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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登临，一年一度，已是第六回了。
他望着山下这座大城，这城由这山奔腾而下，野马尘埃，不回头不可当，滔滔直向平原。夕阳下，天地间，大城安然。
见天地，多么难的一件事，要爬这么高，累断了老腿和老腰。刚才在路上，二三少年骑着山地自行车呼啸而过，他闪到一边，看着，那黝黑瘦劲的腿、绷紧的弓一般的脊背，从山上冲下来，不管不顾地向山下冲去，他们嚣张跋扈，他们知道，这路属于更强的兽。
他啜了一口酒，二锅头，很久没喝了这酒，入口竟是平和的。他看着大妹子，问：“没回家去看看？”
大妹子其实看不出年龄，肯定是比他小吧，家在涿鹿，黄帝蚩尤一场大战，一条河叫桑干河，丁玲写过一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大妹子两口子却在这北京郊外的山顶上开了一家小店。
“这阵子忙，没回去！”
哦，他想起，其实这话他年年会问一句的，加起来也问了六回。秋八月，山上游人多，正是生意好的时候，不回去才是正理。
他想起，他还问过桑干河里还有水吗？
好像是没了。
他还问过，村里的人是否还记得丁玲？
当然，他们记得，村里还有丁玲纪念馆呢。
这些话都问过了。他看着大妹子把空酒瓶子一个个装进一个木箱子里，那木箱子上印着字，原来装的是步枪子弹。
子弹已经打光了。酒也喝完了。空箱子装空瓶子。
晚上，他在网上搜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正好是果园里那一段：
杨亮从来也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景致。望不见头的大果树林，听到有些地方传来人们讲话的声音，却见不到一个人影。葫芦冰的枝条，向树干周围伸张，像一座大的宝盖，庄严沉重。一棵葫芦冰所盖覆的地面，简直可以修一所小房子。上边密密地垂着深红，浅红，深绿，淡绿，红红绿绿的肥硕的果实。有时他们可以伸手去摘，有时就弯着腰低着头走过树下，以免碰着累累下垂的果子。人們在这里眼睛总是忙不过来，看见一个最大的，忽然又看见一个最圆最红最光的。并且鼻子也不得空，欢喜不断的去吸取和辨别各种香味，这各式各样的香味是多么的沁人心肺呵！这里的果子以葫芦冰为最多，间或有几棵苹果树，或者海棠果。海棠果一串串的垂下来，红得比花还鲜艳，杨亮忍不住摘了一小串拿在手里玩着。这里梨树也不少，梨子结得又重又密，把枝条都倒拉下来了。
杨亮每走过一棵树，就要问这是谁家的。当他知道又是属于穷人的时候，他就禁不住喜悦。那葫芦冰就似乎更闪耀着胜利的红润，他便替这些树主计算起来了，他问道：“这么一株树的果子，至少有二百斤吧？”
——大妹子家里也是有果园的，他问过她，他们已经不种葫芦冰了，多清爽的名字，云在青天水在瓶，但其实就是沙果，他小时候吃过。现在，他们种苹果或梨，北方山野间那些朴实谦卑的果实，渐渐消失了。他喜欢杨亮的计算，他想，丁玲当然也这么算过，那是过日子，是经济。丁玲，她在桑干河边，和大妹子的爷爷或姥爷们一起核计着日子：
“差太远了。像今年这么个大年，每棵树至少也有八九百，千来斤呢。要是火车通了，价钱就还要高些。一亩果子顶不上十亩水地，也顶上七八亩，坡地就更说不上了。”
杨亮被这个数目字骇着了，把眼睛睁得更大。张裕民便又解释道：“真正受苦人还是喜欢水地，水地不像果木靠不住。你看今年结得多爱人，可是去年一颗也没结，连村上的孩子们都没个吃的。果子结得好，究竟不能当饭。你看这葫芦冰结得好看，闻起来香。可是不经放，比不得别的水果，得赶紧发出去。发得猛，果行里价钱就订得不像话了。你不要看张家口卖二三百元一斤，行里却只收一百元，再迟一点就只值七八十元一斤了，运费还在外。损了的就只能自己留着晒果干，给孩子们吃。”
