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故弄玄虚，也不是编造故事，这篇文稿的素材，来自笔者1981年初春的采访笔记。
　　那时，20岁出头的笔者，刚刚从野战部队调入位于北京五棵松的军委装甲兵总部。装甲兵文化部副部长金江、创作组组长易莎给笔者交代了一项任务：帮助装甲兵首长整理解放北平前后的回忆录。于是，笔者开始了大约半年的采访。

特殊的任务

　　那是笔者第一次走进装甲兵政治委员、开国中将莫文骅的办公室：两面墙的地图，一面墙的书架，还有一幅郭沫若题款的画作《吴刚捧出桂花酒》。
　　落座之后，莫文骅老将军问：看了一些材料吗？对41军进北平的事情有一些了解吗？笔者如实回答，看了一些，但了解不够深入。他说那就从41军接受这项特殊的任务说起吧——
　　1949年1月18日，北平和平谈判结束的当天，兵团通知吴克华军长和我立即赶往良乡，去面见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在一个平房小院里，中央刚刚任命的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向我们交代了任务。他还把已经印好的北平警备司令部成立的布告以及警备司令部的印章交给了我们。彭真同志说，北平和平解放了，但警备任务复杂艰巨。你们是第一支进入北平的解放军部队，你们的形象，就是人民解放军的形象。相信你们会完成这个特殊的任务。
　　…………
　　那天，我们从良乡回到司令部所在地青龙桥大有庄。我和吴克华军长商量，要马上召开党委会。我们都感到，这一切来得太快了。
　　41军的部队从塔山战场上下来，没来得及休整，就接到总部的命令，秘密入关。赶到平绥（北平—张家口）线上，执行“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任务。西线的任务刚刚完成，就接到命令，立马从张家口赶到北平外围。那时候拉开架子准备攻城，但很快又签署了和平协议，创造了著名的“北平方式”……
　　41军这支部队，并不是一支老红军部队。七七事变后，中共胶东特委于12月24日在天福山举行武装起义。以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为基础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3军，就是41军的“老根儿”。抗日战争胜利后，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吴克华、政治部主任彭嘉庆等率领胶东军区10个团2万余人，分批渡海北上，挺进东北。因为是从胶东渡海到的东北，人们也称这批操着一口胶东话的兵为“海南货儿”。在东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打新开岭，打新6军，多少大仗硬仗啊。
　　但是，现在要把古都北平交给我们来警备，心里还是很忐忑的。还真的是没有底呀。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那天晚上，司令部送来好几份电报，有军委的，有平津前线司令部的，都是强调这次任务的特殊和重要，足以说明从毛主席、中央军委到平津前线司令部的首长，都把这次任务看得很重很重。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既然上级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我们是没有二话的。在我看来，这是一场大考，是对41军的一场特殊的考试。
　　这让我想了很多很多，越想越睡不着觉。打下了京城，意味着什么？虽然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们将定都北平，但我隐隐约约感到，我们几十年的武装斗争，终于有结果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就要成立了。
　　想着要进元、明、清三朝的古都了，当然有些兴奋。也想到了明末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进京后大顺政权就腐败变质，他也不过当了四十几天的皇帝。
　　由此又联想到延安整风运动时，毛主席推荐的《甲申三百年祭》……
　　说到这里，老将军指指挂在墙上的郭沫若送他的那幅作品——《吴刚捧出桂花酒》……
　　在延安的窑洞里，莫文骅读到了《解放日报》连载的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当时还是很感震撼的。”
　　这篇文章，认真分析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兴起的原因和最终失败的沉痛教训。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征战十几载，在西安称帝并建国号“大顺”，一路高歌猛进攻下北京城。但因为骄傲自满，贪图享乐，导致政权仅存42天就迅速覆灭。郭沫若认为，李自成失败的原因，在于起义军高级将领被胜利冲昏头脑，“庞大的人马都在京城里享乐”。丞相牛金星“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大将刘宗敏沉湎于吴三桂爱妾陈圆圆的温柔乡里。这也使吴三桂加速降清，并引清兵入关。李自成不得已亲率队伍仓皇出战，结果是一败涂地。大顺政权在北京只存在了40多天。

