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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武县林业灾后重建资金，基本由林业局集中安排给所谓业主，由他们在公路边象征性种几亩应付验收时照相之用，骗取灾后补助款，有的根本就没实施。”45岁的卿皇玉说。她是四川省平武县宏宇核桃专业合作社的法人代表。
平武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国家确定的10个重灾县之一，灾后重建的过程中，由河北省对口援建，扶植当地发展核桃、中药等农业产业。但是，在扶植资金的分配上，却出现了诸多问题，以致没有拿到补助的人纷纷出来揭露套取国家灾后重建资金的种种潜规则，卿皇玉就是其中一个，她把实名举报信寄给了四川省纪委等部门。
“这个事，省长已经签字，省纪委、财政厅也已经介入调查，但省里还没发布调查结果，作为被调查单位，不便对外发布。”今年1月初，在平武县采访期间，该县林业局局长林昌斌向《南风窗》回应称。
除了核桃之外，平武县的中药等产业补助也有类似问题。补助资金分配的不透明，让当地的种植大户们颇多怨言，也把灾后重建的国家政策和资金在基层落地时的问题暴露于世。
核桃补助给了谁？
平武县地处四川盆地的西北边缘，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3万多人伤亡，大量房屋倒塌。在灾后重建中，核桃、中药材、茶叶和纤维林，被确定为四项特色产业予以重点扶持。
卿皇玉原本是四川内江市隆昌县人，汶川地震后，正是看重这些极重灾区在重建过程中农业产业化的机会才来到平武投资核桃产业。核桃种植在平武有悠久历史。汶川地震后，平武县专门制订了《关于加快核桃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重点扶持龙头企业、专合组织，扶持资金来源于中央林业灾后重建资金、河北援建资金和平武县本级财政投入。
卿皇玉通过合作社的形式，跟当地政府及村民签订协议，租用土地，与村民合作建设核桃种植基地，到现在，基地已经拓展到3万亩，遍及平武县的平通镇和平南乡12村。据她介绍，已种植的有1.3万亩，是平武县现有5个核桃合作社中规模最大的。
根据当地政府公布的相关文件，核桃产业扶植资金总计超过869万元，并规定了详细的补助办法，比如基地建设验收合格后，每亩补300元；品种改良验收合格后，每亩补100元；种苗基地建设50亩，验收合格后每亩补1万元……此外，品种改良、统防统治、加工企业补助、技术培训和专合组织建设等，也有补助。
“整个平武才18万人，我的基地就涉及2000多农户，1万农民。”卿皇玉说，“可我却拿不到分文核桃补助。”平武县林业局作为核桃产业发展的责任单位，掌握着核桃项目实施和资金安排的权力。所以，卿皇玉把林业局作为重点举报对象，她说，林业局安排的很多业主，很多就是在公路边象征性地种几亩应付验收，“少种多报”，甚至有的根本就没实施，却照样套取补助，在她的举报信中，还点到镇、村和实施者名字并配了图片。
不过，平武县相关部门否认了这些举报。“我们监管很严，没出现问题。”县纪委书记雷仕会对记者说。林业局总工程师唐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补助的获取是按程序走，只有被纳入产业发展扶持对象，才有机会获取。”在唐光看来，卿皇玉不过是个卖苗子的，就给村民发点核桃苗子，就要51%的分成，管理、技术和服务都跟不上，“作为产业发展，应看重怎么发展，而不是冲着补助来”。
“什么程序！其实就是‘按关系’走。”卿皇玉则说，谁有关系谁拿走项目实施，之后少种多报或不种也上报，官商勾结套取补助资金。她举了一个自己的例子：2009年2月，她和平通镇椒子山村签订一份协议，椒子山村将1500亩的耕地（包括荒地）给卿种植核桃。但同年8月，平通镇政府和另一梁姓业主签合同，又将椒子山村的地给了这位梁老板实施，种植面积是3000亩。
