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慢悠悠地走过桥，桥下是黄绿色发出腥臭味的水。这股腥臭从河水里源起，渐渐弥漫了整个镇子的天空，外面的人走进来，立即会感到空气的不同。本地人习惯了，并不怎么觉得，但是，河里的水，他们却早已經不吃不用了。太多的纺织厂，印染厂，污染了河水。”——引自王安忆《上种红菱下种藕》。
　　这本2002年出版的小说，多处写到乡村和“镇上”的环境恶化。镇子名叫“华舍镇”。绍兴真有华舍镇。推敲起来，王安忆直接用这个名称颇有深意——“华舍”，不妨理解为“中国人的居所”。小说末段，作者又一次流连于华舍镇：“可它真是小啊，小得经不起世事变迁。如今，单是垃圾就可埋了它，莫说是泥石流般的水泥了。眼看着它被挤歪了形状，半埋半露。它小得叫人心疼……”
　　为污染所苦的，不只有人类。其他动物更加无助。本月（2017年2月）消息，一头柯氏喙鲸在挪威海滩搁浅，胃中有近30个塑料袋和其他塑料垃圾。研究人员推测这头鲸不堪忍受痛苦，意图搁浅自杀。而几乎同样的惨剧早有发生，2015年10月，一头巨型抹香鲸搁浅在中国台湾省嘉义县近海，胃部有大量渔网、塑料袋。
　　空气污染笼罩城市，让人无处藏身，也把“鸵鸟”们的头从沙子里拽了出来。空气污染上个世纪中叶以来在各地长期存在，人们举例较多的是伦敦、洛杉矶和北京。1952年11月底至12月初，英国伦敦出现持续不散的烟雾，期间共有4703人死亡，比往年同期增加3000～4000人，被称为“伦敦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上个世纪40至70年代，空气“光化学污染”严重。1955年，洛杉矶因呼吸系统衰竭死亡的65岁以上老人超过400人；1970年，约75%的市民患红眼病。北京的雾霾公害数据来自环保部环境规划院。该机构的研究显示，2013年1月的严重雾霾事件中，在1月10日～31日期间，京津冀地区12个城市人群因PM2.5短期暴露，导致超额死亡2725人，其中呼吸系统疾病超额死亡846人，循环系统疾病超额死亡1878人。
　　此外还有著名的“水俣病”案例。1956年日本的熊本县水俣湾周围村镇出现怪病，患者口齿不清、抽搐、麻痹、手足变形，严重的在精神失常中死去。后经查证，发现是因为附近的化工厂直接排进大海的废水里有大量的汞，进入鱼虾等水生生物体内，又被人食用，造成汞中毒。目前仍有很大危害的海洋水体污染事件，是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附近居民中已有激增癌症病例的现象；东京电力公司坚持认为，尚未确证核泄漏与癌症病例增加有因果关系。本月，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醒在日侨胞及赴日中国公民，建议“妥善安排出行计划”。
　　阴谋论？
　　说回大气污染。媒体上有一种论调，说国际舆论夸大了中国的雾霾严重程度，把北京称作“灰京”，完全是抹黑中国。为了支持这种观点，还抬出印度城市，说彼处的雾霾更加严重，为什么大家视而不见？此类的“阴谋论”不值一驳。不管是几篇还是几万篇负面报道，空气质量不会因此变坏；不管外国哪些地方也陷入雾霾围城，国内的空气质量也不会因此变好。就事论事，只说目前大气污染的有多严重，可以参考2013年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发布的题为《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报告说，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之中，有7个位于中国；中国的500个城市，空气达标的不足5个。国家发改委、环保部、财政部的官员和专家也参加了发布此份报告的研讨会，用“阴谋论”难以自圆其说。
　　还有一种广为流布的说法——“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是人为设置的议题，目的不在环境，而在政治。比如，限制某国家排放温室气体，无非是为了拖住它的工业发展进程，降低它的国际竞争力；又或者说，碳排放税，就是曾在欧洲出现的“烟囱税”还魂，但改换了目标，指向金融霸权。
　　这些说法究竟对不对呢？争论避免不了，但至少一个手握大权的人已经明确表明了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时说，气候变化是个“骗局”，甚至直指中国——“概念是中国人整出来的，目的是打击美国制造业”。对于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特朗普也大为不满，竞选时曾许诺，一旦当选上任，就着手让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减少发电厂的碳排放、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为主要目标之一的《巴黎协定》，近200个缔约方经过长久谈判，终于在2015年12月12日通过，在中国和（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合作推动下，协定于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生效才两个多月，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立即把白宫网站上的“气候行动计划”移除，代之以白宫将要优先处理的6大“头号问题”，“美国优先能源计划”则是其中的第一条。但特朗普留有余地，他从坚决反对《巴黎协定》的立场上后退，改口说，对美国是否退出《巴黎协定》持“开放态度”。