　　后来，莫文骅有幸读到了毛泽东1944年11月21日给郭沫若写的一封信。信是毛泽东请周恩来带给在重庆的郭沫若的。信中说：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吧，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读过毛主席写给郭沫若的信，莫文骅还和战友们议论过。他们都觉得毛主席的这封信，显示出一位成熟的领袖人物对历史的敬畏和对学者的尊重。 　　在延安时，毛主席就提醒全党要把李自成进京“引为鉴戒”，如今兵临北平城下，不更加值得我们这支军队高度警惕吗？第二天，41军党委召开会议，军长吴克华首先发言。他说，我军的工作重心，已经从攻取大城市转变为警备大城市，全军干部战士必须适应这个转变。
　　作为军政委的莫文骅，从政治的角度，谈了对这次任务的认识：这个任务不简单，北平是什么地方？历史文化名城，元朝、明朝、清朝在这里建都。我们现在能够进北平，说明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打得下北平、天津，我们还要管理好北平这样的大城市。对我们41军来说，这当然是一场考验……
　　那时的党委会很简短，但主题集中，形成一份极其重要的党委会议决议。
　　……我军进城，是代表我党、我军进城的，因此，我们政策纪律之好坏，不仅是我一个军，而是全党全军，对国内国际有极大影响。
　　……我全军干部战士，对北平城内的一切城市工商业、市政文化、名胜古迹、国家仓库、财产物资及其一切公共设施，只准看管，不得动用;只准保护，不得损坏;空手进，空手出，切实做到秋毫无犯。
　　会后，莫文骅立即在颐和园佛香阁给全军团以上干部进行了传达。他手指着排云殿，迎着寒风慷慨激昂地说：“什么是形势？这就是形势。我们今天坐在排云殿下，就说明革命形势已经发展到战略决战阶段，我们的思想、行动，必须适应这个形势，我们必须圆满完成警卫北平的光荣任务。”
　　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北平市首任市长叶剑英，来到41军军部检查警备方案，听完吴克华和莫文骅的汇报，对他们说：你们不仅要能够在战场上打硬仗，还要在新解放的城市打好警备仗。这次进城不简单呢，正像你们说的，你们是代表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进北平的，你们要不辱使命，完成好这项特殊的任务。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吃饭时，叶剑英和几位军首长谈古论今，说起大军入京，自然而然地谈起了闯王进京。叶剑英说，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这支队伍，绝对不能像农民起义的队伍进京啊！

“资格”考试

　　30多年以后，笔者在采访当年41军的师团干部时，他们说起入城前的准备，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那真是一场特殊的大考！
　　原41军121师政委、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政委的李丙令将军对笔者说，我们就把这次入城，看作一场特殊的考试。毛主席不是说进京“赶考”吗？进京“赶考”之前，还有好几道考试，过一道一道的关。我们这次进北平，第一场考试就非常严格。题目是我们自己出的，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的战士出的——创造了“政策纪律点名法”。
　　他拿出两张有点发黄的历史照片。一张画面上行进的队伍中，每个战士的背包后面居然贴了一张纸，纸上清楚地写着“约法八章”“进城纪律”。笔者问他，这是在什么地方拍的？他说这是进北平的路上，具体哪个路段想不起来了。他说，在行进的路上，战士们边走边背诵着那些铁的纪律。另一张照片，是一个战士贴在枪托上的政策纪律小纸片。他说，武器上面是不能随便贴东西的，这个战士的行为是经过特别允许的，否则就是违反纪律的……
　　121师率先开始了“政策点名法”。凡是当过兵的人都知道什么叫“晚点名”。每天晚上熄灯前，连队要进行晚点名。点到一个名字就点一条政策纪律，要求被点名的战士回答。如果回答不上来，被视同为点名没到场，直到政策规定倒背如流，方可过关。
　　“士兵看党员，党员看干部。”这是战争中形成的传统习惯。122师的入城教育，紧紧地抓住了党员干部这个牛鼻子。采用“干部政策鉴定”法，所有的党员干部，必须人人过关。每一名党员干部认真对照下发的政策纪律的规定，看有没有违反政策纪律的行为，你带的队伍有没有这些行为。一个人一个人地过，一件事一件事地摆，最后由党小组、党支部给你作出政策鉴定，鉴定合格者才可以入城，不合格者绝不能进城执行任务。

