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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段无名无姓的聊天记录莫名其妙火了起来。在上海，一个月薪15000元的外卖小哥被月薪只有4000元的女友嫌弃了。女孩反复说：“父母问我男朋友是做什么的，我都不敢说。”
有几家媒体发表评论，对这个女孩提出了批评，还一本正经分析了“谁配不上谁”的问题。男孩勤劳、收入高，女孩只有4000块，还公主病，这样的比较似乎再简单不过了。
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女孩的不断“挖苦讽刺”，其实很有道理：“你一天到晚忙工作，晚上回家就是睡觉。”这其实是外卖小哥生活的写照。月薪15000元的外卖小哥，每天大概要送100单左右，确实相当辛苦，哪有浪漫的可能。
外卖小哥对指责唯唯诺诺，没有提出反驳，可能是一种涵养，但字里行间也流露出理亏。或许，他也知道，自己其实配不上月薪只有4000元的女友。如果谁的月薪高谁就占上风，这世界虽然无趣，却也简单多了。可惜现实总是复杂的，在月薪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因素。
说到底，这对小情侣是不同的阶层。月薪只有4000元的女孩，属于工薪阶层（白领，虽然是白领中收入最低的），而外卖小哥，哪怕月薪达到1万5，却仍然只是一个打工仔。
他对两个阶层的差别心知肚明，解决方案是努力攒到20万，然后自己做点小生意。他要改变的并不仅仅是收入状况，而是想得到一种“更体面”的身份。在丈母娘那里，“做生意”可要比“送外卖”好听多了。
这是一则小到不能再小的新闻（甚至只能算传闻），但是却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大问题。
得益于一些外卖平台的出现，这几年在城市出现大量外卖小哥。夏天，我走在街上，看树阴下坐在摩托车上的他们，也有一些感动。这是一个好时代，如果我在今年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就可以出来送快递了。而在20年前，我却找不到任何别的出路，只能没日没夜地去读书。
送外卖看上去是无比公平的工作，完全按照单数来结算，但是，这个行业也有很大的不公平。搜索“外卖小哥社保”可以看到一些讨论，外卖小哥和快递员，都没有交社保，因为平台（人们总是强调是平台而不是公司）和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雇佣关系。很多文章讨论这个问题，都很冷静，没有任何偏向性。外卖小哥也不会有怨言，因为比一般的外出打工者，他们毕竟挣得更多。
这种状态，造成外卖小哥在城市的“无根状态”。他们没有办公室，严格来说也没有公司为他们负责。因为没交社保，严格来说城市里的一切（房产、教育、医疗）都和他们无关。他们的根仍然在农村，这个中秋节，他们看到月亮，会想起远方的爹娘。
无根的人，很难拥有爱情。因此，哪怕是月薪只有4000元（在上海这是多么低）的上班族，尽管经常点外卖，享受他们的服务，却仍然不愿意嫁给他们。
一个刚刚步入职场的女孩，月收入只有4000元，但是五险一金齐全，被划入买房的刚需人群。他们既有稳定（较差）的现在，也有一个可以期许的未来。在大城市的写字间，他们当然处于底层，但是在一个科层制度下，他们知道如何升迁。他们总是幸福的，因为前方总会有机会。
这个阶层，就是所谓“新中产”（白领，工薪族）。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很多农民和小生产者的孩子，通过高等教育的洗礼，最终在大城市写字楼的格子间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
很多人总是发出最简单的疑问：到底收入多少才算是“中产”？由于某种神秘的原因，中国很少有人可以坦然承认自己属于“中产“，这个词本身也有点暧昧，甚至有几分嘲讽意味。但是，从登上历史舞台开始，“新中产”就是包括身份、价值观、生活方式在内的全方位转化，而不只是收入方面的“中间状态”。
美国在上世纪20年代开始了这一大规模的转化，日本稍晚，但是在二战后也出现了“新中产”崛起的现象。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赖特·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和傅高义的《日本新中产阶级》是观察两个社会转型的杰作，后者前几年因为《邓小平时代》而为普通中国读者所知。
半个世纪以前，傅高义在日本就观察到本文所讨论的现象。大多数日本女孩，都不愿意嫁给收入可能更高的农民和小企业主，而更愿意嫁给“工薪阶层“，愿意嫁给那些在写字楼和大公司上班的人。“新中产”的核心优势并不在于“现在的收入”，而在于一个稳定的、值得期盼的未来。
直到现在，日本社会对“稳定性”的痴迷都是惊人的。日本的独特性在于，可以在大企业上班上一辈子，这是日本社会的支柱。在日本，从大公司辞职自己单干创业，是很难被理解的事情。在中国，我们会把这样的人视为英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证明中国社会更有活力。
在中国，“中产”是一个新事物，大规模的身份转化，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城市化和大学扩招同步进行，证据就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写字楼。在北上广深，那些大公司的写字楼，总是最受人瞩目。
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但是我们唯有从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角度，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收入、房价这样的纯经济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个新阶层。
中国的“新中产”，同样渴望稳定，而他們在生活方式上和外卖小哥无疑有着根本性的差别。在成都的太古里，网红店排队消费、拍照的年轻女孩，大多也不过是月薪四五千的“白领”而已。这种生活方式背后的价值观，和外卖小哥当然是不兼容的。
送外卖当然是值得尊敬的职业，但是，既然在城市工作，外卖小哥必须考虑如何融入城市的问题。这不仅关乎爱情，也关乎未来。和“白领”比起来，他们是一个更新的阶层，新到还没有找到立足之地。他们骑在摩托车、电瓶车上，他们一直在奔跑，但是那个问题一直存在：你的方向在哪里？
