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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界的本体是人，人的本质是自由，公共政策的最高价值标准是人的自由。因此，作为公共权力核心的政府应该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拓展人的自由空间，实现人的真正自由，这样，这个政府才能为民所爱，这个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关键词]人的本质；自由；公共政策最高价值；人的自由
[中国分类号]B0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7)08－0040－03
一、人的本质是自由
一体双元哲学告诉我们，人的本质是自由。人生在世即人的存在，人有自己的“在”(真实性)，即人的本质。而动物是自然界的构成部分，动物是自然物，其本身的客观存在并不意味着其“真实性”，因为外部自然的“真实性”不是来自其自身，而是来自其本质和人的联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出现了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是无。”此处的“无”并不是说自然界没有客观性，而是说其没有意义和价值，外部自然只有被人化时才有真实性。人和动物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人的自然性表现出人和动物的共同之处，同时人和动物也有差异性，表现在：人和动物都需要食物，动物只能找自然界现成的东西，动物只能依赖于自然，而不能自己依赖自己。自己决定自己。人也要找食物，但人可以自己打井、种地而获得基本食物，即“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凿、耕是人特有的，马克思称之为生产劳动。这说明人能自己依赖自己，自己决定自己。自己是自己的根据，这便是自由。因此我们说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就是自由，自由就是人之“在”，人没有自由，人就不存在了，人就成了自然物。
人的本质是自由，亦即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自由，即自己依赖自己，自己决定自己。这与马克思的观点：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劳动并无矛盾之处。首先，哲学意义上的本质不应该是感性的、经验的，而应该是一般的、内在的东西，劳动属于社会学角度的看法，是可见的、经验的，其次，劳动不能成为人的终极目的，而自由则可以成为人的终极目的，人因为热爱自由而热爱劳动。最后，马克思实际上是以自由来规定人的本质的，因为人的自由本质的实现要通过劳动。另外，人的本质是自由中的“人”，主要指个体的人，而不是群体的人，具体的说是有个性的人。在人的各种存在形态中，个体形态是基础形态。群体人是由个体人组成的，离开了个体人，就成了抽象的虚假的群体。
最后，人的自由和责任是内在相关的。当一个人的行为是由自己的思想意愿出发的，那他就有理由为其行为负责；反之，则不承担责任。承担责任的理由是行为由自己决定，自己作出的。这样以来，自由和责任就是内在相关的，自由就是自主和责任，亦即权利与义务，最终，在自由中，个人和社会得到了统一，也就是说，个人自由并非意味着随心所欲，而是“功过自承”。
二、作为政治价值的自由
政治价值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政治哲学首先是对政治价值的论证。对政治价值范畴及其之间关系的论证，既是每一位政治哲学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整个西方政治哲学发展、演变几千年的悠悠历史中不变的核心和主线。无论是在辉煌的古希腊、罗马时代，或是在黑暗中世纪的神学政治中。还是到近代及当代的欧洲政治文明中，满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政治哲学家们都在努力将具体的政治现实问题——或优或劣，提升为价值层面的范畴，以便为社会发展提供指导。自由作为政治价值之一，一直是从古到今政治哲学家们论证并追求的永恒主题。
(一)人类社会形态、政权更替发展的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
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哈耶克认为，自由是“在社会中，来自于他人的压迫被尽可能地减少的那样一种条件。”个人自由是现代文明发展的最重要的产物。原因在于，首先，压迫是邪恶的，因为它消除了一个个人作为有思想的、有价值的人的存在，使得他变成一个实现别人目标的赤裸裸的工具。其次，政治和经济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很多因素，我们必须关心这些因素，但我们又有着不可避免的无知的地方，对这一点的承认，正是追求个人自由的主要缘由。允许不同的选择是重要的，因为没有人可获得足够多的信息去评估事物和提出最好的解决方案。如果文明要继续前进的话，尝试错误就是必要的。然而，事物却如卢梭所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也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演变的历史就是人不断打破强加于自身的枷锁而获得自由的历史。