“号称3000亩，实际不过1100亩。”卿皇玉说，整个椒子山村可耕种的土地是900亩，外加荒地600亩，总共1500亩。她记得，当时和村民签协议时，椒子山村的村干部告诉她“全村就这么多地了，除房前屋后剩点种菜的，所有地都给你了”。
卿皇玉经过调查后还得知，平通镇政府和梁某签的合同是低效林改造，但低效林改造没有补助，“所以他们就把核桃树苗栽到我基地，我已实施的200亩基地，也被抢去套取国家补助”。
不过，她的这些说法，现在椒子山村也不认可了。村支书龙仕培说，椒子山全村101户334人，耕地（包括荒地）是4800亩，其余的是林地，梁老板的基地是通过政府立项，实施有3200亩，目前申请国家补助是2500亩，没有占卿皇玉的基地。对龙仕培的反水，卿皇玉称：“能理解他，因为有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和来自上级的压力。”
平武县政府官网关于该县的介绍显示，全县耕地面积41万亩，农业人口人均占有耕地2.55亩。采访中，另一位知情人也向记者分析，椒子山村不大可能有4800亩耕地，平武縣耕地平均最多就是每个人3亩左右，即使以人均3亩计，椒子山全村334人最多也就1000多亩。
对“少种多报”的问题，唐光回应说：“面积是用卫星测量的，且基地不限于某一地方，基地面积比较分散，卿皇玉举报时拍下发到网上的照片，其实只拍了部分基地。”记者提出查看基地具体面积等相关资料时，林业局则以“目前省纪委已介入调查，不好对外发布”为由，拒绝了要求。
五花八门的“套取法”
与核桃种植类似，在平武县另外一个重点扶植的中药材产业，补贴资金引发的纷争同样很多。根据平武县公布的《关于加快中药材产业化发展的实施意见》，2010年至2012年，平武共安排1710万元用于扶持中药材产业化建设。
唐术平是平武县政协委员，同时也是大桥镇雷竹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是当地有名的中药种植大户，2008年还曾被平武县委县政府授予“农业产业化经营营销大户”。可现在他也是一分钱补助都没拿到，因此怨言甚多：补助资金的发放大都是“量体裁衣”—为方便套取而设门槛，结果“不合格的变成合格，合格的变成不合格”—如来自四川简阳的徐某，地震后在平武办的两家中药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平武全县关于川乌（一种中药材名称）的资金补助，基本都被徐某的公司领完了，徐高价卖种子给百姓，但收成时却不回购，导致川乌烂在地里没人收，政府却扶持这样的公司，让他们领取高额的补助金。
“灾后重建资金应用在刀刃上，要补助真正的生产者，而不是给那些专门套取国家资金的假生产者。”在唐术平和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眼中，一些公司“打几根柱子，盖几间样板房，挖几个用于泡药材的池子”，就去套取建厂资金、技改资金等灾后重建资金，“这些空壳公司平时不生产，有人下去检查时，才装模作样叫人搞一下”。
另一名政协委员则揭秘了重复套取的手法，如某中药材公司在平武县黄羊乡草源村有厚朴（一种药材）生产基地，每亩获补300元，同时，在该地块种乌药，再一次重复计算，每亩又补300元。同样还是这地块内，又种莲花白（包心菜），农业资金每亩又获补助100元。此外，因集中农民土地统一经营，这个老板还可获得每亩300元的土地流转费。
“重复计算领取补助外，还将荒山纳入申领土地流转费—其实，只有耕地才有土地流转费，荒山荒坡是没有流转费的。”该政协委员说，他们这样重复套取国家资金，没有过硬的关系是不可能办到的，既得利益者已形成一个紧密的网络和利益链。
