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父辈祖辈驾着小船，从苏北漂流而下，到上海后靠着船开始了运送垃圾和大粪的生涯，在船上一呆就是四十年，退休后方才上岸安家；他们从小生长于斯，终日和垃圾为邻，一下子又是四十年过去；这样的生活不是他们自由选择的结果，对于他们，可以选择的机会实在不多。
　　他们被称为“环卫世家”的子弟，这样的世家在上海大约有上千户。
　　
　　A 无奈的职业选择
　　夜里12点，丁翠见在驳船船尾，使劲地把缆绳打成结，他的老婆陈翠兰正在船头掌舵，两人力图靠岸齐整，到时候装卸垃圾好不出差错。船队经过一整天烈日下的长途跋涉，已经疲惫不堪了。所以，丁把掌舵的轻松活让给老婆做，从他们刚认识时的十几年前就是这样。
　　船队的终点是南汇老港，上海70%的生活垃圾是靠船队运送到这里填埋的，空气中的垃圾味道浓重不堪，似乎像固体一样可以切割。丁翠见是这十艘垃圾拖驳船组成的船队的队长，管着下面的三十个人，包括他的老婆，船队的所有人都属于上海市废弃物处置公司杨浦站的，都是正式的国家职工。他说：“特别好管，我们船上的人老实，不像岸上的人那么刁。很多人到了岸上都不太会和人打交道。”
　　船队的人把水上和岸上的生活分得很开，认定自己是属于水上生活的。几乎每个船上的垃圾工人都喜欢向陌生人这样介绍自己的工作：“世间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他们的工作正是“三苦”之首。
　　确实很苦，迄今为止，运输的垃圾拖驳船均无供电设备，只能用“电瓶”发电，24伏的电瓶只能带动一只小电扇和电视机，一般人认为夏日必备的冰箱和空调在此处绝迹了；尽管每只船上的100多吨垃圾都采用密闭式运输，但垃圾气味在这样的高温天气里根本遮不住，他们的舱房紧邻垃圾舱，无从回避；纱窗上爬满了蚊蝇，几乎不敢开门。可就是这样的环境，队长丁翠见却反复地用“天堂”来形容现在的备有电视的大船舱——特别是对比起他刚参加工作时的20吨的小船。
　　船上的人很少用准确的年份来叙述他们的事，反倒是用船的吨位，比如说“船是20吨的那年、55吨的那年、120吨的那年”等等。船越小，条件就越差，20吨的时候，还是没有机械动力用手撑的船，舱只有一点大，丁翠见做了个姿势：“晚上睡觉腿都伸不直。”也就是20吨的1980年，他上船正式工作了。
　　船上所有的船工都是环卫子弟，他们的故事雷同得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父母亲或祖父母是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摇着船从苏北农村来上海的，没有岸上的立足之地，只能干起了运送垃圾和大粪的活，那时候送垃圾的地方更远，从上海逆黄浦江而上，到江苏或浙江农村去，用粪和垃圾换一些粮食、物品。孩子们在船上长大，成人后又继承了他们的工作。其实，不止船上职工，岸上的环卫工人也基本出身于环卫家庭，以废弃物处置公司为例， 70%以上的职工是父子两代做这行业的。
　　丁的老婆陈翠兰不像他那么拒绝这份工作，她是家中的老四，父母大哥都是船上工人，她只上过短短的半年学，到了1982年，她发现外面找工作已经很难，当时处于“待业青年”满天飞的状态，于是参加了环卫系统的招工考试，600人录取200人，她考上了，考试中还考驾船的技能，这对于从小在船上长大的她而言，实在太简单了。“我十岁就会弄船了。”她笑着。
　　到船上后，她和还没有退休的父亲分到一个船，每天在“行灶”上劈柴火煮饭给父亲吃，20年过去，她在船上为父亲和丈夫煮了数不清的饭，“现在用的是煤气，好多了。”她小声而温顺地说。
　　
　　B 他们的城市地理
　　“涨潮了，”当船刚从港口出发时，船员老周就熟练地掌着舵，要在潮水来临之时冲出港口去，这是对河流了解的人。