人类至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与大自然作斗争，维持并延续着人的存在与作为万物之灵的神圣。在原始社会，人类几乎还处于自然的愚昧状态，劳动工具简陋，行为简单，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自然，在自然面前显得软弱无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大自然，因此，自由的空间非常狭小。然而，即使在这样落后的状态下，人也是在不断的尽力扩大自己的自由范围，从完全依附于自然物到利用自然，从采摘生活到耕田而食，从狩猎漂流到养殖定居，从取水于溪流到凿井而饮，这一切看似简单的变化都是人向自然挑战并获得自由的最原始追求，而这也无不极大的扩展了人的自由度。
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劳动产品剩余的出现，使奴隶社会的出现成为历史的必然。此时的社会中，人们创造出了更多的物质财富，对自然界万物也有了初步的认识，且出现了辉煌一时的古代文明，使人们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均获得一些自由，他们甚至用战争的形式“开发”自由的空间，然而，奴隶主对奴隶们的占有及残酷无情的压榨，极大的束缚了多数人的自由，结果使他们奋起反抗，打破身上的枷锁，即奴隶制度的彻底崩溃。
封建社会的短命是因为，它是用牢狱代替枷锁。尽管生产有了更大的进步，平民与奴隶相比确实有了更多的自由，到后期，商品交换已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是，它毕竟带来的是从奴隶到农奴的变化，封建主占有土地，想方设法限制平民的自由，他们甚至用精神锁链紧扣每个活的灵魂——宗教与政权的结合是封建时代的显著特点。对于这一点，西欧的中世纪称得上是“灵肉”结合的典范，它使得肉体服从于贵族、封建主，灵魂还得属于教主。被压迫的农民终于揭竿而起，打破了自由的枷锁。
没有哪个时代比资本主义社会更热衷于自由，也没有哪个时代比资产阶级学者更淋漓尽致的阐述自由，奋不顾身的追逐自由，自由已经成为资本主义骨子里的东西。从宗教改革到文艺复兴，从资本主义萌芽到资本主义的鼎盛，还是到后资本主义时代，无不听到对自由的呐喊与高歌。科技的发展使自然界第一次成为人类宰割的对象，在这个时代，人的自由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释放与拓展。也正是这种自由的氛围铸就了资本主义的野蛮与霸道，发展与辉煌。
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与确立，真正地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自立、自决的自由，也第一次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不自由的枷锁作为目标，民主参与广泛而现实，自由理念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创造出了极为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必将迈向“各尽所能，各取所 需。人人发展”的“自由王国”。
(二)自由应该成为国家政权的最高价值标准
政治学的核心是国家政权问题。一个国家的政权能否存在取决于诸多因素，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民心的向背。即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否。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在、发展、与灭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源。政权在于民，主权归于民。“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
首先，发展的本质是自由。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之一。发展是指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内涵上，它包括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综合协调发展，但主要是经济的发展。在外延上，它包括各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与再发展。具体的说，发展不仅包括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个人收入的提高、工业化、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而且包括实质性的自由——免受各种困苦：饥饿、营养不良、疾病、过早死亡、专制、战争、灾难等。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任何一个国家都在不失时机的发展自己，而任何领域的发展，最终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服务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的本质是自由。
其次，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自然经济，到发达的市场经济，再到经济全球化，经济的阶段性递进与高速发展，使人们获得了更多的物质自由，同时伴随着文化的发展而获得更多的精神自由。这不仅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性的大大降低，某个服务者垄断的日益消失，更重要的是人们自由选择空间的极大拓展。文化的高度发达与繁荣，使其不仅成为凝聚本国人民的精神支柱，而且成为超越时空的使者，一种优秀的文化可以影响到全世界的人们，信息手段的便捷使我们再也不会轻信于异端邪说，不会沉迷于某一种学说。不会崇拜于某一个学者，人们的思想与言论得到了空前的自由。正如民主政治在世界各地的广泛传播与实践，已使越来越多的人享有了政治参与的自由。