唐术平也说：“很多补助对象成了个别领导的利益代收人，有的企业没补助就活不下去，存在意义就是要补助。”
平通镇新元村毛山社社长张定兴，地震后搞了个特种生态野猪繁殖基地，养猪场里养了100多头野猪，但养猪场建设等费用全是自己支付，没得到灾后产业发展资金的补助。“要拿补助，得送礼、得找关系。”张定兴说。
而据记者了解，地震后，有个人在大桥镇大安村新建了一个养殖场，就得到了政府补助。“这家养殖场养的牛不多，为应付验收，他甚至向亲戚朋友借牛放到养殖场里。”一位不愿具名的政协委员反映。
据悉，这名养牛大户的另一身份是平武县大桥镇畜牧兽医站的负责人。在平武县大桥镇大城村曾当了33年村支部书记的赵兴义也感慨，补助资金不是落实给“种、养殖户”，而是落实给了“关系户”。
针对补助发放中的种种乱象，记者前往平武县财政局进行核实，局长董晓宇表示：“确实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接下来）如果发现实施和规划不相符或实施不到位的，将不给予扶持金或责令整改到位。调查发现反映属实的，绝不手软。情节严重的，严肃处理。”
被忽略的监管领域
汶川地震之后，平武这样一个极重灾区，在遭受惨痛伤亡的同时，也迎来了国家各级部门的大量援建资金。在2010年四川省“两会”上，时任平武县县委書记刘少敏透露，一年多来，平武县的灾后重建投资达到120多亿元，其中中央和对口援建省河北投入的资金就达到70多亿元，这个数字比新中国成立以来平武县投入的资金总和还要多。
事实上，对于大量援建资金的安全问题，从一开始，中纪委、国家审计署等就曾下发过各种文件，确立了监管制度，过去的3年多里，也曾发现了很多问题。
以平武为例，2010年4月出版的四川省委机关刊—《四川党的建设》，在介绍四川省纪委驻平武县监督检查组“成绩”时透露，经一年多的监督检查，有108家的违法违规企业和监理公司受到行政处罚，3家企业被取消中标资格，罚金达310余万元。
对口援建省的审计“成效”反映出的问题也触目惊心。河北审计厅发布《河北省对口支援平武县灾后恢复重建跟踪审计结果公告（第4号）》称，截至2011年5月底，平武县部分援建项目施工单位高估冒算，虚计多计工程价款结算金额3.11亿元。2011年11月15日，河北省审计厅副厅长李树淼作客河北新闻网时透露，河北省对口支援平武县灾后重建中，累计跟踪审计108个项目，节约援建资金及挽回损失累计8.91亿元。
不过，纪委和审计部门重点介入的大都是工程建设领域，灾后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类激励性、引导性补助资金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但相较于道路、房屋等基础设施而言，这类农业产业扶植项目才是真正走出灾难阴影和生活困境，谋求长远发展的利器。但这些项目从实施到资金监管，主要由县政府及相关部门推进，一般是由一个农口部门负责一至两个产业，乡镇具体组织实施，完成后由县委农工委、监察局、审计局、财政局等部门和实施的乡镇对项目进行验收。
平武县某局一名官员向记者透露，农业产业化的很多项目大都被地方权贵阶层，以“分猪肉”的形式下放到乡镇实施。为什么这么多实施的企业和个人都是外来的呢？因为在后续出现烂摊子时，外来老板更容易卷铺盖走人，也不会影响在当地为官者的仕途—过去退耕还林，也采取外来老板主导的模式。
“本地化实施、验收，缺乏外来权力部门监管，加上操作不透明、缺乏村民的主动参与，无法发挥村民的监督作用。”采访中，诸多受访者道破了灾后农业产业化在当地官场推进和监管的困局，“拥有利益共同体的部门和乡镇间，彼此相互关照，许多验收成了走过场”。
原本被寄予厚望的农业合作社组织，事实上，也都是徒有其名，在基层官员的扶植下，外来投资者占据了绝对主导权，农民在其中沦为配角，也难以真正享受到国家的诸多补贴。
