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民族危亡之际，南京国民政府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一时间，东三省支离破碎、生灵涂炭，正可谓“攘内安外蒋主张，夜赠领土百万方;金陵城头发乱令，叫尔小民做羔羊”。
　　不肯做奴隶的东北各族人民，纷纷拿起武器，组成了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民间抗日武装。“东北抗日义勇军”就是对从1931年到1932年沦陷初期东北各阶层抗日武装力量的总称。义勇军成分复杂，旗号繁多，没有系统的组织与统一的指挥，但怀着一颗保家卫国的赤诚之心，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国运动。

“血肉长城第一人”

　　谈起义勇军，首先要提到这个名称的缔造者——黄显声将军。黄显声是东北军爱国将领，时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早在九一八事变前，他便扩充警力，发放枪支弹药。后来，这批枪支成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主要武器来源之一。多位著名的义勇军将领如邓铁梅、王凤阁、高玉山等，均出身于东北警察队伍。
　　日军攻打沈阳时，东北军政要员或降或逃，黄显声却不顾蒋介石的命令奋起反抗，指挥手下警察和日军对战多时，最后以失败告终。黄显声清醒地认识到，仅靠东北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足以抵抗日本人的进攻，必须发动广大人民群众。黄显声整编了辽宁警务部队，又收编了项青山、张海天、盖中华等民众武装，制定了《编委方案》，规定凡能举义抗日的民众武装领导人，均授予一定的军职和军衔，如“率武装100人者，以上尉待之”。
　　一时间，辽西大地抗日烽烟四起，招募人数大大超过预期。这就是“抗日义勇军”的最初来历。比起当时存在的“救国军”“自卫军”等其他称谓，“义勇军”贴切又响亮，逐渐成为东北各路抗日军民最常用的叫法，黄显声也成为“血肉长城第一人”。

嫩江河畔赤血

　　1931年11月4日，日伪军大举进攻齐齐哈尔的南大门——江桥，势在谋取黑龙江省。九一八事变以来近两个月里，辽宁、吉林两省的东北军多不战而溃，日军伤亡最大的一次战斗才死了30多人。

　　但是，半个月前刚担任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的马占山宣布，“凡侵入我境者，誓决以死战”。马占山部官兵在日军飞机、坦克和重炮的连环火力下，奋起反击，展开激烈的白刃战，打得日本人掉头逃窜，撤向江岸。预先埋伏在江岸芦苇丛中的中国官兵猛起阻截，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杀得日本人溃不成军，遗尸400余。
　　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急调部队增援，还组成了一支“特攻队”。马占山未等敌人站稳脚跟就抢先发起攻击。他亲自持双枪上阵杀敌，指挥部下“用步兵及骑兵实行包围式之反攻”，从5日15时一直血战到日暮，使敌人蒙受极大损失，日军和伪军共死伤1500余人。
　　江桥战役前后持续16天，敌人每天都用飞机、坦克和大炮不停歇地轰击，弹发如雨，中国守军的战壕和粮仓多被炸毁。马占山慷慨激昂地说：“绝不能以国土一寸让人。”本庄繁恼羞成怒，至11月11日，日军在江桥地区集结的总兵力超过3万人。11月18日，日军发起对三间房这一个小小车站的总攻，动用飞机12架，大炮百余门，兵力7000余人。
　　此时，马占山部队连日“不得饮食，疲饿过甚”，更关键的是弹药告急，马占山致电各方请求增援，但“吉林军观望不动，北平方面亦无一确切指示……所用子弹均黑龙江省旧存，且多霉湿不堪用”。马占山只好带领部下空腹苦战、拼死肉搏三天三夜，击毙日军2000余人。
　　江桥之役最终因双方实力悬殊以战败告终，但沉重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马占山将江桥战况电告全国后，有报纸称赞，“嫩江河畔赤血，是中国血性男儿的瑰宝”。著名教育家、文学家陶行知先生特意创作了《敬赠马占山主席》一诗：“神武将军天上来，浩然正气系兴衰，手抛日球归常轨，十二金牌召不回。”

白山黑水遍烽烟

　　在江桥抗战的影响下，东北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掀起了高潮，反侵略斗争风起云涌，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辽阔土地上，处处燃起抗日烽烟。各路义勇军频繁出击，使日伪军惊恐不安，日本不得不多次向东北增兵。
　　义勇军得不到国民政府的支持，军费靠自筹或捐助，“穿自己的衣、吃自己的饭，骑自己的马、流自己的汗”，衣不遮体、食不果腹、饮冰卧雪、朝不保夕。他们以大刀、长矛、土枪与拥有飞机大炮的强敌对抗，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义”和“勇”。在与日军的殊死战斗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
　　活动在辽东三角地带（今凤城、岫岩一带山区）的邓铁梅部队是坚持抗日最久的一支义勇军部队。九一八事变后，邓铁梅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自任司令。1931年12月26日夜，他率部夜袭凤城，打死打伤日伪军50多人，缴获300多支步枪、3挺机枪、2门迫击炮和大批子弹。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辽东南三角地区人民对日军进行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行动。
　　1932年春，中共党员邹大朋来到邓铁梅的民众自卫军。邹大朋建议在军队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邓铁梅接受了建议，并规定每周进行一次政治教育。经过学习，民众自卫军的觉悟迅速提高，部队的组织纪律性得到改善。邓铁梅提出了“抗日救國，保民第一”的口号，取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自卫军的队伍迅速壮大。邓铁梅直接指挥的部队有1.5万人，其他接受改编的武装有3万余人，短短半年时间里与日伪军战斗百余次，成为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1934年5月，邓铁梅不幸被叛徒出卖落于敌手。敌人软硬兼施，万般劝降，嘲笑他是拿鸡蛋碰石头。邓铁梅正色道：“楚有三户可以亡秦，况且中国有同仇敌忾的四亿五千万人民！”日本人把他的妻子抓来，想利用夫妻感情令其服软。面对泣不成声的妻子，邓铁梅神态自若：“不能成功也一定要成仁。现在，我就在往那条道路上走了。”敌人无计可施，决定将其处死。行刑前，邓铁梅挥毫写下“五尺身躯何足惜，四省失地几时收”，含笑引颈，慷慨赴死，年仅43岁。

永远的义勇军

　　英勇善战的东北义勇军，很快成为日本人的心腹大患。日本集中兵力对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剿灭”。在日伪军的围追堵截下，义勇军的抗日活动至1933年逐步转入低潮。但是，即便在异常艰难的情形下，东北抗日义勇军1933年共出动13072次，大量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日伪军报告记载，从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2月，日伪军死亡人数高达6541人;日军运回国内的死尸，每月平均50具。事实上，实际情况还要高于这个被压缩了的数字。
　　不过，由于义勇军队伍构成复杂，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长期各自为战，相互间不能有效协同，战斗消耗不能得到有效补充等等，在日伪军的大举进攻之下，终被各个击破，相继瓦解。
　　但是，东北义勇军播下的抗日火种已呈现出燎原之势。1933年初，东北义勇军主力进关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于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毅然决然地举起领导东北人民抗日的大旗。留在东北境内的义勇军余部大多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以新的姿态继续进行着抗日武装斗争，直到迎来抗战的胜利。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东北抗战成为全国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抗日义勇军在全国抗战形势的鼓舞下，主动出击打击敌人，牵制日军兵力，从战略上积极配合全国抗战。
　　东北抗日义勇军坚持抗日斗争，战斗2万余次，共毙伤俘日军5万余人、伪军6万余人，是最早扛起枪打鬼子的民族英雄。他们的血与泪谱写出一幕幕永远值得铭记的悲壮史诗。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