科技的高速发展使我们的活动空间延伸到地球以外的太空，我们的想象不在受制于任何现存的条件，即使是来势凶猛、神秘漠测的SARS病毒，也不可能再像历史上曾有的瘟疫那样肆意“杀人”，人类好象快要接近“上帝’——无所不能的自由。
发展已经在各个领域极大地拓展了人的自由，而且是史无前例的，但这一过程也终将是没有尽头的。人类的困苦———诸如饥饿、干旱、营养不良、瘟疫、战争、专制、死亡从来就没有从地球上消失过，而未知的病菌、自然灾害、环境恶化、恐怖袭击也无时不在威胁着人的自由。从人本主义的观点出发，真正的发展不仅仅是，甚至不一定是数量或财产的增长，而是质量的提高。从具有心理学优势的人本主义观点来看，这是人类需求和价值观等级层次上的发展。这个意义上的发展需要未来提供广阔的选择余地，因为我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潜能。在人本主义意义上，任何限制我们将来的事物均间接的限制了我们的自由。
再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遇到许多问题与矛盾。这是任何国家在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解决这些问题与矛盾，惟有靠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要靠发展；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靠发展；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要靠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要靠发展；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坚定对社会主义和祖国未来、前途的信念和信心，最终也要靠发展。发展是解决中国乃至全世界所有问题的关键。惟有发展才能体现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也才能最终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也惟有发展才能解决危机、冲突、恐怖袭击，实现人类共同关心的和平。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科学发展观，其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因此，实现人的自由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价值追求。
最后，人的自由与国家政权是相互促进的。“能力就是一种自由，即能过有价值的生活的实质自由”。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政党至诞生之日起就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一切发展的首要目的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这个过程与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过程密切的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政权的巩固有利于社会的全面、健康发展，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自由；另一方面，人的自由的实现，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进而成为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最终巩固国家政权的存在。正如穆勒认为的那样：“除非人类能在他们的生活中，某一最低限度的范围内，保有不受他人干涉的权利，人类将无法发展、繁荣，以致成为完整的‘人’”。
三、公共政策的最高价值标准应该是人的自由
(一)公共政策是一种政治行为，是政府意志的表现
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对政策研究会有不同的理解，或接受，或反对，或利用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但所有政治因素构成了对政策分析的制约，使其难以发挥预期的作用这一点却是相同的。政治因素对政策分析的这种决定性制约，更加说明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
当政策分析员接受一项政策分析时。他当然知道他是谁的委托人——些人，一家公司，或者是一个政府机构。但是当分析员着手进行政策分析时，由于涉及不同的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他又不得不面对整个社会。他必须把自己看成是整个社会的代表，或者是国家的代表，甚至是整个世界的代表。他意识到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公正，才能使他的政策分析不带偏见。并且，他会根据这些原则去影响委托者或支持者，而不仅仅去帮助他们。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谁是真正的委托者?特别是在为政府机构工作时，他尤其看不清他的委托者是谁。他容易这样理解：他为之工作的政府机构就是国家的代表，因此他们是为国家工作。事实上，正确的理解应该是：政府机构对国家负责，国家对人民负责。因此，如果他真正对这一政府机构负责的话，他就应该首先对人民负责。也就是说，不论他事实上的委托者是谁，他的真正委托者应该是整个社会，即全体民众。既然政策的真正委托者是全体民众，那么，政策就应该服务于民众，就应该体现人的本质，即自由。
(二)公共政策不仅是一种利益的权威分配，更应该实现利益的增值，而利益的对象是全体民众