在上无政府强力监管，下无村民有效参与的状况下，一些在灾后重建中本应发挥巨大作用的农业产业化扶植政策和资金，问题不少，滋生了诸多不满与失望。
平武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国家确定的10个重灾县之一，灾后重建的过程中，由河北省对口援建，扶植当地发展核桃、中药等农业产业。但是，在扶植资金的分配上，却出现了诸多问题，以致没有拿到补助的人纷纷出来揭露套取国家灾后重建资金的种种潜规则，卿皇玉就是其中一个，她把实名举报信寄给了四川省纪委等部门。
“这个事，省长已经签字，省纪委、财政厅也已经介入调查，但省里还没发布调查结果，作为被调查单位，不便对外发布。”今年1月初，在平武县采访期间，该县林业局局长林昌斌向《南风窗》回应称。
除了核桃之外，平武县的中药等产业补助也有类似问题。补助资金分配的不透明，让当地的种植大户们颇多怨言，也把灾后重建的国家政策和资金在基层落地时的问题暴露于世。
核桃补助给了谁？
平武县地处四川盆地的西北边缘，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3万多人伤亡，大量房屋倒塌。在灾后重建中，核桃、中药材、茶叶和纤维林，被确定为四项特色产业予以重点扶持。
卿皇玉原本是四川内江市隆昌县人，汶川地震后，正是看重这些极重灾区在重建过程中农业产业化的机会才来到平武投资核桃产业。核桃种植在平武有悠久历史。汶川地震后，平武县专门制订了《关于加快核桃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重点扶持龙头企业、专合组织，扶持资金来源于中央林业灾后重建资金、河北援建资金和平武县本级财政投入。
卿皇玉通过合作社的形式，跟当地政府及村民签订协议，租用土地，与村民合作建设核桃种植基地，到现在，基地已经拓展到3万亩，遍及平武县的平通镇和平南乡12村。据她介绍，已种植的有1.3万亩，是平武县现有5个核桃合作社中规模最大的。
根据当地政府公布的相关文件，核桃产业扶植资金总计超过869万元，并规定了详细的补助办法，比如基地建设验收合格后，每亩补300元；品种改良验收合格后，每亩补100元；种苗基地建设50亩，验收合格后每亩补1万元……此外，品种改良、统防统治、加工企业补助、技术培训和专合组织建设等，也有补助。
“整个平武才18万人，我的基地就涉及2000多农户，1万农民。”卿皇玉说，“可我却拿不到分文核桃补助。”平武县林业局作为核桃产业发展的责任单位，掌握着核桃项目实施和资金安排的权力。所以，卿皇玉把林业局作为重点举报对象，她说，林业局安排的很多业主，很多就是在公路边象征性地种几亩应付验收，“少种多报”，甚至有的根本就没实施，却照样套取补助，在她的举报信中，还点到镇、村和实施者名字并配了图片。
不过，平武县相关部门否认了这些举报。“我们监管很严，没出现问题。”县纪委书记雷仕会对记者说。林业局总工程师唐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补助的获取是按程序走，只有被纳入产业发展扶持对象，才有机会获取。”在唐光看来，卿皇玉不过是个卖苗子的，就给村民发点核桃苗子，就要51%的分成，管理、技术和服务都跟不上，“作为产业发展，应看重怎么发展，而不是冲着补助来”。
“什么程序！其实就是‘按关系’走。”卿皇玉则说，谁有关系谁拿走项目实施，之后少种多报或不种也上报，官商勾结套取补助资金。她举了一个自己的例子：2009年2月，她和平通镇椒子山村签订一份协议，椒子山村将1500亩的耕地（包括荒地）给卿种植核桃。但同年8月，平通镇政府和另一梁姓业主签合同，又将椒子山村的地给了这位梁老板实施，种植面积是3000亩。
