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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5日晚，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城，长沙数十万民众载歌载舞，鞭炮喧天，举行欢迎仪式。至此，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第1兵团司令陈明仁率所部举行的起义终于成功。拯斯民于水火，化干戈为玉帛，自古就是大义之举，功在家邦。正是先贤爱国爱民，舍生忘死，追求光明，才能排除万难，达到目的，迎来和平。回顾湖南和平起义这场惊心动魄、波谲云诡又极具戏剧性变化的斗争，我们不应忘记毕生殚精竭虑谋报国的湖南著名实业家、爱国民主人士唐伯球及其长子、原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唐鸿烈所起的重要作用。
1948年7月，国民党元老、陆军上将、武汉行辕主任、湖南耆宿程潜回乡就任湖南省政府主席。这年1月，他参加“副总统”竞选，因蒋介石从中干预而被迫弃选。由于国共内战中国民党颓势明显，加之竞选失利，程潜心灰意冷，想淡出政坛，寻找退路。蒋介石为制衡桂系，深知程潜和李宗仁、白崇禧不合，决定以上述职务安抚他，用湖南把桂系在湖北的白崇禧势力与其老巢广西隔开。蒋对程一直防范，“放虎归山”是因为程资历虽老，但没有自己的派系、地盘、部队和财源，实力有限，掀不起大浪;桂系则想利用湖南兵源、粮源以及程潜与蒋介石的矛盾做文章，因此欢迎他回乡就任。程潜被称为湖南“大家长”，但想在故乡立足，必须有可依靠的人马。于是，湖南省参议会副议长唐伯球和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唐鸿烈父子成为他的重要助手。让蒋、李、白都没想到的是，在包括唐氏父子在内的众人大力支持下，仅仅一年后，程潜导演了一场湖南和平起义的大戏。
唐伯球
1948年5月，武汉行辕先改为武汉绥靖公署，又改为长沙绥靖公署，程潜任主任。该公署辖湖南、江西两省和湘、鄂、粤、桂四省边区。江西是黄埔系势力范围，即使在湖南，程潜也很难施展手脚。于是，他开始在湖南清除障碍，稳固权力，策划让省内党政军（省党部、省参议会、警备司令部）三个重要机构易主。经程潜知心幕僚、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出面谈话，省党部主任张炯被迫辞职;长沙警备司令蒋伏生被程想办法调走，代之以自己的学生刘进（后改萧作霖）。11月，长沙地方法院公审原省田粮处处长黄德安贪污案。据查获账项记载，包括举荐他的省参议会议長赵恒惕及国民政府粮食部部长俞飞鹏、前省主席王东原在内的众多高官均接受其贿赂。黄被判无期徒刑，赵声名狼藉。赵和程潜政见相左，程抓住时机，先派蒋伏生查案，又派省保安副司令萧作霖警告赵：“现在时局不稳，程颂公（程潜字颂云）非常关心你的安全，准备派几个人来保护你。”本就对程潜主政惶惶不安的赵马上说：“不用了。我身体不好，正准备去外地治病。”12月29日，赵辞去议长职务。他前脚离开长沙，程潜随即召集省参议会改选。1949年1月，省参议会副议长唐伯球被选为议长。
唐伯球，1891年生，湖南桃源人。早年就读于长沙明德学堂，与黄兴之子黄一欧、陈其美之侄陈果夫（后为CC系巨头）等是同学。1912年考入湖南高等工业专门学校，1916年毕业后在衡阳第三甲种工业学校矿科任教。1917年在好友覃振、林伯渠介绍下加入中华革命党，曾先后任湘军总司令部副官长、警卫团长等职。1918年至1931年先后在湖南省财政厅、民政厅、建设厅任技正或科长，主管矿务和实业。1932年至1937年任水口山铅锌矿务局局长。
1937年，唐伯球被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紧急指定为湖南最大的纺织企业——省立第一纺织厂厂长。在战时棉布奇缺的情况下，他负责的厂满足了湖南抗战军需民用。因此，唐伯球号称大后方“纺织大王”。
抗战期间，唐伯球先后以合股方式与官方、商界合作，在各地开办钨矿公司，既开采钨矿又经营进出口矿砂;同时开办纺织厂、橡胶厂、化工厂等企业，既遂实业救国之志，又从物资上为支援抗战作出了贡献。然而抗战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唐伯球实业救国的理想随之破灭。