杨亮又计算着这十亩地的收入。这十亩地原是许有武的，去年已经分给二十家赤穷户。假如这十亩地，可以收获三万斤，那么至少值钱三百万元。每家可分得十五万，合市价能折小米七百五十斤。三口之家，再拉扯点别的活计，就勉强可以过活了，要是还有一点地当然更好。”
——沙果的经济学，这里有市场、有流通和消费，有分配。他想，果园里，是鲜艳的、沁人心肺的抒情诗，但一地鸡毛算起帐来，原来有比抒情诗更严肃、更高的理性、“过活”和正义。
下雨了，雨敲窗如诉。今夏多雨。
没有水。他想，这是火星的表面。没有绿，没有葫芦没有冰，没有果园。
他提醒自己，这是东汉，永元元年，公元89年，那时没人知道火星的表面是什么样的。但是，他不听自己的提醒，他固执地想，这就是火星的表面啊，他骑着马，马蹄在砾石上踏过，发出坚硬的回响，每一声都是轰鸣。
然后，前方出现了那座山，在旷野中耸然而起，突兀地、毫无来由地立在那儿，让你觉得它是故意的，包藏着不可预计的危险。
他向着山去，这赤红的山。
马停住了。他犹豫着，我是谁呢？是车骑将军窦宪，还是中护军班固，还是温禹鞮王，还是尸逐骨都侯？还是北单于？还是汉军中的勇士，还是匈奴的牧人？
他对自己说，这还用想吗？当然是车骑将军窦宪，这伟大的将军，这集勇气、雄才和好运气于一身的胜利者，二百年的征战杀伐，就在他的剑下割出了分晓，从此匈奴远去，天之西将有巨浪来袭。我立马于此，我看见整个欧亚大陆的震颤，在这内亚的旷野，在这座山的山壁上，向着西南，我不世的功勋被书写、被铭刻：
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裁海外。
敻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载兮振万世！
他辨认那些字，在岁月、大风和猛烈的阳光中渐渐模糊的隶书，是的，已经漫漶，终将消失，但是，它们终究是被刻在这山上了。他坐在一间会议室里，对着一群书法家说，那些碑、那些摩崖石刻，难道是让人读的吗？不，不是的，它们常常越过了人类视力的限度，重要的仅仅是，人把它写在天地间，我们确信，这些字自有神奇的力量，可以召唤和迎来永恒。 他确信那些字就是班固写的。在漫漶中，他看出班固的血气和豪情，他是多么幸运，这仗剑纵马的史家经历了、见证了创造历史的世界性的一战，他撰写了《封燕然山铭》的铭文，又把这铭文收入他的《汉书》，没有人比他更能领会历史之剧的浩大神奇，他忍不住的，他必须亲手把他的字迹留在这座山上。
——他已经有点累了，这漫长的梦，他想尽快结束。他在梦里对自己说，该醒了，今天还要早起，他甚至想起了今天要去鲁迅和茅盾的故居。然后，他茫然地看着这那块石壁，他注意到那里有字迹，但是，他看不懂，他不知道那是什么符号，他是匈奴远走后的牧人，是来自西伯利亚、来自阿尔泰山、来自内亚之内的牧人，他也许是外星人，他静静地听着风。
他还可以是最后望了一眼这山的匈奴人，然后，他一路向西，穿过中亚大草原，在里海边歇马，远远闻到地中海的腥味，然后，他就这样消失，消失在绝对的沉默、绝对的遗忘中……
阳光刺眼，他懵懵懂懂地走到茶几前，坐下，点上一斗烟，烟升起，人也醒来，然后，他想，那也不错，做那个匈奴人，那个注定消失于旷野的人。