　　123师的“评入城资格”法，也很快在全军普及开来。他们制定了出入城的六项条件：一是爱护城市，不准破坏;二是看守警卫，原封不动;三是空手进去，空手出来;四是立场坚定，不腐化、不被坏分子利用;五是不违反警备规则;六是有责任心，别人犯错误积极制止。
　　从师长、政委到炊事员、驭手，一个一个地进行自评，然后进行背对背的互评，最后再进行面对面的讲评。充分发扬民主，“过了筛子再过罗”，谁不够条件，就甭想入城执行任务。
　　369团有一个副指导员，在解放张家口的战斗中缴了一支钢笔，顺手揣进衣袋里……结果在连部评议会上，旧事重提，通信员、司号员、卫生员都认为副指导员不够入城资格。稚气未脱的司号员指着他说：“在张家口你能拿钢笔，到北平谁敢保证你不拿？”副指导员检查了两次，战士们还是不同意他入城。没办法，他流着泪找团长、找政委、找政治处主任，深刻检讨自己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行为，请政治处主任出席他们的党小组会，给他做“保”，保证进北平后绝不违反群众纪律了。
　　看到副指导员痛心疾首的深刻检讨后，战士们才“高抬贵手”，勉强同意他“过关”。评到最后，还是有极少数人没通过，失去了入城资格，部队进城时，他们只得留在城外“进行学习”……
　　那个时候，部队里有很多解放战士。旧军队有个说法，“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说的是攻下大城市，可以发洋财，“官长吃肉，士兵喝汤”。而人民军队要求每一个士兵，“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现在要进北平，要评入城资格，有些解放战士，满是疑惑，担心按照解放军的纪律，他们在旧军队中的那些事儿要说出来，一定没有入城资格。
　　41军政治部明确：过去在国民党部队犯的纪律，向组织上说清楚了，不再追究。这次评选，主要看你成为解放军战士之后的行为。这下，不少的同志放下了思想包袱，纷纷表示，当了解放军，一定要执行解放军的纪律，认真过好政策纪律这一关。 　　在牛街北口，正赶上一个连队开早饭。战士们吃着在城外准备好的干粮——高粱面、玉米面混合以后烙成的饼，就着干豆荚、腌茄子、腌萝卜……这也引来了住在附近的老百姓，想看看这些当兵的吃的是什么。有一位老大娘，端来了一盆冒着热气的粥，说：“孩子们，天太冷了，喝口热的吧。”
　　连指导员忙上前给老太太鞠了一个躬，说：“大娘，谢谢了，谢谢了。我们的炊事班熬了辣椒汤，马上就送过来……”
　　老人执意不肯，一定要让他们喝粥。指导员说：大娘，我们有纪律，不能动群众的一点东西。这不，我们首长来了，不信你问问他……
　　欧阳文对老太太说：真得好好谢谢你，我们的确是有纪律的，绝对不能给你添麻烦……
　　送走了老太太，连指导员告诉欧阳文，昨天晚上11点，他们刚刚进驻这里的时候，这位老人和旁边药店的掌柜等三四个人便来到驻地，说这大三九天儿的，这个破房子太冷，他们腾出了一间大房子，要我们搬进去。我们说这里不冷，年轻人火力旺，比东北好多了！我们谢绝了热情的市民。凌晨三四点钟，他们再次过来请，说：“你们到这里来，不就是为了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吗？现在外面下霜了，把你们冻坏了还怎么站岗？”刚才，这是第三次来。
　　欧阳文对指导员说：“这里的老百姓觉悟高，是真心实意对咱们的战士好。这就要求我们更加严守入城规则，绝不能给老百姓添麻烦，更不能扰民。咱们住房、执勤的条件一定会有所改善。我代表军首长，表扬你们，感谢你们，这才是我们人民军队的样子！”
　　进入北平的第一个夜晚，官兵坚决不扰民的事迹被迅速传颂，不少市民见到“平警”战士就竖起大拇指，赞叹：“天下真有这么好的队伍！这真是毛主席领导的队伍，真是人民的队伍！”

“人民”的范畴有多大

　　从这一天开始，古老的北平城内出现了身着军装、臂戴“平警”臂章的解放军战士执勤、巡逻的身影。在北平人民的大家庭中，他们成了举足轻重的一员。
　　白天，他们在博物馆、报馆、图书馆、仓库、文物古迹和要害部位站岗值勤;夜晚，他们身背钢枪，在路灯下巡逻，保护古都的安全稳定。哪里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他们就出现在哪里。

