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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柏林之行令我回想起自己的上一次到访，那是1967年的夏天，作为一个穷学生的我，在那堵还将继续分割和压抑整个德国社会20多年的高墙前震惊不已。如今在德国人民的艰苦努力以及为统一做出的牺牲之下，柏林早已生机勃勃，重现往日活力，此外新经济思维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会议适当的议题设置对此也有贡献，而本人正是来参加这场会议的。
这一次会议的主题是“范式的失落”，超过300位经济学家、政治科学家、系统分析者和生态学者齐聚一堂，讨论当今日渐恶化的不平等状况、失业率升高、全球金融紊乱和气候变化等问题所引发的挑战以及不确定性，并重新思考与之对应的经济和政治理论。几乎所有与会代表都赞同一点，那就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旧有范式已经失效，但在何种范式可以取而代之这一点上却未能达成共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会上指出，欧洲的危机源自于四个方面的失效—政治、经济、社会和智力层面。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始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并最终扩大成为欧洲主权债务（及银行）危机—提出了一些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而其原因则是知识的过度专业化和碎片化。同时也无可否认，我们的世界已经变得极端复杂，以致无法用任何简单且高度概括性的理论去解释在经济、技术、人口构成以及环境方面所发生的复杂转变。
尤其重要的是，新兴市场的崛起使西方的演绎和归纳逻辑遭到了挑战。演绎推理使我们在知道原理（法则）和起因的情况下可以预测出结果。而通过使用归纳法，我们则可以在知道前因后果的情况下推断出中间的原理。相比之下，东方的思考方式则是溯因式的，从实用主义出发去猜测下一步该如何行动。溯因推理注重实效，只关注结果，通过结果来猜想原理，再由此确定原因。
以历史为例，社会-科学理论是由胜利者撰写的，同时也受到特定时代背景和当时社会矛盾的影响。自由市场理念演化自盎格鲁-撒克逊理论家（其中许多来自苏格兰），他们不断移居和殖民新的地域，让那些拥有财富的个人觉得消费是会无限增长的。而欧洲大陆的思想则主要服务于城市化以及对社会秩序的追求，因此强调对政治经济的体制性分析。
因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19世纪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了牛顿和笛卡尔流派物理学的影响，从定性分析转向对人类行为的定量分析，假设这些行为都是理性的同时不断对不确定性加以排除。这一“预先设定的均衡”理念—认为市场总能自我纠正—导致了政策瘫痪，直到大萧条来袭，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则因此提出政府应当出手干涉失业问题，而产出与消费之间的差距问题也得到了重视。
到了1970年代，新古典主义总体均衡学派通过一个假设“金融只是一张包装纸”的实体部门模型说服了凯恩斯主义者，并因此令他们对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作用一无所知。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这样的经济学家尝试去纠正这一错误，但当时领导经济学界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等自由市场和最小政府的鼓吹者，于是明斯基之辈也只能默默无闻了。
但随后出现的科技、人口分布特征和全球化则令新古典经济学派迎来了意料之外的挑战。随着全球发达国家通过金融衍生品提供的杠杆来实现过度消费，世界70亿人口中有40亿开始进入中等收入状态，不但对全球资源造成了巨大需求，也催生了环境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来应对这些大规模且系统性的变革需要，同时也需要把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整合进入现代世界。不但西方需要转换思维，东方也是如此。为此历史学家黄仁宇早在1987年就针对中国进行了论述：
“随着世界进入现代时期，大多数承受着内部和外部压力的国家都必须对自身进行重建，用基于商业的一套法则来取代原本构建于农业经验之上的管治模式……但这是件知易行难的事。整个更新过程将影响到上下两个阶层，并不可避免地需要重新修复两者之间的体制联系。全面破坏将成为常态；而且往往需要数十年来完成这项工作。”
利用微历史的框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的，多极化全球体系之中存在着许多不断产生互动的复杂结构，而日本通胀，欧洲债务甚至阿拉伯之春则可被视为这些结构内部某一阶段的系统性变革。我们正见证着各种同时进行中的全球收敛现象（各国之间收入、财富和知识差距的不断收窄）以及本地分化现象（各国内部收入、财富和知识差距的不断加大）。
适应性系统在演化的过程中会不断在秩序和创新性之间左右摇摆。正如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所预见的那样：“安全与正义要求集权化的政府控制，而这个系统如果要达到有效的话就势必要扩张成为一个全球政府。相反，进步则要求实现一个与社会秩序相容的，最大范围的个人主动性。”
一个被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称之为“创造性破坏”的新浪潮已经涌现：即便中央银行奋力通过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来保持稳定，对企业和家庭的信贷依然不断紧缩。我们生活在一个对通胀和通缩的两大恐惧同时并存的时代；既有前所未有的繁荣，又有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一方面科技进步，另一方面则存在资源枯竭。
与此同时，现有的政治系统既不愿意做出牺牲，却又承诺会提供好工作，优秀管治，可持续环境和社会和谐—这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搭便车者梦想的天堂，但代价则是牺牲了自然环境以及子孙后代的福祉。