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人面，怪痒痒的。苏州河的浊水幻成了金绿色，轻轻地，悄悄地，向西流去。黄浦的夕潮不知怎的已经涨上了，现在沿这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都浮得高高地，舱面比码头还高了约莫半尺。风吹来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却只有那炒豆似的铜鼓声最分明，也最叫人兴奋。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燐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
这时候——这天堂般五月的傍晚，有三辆一九三○年式的雪铁笼汽车像闪电一般驶过了外白渡桥，向西转弯，一直沿北苏州路去了。
——他知道这车上坐着吴荪甫，“紫酱色的一张方脸，浓眉毛，圆眼睛，脸上有许多小疱。”“声音宏亮而清晰。他大概有四十岁了，身材魁梧，举止威严”，多年前，读《子夜》，读到最后，吴荪甫向牯岭而去，他竟黯然神伤。运去英雄不自由，这是项王的垓下，是晴雯黛玉，是英雄美人的末路。
他想，茅盾为什么不让吴荪甫去青岛、去秦皇岛，却去了庐山牯岭呢？或许，写到了这最后，这水穷处、云起时，茅盾竟想起了1927年的牯岭，那时，茅盾就在那座山上，潮湿的，多雨的，云雾茫茫的七月和八月，南昌城头枪声响起，而他如果坐在茅盾的身边，他们会谈什么？
他坐在茅盾家的楼下。上海大陆新村132弄6号，1946年茅盾赁居于此。当年茅盾在楼上，如今仍是民居，楼下是一间咖啡厅，名叫“三闲”。
他对黄德海说：“三闲应该是从《三闲集》来的，这家店其实也可以叫‘子夜’，毕竟是在茅盾他们家楼下。”
德海笑了，说：“又没有挂牌子，一般人不知道这里是茅盾的旧居。”
当年，茅盾选择这个居处时，必定知道他是和鲁迅先生做了邻居，当然，那时先生已逝十年，大陆新村132弄9号应该有了新的租客，但茅盾每日进出，应该会时常想起先生，行于山阴路上，他是否会想起秋白？穿过大陆新村外的马路，闲行片刻，便是秋白的家。他们也曾是邻居，1924年，秋白和杨之华结婚，住在闸北区宝通路顺泰里12号，而茅盾住在11号。1933年3月，经鲁迅介绍，内山完造夫人把山阴路133弄12号的一个亭子间租给了瞿秋白夫妇。那年春天，秋白的旧友丁玲也在上海，住进了昆山花园路7号。
他想，丁玲终究是在30年代的上海呆过的，她和茅盾分享着隐秘的视野：当她计算和分析葫芦冰的市场问题时，她实际上是看到了在底部支配着生活的另一种逻辑。
他忽然想起，他是见过丁玲的，80年代在一个会上，那时他是多么年轻啊，纵马骑车呼啸而来，远远地望着那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他竟会觉得，她是不幸的，固执的，坏脾气的，是过去时代遗留下的顽石。
然后，他在丁玲住过的地方的住过，后海大翔凤胡同6号，那个小小的院子，西墙那边是恭王府，他在西屋的会议室里有一张床，80年代后期，在那个院子里，他读《三里湾》、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仅仅是因为，这院子住过赵树理，后来住过丁玲。
《子夜》是多么大，你可以不喜欢它，你喜欢张爱玲、穆时英、施蛰存、刘呐鸥，但《子夜》如山，深厚壮阔。在上海，茅盾所见不仅是琐碎的市民、眩目的景观，他探索一种全新的总体性结构，他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在历史、在这大城之下运行。
别对我说个人如何如何，个人是多么的渺小，就在昨天晚上，我还在说，我之所以觉得科幻是有意义的，完全是因为，它使现代人文主义天经地义的逻辑面临限度，毕竟人是要死的，毕竟星空横亘于头顶。
