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研究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商周考古博士研究生，日常听到周围参加三星堆考古项目的老师或同学谈起最近的巨大收获，总是感到非常振奋，同时也非常遗憾，因为临近毕业而与这次工作擦肩而过。最近一段时间三星堆的新发现开始公布，引起了大家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年轻同学们在各种场合的讨论非常热烈，其中不乏对一些问题针锋相对的碰撞，我作为一名考古人也对这些讨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编者按：三星堆最近好热。青铜神树、金面具、象牙一连串的热搜词引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为什么要考古”“考古，就是挖吗？”“三星堆最近怎么这么热？”带着这些疑惑，我们邀请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博士研究生林埸同学，为大家解答终极问题——三星堆，你们挖啥呢？

三星堆的前世今生

　　三星堆，这个地图上难以寻觅的小地点在今日早已闻名中外，大家对这里出土的奇特的铜人像、高大的青铜树都印象深刻，这些精美的青铜器大多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掘的两个大型祭祀坑中，而三星堆开始进入考古工作者视线的时间则要向上回溯到更早的时间。1929春，四川广汉当地的农民燕道诚在清理水沟时发现了一个埋藏玉石器的土坑，此后闻讯而来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将部分出土器物送至位于成都的华西协和博物馆。该馆当时的馆长——美国学者戴谦和认定这些器物是有数千年历史的珍贵文物，至1932年美国人类学家葛维汉继任馆长后又对其大加关注，并最终于1934年应时任广汉县长的罗玉苍的邀请，组织考古队开始在三星堆进行发掘工作。由此算来，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工作已经开始了87年之久。这对于仅有百年历史的中国考古学来说，是一段极其漫长的旅程。
　　经过葛维汉的初步发掘与研究，三星堆被认定为公元前1100年至铜石并用时代的遗址，按照古史记载，约相当于传说时代至西周以前的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的奠基者冯汉骥先生又继续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过多次的调查和试掘，并推测此处为古蜀国的中心之一，这种认识直至今日，仍是学术界对三星堆遗址性质的主流观点。此后在1980至1981年期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新开始对这处遗址进行了连续多次的发掘，揭露出大片房屋建筑等古代遗迹，出土了丰富的陶器和玉石器，进一步填补和充实了对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古文化的认识。
　　可以说，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学术界对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都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认识，“三星堆”这个名字早已为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所熟知，但真正让其声名在世界范围内远扬，却是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的横空出世。当时所发现的1号坑与2号坑共出土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海贝、陶器等共千余件，其中尤以精美的青铜器和金器最为引人关注，青铜树、铜人像、金面罩、金权杖等器物造型奇特，与传统的中原地区出土的铜器、金器迥然不同，反映出三星堆古文化所独具的创造性特色，引人遐想。但自2号祭祀坑发掘完毕之后，三星堆遗址再未出土过类似遗存，因此尽管考古工作者仍不断探索着这座位于中国西南的神秘古城，社会上对于三星堆的种种讨论却逐渐趋于沉寂。而自2019年以来，三星堆又陆续传出了有重大发现的消息，最终多家考古单位于2020年9月合作重启了三星堆祭祀区的考古工作，并带来了这次6座祭祀坑的重大发现，三星堆的大名再次传遍了街头小巷。

那些由发现所引起的有趣争论

　　在三星堆漫长的发现历史中，三星堆的年代、所属族群等问题是大家不约而同非常关注，并时常引起激烈讨论的。
　　三星堆的年代，这个问题实际上即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三星堆遗址的年代、三星堆文化的年代，这几个问题截然不同，而将其混淆在一起则是许多误解产生的根源。

　　三星堆引人注目的精美铜器、金器并不能代表整个三星堆文化，这一点无论在分布范围还是时间跨度上都是如此，通过器物类型的比较和科技测年的辅助，目前已经确定三星堆文化的时间跨度大约在公元前1700年至前1200年，相对于黄河中游的二里头文化中晚期至殷墟文化晚期，也就是歷史上的夏代后期和商代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将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也拉到如此大的跨度上，因为从目前的发现情况来看，这几个祭祀坑应当是在短时间内集中开挖和填埋的，因此即便其中部分文物的制作时间可能略早，但整体掩埋的时间却是一致的，而根据其中发现的年代最晚的文物来看，这个时间应当已经在三星堆文化的后期，约相当于黄河中游的殷墟文化中期，也就是商代的晚期偏早阶段。

　　三星堆年代问题的另一个重点是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实际上早在三星堆文化兴起之前的宝墩文化时期，这里便已经有规模庞大的先民定居，而当三星堆文化崛起后，这处遗址成为了整个文化的中心所在，高大的城墙和宽阔的城壕都是在此时形成的，在360万平方米的大城内西北部还存在着一座封闭的小城，其中发现了以大型建筑为表征的宫殿区，而三星堆祭祀坑则位于大城内南部的宗教祭祀区。总的来看，三星堆遗址的连续使用时间非常之长，涵盖了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的全过程，并部分进入了十二桥文化阶段，绝对年代的跨度约有1500年左右，也就是从公元前25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一直使用到了商周王朝之际的公元前1000年左右。

　　由此看来，三星堆遗址的年代、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三个概念实际上可按由大到小的顺序相互嵌套，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持续至商周之际，三星堆文化的年代则应在夏代中期至商代晚期，而三星堆祭祀坑及其中出土文物的年代则集中在商代晚期的偏早阶段。由于前面两个概念的年代跨度非常之大，使得我们对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认识往往比较模糊，从而时常将祭祀坑的出土文物与不处于同一时期的其他古代文化相提并论，造成了许多误解。

我们考古人做了什么

　　三星堆的发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为我们揭开了早期中国范畴内，一个独具特色的地域里青铜文明的神秘面纱，这与数代考古人在这里近90年持续不断的探索是密不可分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考古工作者所面对的主要是数量庞大的古代日常生活类遗存，这些遗存往往并不特别精致，但其中同样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古代先民的生活是不可或缺的，试想一下，若三星堆的发现仅仅只是祭祀坑内华丽的铜器、金器，而没有整个遗址的其他发现作为支撑，我们是绝难复原出一个势力范围涵盖整个四川盆地，并可向外触及和影响更为广大的周邻地区的庞大文明体的。
　　此次重新开启的三星堆祭祀坑考古项目，在正式发掘开始以前，便已经耗费了巨大精力，在发掘现场搭建起现代化的考古发掘大棚，建造恒温恒湿的玻璃方舱，并准备了三维激光扫描、摄影建模、3D打印保护等先进的技术设备，一方面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保护文物，另一方面也體现了考古工作者对于科学发掘过程的执着。

　　2020年考古工作者重启对三星堆遗址的深入调查、勘探与发掘，新发现6个“祭祀坑”。其中，北京大学团队主要负责8号祭祀坑的发掘工作。从前方工地现场到后方技术分析，从核心力量到学术支援，北大考古力量全方位、深度参与了此次新一轮发掘。整个发掘项目的领队是北大考古校友，多位北大考古各领域专家担任学术顾问，可以说一支强大精干的北大师生团队正在田野一线工作着。考古文博学院陈建立教授是冶金考古专家，参与出土金属遗物的分析、研究，组织协调此次北京大学三星堆考古发掘队工作;吴小红教授团队承担此次三星堆遗址的系统性碳14测年工作，以解决长期以来关于三星堆遗址年代问题的争议。
　　责任编辑：陈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