　　他们显然和岸上的人不同，更多地是从水面来认识这个城市。船在黄浦江上行过，岸边迤逦着一片红砖墙，他们会告诉你，这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修建的自来水厂，像个别墅群。他们小时候爬到岸上玩，那时候，“旁边还是一片矮房子呢，不像现在高楼大厦这么多。”快到东方明珠时，一股黑水涌出来，这是虹口港，在他们童年时代，水还很清，“可以跳进去游泳。”
　　
　　每一条小支流他们都了如指掌，会说出种种往事来。当船过徐浦大桥后，拖轮上的职工会走到后舱，“这里的江水干净，可以抽上来洗澡。到前面南汇大治河就不行了，水就脏多了。”温暖的江水冲到皮肤上，很舒服。
　　沿江岸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他们往往可以在第一时间知道，比如前两天发生的轨道四号线紧急事故。但是，这些黄金地段岸上的事情，和他们的关系并不大。陆家嘴的高楼大厦最初让他们激动，后来就无所谓了。“反正那么些高楼都是有钱人住的，听名字就知道了，什么花苑之类的。”他们说，表情中有些漠然。
　　成谋的父亲直到退休才分到了岸上的房子，那是1979年，全家人兴高采烈地终于住到了岸上。一家六口都是首次在岸上有住宅，那次放鞭炮就放了两千响。陈翠兰的父亲是自己买的房子，1980年，把三十几年积蓄的两千元都投到岸上的小房子里：是一间20多平方米的小屋子，但他们全家满足得没有话说，毕竟有了安家之所。可她妈妈买房后没过两年就去世了，那时候，她小弟只有九岁，“幸亏买了房子，否则妈妈都不会闭眼睛。”她黯然说。
　　船上的生活不仅艰苦，更充满危险。她有四个兄弟姐妹都在船上出事而死。尤其是台风来临的日子，大风一刮，小船根本无法抵抗，她最小，有两个她没见到的哥哥就是那么死的。这种天灾人祸很难避免。直到1979年，还有一位退休无房的老太太死于船舶碰撞事故，这个事故是船工们的集体记忆，不止一人讲出来，肯定当时刺激太深。
　　真正有针对性住房政策出台在1982年，有专门的市府文件关心环卫工人的住房难问题。其中不少人的父母亲就是那时候拿到房子的，许多人首次有了岸上的住宅，多少年的船舱生活终于结束。
　　其后的住房问题又出现了，孩子长大了，三四个大男大女挤在一起，极不方便。成谋就是在租来的房子里结婚的，那是1986年，房子租在万荣路，房租40元，而他和妻子的工资一共是73块5毛。“老婆怀孕了，总不能让她住在船上吧？”他是这样咬着牙付出高额房租的。
　　船上的二副赵忠林在彭浦的房子是1992年拿到的，当时又出台了专门针对环卫工人的住房政策，政策规定人均不足五平方米的环卫工人家庭都可以分到房子，他和妻子分到15平方米的房子，高兴得不得了。第二只拖驳船上的李生堂和蒋根华夫妇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当时和父母共住，孩子也有了，三代人居住在杨浦27平方米的房子里，正好过平均5平方米的线，没有拿到房子，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成谋的房子也在1992分到了，在城市边缘的中原小区，一共十七点二平方米。开始还行，女儿一天天长大了，他觉得买房的必要性。可是，他和提前退休的妻子月收入一共2300元，很难负担日益高昂的房价，“女儿16岁，等她考上大学了，应该能买了吧？小两室一厅就行，什么花苑就不想了。”他笑话自己，终生的理想就是这个了。
　　相比之下，丁翠见和陈翠兰的运气好得多，丁的父亲买房早，而且在不久的60年代房价便宜的浦东农村。后来浦东开发，他们房子拆迁，一下子变成了80多平方，陈翠兰嫁过去时，高兴得不敢相信，酒席可以摆在家里，而且是六桌。“好多人岸上没房子，要在船上摆酒席，我没想到自己的运气这么好。”只到今天，她也没忘掉当日的快乐。
　　
　　C 船工的爱情和友情
　　刚谈恋爱的时候，丁翠见和陈翠兰不在一条船上，那时候的船队组合也和现在不同，他们有时在一个队，有时候又分开。不同的垃圾船队常在江上相逢，那时候，丁翠见就脱下上衣，在空中摇晃招手。这是上世纪80年代爱情电影中常见的镜头。
