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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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特别害怕一个人打出租车，因为无论你距离目的地有多近，只要你坐在副驾驶上，无形中就肩负着陪聊的业务。两人挨得那么近，要是谁也不理谁，我还真拉不下脸来。可就算你在那“嗯、啊、对、是”，对方也听不出你的敷衍，只要你能发出点声音就是对司机的莫大鼓舞。 有一次，我还没落座呢，司机特神秘地把身子往我这边斜，抻着脖子小声说：“那谁死了，你知道内幕吗？”吓了我一跳。之后他跟套话似的自言自语，说一句，瞥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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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特别害怕一个人打出租车，因为无论你距离目的地有多近，只要你坐在副驾驶上，无形中就肩负着陪聊的业务。两人挨得那么近，要是谁也不理谁，我还真拉不下脸来。可就算你在那“嗯、啊、对、是”，对方也听不出你的敷衍，只要你能发出点声音就是对司机的莫大鼓舞。
有一次，我还没落座呢，司机特神秘地把身子往我这边斜，抻着脖子小声说：“那谁死了，你知道内幕吗？”吓了我一跳。之后他跟套话似的自言自语，说一句，瞥我一眼。他大概没见过我这么不关心时事的人，全国人民都传开了的小道消息，我跟傻子似的一问一瞪眼。
说实话，我对那个贪官的死不感兴趣，但这个司机说起话来抑扬顿挫、声情并茂：“你知道那孙子搞过多少女人吗？”我摇头，只见他双手在那儿比画，我都想替他扶着点方向盤。
当然，我也有闲着难受的时候，这时候我会一上车就打听事儿，只要人家接茬儿，我捧哏的态度超级认真。但我也有被破招的时候。有一次我坐定了就跟司机搭讪，问人家孩子多大，对方说没孩子。这下把我噎的，我又以关怀的语气问“你父母应该挺年轻的吧”，人家从牙缝挤出几个字“都去世了”。我没敢问婚姻状况，乖乖闭嘴了。
我不停地总结经验教训，发现把司机聊美了也是有好处的，比如到了目的地，他还意犹未尽，你翻钱包的时候他通常会说：“17元。你有零钱吗？没有就给15元吧。”还有一次，本应该给27元的车费，我给司机一张面值50元的人民币，可他看见我钱包里有一张20元和两张一元的人民币，自己就抽走了，就因为我一路上都在不走脑子地重复一句话：“你生活得太不容易了！”
（圈圈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有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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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景芳老师众多的弟子中，我属于“关门弟子”。 我和胡老师的师生情谊，要从20世纪80年代说起。 1980年，我在一所中学读书，学校每天中午都会转播辽宁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访谈节目。 一天，我刚吃过午饭，就听到校园广播里，播音员用十分清脆悦耳的声音播送着一个作家的事迹： “深受全国小朋友喜爱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胡景芳，珍藏着100多条红领巾，每一条红领巾都有一个故事……” 胡景芳老师就是我们
德国人跟咱们不一样。 我在飞机场上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在欧洲转的飞机，坐的依旧是国航。汉莎航空那儿人烟稀少，但在国航前面人排得密密麻麻。一片人声鼎沸：“德国的大楼可没咱的高！” “我告诉你一定要买菜刀！双立人的菜刀。” 几乎所有人都在扯着嗓门喊。人群中有对德国夫妇，缩着脖子，双手紧紧攥住行李，就像被雷惊了的蛤蟆，一脸警惕的迷惘。远远看去，他们就像教科书里说的陷入人民战争汪洋大海里的帝国主义。
十一假期，我的心情因为一场争吵而久久不能平静。 去朋友家拜访，在楼道听到激烈的争吵，准确来说，是一个人的争吵，一个女人声嘶力竭地叫喊，我只听见“这是我老公”、“这是我女儿”的字句，迅速作出判断，可能是婆媳间发生了争执，但又一想，这时丈夫兼儿子应该出面制止。 声音持续很久，我忍不住寻找来源，这时被惊动的楼下邻居一起上来探个究竟，我们找到音源，一个70岁左右的老太太站在家门口，头发花白，身披一件红
说到打酱油，曾是我们的常规工作。 八十年代的每个孩子都干过。家里做菜要用到酱油，下面条要用到芝麻酱，早餐要用到下粥菜——都要派遣孩子到杂咸铺走一趟。 打酱油有两种规格。一是用瓶，一是用碟。用碟的，几分钱就够了。用瓶的可能要两毛钱。两毛钱里，一毛八分钱用于打酱油，剩下两分钱买颗糖，神不知鬼不觉地吃掉。这属于儿童打酱油业的潜规则。 杂咸铺的前台，用几个脸盆装着橄榄、乌榄、腐乳、南姜……各种小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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