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以来,延绵几千年的中国经典教育戛然中断。1978年改革开放,西方现代文化大量涌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作为西方文化的回应,中国经典教育热潮渐起,不过重“学”轻“术”,主要流行于研究院、大学等专业教育机构,对社会受众层面影响相对较小。二十一世纪以来,借助于电视、网络、报刊、普及读物等媒介,搭乘商业消费之快车,中国经典教育呈现出形式多样、遍地开花的热闹景象,因其重“术”轻“学”,正应和社会受众强烈的现实心理和深层文化需求。
　　数十年来,中国人的心灵如万千叶扁舟,置身于涛猛浪恶的政治和经济大潮中,随波逐流、身不由己,欲抗争则不能,欲妥协则不甘,常处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心灵迷境。所谓普遍的现代性焦虑,不仅属于经济发展中的贫困阶层,而且蔓延和渗透了社会各阶层,每个人都置身局中,难以超脱。持护心灵秩序的权威早已失落,衡量教育、知识乃至生命价值的尺度无一例外地变得混乱。
　　林毓生先生在《中国人文的重建》中曾深入探讨过“权威失落”带来的社会问题:“当父母的权威、教会的权威、学校的权威、师长的权威、典籍的权威都不被相信的时候,亦即传统的权威与实质的权威,在以自己为中心的民主社会里失去了权威性的时候,个人只相信‘自己’,但‘自己’是什么呢?‘自己’的心灵,因为已经没有传统的与实质的权威可以凭借并受其保护,所以很易被外界当时流行的风气所侵占。因此,‘自己’的心灵常常是外界流行的风气的反映而已。”那么,如何理解权威,是否需要权威,需要什么样的权威?
　　在我看来,权威区别于威权:威权是不可讨论、高度强制的权力机制;权威则是立足思辨、群体自觉的共识机制。一般来说,威权是基于非理性的一元思维,其趋向具有封闭性;权威是基于理性的多元思维,其趋向具有开放性。二者关系复杂,既互相背离,又互相利用。《现代汉语词典》对“经典”解释的第一义项为:“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经典教育就是重建人文权威的途径和基点之一。我主张以基于理性的多元开放思维讨论经典,这首先意味着当代人不必也不可膜拜经典,而要在对经典深刻质疑和理性思辨的基础上,进行“学”“术”并举的创造性转化。把创造性转化的经典打造成座座灯塔,竖立于心灵迷境之岸,宣示人生、社会路向的“柳暗花明又一村”,接引众多迷渡人。这或许是近年来经典教育盛行于各阶层的深层动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