权力的核心是利益，利益的分配可能决定着政权的存在与否。为了保证社会各阶层利益分配的平衡，就需要制定公共政策来维持社会基本的公正，以保证正常的社会秩序。同时，利益的分配也不能只维持在已有的公正水平，而应该不断的实现利益的增长与增值。首先是国家总体利益的增长；国家总体利益的增长是利益分配的基础，也是实现个人利益分配增长的前提。其次。更重要的是广大民众个人利益的增长；如果国家发展了，政府强大了，但是广大民众并没有得到切实的利益，那么这个政府 就是失职的，政策就是不明智的，这个国家的危机也将是不言而喻的。最后，还应包括合理、公正水平的落实与提高；人民利益的增长，不仅表现在数量的增长上，还体现在公正与合理的水平上。正因为广大民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是不断增长的，政府只有不断地实现人民利益的增长与增值，才能不断的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与拥护，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取之不尽的动力推动社会的发展．巩固国家的政权。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是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重要时期，也是全国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我国在实现工业化之前的基本国情是农业大国，这就决定了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在利益分配中的重要位置，建国以来的几代中央领导始终都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来处理；当前，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在积极开展学习和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活动，都把为人民谋利益、办事实作为工作的基本要求；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我们亲眼目睹了许多曾经危害百姓利益的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滋生已久的问题得到了缓解或解决：腐败问题，下岗问题，农民工问题，低保问题，失学问题，粮食减产等等；面对人世的挑战，党和政府沉着应战，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不仅保证了国家经济的平稳、健康的增长，而且使多数人获得了切实的利益。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仅成功的实现了利益的权威分配，而且实现了广大民众个人利益的增长，这正是我党的英明之处，也是我党长盛不衰，国家繁荣昌盛的关键之所在。
(三)公共政策不应该仅仅是为了解决问题，更应该在法制条件下拓展人的自由
发展是任何一个政府不懈的使命，而发展的核心是经济的发展，因此，公共政策应该尽可能的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从亚当一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伟大创举到凯恩斯主义的神话．再到企业型政府的出现，最后到公共选择理论的共识，似乎都是对自由的取舍。毫无疑问。任何公共政策都是为解决某个问题或是为促进某项事业而诞生的，但是，公共政策决不能只停留在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上，因为社会是一个系统，甚至象有机体。对任何一个部门或旁支的调节与干预都有可能牵连其他部分，这就要求政策的制定者要有全局意识，整体意识，要有高瞻远瞩的魄力，而关键是要认清政策的实质，即政策的核心是人，人的可持续发展，人的本质——自由的实现与拓展。只有抓住了政策的这一最高价值，我们才能制定出合理的、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公共政策。
哈耶克认为，政府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没有能力解决难题，也不能改善个人与市场的互动，公共政策的作用只是用于确保这种社会中的自发秩序，经济应该被允许在没有任何干涉或在遵守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发展，国家应该把目标放在促进个人自由、推动市场自由、加强法制建设、保护市民利益方面。因此，公共政策的作用就是促进这种条件的生成，以使社会的自发秩序能够发挥有利于所有个人的作用。
在经济领域，自由交换物品、劳务，就像人们在交谈中自由交流一样，都是人的最基本权利。因此，市场与人的基本自由相连，只从效率出发高度赞扬市场机制是不全面的。市场的重要性，首先是因为自由交换是有先于后果考量的权利，而不是市场导致不导致效率，即特定的后果。
总之，人的本质是自由，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是自由。主权在民，公共政策的目的归于人。政府通过政党实现政权，政党必须利用权力制定和执行政策并服务于民。不论对人性持乐观态度还是持悲观态度的学者都一致认为：人类生活的某些部分必须独立，不受社会控制，若是侵犯到了那个保留区，则不管该保留区多么狭小，都将导致专制。我们必须维持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才不至于“贬低或否定我们的本性。”各种形式的自由或个人的主体地位，对解除人类自身的苦难所能发挥的作用、最终说来，对消除这些剥夺具有中心意义。为了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使确保有可靠的基础与保障。我们必须把个人自由视为一种社会的承诺。