唐鸿烈
唐伯球内心十分苦闷，决定离开依依难舍的开矿办厂事业，竞选湖南省参议员，替百姓说话。1946年，唐伯球当选省参议员，并被推选为副议长。1948年3月，他去上海会见民革中央常委郭春涛。郭建议他以参议会为掩护从事反蒋活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压制民主、和平的行为。唐由郭介绍加入民革，回湖南任民革筹委会常委，发展并资助组织，加强地下工作。
唐鸿烈，1911年出生，先后就读中国公学、震旦大学和伦敦大学，历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湖南第七行政督察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湖南省公路局局长、重庆特别市政府秘书长和监察院监察委员、内政委员会召集人等职。从全国性抗战开始，他和程潜一直来往，后成为程的“副总统”竞选班子成员。作为程的私人代表，负责与国民党反蒋派高层和中共香港分局联络。
1948年9月，在唐鸿烈建议和引荐下，唐伯球专程赴香港会见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请示反蒋机宜。李要他在参议会内团结民主进步人士，争取湖南人民支持，具体内容是反对征兵、征粮，达到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目的;同时建议他在湘西组建民主联军，以期与解放军配合维护地方治安。唐伯球对于前一建议予以采纳，对后一建议则以久离行伍，与地方军队并无联系而婉辞。
程潜和唐伯球、唐鸿烈父子对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局认识相近，又有以上渊源，因此能够就湖南和平大业紧密合作。唐伯球与程潜早年熟识，程回湘之初就住在他的公馆内。宦海浮沉多年的程潜具备高超的政治技巧，对于“剿共”和“戡乱”只做些“光打雷不下雨”的口头宣示，让蒋介石放松警惕，批准由他兼任湖南省党部主任。程还亲任省保安司令、省管区司令，撤销“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并将其改为党政军联合办公室，回湘半年后将党政军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再加上编练的两个军共五个师又三个旅的保安部队，终于摆脱“光杆司令”的尴尬境地。
“大家长”程潜回湘主政
1948年7月，国民党元老、陆军上将、武汉行辕主任、湖南耆宿程潜回乡就任湖南省政府主席。这年1月，他参加“副总统”竞选，因蒋介石从中干预而被迫弃选。由于国共内战中国民党颓势明显，加之竞选失利，程潜心灰意冷，想淡出政坛，寻找退路。蒋介石为制衡桂系，深知程潜和李宗仁、白崇禧不合，决定以上述职务安抚他，用湖南把桂系在湖北的白崇禧势力与其老巢广西隔开。蒋对程一直防范，“放虎归山”是因为程资历虽老，但没有自己的派系、地盘、部队和财源，实力有限，掀不起大浪;桂系则想利用湖南兵源、粮源以及程潜与蒋介石的矛盾做文章，因此欢迎他回乡就任。程潜被称为湖南“大家长”，但想在故乡立足，必须有可依靠的人马。于是，湖南省参议会副议长唐伯球和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唐鸿烈父子成为他的重要助手。让蒋、李、白都没想到的是，在包括唐氏父子在内的众人大力支持下，仅仅一年后，程潜导演了一场湖南和平起义的大戏。
1948年5月，武汉行辕先改为武汉绥靖公署，又改为长沙绥靖公署，程潜任主任。该公署辖湖南、江西两省和湘、鄂、粤、桂四省边区。江西是黄埔系势力范围，即使在湖南，程潜也很难施展手脚。于是，他开始在湖南清除障碍，稳固权力，策划让省内党政军（省党部、省参议会、警备司令部）三个重要机构易主。经程潜知心幕僚、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出面谈话，省党部主任张炯被迫辞职;长沙警备司令蒋伏生被程想办法调走，代之以自己的学生刘进（后改萧作霖）。11月，长沙地方法院公审原省田粮处处长黄德安贪污案。据查获账项记载，包括举荐他的省参议会议長赵恒惕及国民政府粮食部部长俞飞鹏、前省主席王东原在内的众多高官均接受其贿赂。黄被判无期徒刑，赵声名狼藉。赵和程潜政见相左，程抓住时机，先派蒋伏生查案，又派省保安副司令萧作霖警告赵：“现在时局不稳，程颂公（程潜字颂云）非常关心你的安全，准备派几个人来保护你。”本就对程潜主政惶惶不安的赵马上说：“不用了。我身体不好，正准备去外地治病。”12月29日，赵辞去议长职务。他前脚离开长沙，程潜随即召集省参议会改选。1949年1月，省参议会副议长唐伯球被选为议长。
