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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是理想，也是现实。出版人是文化人，也是生意人。”“出版，经济是手段，文化是目的。”这些曾经是出版业界的共识。然而面对以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为背景的当代出版业，“出版是什么？”这一问题似乎越来越难回答，“现实”与“生意人”的分量越来越沉重，以致“理想”与“文化人”的色彩越来越黯淡。当手段变成目的，文化奴役于经济，当代出版，必须静一静，缓一缓，有所思量。“如果你不知道你的方向，你就永远不可能到达。”
一个国家和民族对出版业应该有何种期许？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次日，日军轰炸上海商务印书馆，位于宝山路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尚公小学等皆中弹起火，全遭焚毁。2月1日，日本浪人又潜入未被殃及的东方图书馆纵火，全部藏书46万册——其中有善本古籍3，700多种、35，000多册，全国最为齐备的各地方志2，600多种、25，000册——悉数烧毁。日军之所以要炸毁商务，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讲得很明白：“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当代中国出版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凸显了产业的功能。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出版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组成，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任重道远。但是如何评判出版产业的价值？GDP数值能否涵盖其价值的全部？出版作为内容产业，它的价值究竟体现在产业内，即出版产品物质形态的价值，还是产业外，即出版产品精神内容的价值？是利在一时，即强调出版产品的当期利润回报，还是功在后世，即注重出版产品广泛的辐射性、持久的流传性？出版业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或者说，一个国家和民族对出版业有何期许：希望它以蓬勃的文化力量推进民族认同、普及核心价值观，还是希望它像汽车制造业、房地产业一样以汹涌的资本势力纵横商业格局、捭阖经济变革？
201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文化强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会不会被曲解为文化产业圈钱，成为代表、委员们讨论最多的焦点之一。有代表指出，“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不是‘文化大挣钱’，指望文化挣大钱的观念与建设文化强国的政策和精神不符。”同样的出版产业，同样的市场化运作，为了盈利而盈利，和因为体制科学、机制灵活、文化繁荣而赢利，不一样的着眼点，或许百年之后再观今日中国出版，历史会有意味深长的解读。
当代出版企业应该如何定位自身发展？
网络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书写的方式、传播的方式，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世界中传递信息与内容，这是一个“传播的时代”。与此同时，“……数不清的其他行业的企业已经和正在闯入出版领域，操着高新技术的‘刻刀’，按照各自的理念重新塑造‘出版’。由于参与出版越来越容易，参与出版的人越来越多，出版的包容性在无限扩大的同时，出版作为一个‘专业’似乎也越来越被淡化了、肢解了。”这又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做出版”的时代。“书既可以是一个网页、一部手机，还可以是一个电子游戏、一部电影。”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博思曾如是说。这更是一个媒介大融合的时代。当出版人人都可以涉足的时候，当出版对象无所不包的时候，出版也许就什么都不是了。
美国著名出版人安德烈·西弗林在几年前的一次访谈中提到美国最好的出版社之一哈珀·考林斯，“如果你比较它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书目，会发现每十年都会发生一次蜕变，艺术史、神学、哲学、历史书一路被抛弃，书目中越来越多短命的廉价畅销书。现在，在他们的意识里，恨不得自己属于娱乐业。” 一旦传统出版业沦陷为大众娱乐业的附庸，就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安德烈·西弗林在访谈结束时不无忧虑地说，“在英语世界发生的事很快就会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因此，在他看来，重要的是“如何从美国的错误中学习，而不是学习美国。”
