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是一种职业，商也是一种职业；当官是一种爱好，经商是一种选择。按老人家的话说，都是没有贵贱高低之分的。想当年，尧舜禹还禅让制呢。你我都知，这世上本无对和错，全是因为标准和游戏规则就有了褒和贬。而在中国，若干个百年沧桑里，商人却成了地地道道的屁民角色。那时，一个人要“发达”只有两种途径，一者是读书做官，二者是经商致富。可你看看那些历史碎片里，到处是读书人的篇章，充满书香与理想，而踩到最底的商人身上，是铜锈味。 两相对比，更加的不堪。官就是官，商就成伤了。于是，说自己是商人的人，都要说自己是儒商，因为儒比商高，先说自己是儒，再说是商。现在又改企业家了，一成家，便有家天下的意味了，老子都望眼天下了，商就不成为伤或者殇了。
　　若干个百年过去之后，在中国，官与贵联姻了，商却与贱纠缠不清。虽与富如胶似漆，可是离贵却经常咫尺天涯，望断脖颈。侥幸的几个时间段里，能从商而富，一将功成万骨枯，已属幸运。想富而贵，却是奢望。官就像那高纵入云的树，商就是树上缠缚的藤。藤需要紧紧抱着树身，才能历经风吹雨打。在“读书人”掌握话语权的政府和时代，“卖官鬻爵”的时候，便是灭亡或者灾难降临之际的权宜之计——若非真正缺钱，商人是不允许掌权的。 所以，商人只是工具和棋子。商人想要赚大钱，非要跟政府打交道不可，“官商勾结”一词便由此而来——不勾勾搭搭，哪里来的结晶？而类似胡雪岩式的传奇，只能证明商界的“萧何”定律——财富因权力而兴起，而因权力而起的财富必因财富而落！费正清说了：“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一个几百年，又一个几百年，人家大胡子洋人改革了。官与商之间泾渭分明，各司其职。人家的官是为商服务的，而泱泱中华，商是为官拉皮条的。制衡成了意淫的代名词——官成了公仆，商成了主人。只是时代变了，主人和仆人的含义也变了。周立波说：我一听“人民公仆”就浑身打冷战，哪有仆人坐车，主人骑自行车的？哪有仆人住别墅，主人住安置房的？哪有仆人老喊涨工资，主人吃不起肉的，说是“人民的爷爷”一点不过分。
　　爷爷是不好惹的。中国人说什么的时候最悲哀？就说自己是“孙子”的时候。要不然中国人遇到难事往往会说“求爷爷告奶奶”。这“孙子”如果再是“商人”，那就从“杯具”向“悲催”迈进了。用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商人总结自己半生的一句话说，就是：“商，是炼狱的过程。”什么是商人？一个带着帽子的囧人在煎熬着。帽子怎么来？从官手中来。昨日头上本无帽，今日官人有改革，于是争相穿衣带帽。明日官人有想法，于是商人争相更衣去帽。都说商人贱，有时候为活命，都不在意，或者说没法在意那帽子的颜色是绿还是红。红红绿绿的帽子戴上头，只为官人一笑。官人一笑一怒间，多少精神与理想灰飞烟灭成笑谈，多少人儿监狱里望风月。回眸一望，三十年了还扯不清一顶帽。官人高兴了，会堂上呈提案：给企业老板以司局级待遇。云云。“大清朝要做红顶商人，本朝要做政协人大工商联。没见过盖茨、乔布斯、扎格伯格兼任过任何头衔，所以人家成功了。什么时候咱们也能不看政客的脸色呢？”知名天使投资人薛蛮子在个人微博中如是说。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曾经写到：“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经济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
