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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伟光，美术评论家，《雕塑》杂志执行主编，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撰写多篇学术论文，多次主持有关公共艺术的学术研讨会。2015年9月，“无间创想一2015年中国公共艺术展”在上海举办，展览期间本刊记者就公共艺术的相关问题采访了宋伟光先生。
张玲：作为《雕塑》杂志主编，您觉得媒体在公共艺术的建设中能起到什么作用？
宋伟光：中国的媒体现在不止是纸质媒体，网站、微信以及各种活动也是媒体。现在，媒体的概念已经打破了过去那种单一的模式，所以说媒体的意义是多重性、多元化的。虽然我的行业是以纸为媒体，但是我经常参与关于网络、网站、发布会、研讨会、开幕式等一系列的活动，因而，在我看来，这些社会活动和纸质媒体就是一种互补关系。同样，网络数字时代和文字也是一种互补关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媒体对公共艺术的建设具体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咱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就以《雕塑》杂志为例，它从1995年开始到今年已经有20年的时间，这期间做了19届的论坛，论坛的主题包括公共艺术以及公共艺术的衍生发展、抽象与具象的形式、公共与空间、雕塑与空间等等。19次是个什么概念？就是19年。应当讲我们通过长期做这个论坛召集了很多业界的专家，有时会对一个话题进行长达两天的讨论，我想无论如何，这对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另外，
《雕塑》杂志内专门建设了一个栏目，并且已经坚持了十多年，主旨是关于公共艺术景观等一系列问题的研讨，譬如公共艺术在国外的案例、国内的个案、公共艺术理论的建设等等。在我负责的那几期专栏讨论中，一开始是探讨中国公共艺术的基本框架问题，但是我逐渐认识到这种探讨要带有问题性才可以，所以在前几年，我们的专栏做过关于飞机场与公共艺术之间关系的探讨；也做过国外牙科诊所与公共艺术关系的讨论，因为牙科诊所本身会给人紧张、压抑的感觉，而公共艺术品可以缓释这种紧张感。另外，还有儿童跟公共艺术的关系、国外酒店的公共艺术、广场公共艺术、社区公共艺术等，我们做过很多方面的尝试和探索。总而言之，媒体对公共艺术多多少少都是有帮助的。
张玲：您认为在世界范围里，中国当代公共艺术是否有自己独立的面貌？宋伟光：当然是有的，在当代世界范畴之内，中国的公共艺术有自己的面貌，中国公共艺术应该说是发展于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以往公共艺术带有一种政治审美作用，比如纪念碑式的公共艺术，或者可以说是权利的因素，又如英雄纪念碑，是纪念为国家献出生命的英雄们建造，它让我们敬仰，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但不是互动的艺术。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公共艺术更多的是表述自己心态、或者说是为自己的审美心理找到一种似乎可以与环境等因素联系在一起的艺术形式。最初的形式也比较幼稚，例如扯一段绳子，做一个圈，放置一个球等等，我们业界将此戏称为“腾飞式”，但这是时代发展不可避免的。随着社会的进步，近一个时期，中国的公共艺术应当说对于公共空间与周围环境关系的思考上比以往更加深刻，同时，考虑公共艺术与当地文脉关系的作品也占有很大的比例。我每年都参与北京地铁公共艺术建设项目，北京地铁这几年来每年都要开展一个新项目，在开展每一个新项目之前会有多次研讨会来进行论证，从中可以看出当代的中国公共艺术，不仅从文脉，也从材料语言、材料方式以及与民众之间保持亲近感、呼吸感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所以说，中国的公共艺术在今天已经具备了自己的面貌，这个面貌不仅带有中国味道，而且还是带有世界眼光的。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良莠不齐的作品，但是好的作品会越来越多，因为时代在发展。有时候我们不能只是一味地埋怨官员，当然官员有时候也要和艺术家保持一种默契，同时艺术家也不要过于追求个性化，公共艺术在某种程度上要达成一种共识：就是你让我一点，我让你一点，因为在公共艺术的建设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妥协性，因此可以认为：公共艺术是一种带有妥协性的艺术。