“号称3000亩，实际不过1100亩。”卿皇玉说，整个椒子山村可耕种的土地是900亩，外加荒地600亩，总共1500亩。她记得，当时和村民签协议时，椒子山村的村干部告诉她“全村就这么多地了，除房前屋后剩点种菜的，所有地都给你了”。
卿皇玉经过调查后还得知，平通镇政府和梁某签的合同是低效林改造，但低效林改造没有补助，“所以他们就把核桃树苗栽到我基地，我已实施的200亩基地，也被抢去套取国家补助”。
不过，她的这些说法，现在椒子山村也不认可了。村支书龙仕培说，椒子山全村101户334人，耕地（包括荒地）是4800亩，其余的是林地，梁老板的基地是通过政府立项，实施有3200亩，目前申请国家补助是2500亩，没有占卿皇玉的基地。对龙仕培的反水，卿皇玉称：“能理解他，因为有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和来自上级的压力。”
平武县政府官网关于该县的介绍显示，全县耕地面积41万亩，农业人口人均占有耕地2.55亩。采访中，另一位知情人也向记者分析，椒子山村不大可能有4800亩耕地，平武縣耕地平均最多就是每个人3亩左右，即使以人均3亩计，椒子山全村334人最多也就1000多亩。
对“少种多报”的问题，唐光回应说：“面积是用卫星测量的，且基地不限于某一地方，基地面积比较分散，卿皇玉举报时拍下发到网上的照片，其实只拍了部分基地。”记者提出查看基地具体面积等相关资料时，林业局则以“目前省纪委已介入调查，不好对外发布”为由，拒绝了要求。
五花八门的“套取法”
与核桃种植类似，在平武县另外一个重点扶植的中药材产业，补贴资金引发的纷争同样很多。根据平武县公布的《关于加快中药材产业化发展的实施意见》，2010年至2012年，平武共安排1710万元用于扶持中药材产业化建设。
唐术平是平武县政协委员，同时也是大桥镇雷竹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是当地有名的中药种植大户，2008年还曾被平武县委县政府授予“农业产业化经营营销大户”。可现在他也是一分钱补助都没拿到，因此怨言甚多：补助资金的发放大都是“量体裁衣”—为方便套取而设门槛，结果“不合格的变成合格，合格的变成不合格”—如来自四川简阳的徐某，地震后在平武办的两家中药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平武全县关于川乌（一种中药材名称）的资金补助，基本都被徐某的公司领完了，徐高价卖种子给百姓，但收成时却不回购，导致川乌烂在地里没人收，政府却扶持这样的公司，让他们领取高额的补助金。
“灾后重建资金应用在刀刃上，要补助真正的生产者，而不是给那些专门套取国家资金的假生产者。”在唐术平和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眼中，一些公司“打几根柱子，盖几间样板房，挖几个用于泡药材的池子”，就去套取建厂资金、技改资金等灾后重建资金，“这些空壳公司平时不生产，有人下去检查时，才装模作样叫人搞一下”。
另一名政协委员则揭秘了重复套取的手法，如某中药材公司在平武县黄羊乡草源村有厚朴（一种药材）生产基地，每亩获补300元，同时，在该地块种乌药，再一次重复计算，每亩又补300元。同样还是这地块内，又种莲花白（包心菜），农业资金每亩又获补助100元。此外，因集中农民土地统一经营，这个老板还可获得每亩300元的土地流转费。
“重复计算领取补助外，还将荒山纳入申领土地流转费—其实，只有耕地才有土地流转费，荒山荒坡是没有流转费的。”该政协委员说，他们这样重复套取国家资金，没有过硬的关系是不可能办到的，既得利益者已形成一个紧密的网络和利益链。
唐术平也说：“很多补助对象成了个别领导的利益代收人，有的企业没补助就活不下去，存在意义就是要补助。”
平通镇新元村毛山社社长张定兴，地震后搞了个特种生态野猪繁殖基地，养猪场里养了100多头野猪，但养猪场建设等费用全是自己支付，没得到灾后产业发展资金的补助。“要拿补助，得送礼、得找关系。”张定兴说。