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平等等价值观各自反映了人的生活、社会状况的某些侧面，他们可以互相促进，也可能相互冲突。以自由作为价值标准的理论，试图提出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价值标准，据以判断政治、政策以及社会状况是否合乎理想，或者是否在向理想的方向改善。
[关键词]人的本质；自由；公共政策最高价值；人的自由
[中国分类号]B0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7)08－0040－03
一、人的本质是自由
一体双元哲学告诉我们，人的本质是自由。人生在世即人的存在，人有自己的“在”(真实性)，即人的本质。而动物是自然界的构成部分，动物是自然物，其本身的客观存在并不意味着其“真实性”，因为外部自然的“真实性”不是来自其自身，而是来自其本质和人的联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出现了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是无。”此处的“无”并不是说自然界没有客观性，而是说其没有意义和价值，外部自然只有被人化时才有真实性。人和动物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人的自然性表现出人和动物的共同之处，同时人和动物也有差异性，表现在：人和动物都需要食物，动物只能找自然界现成的东西，动物只能依赖于自然，而不能自己依赖自己。自己决定自己。人也要找食物，但人可以自己打井、种地而获得基本食物，即“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凿、耕是人特有的，马克思称之为生产劳动。这说明人能自己依赖自己，自己决定自己。自己是自己的根据，这便是自由。因此我们说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就是自由，自由就是人之“在”，人没有自由，人就不存在了，人就成了自然物。
人的本质是自由，亦即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自由，即自己依赖自己，自己决定自己。这与马克思的观点：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劳动并无矛盾之处。首先，哲学意义上的本质不应该是感性的、经验的，而应该是一般的、内在的东西，劳动属于社会学角度的看法，是可见的、经验的，其次，劳动不能成为人的终极目的，而自由则可以成为人的终极目的，人因为热爱自由而热爱劳动。最后，马克思实际上是以自由来规定人的本质的，因为人的自由本质的实现要通过劳动。另外，人的本质是自由中的“人”，主要指个体的人，而不是群体的人，具体的说是有个性的人。在人的各种存在形态中，个体形态是基础形态。群体人是由个体人组成的，离开了个体人，就成了抽象的虚假的群体。
最后，人的自由和责任是内在相关的。当一个人的行为是由自己的思想意愿出发的，那他就有理由为其行为负责；反之，则不承担责任。承担责任的理由是行为由自己决定，自己作出的。这样以来，自由和责任就是内在相关的，自由就是自主和责任，亦即权利与义务，最终，在自由中，个人和社会得到了统一，也就是说，个人自由并非意味着随心所欲，而是“功过自承”。
二、作为政治价值的自由
政治价值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政治哲学首先是对政治价值的论证。对政治价值范畴及其之间关系的论证，既是每一位政治哲学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整个西方政治哲学发展、演变几千年的悠悠历史中不变的核心和主线。无论是在辉煌的古希腊、罗马时代，或是在黑暗中世纪的神学政治中。还是到近代及当代的欧洲政治文明中，满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政治哲学家们都在努力将具体的政治现实问题——或优或劣，提升为价值层面的范畴，以便为社会发展提供指导。自由作为政治价值之一，一直是从古到今政治哲学家们论证并追求的永恒主题。
(一)人类社会形态、政权更替发展的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
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哈耶克认为，自由是“在社会中，来自于他人的压迫被尽可能地减少的那样一种条件。”个人自由是现代文明发展的最重要的产物。原因在于，首先，压迫是邪恶的，因为它消除了一个个人作为有思想的、有价值的人的存在，使得他变成一个实现别人目标的赤裸裸的工具。其次，政治和经济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很多因素，我们必须关心这些因素，但我们又有着不可避免的无知的地方，对这一点的承认，正是追求个人自由的主要缘由。允许不同的选择是重要的，因为没有人可获得足够多的信息去评估事物和提出最好的解决方案。如果文明要继续前进的话，尝试错误就是必要的。然而，事物却如卢梭所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也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演变的历史就是人不断打破强加于自身的枷锁而获得自由的历史。
人类至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与大自然作斗争，维持并延续着人的存在与作为万物之灵的神圣。在原始社会，人类几乎还处于自然的愚昧状态，劳动工具简陋，行为简单，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自然，在自然面前显得软弱无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大自然，因此，自由的空间非常狭小。然而，即使在这样落后的状态下，人也是在不断的尽力扩大自己的自由范围，从完全依附于自然物到利用自然，从采摘生活到耕田而食，从狩猎漂流到养殖定居，从取水于溪流到凿井而饮，这一切看似简单的变化都是人向自然挑战并获得自由的最原始追求，而这也无不极大的扩展了人的自由度。