　　不过，时代有点变化了，赵本山大叔都说了：现在这个时代猫和老鼠成亲家了。原先是狈靠趴在狼的身后，给狼出谋划策，借助狼来行动，靠吃狼打猎来的食物来生存的。而新时代的狈，是让狼在一次又一次啃自己族群的时候讨食吃——服务就是动嘴，验收就是喝醉，检查就是宴会，研究就是扯皮，政绩就是神吹，汇报就是掺水，涨价就是接轨……狈趴在狼的身后，痛并快乐着。没有激情，还要做爱，就剩下受罪了。《让子弹飞》里面姜文说的话：我们要站着把钱挣了。真真正正是白天说梦话。而在黑夜和白天里人格分裂最严重的，一面是诗人，一面是商人。分裂到一定程度，便幻化自己成了压迫自己的那个人，多么地强壮牛逼——看看一些商人们的称呼：自己出去要被人称呼为主席；自己的办公室不叫办公室了，叫办公厅；自己的分公司不叫分公司了，叫华东指挥部，华南司令部……
　　在一轮又一轮的洗礼中，商人们戴着一顶又一顶各式帽子，在这个时代的各种沟渠里面囧着、活着。而在这个时代的沟渠里，还有一些憋屈的脑残和愤青，把商人再次加工，说官商勾结、无奸不商……在中国，明明是各种高税费推高了商品和企业成本，却总是被某些力量将矛头指向商人。吃到了地沟油，是商人干的；蔬菜贵了，都是商人干的。你放眼望，似乎一切坏事都是商人的干的，而庙堂高尚，官员无奈，呼吁商人加强道德建设，流淌道德的血液。
　　牛逼的人总有苦逼的过去。苦逼了几百年的商人在这几年似乎牛逼无比，全民艳羡，风骚妖艳。这不，官看不起商，但是政府却成了全球最大的商，各级政府成了集团公司。人家的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而我们的官公司是无限责任公司。十三亿人民人人是股东，这个股东享有出资、承担亏损的职责，其他都是传说。官成了商最大的品牌运营商。比如，你看，在房地产方面，大多数所谓“企业”与地方”政府“完全是一回事。不是“勾结”，是一体。而且在具体操作层面，地方“政府”又经常是为“这些”企业“打工的。
　　官不正经做官，官做成了董事长。而董事长不专心做董事长，一门心事琢磨官的时候，官和商就互相伤心了。官和商之间的情仇纠葛，会慢慢地模糊了双方之间的边界，而人类作为动物，一旦越过边界，和其他动物一样，就会失去安全感。当戴国芳们、吴英们在创业历程中，与诸多官员把盏言欢情投意合的时候，不会想到以后的结局。而当风暴来临的时候，各种努力都抗不过一张A4的红头纸的时候，他、她已经被所有的人抛弃了。而他、她名下的财富流淌着诱人的香味，而与他们曾经视为己出的官员已作为政治搏杀的砝码是，戴国芳们、吴英们，他、她死定了。
　　那一刻，意味着这块土地上没有一个商人是安全的。尽管这个故事在几千年里，在三十年里、在六十年里，一再被翻拍，一再被重演，而结论不变。
　　十多年前，文强手拿大哥大、脚踩张君，高喊：“服不服！”几年前，王立军审讯文强：“王立军，总有一天你会和我一样下场！”几天前，王立军说：“总有一天你会和我一样下场！”历史就是个轮回，而在轮回的那一刻，意味着这块土地上没有一个官员是安全的。
　　没有安全感的商与官，只能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他们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抱团取暖和互相慰藉。“这围墙很诡吊，刚来的时候很恨它，日子久了，又离不开了，这就是体制化。”
　　某官与一商人交情甚笃，携手多年，互惠互利。一日，两人参加一活动，共坐主席台。官放一屁，很响。官笑呵呵地对商人说：你放屁了！还那么响。商人愕然，说：不是我放的。不久商人被查，入狱。官说：屁大的事你都担待不起，要你何用？还暗送秋波呢！送个秋天的菠菜！
　　商人进了局子，儿子前来，泪汪汪。商人安抚儿子：别怕，这之前，咱在官面前就是个屁虫，现在，你爹终于能挺直腰杆了。你爹想让谁下就让谁下。
　　不几日，有人指示，商人出。官设宴接风压惊，见面抚掌：这几日的事情，屁大的事情啊！
　　许久，商人因心力交瘁，资金匮乏，几欲自杀。官对媒体说：这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中国商业精神是商人用生命體现的。
　　商人闻听，潸然泪下，九泉下抱拳：还是官有深度啊！知音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