而据记者了解，地震后，有个人在大桥镇大安村新建了一个养殖场，就得到了政府补助。“这家养殖场养的牛不多，为应付验收，他甚至向亲戚朋友借牛放到养殖场里。”一位不愿具名的政协委员反映。
据悉，这名养牛大户的另一身份是平武县大桥镇畜牧兽医站的负责人。在平武县大桥镇大城村曾当了33年村支部书记的赵兴义也感慨，补助资金不是落实给“种、养殖户”，而是落实给了“关系户”。
针对补助发放中的种种乱象，记者前往平武县财政局进行核实，局长董晓宇表示：“确实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接下来）如果发现实施和规划不相符或实施不到位的，将不给予扶持金或责令整改到位。调查发现反映属实的，绝不手软。情节严重的，严肃处理。”
被忽略的监管领域
汶川地震之后，平武这样一个极重灾区，在遭受惨痛伤亡的同时，也迎来了国家各级部门的大量援建资金。在2010年四川省“两会”上，时任平武县县委書记刘少敏透露，一年多来，平武县的灾后重建投资达到120多亿元，其中中央和对口援建省河北投入的资金就达到70多亿元，这个数字比新中国成立以来平武县投入的资金总和还要多。
事实上，对于大量援建资金的安全问题，从一开始，中纪委、国家审计署等就曾下发过各种文件，确立了监管制度，过去的3年多里，也曾发现了很多问题。
以平武为例，2010年4月出版的四川省委机关刊—《四川党的建设》，在介绍四川省纪委驻平武县监督检查组“成绩”时透露，经一年多的监督检查，有108家的违法违规企业和监理公司受到行政处罚，3家企业被取消中标资格，罚金达310余万元。
对口援建省的审计“成效”反映出的问题也触目惊心。河北审计厅发布《河北省对口支援平武县灾后恢复重建跟踪审计结果公告（第4号）》称，截至2011年5月底，平武县部分援建项目施工单位高估冒算，虚计多计工程价款结算金额3.11亿元。2011年11月15日，河北省审计厅副厅长李树淼作客河北新闻网时透露，河北省对口支援平武县灾后重建中，累计跟踪审计108个项目，节约援建资金及挽回损失累计8.91亿元。
不过，纪委和审计部门重点介入的大都是工程建设领域，灾后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类激励性、引导性补助资金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但相较于道路、房屋等基础设施而言，这类农业产业扶植项目才是真正走出灾难阴影和生活困境，谋求长远发展的利器。但这些项目从实施到资金监管，主要由县政府及相关部门推进，一般是由一个农口部门负责一至两个产业，乡镇具体组织实施，完成后由县委农工委、监察局、审计局、财政局等部门和实施的乡镇对项目进行验收。
平武县某局一名官员向记者透露，农业产业化的很多项目大都被地方权贵阶层，以“分猪肉”的形式下放到乡镇实施。为什么这么多实施的企业和个人都是外来的呢？因为在后续出现烂摊子时，外来老板更容易卷铺盖走人，也不会影响在当地为官者的仕途—过去退耕还林，也采取外来老板主导的模式。
“本地化实施、验收，缺乏外来权力部门监管，加上操作不透明、缺乏村民的主动参与，无法发挥村民的监督作用。”采访中，诸多受访者道破了灾后农业产业化在当地官场推进和监管的困局，“拥有利益共同体的部门和乡镇间，彼此相互关照，许多验收成了走过场”。
原本被寄予厚望的农业合作社组织，事实上，也都是徒有其名，在基层官员的扶植下，外来投资者占据了绝对主导权，农民在其中沦为配角，也难以真正享受到国家的诸多补贴。
在上无政府强力监管，下无村民有效参与的状况下，一些在灾后重建中本应发挥巨大作用的农业产业化扶植政策和资金，问题不少，滋生了诸多不满与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