萧红从大陆新村出来，走上了甜爱路——好吧，祝福甜蜜爱人——小提琴的声音响起，他站住，他知道，他要开始念萧红的《呼兰河传》，他就念：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他听着自己矫揉造作的声音，他真的不喜欢这种语调，咬着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油炸过，吱吱作响，多么像朗诵，站在舞台上，还有音乐。他很想用东北话念——他是会说东北话的，那是他生命深处的声音，他只需要遇到一个说东北话的人。他的眼睛在纸面上滑行，他想找出东北话的语调，但是，他发现萧红其实竟是不说东北话的，她不用东北话书写。他想，这个女子，她怎么就在这座城和这条路上丢失了口音。
“好冷的天，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
他的后背已经湿透，衬衣紧贴在皮肤上，太热了，他想，下雨吧，下雨吧。
万马奔腾，乌云在集结，远处，大城在铅灰色的乌云下静默如铁。树在翻滚，山在起伏喘息，山要站起来。
他独自一人，在山道上，他没有料到会有雨，他犹豫着，他已经接近山顶，原路下山要走过一条陡峭的林间小路。雨下来了，暴烈的、尖锐的、冰凉的雨，万箭齐发，他无遮无拦。天裂开了口子，一个霹雷炸响，他撒腿向山顶奔去。
山恢复了它的威严。这是山，亘古不变的山，人只是这山里的过客，这山从未被人驯服，现在它自深黑中立起，山在愤怒咆哮。
我只是一只蝼蚁。
他边跑边脱下上衣，他得用它包住手机，他知道这有点可笑，但是，此时手机使他维系着与世间的关系，否则，他将淹没绝对的大自然中。
他跑着，不由自主地、疯狂地跑着，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跑了，奇怪的是，他竟然是轻盈的，肥厚的脂肪都在消失，只剩下清晰的筋與骨。
他望见了山顶的那家小店，猛雨中亮着橙黄色的灯。
2017年8月18日凌晨初稿
中午改定。
他望着山下这座大城，这城由这山奔腾而下，野马尘埃，不回头不可当，滔滔直向平原。夕阳下，天地间，大城安然。
见天地，多么难的一件事，要爬这么高，累断了老腿和老腰。刚才在路上，二三少年骑着山地自行车呼啸而过，他闪到一边，看着，那黝黑瘦劲的腿、绷紧的弓一般的脊背，从山上冲下来，不管不顾地向山下冲去，他们嚣张跋扈，他们知道，这路属于更强的兽。
他啜了一口酒，二锅头，很久没喝了这酒，入口竟是平和的。他看着大妹子，问：“没回家去看看？”
大妹子其实看不出年龄，肯定是比他小吧，家在涿鹿，黄帝蚩尤一场大战，一条河叫桑干河，丁玲写过一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大妹子两口子却在这北京郊外的山顶上开了一家小店。
“这阵子忙，没回去！”
哦，他想起，其实这话他年年会问一句的，加起来也问了六回。秋八月，山上游人多，正是生意好的时候，不回去才是正理。
他想起，他还问过桑干河里还有水吗？
好像是没了。
他还问过，村里的人是否还记得丁玲？
当然，他们记得，村里还有丁玲纪念馆呢。
这些话都问过了。他看着大妹子把空酒瓶子一个个装进一个木箱子里，那木箱子上印着字，原来装的是步枪子弹。
子弹已经打光了。酒也喝完了。空箱子装空瓶子。
晚上，他在网上搜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正好是果园里那一段：
