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一个压抑的年份，新冠疫情改变了世界，人们被迫投入一种普遍的类似封闭的生活状态。我常常因此想到纳尔逊·曼德拉长达27年的监狱生涯。他写于狱中的255封信现在被结集出版为《曼德拉狱中来信》，读之可以从中汲取沉默的力量。学习一颗坚韧的心，永不绝望，永不放棄，借此度过茫茫黑暗，迎接光辉岁月。
　　不仅是疫情，2020年的美国大选，使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陷入前所未有的分裂。作为读者，很难不从隐喻的角度看待《辉煌信标：美国灯塔史》这本书的书名。尽管，这确实是一部历史地理读物，一部海洋与科技史，甚至只是一部照明技术创新史。对于一个从北美殖民地独立起来的新国家，灯塔的历史就是一个国家的历史。从横渡大西洋的殖民地之光，到独立战争的兵家必争的标志，再到靠海为生的人们的生产生活，灯塔照亮了这个国家的进程。
　　在这个时代，没有什么比信仰更珍贵，唯有信仰是不灭的灯塔。远藤周作的每一部小说都可看做“信史”——关于信仰的历程，而且都于史有据。《武士》延续日本天主教信仰史这一写作脉络，以17世纪日本遣欧使节支仓常远渡重洋的真实历史为素材，描写了东西方文化的对撞，呈现极端状态之下关于信仰与命运的艰难拷问。他持续地关注受难的荣光，将人的灵魂架到火上去烤。这部壮阔的史诗性作品，有些场景甚至闪耀着莎士比亚式的悲剧光芒。肃穆坚忍的主题之下，作者的叙述始终充盈着东方式的微妙感性，构成其独特的诗意魅力。
　　信何其艰难，怀疑却是人性之本能。根据《圣经》里的记述，耶稣复活之后，十二门徒之一的多马为证其真伪，曾以手指触摸耶稣的伤口，故多马以“怀疑者”著称。《怀疑者多马》梳理了多马在历代文本、绘画中的形象，追溯其生成、演变的过程，阐释多马行为背后的心理与文化机制，有如一次抽丝剥茧的灵魂侦探行为，触发的思考引向知识与信仰、肉体与精神等无尽的对话。

　　在《圣经》中，上帝通过变换人类语言瓦解了人类建筑巴别塔的工程，而翻译则意味着巴别塔重建的可能，尽管很可能是在建造另外一座不可能实现的巴别塔。《巴别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涵盖语言修辞、语言哲学、文学批评、神话诗学等诸多门类，既考察语言生态的林林总总，探讨翻译中的变形和缺失，又肯定变形中的恒常性。从基础语言到神启，从语际迁移到文本与音乐之间的改编……充分显示出乔治·斯坦纳开辟性的洞见。
　　回望古登堡印刷术发明之前的知识世界，则是抄本的世界。从莎草纸到犊皮本，从缮写室到藏经洞，无数人经年抄写劳作，甚至数十年始得一本书。这些珍贵的抄本为皇家和寺院收藏，世所罕见。《非凡抄本寻访录》挟12份珍贵泥金本抄本，为读者展开一段近乎奇观的中世纪书籍文化之旅。从《圣奥古斯丁福音书》到《斯皮诺拉时祷书》，跨越千年，一路“耍宝”。览之目炫，叹为观止。
　　《寻路者：阿拉伯科学的黄金时代》则将人带至另外一个同样陌生的知识世界。借由此书，我们了解到，原来古希腊天文家托勒密取得伟大成就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黑暗时代的欧洲肮脏不堪，清洁的伊斯兰世界制造出工业化固体肥皂，而咖啡则实由阿拉伯世界传入欧洲，变成西方文化的象征。由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阿卜杜勒玛蒙在七世纪开启的阿拉伯科学的黄金时代至公元1000年左右达到顶点，直到15世纪中期才被欧洲超越。诚如阿拉伯世界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阿卜杜勒·萨拉姆所说，科学史与文明史一样经历了循环往复。
　　知识具有普世性，人类的悲欢却并不相通。以色列新一代作家凯雷特与格罗斯曼、奥兹等前辈作家不同，不再背负沉重的历史与道德重任，而是消解崇高，坚决回到琐屑、庸常的世俗场景。《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是一本密集段子集，各种暴力小故事，一首首小诗，小确幸与小勾引……脑洞大开，妙趣横生。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以色列已经是一个正常国家。历史的伤痕已被疗愈，全球性的后现代人的通病开始丛生，小失常实是小正常。
　　若想在乱世求得逍遥和超越，在出世和入世之间求得平衡，必是一等的高人。古往今来，唯有苏轼。看作家张炜写苏东坡，如“追溯一段往事，怀念一位老友”。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千古之下，浑然一体。不戏说，不说教，全以心与心碰撞。既洞若观火，正大丰赡，又如得其情，体贴入微。非对历史文化、体制传统、世道人心有足够深的阅历和体悟，断然写不了苏子，写不出此书。书名《斑斓志》，斑斓乃是生命的纹理和质地。以苏轼如此斑斓的人物，也只有如此斑斓的文字才能为其造像，摄写灵魂，动人心魄。
　　无论中国人的思古幽情，还是日本的侘寂之美，都隐含着对摩灭的迷恋。所谓摩灭，即万物经时光之手抚摸，留下趋于灭迹的痕迹。四方田犬彦这本小书收集各种摩灭，从石臼到欧珀石，从京都到吴哥窟，从萨福的诗到口中的硬糖……以《摩灭之赋》书写一种摩灭美学，揭示出残缺、无常乃是生命的终期之相。一切事物都处于摩灭之中，摩灭他物的同时也摩灭自身。在无尽的摩灭之流中，寄寓着深深的存在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