肖琳：您认为市场化运作能否为公共艺术的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宋伟光：市场化运作这个概念我感觉比较模糊，市场化运作应该是找投资商，但是投资商的眼光往往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我觉得应该是政府、艺术家和投资商三者之间相互协调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达成一种默契和市场化的运作，如果单纯依靠某一方是无法完成这种运作的。
肖琳：您认为传统的学院艺术教育方式是否有利于培养公共艺术创作人才？
宋伟光：这个问题非常尖锐，其实所谓学院的教育，它是有一种具有传承性、专业性、系统性的教育。而当代艺术，却是发生在民间或者说是在社会中的，当某种艺术现象出现和发展到一定程度，学院作为一个专业信息集中的地方，作为一个教育和研究机构，必然会关注这些现象，看看是否能够进入教学体系，西方学院的艺术教育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另外，学院里的教师，往往也是一个卓有成就的公共艺术家。他们是既有学院背景又参与社会活动，因此，对于公共艺术创作人才的培养必然与院校有关。如果要追问传统学院的艺术教育方式对公共艺术教育是否有促进作用，或者说这种体制适不适合公共艺术？在我看来，它是适合的，因为学院教育，无论是雕塑艺术还是壁画艺术等，都是从本体来传授艺术和技术的。当一个从业者希冀创作出社会性的艺术时，他往往离不开学院艺术教育的指导，而且学生掌握基础的造型能力也是离不开学院教育的。所以说，传统学院的艺术教育对公共艺术的发展肯定是有帮助的，况且现在我们的大学建立了那么多的公共艺术专业，这肯定也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其实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潜台词，就是关于公共艺术审美能力的提高还要依赖学院教育。我认为公共艺术是精英引领民众的艺术，而不是单纯强调公共性的问题，审美教育势在必行，而审美教育从何而来？答案就是学校，学生的审美能力在学校的教育当中会潜移默化地得到提高，它是会逐渐影响到大众的审美水准的。
张玲：作为《雕塑》杂志主编，您觉得媒体在公共艺术的建设中能起到什么作用？
宋伟光：中国的媒体现在不止是纸质媒体，网站、微信以及各种活动也是媒体。现在，媒体的概念已经打破了过去那种单一的模式，所以说媒体的意义是多重性、多元化的。虽然我的行业是以纸为媒体，但是我经常参与关于网络、网站、发布会、研讨会、开幕式等一系列的活动，因而，在我看来，这些社会活动和纸质媒体就是一种互补关系。同样，网络数字时代和文字也是一种互补关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媒体对公共艺术的建设具体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咱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就以《雕塑》杂志为例，它从1995年开始到今年已经有20年的时间，这期间做了19届的论坛，论坛的主题包括公共艺术以及公共艺术的衍生发展、抽象与具象的形式、公共与空间、雕塑与空间等等。19次是个什么概念？就是19年。应当讲我们通过长期做这个论坛召集了很多业界的专家，有时会对一个话题进行长达两天的讨论，我想无论如何，这对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另外，
《雕塑》杂志内专门建设了一个栏目，并且已经坚持了十多年，主旨是关于公共艺术景观等一系列问题的研讨，譬如公共艺术在国外的案例、国内的个案、公共艺术理论的建设等等。在我负责的那几期专栏讨论中，一开始是探讨中国公共艺术的基本框架问题，但是我逐渐认识到这种探讨要带有问题性才可以，所以在前几年，我们的专栏做过关于飞机场与公共艺术之间关系的探讨；也做过国外牙科诊所与公共艺术关系的讨论，因为牙科诊所本身会给人紧张、压抑的感觉，而公共艺术品可以缓释这种紧张感。另外，还有儿童跟公共艺术的关系、国外酒店的公共艺术、广场公共艺术、社区公共艺术等，我们做过很多方面的尝试和探索。总而言之，媒体对公共艺术多多少少都是有帮助的。