　　各种环境污染——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等，真实存在，但地球大气总体温度变化是否由人类造成，确实有彼此龃龉的观点和数据。考虑海洋温度变化的长周期、太阳温度转变等因素，要下一个“人类活动让地球升温，将导致海平面上升，大片陆地消失”的结论，也非易事。
　　协同行动
　　环境是全球性议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简称环境署）承担各国政府间的协调工作，组织前述《巴黎协定》的谈判，推动签署和生效，正是环境署的一大功绩。2016年，环境署还和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简称人居署）一道制订和推动通过了《新城市议程》，其中聚焦环境保护的行动纲领表述为“环境的持续和韧性城市发展”。
　　从联合国环境署颁出的年度“地球卫士奖”可以观察该机构的视野和倾向。2016年“地球卫士奖”有六个获奖者（个人或机构）：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因其在抗击气候变化以及引领国内环保行动方面展现出的杰出领导力获奖，纽约设计工作室Disrupt Design创始人蕾拉·阿卡罗格鲁因通过设计、创新、沟通为环境带来积极改变获奖，摩洛哥可再生能源署因尽力开发太阳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创新极大推动了绿色金融的发展而获奖，阿芙·沙因动员民众发起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滩垃圾清理运动、共同清理了孟买Versova海滩约3000吨垃圾而获奖，贝尔塔·卡塞雷斯因支持洪都拉斯原住民抵制非法砍伐而获奖（获奖前在保护环境的行动中不幸遇难），约瑟·萨鲁坎·克米兹因一生致力于保护墨西哥及全世界的生物多样性获得“地球卫士奖”终生成就奖。 　　世界各国普遍设有司职环境保护的政府机构。不过最新（2017年2月）的消息是自从特朗普下令禁止美国环保署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声，已经有一名参议员提出《撤销环境保护署》提案，建议2018年底撤销美国国家环境保护署。目前提案进入正式讨论阶段。其他大国如俄、英、法、德、日等，均设有环境部（或环境保护部、环境省）。
　　我国设有环境保护部（简称环保部），是国务院组成部门之一。环保部负责拟订并实施环境保护规划、政策和标准，组织编制环境功能区划，监督管理环境污染防治，协调解决重大环境保护问题，还有环境政策的制订和落实、法律的监督与执行、跨行政地区环境事务协调等任务。各地设环境保护厅、环境保护局等。
　　大量非政府组织（NGO）或非盈利组织（NPO）参与到环境保护中。影响较大的全球性NGO有数十家，其中，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绿色和平组织在我国知名度最高。国内也有众多NGO或NPO，其中国合会较为特殊。国合会，即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目前的第五届国合会由张高丽副总理出任主席，另由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出任中方执行副主席，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部长凯瑟琳·麦肯娜出任外方执行副主席。官方网站显示，该机构“于1992年由中国政府批准成立，是一个由中外环发领域高层人士与专家组成的、非营利的国际性高级咨询机构，主要任务是交流、传播国际环发领域内的成功经验，对中国环发领域内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向中国政府领导层与各级决策者提供前瞻性、战略性、预警性的政策建议，支持促进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据“中国公益在线”网站估计，中国民间环保NGO有近3000家，从业人员20多万人。但多数环保NGO步履維艰，《齐鲁晚报》2017年1月一篇报道几乎用标题道尽一切：《数量少、留人难、筹资不容易，民间环保组织屈指可数》。
　　总括来看，环境问题的解决在信息时代进入了新阶段。互联网不仅没有终结工业社会导向的消费主义，反而推波助澜，将消费主义全球化，损害资源和环境，这是不利因素；网络也给各种观点，包括环保“阴谋论”观点提供了发声平台；但信息迅速传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给了政府和排污企业比以往更大的压力，是有利因素；更重要的是，信息技术应用得当，将为环保事业提供革命性的工具，如最近建成的全国空气监测网，有超过5000个监测站点在线运转，没有信息技术，这是不可想象的。考虑信息技术结合中国政府超强的组织能力（或者说利益协调能力），对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的治理事业可以谨慎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