杨亮从来也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景致。望不见头的大果树林，听到有些地方传来人们讲话的声音，却见不到一个人影。葫芦冰的枝条，向树干周围伸张，像一座大的宝盖，庄严沉重。一棵葫芦冰所盖覆的地面，简直可以修一所小房子。上边密密地垂着深红，浅红，深绿，淡绿，红红绿绿的肥硕的果实。有时他们可以伸手去摘，有时就弯着腰低着头走过树下，以免碰着累累下垂的果子。人們在这里眼睛总是忙不过来，看见一个最大的，忽然又看见一个最圆最红最光的。并且鼻子也不得空，欢喜不断的去吸取和辨别各种香味，这各式各样的香味是多么的沁人心肺呵！这里的果子以葫芦冰为最多，间或有几棵苹果树，或者海棠果。海棠果一串串的垂下来，红得比花还鲜艳，杨亮忍不住摘了一小串拿在手里玩着。这里梨树也不少，梨子结得又重又密，把枝条都倒拉下来了。
杨亮每走过一棵树，就要问这是谁家的。当他知道又是属于穷人的时候，他就禁不住喜悦。那葫芦冰就似乎更闪耀着胜利的红润，他便替这些树主计算起来了，他问道：“这么一株树的果子，至少有二百斤吧？”
——大妹子家里也是有果园的，他问过她，他们已经不种葫芦冰了，多清爽的名字，云在青天水在瓶，但其实就是沙果，他小时候吃过。现在，他们种苹果或梨，北方山野间那些朴实谦卑的果实，渐渐消失了。他喜欢杨亮的计算，他想，丁玲当然也这么算过，那是过日子，是经济。丁玲，她在桑干河边，和大妹子的爷爷或姥爷们一起核计着日子：
“差太远了。像今年这么个大年，每棵树至少也有八九百，千来斤呢。要是火车通了，价钱就还要高些。一亩果子顶不上十亩水地，也顶上七八亩，坡地就更说不上了。”
杨亮被这个数目字骇着了，把眼睛睁得更大。张裕民便又解释道：“真正受苦人还是喜欢水地，水地不像果木靠不住。你看今年结得多爱人，可是去年一颗也没结，连村上的孩子们都没个吃的。果子结得好，究竟不能当饭。你看这葫芦冰结得好看，闻起来香。可是不经放，比不得别的水果，得赶紧发出去。发得猛，果行里价钱就订得不像话了。你不要看张家口卖二三百元一斤，行里却只收一百元，再迟一点就只值七八十元一斤了，运费还在外。损了的就只能自己留着晒果干，给孩子们吃。”
杨亮又计算着这十亩地的收入。这十亩地原是许有武的，去年已经分给二十家赤穷户。假如这十亩地，可以收获三万斤，那么至少值钱三百万元。每家可分得十五万，合市价能折小米七百五十斤。三口之家，再拉扯点别的活计，就勉强可以过活了，要是还有一点地当然更好。”
——沙果的经济学，这里有市场、有流通和消费，有分配。他想，果园里，是鲜艳的、沁人心肺的抒情诗，但一地鸡毛算起帐来，原来有比抒情诗更严肃、更高的理性、“过活”和正义。
下雨了，雨敲窗如诉。今夏多雨。
没有水。他想，这是火星的表面。没有绿，没有葫芦没有冰，没有果园。
他提醒自己，这是东汉，永元元年，公元89年，那时没人知道火星的表面是什么样的。但是，他不听自己的提醒，他固执地想，这就是火星的表面啊，他骑着马，马蹄在砾石上踏过，发出坚硬的回响，每一声都是轰鸣。
然后，前方出现了那座山，在旷野中耸然而起，突兀地、毫无来由地立在那儿，让你觉得它是故意的，包藏着不可预计的危险。
他向着山去，这赤红的山。
马停住了。他犹豫着，我是谁呢？是车骑将军窦宪，还是中护军班固，还是温禹鞮王，还是尸逐骨都侯？还是北单于？还是汉军中的勇士，还是匈奴的牧人？
他对自己说，这还用想吗？当然是车骑将军窦宪，这伟大的将军，这集勇气、雄才和好运气于一身的胜利者，二百年的征战杀伐，就在他的剑下割出了分晓，从此匈奴远去，天之西将有巨浪来袭。我立马于此，我看见整个欧亚大陆的震颤，在这内亚的旷野，在这座山的山壁上，向着西南，我不世的功勋被书写、被铭刻：
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裁海外。
敻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载兮振万世！