在科技迅猛发展、媒介不断融合的今天，对于当代出版企业，其安身立命之本是什么，技术抑或内容？对于当代出版企业，其永续生存的力量来自哪里，资本抑或品牌？对于当代出版企业，其产品的独特魅力应该体现在何处——即时的、讯息的、消遣的，抑或智性的、审美的、批判的？对于当代出版企业，怎样做，才不至于随波逐流、失去自我；如何选择，才不至于舍本逐末、倒果为因？外延膨胀的时代更需要内涵的清晰。做正确的事比正确地做事更紧要。在这样一个挑战与机遇共存的时代，站在传统与革新的关口，出版企业面临着历史的选择。
当代出版人应该担任何种社会角色？
出版具有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这种双重属性自古皆有，但二者的矛盾自出版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之后尤为凸显。当文化产业自身成为一种商业力量时，它就有更多的理由和便利谋取合法的经济利益。因此，在成本核算机制的束缚和商业浪潮的诱惑下，越来越多的出版人只为稻粱谋，只为当下活。在越来越多的出版人眼中，出版仅仅就是一份职业，出版物仅仅就是一种商品。带着这种理念的出版人不过就是文化工业流水线上的螺丝钉，仅仅为解决具体问题而寻求具体答案；有些甚至成为以文化为手段，以盈利为目的的出版商人。
与此同时，数字出版也在挑战传统出版人的地位。2011年2月，英国《卫报》（The Gardian）一篇名为《消逝的编辑艺术》（The Lost Art of Editing）的长篇报道里提到，传统出版的价值是通过编辑工作让图书享有一份荣誉。但今天，速度和经济上的考虑已先于细心和质量，做书所投入的时间和努力被预算和人员编制给压缩了。现代出版更注重销售和营销，那种手拿红笔、仔细审读手稿的对文字痴迷的编辑形象，已让位于更注重市场的企业家形象了。图书不再是像以前那样——无论是大删大改，如情节、角色或语调的重新设置，还是小细节上的改动，如历史事实或地理位置的准确性——进行编辑加工了。在数字出版时代，很多人甚至认为作者可以直接走向读者，不必再经过编辑这一中间环节。 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人已迷失了方向，走进了误区，最终将面临群体生存的危机——当竞争越来越激烈，盈利越来越艰难时，出版人要靠什么力量去完成前辈未竟的事业？曾经，出版人是以知识分子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以文化为信仰，对文化的担当有着近似宗教的虔诚。当信息社会经济文化化的痕迹越来越重，行业分工越来越细时，出版人又将在变动不居的话语空间担任什么样的社会角色？是抛却传统的责任与荣耀，在商业大战中另辟蹊径、自立门户？还是以审慎的理性和超越的理念，坚守文化定位、延续历史使命，将目光投向更久远的未来？在这个社会转型、价值观多元的时代，羁绊在文化与商业的博弈中，当代出版人面临着历史的考验。
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陈独秀等一代思想文化大师在目睹中国自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来的种种努力与失败之后，终于认识到，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走向富强的最终途径。于是他们呼唤“国民自觉”“伦理的自觉”，他们强调“国本”“国性”“国魂”。形而下的富强终究要靠形而上的文明来支撑，文化自觉于是成为近代中国的民族最强音。21世纪的中国处在社会转型的关口和文化全球化的漩涡之中，文化自觉再次成为时代的主题：关乎国家富强，更关乎民族存亡。因为文化就是民族的徽章、文化就是民族的符号，文化在，民族就在，文化灭，民族即亡。而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需要自上而下的表率和广泛全面的参与；不能停留在文化认识上的自知之明，更要体现为文化实践上的自主能力。
出版自诞生以来就被视为文化的载体和文化的组成。在人类各民族文化自觉史上，出版曾举足轻重、大放异彩。作为中国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当代中国出版业在中国当今和未来文化自觉的征途中仍将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而全球化时代多元、变动的文化形态，和市场经济时代价值规律、市场机制的巨大冲击对现代出版业的文化自觉提出了更高要求、设置了更大障碍。如何建立出版业文化自觉的理论体系，如何用文化自觉的理论体系指导出版业的实践活动，是当代中国出版业必须直面的挑战！
出版业的社会期许、出版企业的发展定位以及出版人的角色认同对出版业的发展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对于民族文化自觉将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在纯粹由市场逻辑和资本控制的出版物市场上，产品的真实价值有时甚至会和出版的GDP数值成反比，虚假繁荣背后的低俗空洞“日久天长便峥嵘于各种社会弊端上，并积重难返。”无论是从阳春白雪的字里，抑或深入浅出的行间，一个眼中没有文化光彩，心中没有文化理想的出版人断然无法为读者提供丰富健康的文化给养。文化自觉，任重而道远，当代中国出版将往何处走？这注定是一个反思的时代，一个回眸的时代，一个眺望的时代……