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劳动产品剩余的出现，使奴隶社会的出现成为历史的必然。此时的社会中，人们创造出了更多的物质财富，对自然界万物也有了初步的认识，且出现了辉煌一时的古代文明，使人们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均获得一些自由，他们甚至用战争的形式“开发”自由的空间，然而，奴隶主对奴隶们的占有及残酷无情的压榨，极大的束缚了多数人的自由，结果使他们奋起反抗，打破身上的枷锁，即奴隶制度的彻底崩溃。
封建社会的短命是因为，它是用牢狱代替枷锁。尽管生产有了更大的进步，平民与奴隶相比确实有了更多的自由，到后期，商品交换已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是，它毕竟带来的是从奴隶到农奴的变化，封建主占有土地，想方设法限制平民的自由，他们甚至用精神锁链紧扣每个活的灵魂——宗教与政权的结合是封建时代的显著特点。对于这一点，西欧的中世纪称得上是“灵肉”结合的典范，它使得肉体服从于贵族、封建主，灵魂还得属于教主。被压迫的农民终于揭竿而起，打破了自由的枷锁。
没有哪个时代比资本主义社会更热衷于自由，也没有哪个时代比资产阶级学者更淋漓尽致的阐述自由，奋不顾身的追逐自由，自由已经成为资本主义骨子里的东西。从宗教改革到文艺复兴，从资本主义萌芽到资本主义的鼎盛，还是到后资本主义时代，无不听到对自由的呐喊与高歌。科技的发展使自然界第一次成为人类宰割的对象，在这个时代，人的自由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释放与拓展。也正是这种自由的氛围铸就了资本主义的野蛮与霸道，发展与辉煌。
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与确立，真正地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自立、自决的自由，也第一次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不自由的枷锁作为目标，民主参与广泛而现实，自由理念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创造出了极为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必将迈向“各尽所能，各取所 需。人人发展”的“自由王国”。
(二)自由应该成为国家政权的最高价值标准
政治学的核心是国家政权问题。一个国家的政权能否存在取决于诸多因素，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民心的向背。即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否。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在、发展、与灭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源。政权在于民，主权归于民。“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
首先，发展的本质是自由。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之一。发展是指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内涵上，它包括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综合协调发展，但主要是经济的发展。在外延上，它包括各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与再发展。具体的说，发展不仅包括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个人收入的提高、工业化、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而且包括实质性的自由——免受各种困苦：饥饿、营养不良、疾病、过早死亡、专制、战争、灾难等。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任何一个国家都在不失时机的发展自己，而任何领域的发展，最终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服务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的本质是自由。
其次，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自然经济，到发达的市场经济，再到经济全球化，经济的阶段性递进与高速发展，使人们获得了更多的物质自由，同时伴随着文化的发展而获得更多的精神自由。这不仅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性的大大降低，某个服务者垄断的日益消失，更重要的是人们自由选择空间的极大拓展。文化的高度发达与繁荣，使其不仅成为凝聚本国人民的精神支柱，而且成为超越时空的使者，一种优秀的文化可以影响到全世界的人们，信息手段的便捷使我们再也不会轻信于异端邪说，不会沉迷于某一种学说。不会崇拜于某一个学者，人们的思想与言论得到了空前的自由。正如民主政治在世界各地的广泛传播与实践，已使越来越多的人享有了政治参与的自由。
科技的高速发展使我们的活动空间延伸到地球以外的太空，我们的想象不在受制于任何现存的条件，即使是来势凶猛、神秘漠测的SARS病毒，也不可能再像历史上曾有的瘟疫那样肆意“杀人”，人类好象快要接近“上帝’——无所不能的自由。
