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算法推送是以用户相关性为依据向用户推送信息的技术,这一技术加速信息分发的同时,也导致算法推送服务提供者面临推送侵权作品后的共同侵权问题.在现行法律下,网络服务提供者共同侵权的认定需满足中立性的前置要件,之后再考虑适用通知-删除规则或知道规则.算法推送技术虽提高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推送内容的便捷性,但并未对通知-删除规则与知道规则起到实质性影响,因此,算法推送网络服务提供者共同侵权认定标准应谨慎考量,不合理提高或降低标准都会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权益的侵害.
【机 构】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3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算法推送是以用户相关性为依据向用户推送信息的技术,这一技术加速信息分发的同时,也导致算法推送服务提供者面临推送侵权作品后的共同侵权问题.在现行法律下,网络服务提供者共同侵权的认定需满足中立性的前置要件,之后再考虑适用通知-删除规则或知道规则.算法推送技术虽提高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推送内容的便捷性,但并未对通知-删除规则与知道规则起到实质性影响,因此,算法推送网络服务提供者共同侵权认定标准应谨慎考量,不合理提高或降低标准都会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权益的侵害.
其他文献
文明促进型法的调整对象具有道德关涉的特性,这决定了其调整手段与实现路径中大量运用激励理论,即发挥促进型法的激励优势与运用多元化法律实现路径.以激励理论为视角对文明促进型法进行检视,可发现其存在的问题:规制对象不明,即混淆违法行为与不文明行为;公民激励手段错位,其根源在于混淆不同关涉的行为;正激励设计流于空泛,即奖励条款抽象、倡导性规范实现机制缺位;负激励因素重心错置,即公民责任过重且政府保健责任缺位.因此,需要借助法律激励理论,从这些方面对文明促进型法进行规范性重构.
司法实践中对于保险人是否能对合法驾驶人行使代位求偿权存在较大分歧,因合法驾驶人身份不同而往往得出不同结论.分歧根源于保险代位求偿权行权限制对象规定不明,欲充分解释首先应确定限制行权的理论基础.现有的两种学说“保险利益”说与“共同荷包”说分别存在过于宽泛或者过于狭窄的问题.基于现有学说的不足提出“同向利益”说,即以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同向性利益为标准加以判断.具体而言,应对合法驾驶人加以类型化,包括无偿关系中的合法驾驶人、无因管理中产生的合法驾驶人、缔约过程中的合法驾驶人以及有偿法律关系中的合法驾驶人,有偿法
作为沟通环境政策目标与结果的桥梁,环境政策工具在环境保护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效用.文章基于政策工具视角,以1983—2020年福建省出台的环境政策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基本政策工具—环境保护全过程—政策工具使用的时间”三维分析框架,并运用内容分析法、关键词云图和共现网络图等进行量化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福建省综合运用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公众参与型三类环境政策工具,其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但在环境政策工具选用过程中仍存在政策工具使用不均衡、内部结构不合理、缺乏组合等问题.今后需要通过调整环境政策工具的应用结构、进
随着智慧法院建设的不断推进,网上审理模式不再成为互联网法院的专利,如何发挥互联网法院的独特功能成为完善互联网法院管辖制度的首要动因.然而因“互联网+案由”下管辖权分配的失衡、“互联网”特性案件管辖连结点的泛化以及集中管辖与级别管辖的交错与冲突引发一系列的管辖难题,因此,必须要明确互联网法院作为专门治理平台的功能定位,发挥集中管辖制度在事前批量性地转移案件管辖的独特优势,并遵循传统管辖理论确立的基本原则,从而完善互联网法院管辖制度,构建互联网案件专门化的审判体系.
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的告知同意规则以传统的个人信息自决权理论为基础,是为应对计算机自动处理信息而产生的.在大数据时代下,信息利用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一规则因难以保证主体的实质性知情、规模效应导致的高成本、存在“同意”异化等固有局限而水土不服,导致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屡禁不止,故须加以完善.基于数据的经济价值属性,规则的完善应当注重平衡人格尊严保护与实现数据价值.由于传统告知同意规则的主要困境在于信息过载与处理成本过高,因此明确同意与单独同意的关系、构建包含拒绝机制的分层同意制度、引入知情同意规则的豁免机
我国对次债务人的强制执行名义存在协助执行通知、略式程序裁定、代位权诉讼判决、代位权诉讼调解书四种形式.执行名义存在裁判型执行名义、合意型执行名义两种类型.从不同类型执行名义的正当性基础出发进行反思,其中三种执行名义均存在正当性欠缺.在反思的基础上,对比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对次债务人执行名义正当性的保障模式.我国对次债务人执行名义正当性的回归路径是废除协助执行通知书这一执行名义,将默示合意型执行名义的适用范围限定于特殊债权的执行,利用《民法典》对代位权重构的契机,进一步缩小代位权诉讼与收取诉讼的功能差异
网络著作权犯罪较传统的侵犯著作权犯罪有成本低、隐蔽性强、手段多样且高智能化、犯罪结果不可控等特点,这需要对侵犯著作权罪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的犯罪环境.《刑法修正案(十一)》第20条对侵犯著作权罪做了修改,但存在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犯罪主体地位不明确、定罪标准不合理、“以营利为目的”的主观目的限定使得很多有严重法益侵害性的网络侵权行为逃脱了刑事处罚等诸多问题.因此,我们要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犯罪主体地位,从处罚结果犯转变为处罚危险犯,取消主观目的为“营利”的限制.
历史上有两个鲁阳关,楚国鲁阳关是其一,并且是鲁阳关的专称.鲁阳关历史悠久,虽然明确记载在战国时期,但可能早至春秋,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与中原各诸侯兼并的产物.鲁阳关初名鲁关,得名于鲁县,又随鲁县称鲁阳县而名鲁阳关.鲁阳关是春秋战国延至明清的三鸦道上要隘,是第二、三鸦路的起点,成为历史上汝州与南阳的地理坐标,一关两城分跨在历史上汝州与南阳交界处分水岭南北河水(鲁阳关水)谷地,相距近10里,今属南阳市南召县皇后乡分水岭村,鲁阳北关约在分水岭北四十里铺与五里铺间对角沟的地方,即“南召县鲁阳关——楚长城遗址”处,横
与传统犯罪不同,网络诽谤犯罪有其特殊性,故在实务中对于网络诽谤犯罪证据的认定也应当有其特殊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诽谤信息被点击、浏览数量是否达到5000次或被转发数量是否达到500条作为评判网络诽谤“情节严重”的标准.以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作为区分标准,对判决书展开实证分析研究,明确我国网络诽谤案件中存在诽谤信息发布主体同一性认定困难、网络诽谤信息的传播和转载数据的审查与认定困难的现状.拟通过引入综合认定模式对传统的证据审查模式予以
依托职业教育国际邮轮乘务管理专业国家级教学资源库建设,高校联合邮轮相关行业组织、职业院校和企业成立了邮轮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联盟.文章主要响应国家学分银行相关制度要求,针对联盟在线开放课程这一学习形式开展学分认定与转换的探索,面对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诸如在线课程转化成“慕课学院”课程、学分管理机制完善度、在线学习可信度与有效性等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与建议,并就可能实施的学分互认的其他形式做了一定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