　　船员的爱情发生得自然而然。用李生堂的话来说：共同工作，共同生活，自然就有感情了。当年，那批1980年招收的年轻人正在恋爱的季节，爱情和垃圾的味道一样，根本阻挡不住地轰然袭来。
　　由于垃圾船往返一趟至少需要两三天，他们的工作时间也定为连续工作18天，再休息6天，这样一来，和岸上人的交往机会就少了很多，由于多数人家是上海人所看不起的苏北人，再加上职业的缘故，很少有船上环卫工人找外人结婚的。“这样的机会不是没有，但真的比例很小。”丁翠见说。“我们船队是100%的内部通婚。”
　　也有年纪四五十没结婚的船工，人老实，根本不会和人说话，自己船队的姑娘都抓不住。这样的人后来被照顾到运粪船上，那些船运输路途短，当天来回，在岸上的时间多，可以有机会多认识人。
　　丁翠见说当年他一看见陈翠兰就喜欢上了，她眉眼清秀，有着苏北姑娘的甜甜的笑容。认识两年，他们结婚了，她不再在父亲的船上做饭了，而上了丈夫的船。单位的老规矩，夫妻一向分配在同一条船上，一船三人，夫妻住后舱，另一名船员住前舱。她喜欢在菜里放糖，很厚重的味道。其实夫妻两人都有船上工作，她的任务不轻，她却像家乡苏北的女人一样，顿顿心甘情愿地烧饭给他吃。
　　“她爱我呀，我这么好，她能不爱吗？”丁翠见用的是直率的“爱”字。夫妻俩在一条船上，自然有照应。特别是一些苦活重活，他全部包了。帮她加班，轮休息的时候都让她独自休息，他上一个月的连班。可是，最苦的日子他还是不能替换她：那是1988年，55吨船的时候，她怀孕了，挺着大肚子在船头照管人家挑垃圾上岸，天热得一塌糊涂，蚊子苍蝇成团地往人身上撞，尽管她闻惯了垃圾的味道，可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吐得不想活了。
　　那时候，他真的恨自己没有本事，不能给妻子换个工作。
　　几乎所有的船工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候，他们的妻子不能在一个安逸的环境下怀孕生产，只能为了几个工资，坚持工作在船上。孩子们生下后，又面临着养育的问题，对于他们这样的家庭，实在很难——交给长辈是上策，否则只能胡乱地混着，捱到孩子八九岁的时候就把孩子独自扔在家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不止一人这样说他们的孩子。
　　由于全是苏北人，而且经历几乎相同，他们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语言系统：上海味的苏北话。他们日常交流全是这种语言，只有和岸上的人对话时，立刻转成带苏北味的上海话。比如和水闸工、到船上视察的领导、外来的人等。
　　普通上海人很瞧不起苏北人，觉得他们身份低微，职业很差，住的又是棚户区，船工们不讳言这些，他们说从小就被岸上的孩子欺负，追着他们叫“大粪船上来的，”船开时有小孩追着扔石头，“真讨厌死了”。二副赵忠林的父母亲小时候就约束他，不许还嘴，他九岁上学，每天被那些孩子追着回到船上，终于不肯再上学了。
　　
　　“现在好多了。”他们都这么说。但是，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几乎很少有人有什么朋友。“放假后回家做事，没什么机会找朋友玩。平时十几天在船上，还不抓紧时间帮家里做事？”丁翠见这么说。大多数船工的岸上生活确实不悠闲，忙碌地把家里该办的事情办好就晃过了假期。
　　从小的船上生活也使他们很难获得岸上的朋友，有些船员上学年头少，根本不会说上海话，就更难交到岸上朋友了。“别人瞧不起我们，我们自己可不能瞧不起自己。”李生堂说，他喜欢和自己同船队的弟兄们聊天，只是船上禁酒，乐趣少了不少。