一个国家和民族对出版业应该有何种期许？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次日，日军轰炸上海商务印书馆，位于宝山路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尚公小学等皆中弹起火，全遭焚毁。2月1日，日本浪人又潜入未被殃及的东方图书馆纵火，全部藏书46万册——其中有善本古籍3，700多种、35，000多册，全国最为齐备的各地方志2，600多种、25，000册——悉数烧毁。日军之所以要炸毁商务，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讲得很明白：“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当代中国出版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凸显了产业的功能。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出版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组成，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任重道远。但是如何评判出版产业的价值？GDP数值能否涵盖其价值的全部？出版作为内容产业，它的价值究竟体现在产业内，即出版产品物质形态的价值，还是产业外，即出版产品精神内容的价值？是利在一时，即强调出版产品的当期利润回报，还是功在后世，即注重出版产品广泛的辐射性、持久的流传性？出版业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或者说，一个国家和民族对出版业有何期许：希望它以蓬勃的文化力量推进民族认同、普及核心价值观，还是希望它像汽车制造业、房地产业一样以汹涌的资本势力纵横商业格局、捭阖经济变革？
201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文化强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会不会被曲解为文化产业圈钱，成为代表、委员们讨论最多的焦点之一。有代表指出，“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不是‘文化大挣钱’，指望文化挣大钱的观念与建设文化强国的政策和精神不符。”同样的出版产业，同样的市场化运作，为了盈利而盈利，和因为体制科学、机制灵活、文化繁荣而赢利，不一样的着眼点，或许百年之后再观今日中国出版，历史会有意味深长的解读。
当代出版企业应该如何定位自身发展？
网络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书写的方式、传播的方式，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世界中传递信息与内容，这是一个“传播的时代”。与此同时，“……数不清的其他行业的企业已经和正在闯入出版领域，操着高新技术的‘刻刀’，按照各自的理念重新塑造‘出版’。由于参与出版越来越容易，参与出版的人越来越多，出版的包容性在无限扩大的同时，出版作为一个‘专业’似乎也越来越被淡化了、肢解了。”这又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做出版”的时代。“书既可以是一个网页、一部手机，还可以是一个电子游戏、一部电影。”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博思曾如是说。这更是一个媒介大融合的时代。当出版人人都可以涉足的时候，当出版对象无所不包的时候，出版也许就什么都不是了。
美国著名出版人安德烈·西弗林在几年前的一次访谈中提到美国最好的出版社之一哈珀·考林斯，“如果你比较它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书目，会发现每十年都会发生一次蜕变，艺术史、神学、哲学、历史书一路被抛弃，书目中越来越多短命的廉价畅销书。现在，在他们的意识里，恨不得自己属于娱乐业。” 一旦传统出版业沦陷为大众娱乐业的附庸，就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安德烈·西弗林在访谈结束时不无忧虑地说，“在英语世界发生的事很快就会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因此，在他看来，重要的是“如何从美国的错误中学习，而不是学习美国。”