他辨认那些字，在岁月、大风和猛烈的阳光中渐渐模糊的隶书，是的，已经漫漶，终将消失，但是，它们终究是被刻在这山上了。他坐在一间会议室里，对着一群书法家说，那些碑、那些摩崖石刻，难道是让人读的吗？不，不是的，它们常常越过了人类视力的限度，重要的仅仅是，人把它写在天地间，我们确信，这些字自有神奇的力量，可以召唤和迎来永恒。 他确信那些字就是班固写的。在漫漶中，他看出班固的血气和豪情，他是多么幸运，这仗剑纵马的史家经历了、见证了创造历史的世界性的一战，他撰写了《封燕然山铭》的铭文，又把这铭文收入他的《汉书》，没有人比他更能领会历史之剧的浩大神奇，他忍不住的，他必须亲手把他的字迹留在这座山上。
——他已经有点累了，这漫长的梦，他想尽快结束。他在梦里对自己说，该醒了，今天还要早起，他甚至想起了今天要去鲁迅和茅盾的故居。然后，他茫然地看着这那块石壁，他注意到那里有字迹，但是，他看不懂，他不知道那是什么符号，他是匈奴远走后的牧人，是来自西伯利亚、来自阿尔泰山、来自内亚之内的牧人，他也许是外星人，他静静地听着风。
他还可以是最后望了一眼这山的匈奴人，然后，他一路向西，穿过中亚大草原，在里海边歇马，远远闻到地中海的腥味，然后，他就这样消失，消失在绝对的沉默、绝对的遗忘中……
阳光刺眼，他懵懵懂懂地走到茶几前，坐下，点上一斗烟，烟升起，人也醒来，然后，他想，那也不错，做那个匈奴人，那个注定消失于旷野的人。
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人面，怪痒痒的。苏州河的浊水幻成了金绿色，轻轻地，悄悄地，向西流去。黄浦的夕潮不知怎的已经涨上了，现在沿这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都浮得高高地，舱面比码头还高了约莫半尺。风吹来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却只有那炒豆似的铜鼓声最分明，也最叫人兴奋。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燐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
这时候——这天堂般五月的傍晚，有三辆一九三○年式的雪铁笼汽车像闪电一般驶过了外白渡桥，向西转弯，一直沿北苏州路去了。
——他知道这车上坐着吴荪甫，“紫酱色的一张方脸，浓眉毛，圆眼睛，脸上有许多小疱。”“声音宏亮而清晰。他大概有四十岁了，身材魁梧，举止威严”，多年前，读《子夜》，读到最后，吴荪甫向牯岭而去，他竟黯然神伤。运去英雄不自由，这是项王的垓下，是晴雯黛玉，是英雄美人的末路。
他想，茅盾为什么不让吴荪甫去青岛、去秦皇岛，却去了庐山牯岭呢？或许，写到了这最后，这水穷处、云起时，茅盾竟想起了1927年的牯岭，那时，茅盾就在那座山上，潮湿的，多雨的，云雾茫茫的七月和八月，南昌城头枪声响起，而他如果坐在茅盾的身边，他们会谈什么？
他坐在茅盾家的楼下。上海大陆新村132弄6号，1946年茅盾赁居于此。当年茅盾在楼上，如今仍是民居，楼下是一间咖啡厅，名叫“三闲”。
他对黄德海说：“三闲应该是从《三闲集》来的，这家店其实也可以叫‘子夜’，毕竟是在茅盾他们家楼下。”
德海笑了，说：“又没有挂牌子，一般人不知道这里是茅盾的旧居。”
当年，茅盾选择这个居处时，必定知道他是和鲁迅先生做了邻居，当然，那时先生已逝十年，大陆新村132弄9号应该有了新的租客，但茅盾每日进出，应该会时常想起先生，行于山阴路上，他是否会想起秋白？穿过大陆新村外的马路，闲行片刻，便是秋白的家。他们也曾是邻居，1924年，秋白和杨之华结婚，住在闸北区宝通路顺泰里12号，而茅盾住在11号。1933年3月，经鲁迅介绍，内山完造夫人把山阴路133弄12号的一个亭子间租给了瞿秋白夫妇。那年春天，秋白的旧友丁玲也在上海，住进了昆山花园路7号。