　　但他们的苏北话和现在的苏北话又有距离，陈翠兰送妈妈的骨灰回过老家，乡亲们觉得她们的苏北话听不懂，“我们的话是和父母学的，那是上世纪40年代的话音。”她说。老家的收入近年已提高，眼界也开了，所以觉得他们在上海一个月一千多的收入一点也不高，甚至会直截了当地问：“只有这么多吗？还这么累？”她觉得委屈，也不太会和人打交道，就回老家那么一次，再不愿去了。
　　丁队长也没出过远门。只有去年，作为环卫劳模去了回九寨沟，“我们没文化，看不懂名胜古迹。”他笑话自己。在山上给老婆买了个红宝石的戒指，一百五。下山看见别人只卖五十块，很后悔。这回又当笑话说了一遍。陈翠兰总带着结婚的金戒指和这个所谓的宝石戒指，一直在笑，工作的时候出门的时候全都带着。
　　“等退休就好了。”丁翠见憧憬着。“先学学文化，看得懂名胜古迹了，再带她上北京旅游一回，一辈子总得去回北京吧。”陈翠兰也盼着退休，按照目前的政策，她退休后能拿一千左右的工资，不比现在少。那时候，她可以和丈夫第一次出门旅游。
　　
　　D 告别垃圾船的后代
　　拖船船长邢美生的儿子去年考上了第二医科大学，他骄傲地随时随地和陌生人提起。“我教育的好呀，虽然我们两夫妻都不能管他学习，他照样学的好，一直是班上的前两名。”他说起孩子小时候生病的事来，如数家珍。“我和他奶奶去医院看他，他让我们走，可一回头，看见他拿手帕蒙在脸上，哭了。我知道七岁的小孩就懂事了。”正说着，他儿子的短信发过来了，他哈哈大笑。
　　“让我回家后和他学上网呢。现在让我抓紧学拼音。”邢美生是船上最有学问的人了，大多数船工别说电脑了，连字都不识的大有人在。
　　不过他强调自己是前面拖船的，不是后面跟着走的驳船上的，拖船上的他和几个副手是技术工人，而驳船上的丁队长他们不懂驾船技术。所以，他们的收入高一些。文化水准也高一些，因为机动船驾驶是几次考试考出来的。
　　邢美生的儿子和另一个杨浦站里的职工考上浙江大学的儿子几乎是所有船员的佳话，他们总会提起这件事来，他们大多数人的子女正在考高中或已上了中专，家长对他们的要求不高，只希望他们好好的不出错就行了。
　　“不能提要求了，”丁翠见说，几十天见女儿一面，亲热还来不及呢。女儿前几年，十一二岁的时候和他们闹别扭，觉得他们在垃圾船上工作，丢人。现在长大了，知道父母亲的辛苦，会给他倒茶喝，说：老爸，你喝茶吧。他觉得女儿真好。女儿现是医药中专的学生，毕业后会穿起白大褂，工作在一个气味绝对不同的环境里。
　　虽然回家少，但操心是不少的。李生堂和蒋根华的儿子生下来就有先天性心脏病，那是1989年，两个人痛哭一场，把孩子扔给爷爷奶奶带，自己到船上没日没夜地加班，蒋根华说，“那时候，我们还动垃圾的主意，不瞒你说，我还捡过船上的垃圾卖钱。”李生堂瞪了她一眼，昏暗的船舱里，她脸上红红的。
　　就那么苦干着，五年攒下了一万多块钱，给儿子做了手术。好在手术很成功。
　　“即使是最艰苦的时候，我们也不让他上船，船上太苦了，我们希望他和这里没什么关系。”李生堂说。他的儿子成绩也不错，在班上考前十名。
　　这些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虽然自己在船上长大，但他们全部拒绝自己的儿女上船。即使是家中没有老人帮着带孩子的老周，也不肯让自己九岁的孩子上船来。“上学呢，怎么能耽误，我们帮他把饭菜都做好，放在冰箱里。他自己会用微波炉热。穷人的孩子嘛。”有时候，船回上海的时间不太晚，他会和老婆一起坐车赶回家，看看睡梦中的孩子，然后再坐车回来，在船上睡觉。因为第二天一早就要开船。
　　“我们都苦了半辈子了，不就是为他们活着吗？他们怎么能上船呢？”这是最普遍的论调。那么以后这船上的活谁来干呢？
　　“他们啊。”船员们指着老港上正在恶臭中填埋垃圾的年轻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正和我们这些船上子弟的父辈祖辈当年一样，刚从农村来到上海，开始他们的垃圾生涯。
　　而我们的主人公，骄傲着自己的后辈脱离了这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