在科技迅猛发展、媒介不断融合的今天，对于当代出版企业，其安身立命之本是什么，技术抑或内容？对于当代出版企业，其永续生存的力量来自哪里，资本抑或品牌？对于当代出版企业，其产品的独特魅力应该体现在何处——即时的、讯息的、消遣的，抑或智性的、审美的、批判的？对于当代出版企业，怎样做，才不至于随波逐流、失去自我；如何选择，才不至于舍本逐末、倒果为因？外延膨胀的时代更需要内涵的清晰。做正确的事比正确地做事更紧要。在这样一个挑战与机遇共存的时代，站在传统与革新的关口，出版企业面临着历史的选择。
当代出版人应该担任何种社会角色？
出版具有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这种双重属性自古皆有，但二者的矛盾自出版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之后尤为凸显。当文化产业自身成为一种商业力量时，它就有更多的理由和便利谋取合法的经济利益。因此，在成本核算机制的束缚和商业浪潮的诱惑下，越来越多的出版人只为稻粱谋，只为当下活。在越来越多的出版人眼中，出版仅仅就是一份职业，出版物仅仅就是一种商品。带着这种理念的出版人不过就是文化工业流水线上的螺丝钉，仅仅为解决具体问题而寻求具体答案；有些甚至成为以文化为手段，以盈利为目的的出版商人。
与此同时，数字出版也在挑战传统出版人的地位。2011年2月，英国《卫报》（The Gardian）一篇名为《消逝的编辑艺术》（The Lost Art of Editing）的长篇报道里提到，传统出版的价值是通过编辑工作让图书享有一份荣誉。但今天，速度和经济上的考虑已先于细心和质量，做书所投入的时间和努力被预算和人员编制给压缩了。现代出版更注重销售和营销，那种手拿红笔、仔细审读手稿的对文字痴迷的编辑形象，已让位于更注重市场的企业家形象了。图书不再是像以前那样——无论是大删大改，如情节、角色或语调的重新设置，还是小细节上的改动，如历史事实或地理位置的准确性——进行编辑加工了。在数字出版时代，很多人甚至认为作者可以直接走向读者，不必再经过编辑这一中间环节。 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人已迷失了方向，走进了误区，最终将面临群体生存的危机——当竞争越来越激烈，盈利越来越艰难时，出版人要靠什么力量去完成前辈未竟的事业？曾经，出版人是以知识分子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以文化为信仰，对文化的担当有着近似宗教的虔诚。当信息社会经济文化化的痕迹越来越重，行业分工越来越细时，出版人又将在变动不居的话语空间担任什么样的社会角色？是抛却传统的责任与荣耀，在商业大战中另辟蹊径、自立门户？还是以审慎的理性和超越的理念，坚守文化定位、延续历史使命，将目光投向更久远的未来？在这个社会转型、价值观多元的时代，羁绊在文化与商业的博弈中，当代出版人面临着历史的考验。
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陈独秀等一代思想文化大师在目睹中国自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来的种种努力与失败之后，终于认识到，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走向富强的最终途径。于是他们呼唤“国民自觉”“伦理的自觉”，他们强调“国本”“国性”“国魂”。形而下的富强终究要靠形而上的文明来支撑，文化自觉于是成为近代中国的民族最强音。21世纪的中国处在社会转型的关口和文化全球化的漩涡之中，文化自觉再次成为时代的主题：关乎国家富强，更关乎民族存亡。因为文化就是民族的徽章、文化就是民族的符号，文化在，民族就在，文化灭，民族即亡。而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需要自上而下的表率和广泛全面的参与；不能停留在文化认识上的自知之明，更要体现为文化实践上的自主能力。
出版自诞生以来就被视为文化的载体和文化的组成。在人类各民族文化自觉史上，出版曾举足轻重、大放异彩。作为中国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当代中国出版业在中国当今和未来文化自觉的征途中仍将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而全球化时代多元、变动的文化形态，和市场经济时代价值规律、市场机制的巨大冲击对现代出版业的文化自觉提出了更高要求、设置了更大障碍。如何建立出版业文化自觉的理论体系，如何用文化自觉的理论体系指导出版业的实践活动，是当代中国出版业必须直面的挑战！
出版业的社会期许、出版企业的发展定位以及出版人的角色认同对出版业的发展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对于民族文化自觉将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在纯粹由市场逻辑和资本控制的出版物市场上，产品的真实价值有时甚至会和出版的GDP数值成反比，虚假繁荣背后的低俗空洞“日久天长便峥嵘于各种社会弊端上，并积重难返。”无论是从阳春白雪的字里，抑或深入浅出的行间，一个眼中没有文化光彩，心中没有文化理想的出版人断然无法为读者提供丰富健康的文化给养。文化自觉，任重而道远，当代中国出版将往何处走？这注定是一个反思的时代，一个回眸的时代，一个眺望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