市生存的困难给我们一度带来了困扰，使得我们一度要靠农村市场求生存。而经过多年的改革和探索，院里现今一年演出300多场，农村基层比重约占40%，形成了固定的演出模式。最近我们准备在西安的西大街再建一个剧场，与文化旅游结合，进一步扩大戏曲文化在城市的影响力。”
　　2004年，一曲青春版《牡丹亭》唱红了沉闷已久的戏曲市场，也唤醒了海峡两岸的城市观众对昆曲那尘封已久的记忆。对此，傅谨给予了高度评价：“虽然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具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但其所引发的文化现象有力地印证了传统戏曲在当代、在城市是完全可以继续生存并良好发展的。”傅谨曾指出“当前的中国戏曲市场主体由大型城市和农村基层构成，诸多二三线城市却几乎处于戏曲文化真空状态”，并同时提出了“戏曲市场发展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是体制改革和小剧场建设，其余都是次要问题”的论断。时至今日，他进一步强调，各地除了合理利用自身剧场资源，继续坚持以小剧场建设经营为发展导向之外，还应进一步尊重市场规律，把握城市观众的消费习惯，在整合传播、宣传营销等方面下功夫，更多地运用现代媒体的手段让戏曲重回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