唐氏父子其人
唐伯球，1891年生，湖南桃源人。早年就读于长沙明德学堂，与黄兴之子黄一欧、陈其美之侄陈果夫（后为CC系巨头）等是同学。1912年考入湖南高等工业专门学校，1916年毕业后在衡阳第三甲种工业学校矿科任教。1917年在好友覃振、林伯渠介绍下加入中华革命党，曾先后任湘军总司令部副官长、警卫团长等职。1918年至1931年先后在湖南省财政厅、民政厅、建设厅任技正或科长，主管矿务和实业。1932年至1937年任水口山铅锌矿务局局长。
1937年，唐伯球被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紧急指定为湖南最大的纺织企业——省立第一纺织厂厂长。在战时棉布奇缺的情况下，他负责的厂满足了湖南抗战军需民用。因此，唐伯球号称大后方“纺织大王”。
抗战期间，唐伯球先后以合股方式与官方、商界合作，在各地开办钨矿公司，既开采钨矿又经营进出口矿砂;同时开办纺织厂、橡胶厂、化工厂等企业，既遂实业救国之志，又从物资上为支援抗战作出了贡献。然而抗战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唐伯球实业救国的理想随之破灭。
唐伯球内心十分苦闷，决定离开依依难舍的开矿办厂事业，竞选湖南省参议员，替百姓说话。1946年，唐伯球当选省参议员，并被推选为副议长。1948年3月，他去上海会见民革中央常委郭春涛。郭建议他以参议会为掩护从事反蒋活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压制民主、和平的行为。唐由郭介绍加入民革，回湖南任民革筹委会常委，发展并资助组织，加强地下工作。
唐鸿烈，1911年出生，先后就读中国公学、震旦大学和伦敦大学，历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湖南第七行政督察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湖南省公路局局长、重庆特别市政府秘书长和监察院监察委员、内政委员会召集人等职。从全国性抗战开始，他和程潜一直来往，后成为程的“副总统”竞选班子成员。作为程的私人代表，负责与国民党反蒋派高层和中共香港分局联络。
1948年9月，在唐鸿烈建议和引荐下，唐伯球专程赴香港会见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请示反蒋机宜。李要他在参议会内团结民主进步人士，争取湖南人民支持，具体内容是反对征兵、征粮，达到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目的;同时建议他在湘西组建民主联军，以期与解放军配合维护地方治安。唐伯球对于前一建议予以采纳，对后一建议则以久离行伍，与地方军队并无联系而婉辞。
程潜和唐伯球、唐鸿烈父子对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局认识相近，又有以上渊源，因此能够就湖南和平大业紧密合作。唐伯球与程潜早年熟识，程回湘之初就住在他的公馆内。宦海浮沉多年的程潜具备高超的政治技巧，对于“剿共”和“戡乱”只做些“光打雷不下雨”的口头宣示，让蒋介石放松警惕，批准由他兼任湖南省党部主任。程还亲任省保安司令、省管区司令，撤销“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并将其改为党政军联合办公室，回湘半年后将党政军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再加上编练的两个军共五个师又三个旅的保安部队，终于摆脱“光杆司令”的尴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