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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提时读唐诗“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似乎从诗里嗅到了草木清香，看到了白露沾花，也知晓了“锦官城”是成都的别名。从此，一个色彩斑斓、艳丽如霞的城市就播种在一个孩子的脑海里。
“锦官城”的由来
成都自古有“錦城”和“锦官城”的称号，大多来自历代诗人那些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诗句。其中，最不遗余力描述成都美丽的是为躲避安史之乱、客居成都四年的唐代诗人杜甫：“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为什么诗人会把成都称为“锦官城”呢？
一种说法来自南朝李膺的《益州记》：“锦城在益州南、笞桥西流江南岸，昔蜀时故锦官也。其处号锦里，城墉犹在。”
又说在唐宋时，成都芙蓉似锦，因此成都也称作锦城。据《成都古今集记》载：“孟蜀后主于成都城上，尽种芙蓉，每到深秋，四十里为锦，高下相照，因名锦城。”
《蜀梼杌》里记载：“蜀昶广政十三年九月……城上尽种芙蓉，九月盛开，望之皆为锦绣。”
但流传更广的说法是，三国时期，成都的蜀锦成为重要财政收入之一，蜀汉王朝因此设置锦官一职保护蜀锦生产，锦官城的称呼由此产生。
哪一种说法更准确，难以确认。但是，成都确实是中国丝绸文化重要的发源地和生产地之一。早在汉、晋时期，蜀锦就风靡天下。六朝以后至隋唐，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所销蜀锦，大都是成都生产的。
蜀锦行天下
公元前122年，历经磨难的张骞从西域回到长安，上奏汉武帝：“大臣大夏（今阿富汗）时，见邛竹杖，蜀布”。也就是说，张骞在阿富汗一带见到了成都邛崃出产的竹拐杖和四川产的布匹。
蜀锦驰誉全国，是蜀汉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也成为蜀汉政权财政收入的大宗来源，因此蜀汉王朝专门设置了“锦官”以集中织锦工匠，管理蜀锦生产，并且特别筑城以保护蜀锦生产，称为“锦官城”，简称“锦城”，据考证，“锦官城”就在今天百花潭公园一带。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汉代成都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却是源于一只小小的蚕虫。
秦汉以后，成都已是全国大都市，当时的“少城”为成都商业最发达的城区，商品货物琳琅满目，店铺鳞次栉比，蜀锦声名远播，远销中亚、印度等地。
刘禹锡的《浪淘沙》记载了当时流江沿岸濯锦的情形：“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可以想见，春天的流江两岸，集中了数以千计的女子，她们用纤纤玉手将一匹匹新出的锦缎放到江水中濯洗，江水如锦绣;锦官城的大街小巷中，织锦工人搭起晾晒织锦的架子，彩色的锦缎在风中飘扬，江水中流动的色彩和江岸上飘动的色彩相互辉映。
在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文物专家发现了全世界最早的脚踏织机。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汉代成都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却是源于一只小小的蚕虫。
在甲骨文中，“蜀”字就是蚕的象形字。第一代蜀王就名为蚕丛氏，可见蜀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蚕。
锦，是丝织品中的精品。中国目前所发现的汉魏织锦很多，包括从新疆古墓和湖南马王堆出土的实物，都是古代成都生产的蜀锦。
三国时期，蜀锦成为热销商品，更是蜀国的重要财源。诸葛亮曾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直到蜀亡，国库尚有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织锦业之繁盛可见一斑。
然而，织锦脆弱易损，千年前的古锦更是难以留存，即使是“锦城”成都，至今也没有出土过一片从汉代到唐代的蜀锦残片，因为成都潮湿，这些纺织品很难保存，只有在新疆、青海等比较干燥的地方才有蜀锦出土。
蜀锦难见，织锦更难见
关于织锦工艺，考古学大家夏鼐先生以及不少专家曾断言，至少在战国时期，一定有一种类似“多综多蹑”原理的织机存在。所谓“多综多蹑”，就是由一个脚踏板带动一片综片提花。简单的图案，综片数少一些，复杂的图案，综片数就多一些。
上世纪70年代末，研究人员在成都近郊的华阳地区找到了这种原理的织机，在当地被称作“丁桥织机”。然而这种织机只能织一些简单的花纹。
直到2012年，在成都天回镇 “老官山”遗址，考古人员发掘出了4台西汉时期的提花织机模型。这是一种大家从未见到过的织机，被命名为“勾综式提花织机”。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专家研究后认为，汉代的各种织锦，基本都可以用这种织机复织出来。这个结论弥补了此前成都一直没有古锦出土的空白。
今天，我们很少能看到真正的蜀锦，更难看到蜀锦的制作过程。
几经打听，笔者才在成都双流县找到一个“成都古蜀蜀锦研究所”，带头人胡光俊是一名从事蜀锦工作40多年的老艺人，2009年被授予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蜀锦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称号。
1949年以后，蜀锦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时期，成都蜀锦厂工人多达2000多人，有织机500多台，产品全部用于出口，行销世界各地，上个世纪80年代，产值就已经超过了亿元人民币。后来企业陷入低谷，直至消亡。
多年来，和胡师傅有同样“蜀锦情节”的老师傅们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坚守，但由于多种原因，难以为继，年近七旬的胡师傅不知道自己还能坚守多久，而蜀锦这项技艺或许就将在这个时代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