他想，丁玲终究是在30年代的上海呆过的，她和茅盾分享着隐秘的视野：当她计算和分析葫芦冰的市场问题时，她实际上是看到了在底部支配着生活的另一种逻辑。
他忽然想起，他是见过丁玲的，80年代在一个会上，那时他是多么年轻啊，纵马骑车呼啸而来，远远地望着那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他竟会觉得，她是不幸的，固执的，坏脾气的，是过去时代遗留下的顽石。
然后，他在丁玲住过的地方的住过，后海大翔凤胡同6号，那个小小的院子，西墙那边是恭王府，他在西屋的会议室里有一张床，80年代后期，在那个院子里，他读《三里湾》、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仅仅是因为，这院子住过赵树理，后来住过丁玲。
《子夜》是多么大，你可以不喜欢它，你喜欢张爱玲、穆时英、施蛰存、刘呐鸥，但《子夜》如山，深厚壮阔。在上海，茅盾所见不仅是琐碎的市民、眩目的景观，他探索一种全新的总体性结构，他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在历史、在这大城之下运行。
别对我说个人如何如何，个人是多么的渺小，就在昨天晚上，我还在说，我之所以觉得科幻是有意义的，完全是因为，它使现代人文主义天经地义的逻辑面临限度，毕竟人是要死的，毕竟星空横亘于头顶。
萧红从大陆新村出来，走上了甜爱路——好吧，祝福甜蜜爱人——小提琴的声音响起，他站住，他知道，他要开始念萧红的《呼兰河传》，他就念：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他听着自己矫揉造作的声音，他真的不喜欢这种语调，咬着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油炸过，吱吱作响，多么像朗诵，站在舞台上，还有音乐。他很想用东北话念——他是会说东北话的，那是他生命深处的声音，他只需要遇到一个说东北话的人。他的眼睛在纸面上滑行，他想找出东北话的语调，但是，他发现萧红其实竟是不说东北话的，她不用东北话书写。他想，这个女子，她怎么就在这座城和这条路上丢失了口音。
“好冷的天，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
他的后背已经湿透，衬衣紧贴在皮肤上，太热了，他想，下雨吧，下雨吧。
万马奔腾，乌云在集结，远处，大城在铅灰色的乌云下静默如铁。树在翻滚，山在起伏喘息，山要站起来。
他独自一人，在山道上，他没有料到会有雨，他犹豫着，他已经接近山顶，原路下山要走过一条陡峭的林间小路。雨下来了，暴烈的、尖锐的、冰凉的雨，万箭齐发，他无遮无拦。天裂开了口子，一个霹雷炸响，他撒腿向山顶奔去。
山恢复了它的威严。这是山，亘古不变的山，人只是这山里的过客，这山从未被人驯服，现在它自深黑中立起，山在愤怒咆哮。
我只是一只蝼蚁。
他边跑边脱下上衣，他得用它包住手机，他知道这有点可笑，但是，此时手机使他维系着与世间的关系，否则，他将淹没绝对的大自然中。
他跑着，不由自主地、疯狂地跑着，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跑了，奇怪的是，他竟然是轻盈的，肥厚的脂肪都在消失，只剩下清晰的筋與骨。
他望见了山顶的那家小店，猛雨中亮着橙黄色的灯。
2017年8月18日凌晨初稿
中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