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从事音乐理论研究的人，对缪天瑞先生的名字都不陌生，因为在每个人的书架上或多或少都能找到先生的学术著作：从音乐词典到专业教科书，从基本乐理到作曲技术理论，从律学到美学，先生的音乐专著和译著涉及多个领域，在音乐界稍有学识的人，对缪先生也几乎是无人不知。而从另一方面说，人们对缪先生又很陌生，因为先生长期埋头治学，心静如水，很少抛头露面，又难得参与媒体关注的社会活动，更不事也不会张扬自己，人们虽久闻其名，却难见其人，对广大音乐工作者来说，这的确是一件憾事。
　　作为中央音乐学院早期建设的重要参与者，缪先生曾任我院教务主任、研究室主任和副院长，是我的老前辈，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我的老领导。我由衷钦佩缪先生能够历经中国音乐界80余年风雨沧桑，而又始终胸怀豁达，专注学术，成为学贯中西的学术泰斗。在当前音乐理论界和教育界存在急功近利、心态浮躁、学风不正的情况下，我以为在缪先生身上有以下两大优点，最值得我们晚辈学习。
　　
　　朴实无华、注重实效的学术风范
　　
　　近年来，随着现代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引入，新概念、新名词层出不穷，这一点在音乐理论界也有体现。但我们时常也会发现，有些“创新词汇”与新生事物并无关联，它不过是名词创造者对旧有事物的一种“时尚化”包装而已，有些甚至是对原著的误译所致。记得语言学大师吕叔湘曾以“心境”（英文原文mental frame）被误译为“心理框架”为例，指出在这种华而不实文字游戏的背后，反映了译者知识的浅薄。
　　缪先生从上世纪20年代就从事西方音乐理论书籍的翻译引进工作，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许多音乐术语皆为缪先生当年所创用。最近，有幸拜读缪先生新近翻译的里曼《音乐美学要义》（与冯长春合译，上海音乐出版社2005年出版），通读这本由9旬高龄译者翻译的美学著作，我们深深感受到译者那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和朴实无华、言简意赅的文字底蕴。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译者序”部分，先生用较长篇幅对里曼美学思想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归纳，其价值不亚于一篇见解独到的研究性论文。
　　纵观中西音乐文化交流史，以缪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音乐家在引进外来音乐理论方面为音乐界奠定了丰厚的学术基础；作为后辈，我们有责任将这一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超然物外、专注学术的人生追求
　　
　　缪先生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心态，在音乐界有口皆碑。1949年，当时在台湾省立交响乐团工作的缪先生响应党的召唤，冒着极大风险返回大陆，随即受到国家重用，历任中央音乐学院教务主任、研究室主任（该研究室即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前身）、副院长，天津音乐学院院长，天津政协副主席等职，行政级别不可谓不高。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缪先生却做出了令常人不可思议的决定，放弃天津音乐学院院长的优厚待遇，以一个普通研究员的身份移师北京，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编辑委员会的日常编纂工作。
　　众所周知，任何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规范的学科语言平台，词典正是构筑规范化学科语言平台的基础。18世纪的法国曾经出现了一批启蒙思想家，他们在编纂《百科全书》的过程中，形成了崇尚理性、反对迷信的百科全书思想派别，对推动当时欧洲的文化思想和工业技术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古代记述音乐事物的文献汗牛充栋，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还没有一本能够供现代音乐学习者使用的音乐词典。出于为中国音乐界编纂一本高质量现代音乐百科全书的愿望，缪先生遂做出上述决断。此后，又先后担任《中国音乐词典》和《音乐百科词典》主编一职，呕心沥血十余年，终于将这三大部头词典哺育成书，其内容丰富、翔实，并带有鲜明的中国色彩，早已成为音乐理论工作者的案头之宝。
　　在缪先生百岁华诞之际，我代表中央音乐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和海内外校友真诚祝福缪先生寿比南山，快乐无疆！
　　2007年7月12日
　　
　　王次炤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责任编辑 于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