发展已经在各个领域极大地拓展了人的自由，而且是史无前例的，但这一过程也终将是没有尽头的。人类的困苦———诸如饥饿、干旱、营养不良、瘟疫、战争、专制、死亡从来就没有从地球上消失过，而未知的病菌、自然灾害、环境恶化、恐怖袭击也无时不在威胁着人的自由。从人本主义的观点出发，真正的发展不仅仅是，甚至不一定是数量或财产的增长，而是质量的提高。从具有心理学优势的人本主义观点来看，这是人类需求和价值观等级层次上的发展。这个意义上的发展需要未来提供广阔的选择余地，因为我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潜能。在人本主义意义上，任何限制我们将来的事物均间接的限制了我们的自由。
再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遇到许多问题与矛盾。这是任何国家在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解决这些问题与矛盾，惟有靠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要靠发展；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靠发展；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要靠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要靠发展；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坚定对社会主义和祖国未来、前途的信念和信心，最终也要靠发展。发展是解决中国乃至全世界所有问题的关键。惟有发展才能体现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也才能最终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也惟有发展才能解决危机、冲突、恐怖袭击，实现人类共同关心的和平。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科学发展观，其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因此，实现人的自由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价值追求。
最后，人的自由与国家政权是相互促进的。“能力就是一种自由，即能过有价值的生活的实质自由”。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政党至诞生之日起就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一切发展的首要目的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这个过程与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过程密切的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政权的巩固有利于社会的全面、健康发展，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自由；另一方面，人的自由的实现，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进而成为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最终巩固国家政权的存在。正如穆勒认为的那样：“除非人类能在他们的生活中，某一最低限度的范围内，保有不受他人干涉的权利，人类将无法发展、繁荣，以致成为完整的‘人’”。
三、公共政策的最高价值标准应该是人的自由
(一)公共政策是一种政治行为，是政府意志的表现
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对政策研究会有不同的理解，或接受，或反对，或利用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但所有政治因素构成了对政策分析的制约，使其难以发挥预期的作用这一点却是相同的。政治因素对政策分析的这种决定性制约，更加说明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
当政策分析员接受一项政策分析时。他当然知道他是谁的委托人——些人，一家公司，或者是一个政府机构。但是当分析员着手进行政策分析时，由于涉及不同的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他又不得不面对整个社会。他必须把自己看成是整个社会的代表，或者是国家的代表，甚至是整个世界的代表。他意识到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公正，才能使他的政策分析不带偏见。并且，他会根据这些原则去影响委托者或支持者，而不仅仅去帮助他们。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谁是真正的委托者?特别是在为政府机构工作时，他尤其看不清他的委托者是谁。他容易这样理解：他为之工作的政府机构就是国家的代表，因此他们是为国家工作。事实上，正确的理解应该是：政府机构对国家负责，国家对人民负责。因此，如果他真正对这一政府机构负责的话，他就应该首先对人民负责。也就是说，不论他事实上的委托者是谁，他的真正委托者应该是整个社会，即全体民众。既然政策的真正委托者是全体民众，那么，政策就应该服务于民众，就应该体现人的本质，即自由。
(二)公共政策不仅是一种利益的权威分配，更应该实现利益的增值，而利益的对象是全体民众