　　警备任务全面展开以后，从农村来的一些战士的确大开眼界，他们遇到了许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故事。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办公大楼里，时任干部部顾问的周之同老人对笔者侃侃而谈：
　　这次进京，对我们的考验是多方面的。如果只是维护社会秩序，还好说了，完成任务是不成问题的。不可否认，我们的干部战士多数来自农村，又长期在农村作战，一来到北平这样的大都市，眼睛都不够使了，啥都是新鲜的。当然啦，笑话也闹出了不少。
　　在六国饭店执勤的分队，有个战士要上洗手间，那里的人说就在一楼。进去转了一圈儿，又跑出来了。排长问：“上厕所也像打冲锋，这么快？”他说：“不是。这城里人的厕所没法上。蹲都没法蹲……”排长不相信，跑到厕所去看，回来对他说：“你真是个土老帽，那是叫你坐在上面的，不是叫你用脚蹲在上面的！”小战士这才明白，说：“我琢磨了半天，怎么看怎么像个洗脸盆儿，人家门口不是写的盥洗室吗？”
　　住在旃坛寺的部队，有一名战士半夜起来，拉电灯。开关响了一下，灯却没有亮。倒是屋里刮起了冷风。情急之下，他又拉了旁边的一个开关，灯倒是亮了，只见头顶上一东西在飞快地转动。这是咋回事儿？排长跳了起来：“这是个什么鬼？三九天头顶上刮冷风！”拿棍子来，把它顶住！棍子是拿来了，电风扇却顶不住。这个排长生气了，拿着棍子一顿乱打，把电风扇打坏了，也没能让它停止转动。
　　周老说，闹点笑话不要紧，城市生活知识也不难掌握，但由于形势发展转变来得太快，干部战士各种各样的思想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北平城素有“东富西贵，南贫北贱”的说法。我们军部和所属各师的警备区域，就在非富即贵的东、西城区。这里有着多座王府、深宅大院，还有众多的名胜古迹。看着那些衣冠楚楚的男人和花枝招展的女人，战士的种种不适应，随即显现出来。
　　有的营、连干部问：那些住在深宅大院的官僚、军阀和流亡地主，哪个不是我们要革命的对象？我们凭什么要给他们站岗放哨？
　　一个班长说：“有钱人坐在黄包车上，驼背的工人拉黄包车，这还不是人欺压人吗？”
　　一个战士说：“我们去打饭，不少人围着我们，看我们吃啥，见我们吃高粱米、老咸菜，贵妇太太们直撇嘴。我怕她们瞧不起，就把饭盒盖上。”
　　周老说：这就要我们这些做政治工作的人，做大量的思想工作了。什么叫转变呢？从农村转到城市，这个变化多大呀！过去我们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让贫苦农民翻身！现在在大城市里，我们却要帮助比地主大得多的资本家恢复生产！必须给战士讲清楚，工厂恢复了生产，对我们的国家是不是有利？对我们新解放的城市是不是有利？对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是不是有利？这算不算为人民服务？进而，他再问战士一句：你们说，这样的资本家、买卖人是不是可以划进人民的范畴？
　　不同阶层的人，只要他们的所作所为对广大人民群众有利，对我们即将成立的国家有利，我们就应该和他们一道共同奋斗。
　　当然，也有些从胶东打到东北，从东北打到关内的官兵，看着北平人过的生活，想想自己老家的苦日子，不免心中有些不平，甚至滋长了和平享乐的思想。“北平都打下来了，咱也该歇歇脚了！”还有人说，这大城市咱也过不惯，回家娶个媳妇，“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不也挺好的嘛！……这些很现实的问题，是一道关，也是一道坎儿，就看我们能不能过得去。
　　在新生的古都，41军进行了新的政治整训。122师365团有个“肖永华连”（以战斗英雄肖永华名字命名的连队），他们有意识地把全连的干部战士撒出去，让他们接触社会，接触群众，开阔眼界。白天，他们帮助驻地群众打扫卫生，参加工厂、商店的劳动，到学校给学生上课，等等。晚上，大家坐到一块儿，说见闻，聊体会，提问题，谈转变。
　　官兵们的眼界宽了，看世界的观念变了，提出了很多问题：我们打仗为什么？全国解放靠什么？进了北平就是“到站”了吗？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结合“挖苦根”活动，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提升……
　　经过讨论、争论，理越辩越明，路越看越清，执行警备任务的自觉性也越来越强，队伍也变得越来越有文化。
　　在整训中，政治机关领导干部也带了好头，主动和驻地的高级知识分子或其他知名人士接触，学习了解了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从而增进了和不同阶层人士之间的了解。
　　军首长得知，司令部通信科所住西城报子胡同18号（今西四北三条39号）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先生家的前院。莫政委说，我们一定要去看看这位有民族气节的京剧艺术大家。抗战期间，他拒绝为日本人唱戏，并且拳打汉奸特务，得罪了日伪当局，隐居青龙桥……
　　军长吴克华、政委莫文骅和副政委欧阳文等首长，特意来到报子胡同看望程先生，对他腾出房间让部队居住表示谢意。程砚秋也很感动：“贵军为民赴汤蹈火，理应盛情款待，只是家人甚多，寒舍狭小，实在抱歉。”吴军长说：“这已经给您增添了不少的麻烦，请程先生海涵。”
　　军政治部战斗报社驻进了曾任西南联大总务长、北京大学教授郑天挺的家。郑先生是大学问家，平时也很少说话。报社的工作人员，刚开始不太敢和他接近。时间久了，从点头打招呼，到后来听教授讲历史。
　　郑教授家的四姑娘，二十来岁，特别喜欢听报社的编辑、记者讲战斗经历、传奇故事，一来二去就和报社的同志熟悉了。
　　当报社要搬到别的地方时，四姑娘很有点不舍，深情地说：“现在刚熟悉了，你们就要走，我们还真舍不得呢！”
　　她把报社的人送到大门外，对他们说：“你们是有文化的军队，和国民党大兵根本不同，是文明的军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