（李红军荐）
有几家媒体发表评论，对这个女孩提出了批评，还一本正经分析了“谁配不上谁”的问题。男孩勤劳、收入高，女孩只有4000块，还公主病，这样的比较似乎再简单不过了。
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女孩的不断“挖苦讽刺”，其实很有道理：“你一天到晚忙工作，晚上回家就是睡觉。”这其实是外卖小哥生活的写照。月薪15000元的外卖小哥，每天大概要送100单左右，确实相当辛苦，哪有浪漫的可能。
外卖小哥对指责唯唯诺诺，没有提出反驳，可能是一种涵养，但字里行间也流露出理亏。或许，他也知道，自己其实配不上月薪只有4000元的女友。如果谁的月薪高谁就占上风，这世界虽然无趣，却也简单多了。可惜现实总是复杂的，在月薪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因素。
说到底，这对小情侣是不同的阶层。月薪只有4000元的女孩，属于工薪阶层（白领，虽然是白领中收入最低的），而外卖小哥，哪怕月薪达到1万5，却仍然只是一个打工仔。
他对两个阶层的差别心知肚明，解决方案是努力攒到20万，然后自己做点小生意。他要改变的并不仅仅是收入状况，而是想得到一种“更体面”的身份。在丈母娘那里，“做生意”可要比“送外卖”好听多了。
这是一则小到不能再小的新闻（甚至只能算传闻），但是却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大问题。
得益于一些外卖平台的出现，这几年在城市出现大量外卖小哥。夏天，我走在街上，看树阴下坐在摩托车上的他们，也有一些感动。这是一个好时代，如果我在今年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就可以出来送快递了。而在20年前，我却找不到任何别的出路，只能没日没夜地去读书。
送外卖看上去是无比公平的工作，完全按照单数来结算，但是，这个行业也有很大的不公平。搜索“外卖小哥社保”可以看到一些讨论，外卖小哥和快递员，都没有交社保，因为平台（人们总是强调是平台而不是公司）和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雇佣关系。很多文章讨论这个问题，都很冷静，没有任何偏向性。外卖小哥也不会有怨言，因为比一般的外出打工者，他们毕竟挣得更多。
这种状态，造成外卖小哥在城市的“无根状态”。他们没有办公室，严格来说也没有公司为他们负责。因为没交社保，严格来说城市里的一切（房产、教育、医疗）都和他们无关。他们的根仍然在农村，这个中秋节，他们看到月亮，会想起远方的爹娘。
无根的人，很难拥有爱情。因此，哪怕是月薪只有4000元（在上海这是多么低）的上班族，尽管经常点外卖，享受他们的服务，却仍然不愿意嫁给他们。
一个刚刚步入职场的女孩，月收入只有4000元，但是五险一金齐全，被划入买房的刚需人群。他们既有稳定（较差）的现在，也有一个可以期许的未来。在大城市的写字间，他们当然处于底层，但是在一个科层制度下，他们知道如何升迁。他们总是幸福的，因为前方总会有机会。
这个阶层，就是所谓“新中产”（白领，工薪族）。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很多农民和小生产者的孩子，通过高等教育的洗礼，最终在大城市写字楼的格子间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
很多人总是发出最简单的疑问：到底收入多少才算是“中产”？由于某种神秘的原因，中国很少有人可以坦然承认自己属于“中产“，这个词本身也有点暧昧，甚至有几分嘲讽意味。但是，从登上历史舞台开始，“新中产”就是包括身份、价值观、生活方式在内的全方位转化，而不只是收入方面的“中间状态”。
美国在上世纪20年代开始了这一大规模的转化，日本稍晚，但是在二战后也出现了“新中产”崛起的现象。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赖特·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和傅高义的《日本新中产阶级》是观察两个社会转型的杰作，后者前几年因为《邓小平时代》而为普通中国读者所知。
半个世纪以前，傅高义在日本就观察到本文所讨论的现象。大多数日本女孩，都不愿意嫁给收入可能更高的农民和小企业主，而更愿意嫁给“工薪阶层“，愿意嫁给那些在写字楼和大公司上班的人。“新中产”的核心优势并不在于“现在的收入”，而在于一个稳定的、值得期盼的未来。
直到现在，日本社会对“稳定性”的痴迷都是惊人的。日本的独特性在于，可以在大企业上班上一辈子，这是日本社会的支柱。在日本，从大公司辞职自己单干创业，是很难被理解的事情。在中国，我们会把这样的人视为英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证明中国社会更有活力。
在中国，“中产”是一个新事物，大规模的身份转化，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城市化和大学扩招同步进行，证据就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写字楼。在北上广深，那些大公司的写字楼，总是最受人瞩目。
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但是我们唯有从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角度，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收入、房价这样的纯经济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个新阶层。
中国的“新中产”，同样渴望稳定，而他們在生活方式上和外卖小哥无疑有着根本性的差别。在成都的太古里，网红店排队消费、拍照的年轻女孩，大多也不过是月薪四五千的“白领”而已。这种生活方式背后的价值观，和外卖小哥当然是不兼容的。
送外卖当然是值得尊敬的职业，但是，既然在城市工作，外卖小哥必须考虑如何融入城市的问题。这不仅关乎爱情，也关乎未来。和“白领”比起来，他们是一个更新的阶层，新到还没有找到立足之地。他们骑在摩托车、电瓶车上，他们一直在奔跑，但是那个问题一直存在：你的方向在哪里？
（李红军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