我们不能通过印钞的方式永远推迟承担适应变革所带来的阵痛。只有当既得利益者愿意为非既得利益者做出牺牲的时候，可持续性才可能实现。针对发展中国家自由市场改革的华盛顿共识已经在20年前达成。而柏林新经济思维研究中心会议则显示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共识—为了团结统一而做出牺牲。欧洲当采用之。
这一次会议的主题是“范式的失落”，超过300位经济学家、政治科学家、系统分析者和生态学者齐聚一堂，讨论当今日渐恶化的不平等状况、失业率升高、全球金融紊乱和气候变化等问题所引发的挑战以及不确定性，并重新思考与之对应的经济和政治理论。几乎所有与会代表都赞同一点，那就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旧有范式已经失效，但在何种范式可以取而代之这一点上却未能达成共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会上指出，欧洲的危机源自于四个方面的失效—政治、经济、社会和智力层面。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始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并最终扩大成为欧洲主权债务（及银行）危机—提出了一些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而其原因则是知识的过度专业化和碎片化。同时也无可否认，我们的世界已经变得极端复杂，以致无法用任何简单且高度概括性的理论去解释在经济、技术、人口构成以及环境方面所发生的复杂转变。
尤其重要的是，新兴市场的崛起使西方的演绎和归纳逻辑遭到了挑战。演绎推理使我们在知道原理（法则）和起因的情况下可以预测出结果。而通过使用归纳法，我们则可以在知道前因后果的情况下推断出中间的原理。相比之下，东方的思考方式则是溯因式的，从实用主义出发去猜测下一步该如何行动。溯因推理注重实效，只关注结果，通过结果来猜想原理，再由此确定原因。
以历史为例，社会-科学理论是由胜利者撰写的，同时也受到特定时代背景和当时社会矛盾的影响。自由市场理念演化自盎格鲁-撒克逊理论家（其中许多来自苏格兰），他们不断移居和殖民新的地域，让那些拥有财富的个人觉得消费是会无限增长的。而欧洲大陆的思想则主要服务于城市化以及对社会秩序的追求，因此强调对政治经济的体制性分析。
因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19世纪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了牛顿和笛卡尔流派物理学的影响，从定性分析转向对人类行为的定量分析，假设这些行为都是理性的同时不断对不确定性加以排除。这一“预先设定的均衡”理念—认为市场总能自我纠正—导致了政策瘫痪，直到大萧条来袭，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则因此提出政府应当出手干涉失业问题，而产出与消费之间的差距问题也得到了重视。
到了1970年代，新古典主义总体均衡学派通过一个假设“金融只是一张包装纸”的实体部门模型说服了凯恩斯主义者，并因此令他们对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作用一无所知。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这样的经济学家尝试去纠正这一错误，但当时领导经济学界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等自由市场和最小政府的鼓吹者，于是明斯基之辈也只能默默无闻了。
但随后出现的科技、人口分布特征和全球化则令新古典经济学派迎来了意料之外的挑战。随着全球发达国家通过金融衍生品提供的杠杆来实现过度消费，世界70亿人口中有40亿开始进入中等收入状态，不但对全球资源造成了巨大需求，也催生了环境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来应对这些大规模且系统性的变革需要，同时也需要把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整合进入现代世界。不但西方需要转换思维，东方也是如此。为此历史学家黄仁宇早在1987年就针对中国进行了论述：
“随着世界进入现代时期，大多数承受着内部和外部压力的国家都必须对自身进行重建，用基于商业的一套法则来取代原本构建于农业经验之上的管治模式……但这是件知易行难的事。整个更新过程将影响到上下两个阶层，并不可避免地需要重新修复两者之间的体制联系。全面破坏将成为常态；而且往往需要数十年来完成这项工作。”
利用微历史的框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的，多极化全球体系之中存在着许多不断产生互动的复杂结构，而日本通胀，欧洲债务甚至阿拉伯之春则可被视为这些结构内部某一阶段的系统性变革。我们正见证着各种同时进行中的全球收敛现象（各国之间收入、财富和知识差距的不断收窄）以及本地分化现象（各国内部收入、财富和知识差距的不断加大）。
适应性系统在演化的过程中会不断在秩序和创新性之间左右摇摆。正如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所预见的那样：“安全与正义要求集权化的政府控制，而这个系统如果要达到有效的话就势必要扩张成为一个全球政府。相反，进步则要求实现一个与社会秩序相容的，最大范围的个人主动性。”
一个被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称之为“创造性破坏”的新浪潮已经涌现：即便中央银行奋力通过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来保持稳定，对企业和家庭的信贷依然不断紧缩。我们生活在一个对通胀和通缩的两大恐惧同时并存的时代；既有前所未有的繁荣，又有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一方面科技进步，另一方面则存在资源枯竭。
与此同时，现有的政治系统既不愿意做出牺牲，却又承诺会提供好工作，优秀管治，可持续环境和社会和谐—这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搭便车者梦想的天堂，但代价则是牺牲了自然环境以及子孙后代的福祉。
我们不能通过印钞的方式永远推迟承担适应变革所带来的阵痛。只有当既得利益者愿意为非既得利益者做出牺牲的时候，可持续性才可能实现。针对发展中国家自由市场改革的华盛顿共识已经在20年前达成。而柏林新经济思维研究中心会议则显示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共识—为了团结统一而做出牺牲。欧洲当采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