权力的核心是利益，利益的分配可能决定着政权的存在与否。为了保证社会各阶层利益分配的平衡，就需要制定公共政策来维持社会基本的公正，以保证正常的社会秩序。同时，利益的分配也不能只维持在已有的公正水平，而应该不断的实现利益的增长与增值。首先是国家总体利益的增长；国家总体利益的增长是利益分配的基础，也是实现个人利益分配增长的前提。其次。更重要的是广大民众个人利益的增长；如果国家发展了，政府强大了，但是广大民众并没有得到切实的利益，那么这个政府 就是失职的，政策就是不明智的，这个国家的危机也将是不言而喻的。最后，还应包括合理、公正水平的落实与提高；人民利益的增长，不仅表现在数量的增长上，还体现在公正与合理的水平上。正因为广大民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是不断增长的，政府只有不断地实现人民利益的增长与增值，才能不断的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与拥护，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取之不尽的动力推动社会的发展．巩固国家的政权。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是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重要时期，也是全国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我国在实现工业化之前的基本国情是农业大国，这就决定了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在利益分配中的重要位置，建国以来的几代中央领导始终都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来处理；当前，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在积极开展学习和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活动，都把为人民谋利益、办事实作为工作的基本要求；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我们亲眼目睹了许多曾经危害百姓利益的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滋生已久的问题得到了缓解或解决：腐败问题，下岗问题，农民工问题，低保问题，失学问题，粮食减产等等；面对人世的挑战，党和政府沉着应战，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不仅保证了国家经济的平稳、健康的增长，而且使多数人获得了切实的利益。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仅成功的实现了利益的权威分配，而且实现了广大民众个人利益的增长，这正是我党的英明之处，也是我党长盛不衰，国家繁荣昌盛的关键之所在。
(三)公共政策不应该仅仅是为了解决问题，更应该在法制条件下拓展人的自由
发展是任何一个政府不懈的使命，而发展的核心是经济的发展，因此，公共政策应该尽可能的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从亚当一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伟大创举到凯恩斯主义的神话．再到企业型政府的出现，最后到公共选择理论的共识，似乎都是对自由的取舍。毫无疑问。任何公共政策都是为解决某个问题或是为促进某项事业而诞生的，但是，公共政策决不能只停留在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上，因为社会是一个系统，甚至象有机体。对任何一个部门或旁支的调节与干预都有可能牵连其他部分，这就要求政策的制定者要有全局意识，整体意识，要有高瞻远瞩的魄力，而关键是要认清政策的实质，即政策的核心是人，人的可持续发展，人的本质——自由的实现与拓展。只有抓住了政策的这一最高价值，我们才能制定出合理的、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公共政策。
哈耶克认为，政府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没有能力解决难题，也不能改善个人与市场的互动，公共政策的作用只是用于确保这种社会中的自发秩序，经济应该被允许在没有任何干涉或在遵守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发展，国家应该把目标放在促进个人自由、推动市场自由、加强法制建设、保护市民利益方面。因此，公共政策的作用就是促进这种条件的生成，以使社会的自发秩序能够发挥有利于所有个人的作用。
在经济领域，自由交换物品、劳务，就像人们在交谈中自由交流一样，都是人的最基本权利。因此，市场与人的基本自由相连，只从效率出发高度赞扬市场机制是不全面的。市场的重要性，首先是因为自由交换是有先于后果考量的权利，而不是市场导致不导致效率，即特定的后果。
总之，人的本质是自由，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是自由。主权在民，公共政策的目的归于人。政府通过政党实现政权，政党必须利用权力制定和执行政策并服务于民。不论对人性持乐观态度还是持悲观态度的学者都一致认为：人类生活的某些部分必须独立，不受社会控制，若是侵犯到了那个保留区，则不管该保留区多么狭小，都将导致专制。我们必须维持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才不至于“贬低或否定我们的本性。”各种形式的自由或个人的主体地位，对解除人类自身的苦难所能发挥的作用、最终说来，对消除这些剥夺具有中心意义。为了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使确保有可靠的基础与保障。我们必须把个人自由视为一种社会的承诺。
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平等等价值观各自反映了人的生活、社会状况的某些侧面，他们可以互相促进，也可能相互冲突。以自由作为价值标准的理论，试图提出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价值标准，据以判断政治、政策以及社会状况是否合乎理想，或者是否在向理想的方向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