张玲：您认为在世界范围里，中国当代公共艺术是否有自己独立的面貌？宋伟光：当然是有的，在当代世界范畴之内，中国的公共艺术有自己的面貌，中国公共艺术应该说是发展于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以往公共艺术带有一种政治审美作用，比如纪念碑式的公共艺术，或者可以说是权利的因素，又如英雄纪念碑，是纪念为国家献出生命的英雄们建造，它让我们敬仰，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但不是互动的艺术。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公共艺术更多的是表述自己心态、或者说是为自己的审美心理找到一种似乎可以与环境等因素联系在一起的艺术形式。最初的形式也比较幼稚，例如扯一段绳子，做一个圈，放置一个球等等，我们业界将此戏称为“腾飞式”，但这是时代发展不可避免的。随着社会的进步，近一个时期，中国的公共艺术应当说对于公共空间与周围环境关系的思考上比以往更加深刻，同时，考虑公共艺术与当地文脉关系的作品也占有很大的比例。我每年都参与北京地铁公共艺术建设项目，北京地铁这几年来每年都要开展一个新项目，在开展每一个新项目之前会有多次研讨会来进行论证，从中可以看出当代的中国公共艺术，不仅从文脉，也从材料语言、材料方式以及与民众之间保持亲近感、呼吸感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所以说，中国的公共艺术在今天已经具备了自己的面貌，这个面貌不仅带有中国味道，而且还是带有世界眼光的。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良莠不齐的作品，但是好的作品会越来越多，因为时代在发展。有时候我们不能只是一味地埋怨官员，当然官员有时候也要和艺术家保持一种默契，同时艺术家也不要过于追求个性化，公共艺术在某种程度上要达成一种共识：就是你让我一点，我让你一点，因为在公共艺术的建设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妥协性，因此可以认为：公共艺术是一种带有妥协性的艺术。
肖琳：您认为市场化运作能否为公共艺术的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宋伟光：市场化运作这个概念我感觉比较模糊，市场化运作应该是找投资商，但是投资商的眼光往往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我觉得应该是政府、艺术家和投资商三者之间相互协调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达成一种默契和市场化的运作，如果单纯依靠某一方是无法完成这种运作的。
肖琳：您认为传统的学院艺术教育方式是否有利于培养公共艺术创作人才？
宋伟光：这个问题非常尖锐，其实所谓学院的教育，它是有一种具有传承性、专业性、系统性的教育。而当代艺术，却是发生在民间或者说是在社会中的，当某种艺术现象出现和发展到一定程度，学院作为一个专业信息集中的地方，作为一个教育和研究机构，必然会关注这些现象，看看是否能够进入教学体系，西方学院的艺术教育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另外，学院里的教师，往往也是一个卓有成就的公共艺术家。他们是既有学院背景又参与社会活动，因此，对于公共艺术创作人才的培养必然与院校有关。如果要追问传统学院的艺术教育方式对公共艺术教育是否有促进作用，或者说这种体制适不适合公共艺术？在我看来，它是适合的，因为学院教育，无论是雕塑艺术还是壁画艺术等，都是从本体来传授艺术和技术的。当一个从业者希冀创作出社会性的艺术时，他往往离不开学院艺术教育的指导，而且学生掌握基础的造型能力也是离不开学院教育的。所以说，传统学院的艺术教育对公共艺术的发展肯定是有帮助的，况且现在我们的大学建立了那么多的公共艺术专业，这肯定也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其实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潜台词，就是关于公共艺术审美能力的提高还要依赖学院教育。我认为公共艺术是精英引领民众的艺术，而不是单纯强调公共性的问题，审美教育势在必行，而审美教育从何而来？答案就是学校，学生的审美能力在学校的教育当中会潜移默化地得到提高，它是会逐渐影响到大众的审美水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