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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影《芙蓉镇》和《归来》均改编自同时期“文革小说”，再现同时再造了“文革创伤记忆”。受制于不同的时代语境和情感需求，两者虽在叙事内容上有极大的相似性，但所采取的叙事策略不尽相同。对上述异同的比较分析，将有助于梳理“文革叙述”的叙事逻辑和心理逻辑的变迁。
关键词：《芙蓉镇》；《归来》“文革”叙事；“伤痕叙述”；“后伤痕叙述”
作者简介：贡慧文（1992-），女，汉，河南鹤壁人，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2--02
一、历史语境的不同：从“伤痕叙述”到“后伤痕叙述”
“文革”结束之初，以“伤痕”为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大量涌现。这透露出灾难结束之初人们对于宣泄压抑愤懑的强烈需求，对于“平反”和光明的强烈渴望。
电影《芙蓉镇》应时而出，集控诉、宣泄、治療功效于一体。该影片改编自古华的同名小说，重点表现了“文革”时期“芙蓉姐子”胡玉音和知识分子秦书田曲折的爱情故事。他们不仅社会地位低下，甚至连正常情感也被判定为“反革命行为”，并遭受了严惩。至此，人物创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影片实现了对“文革”直接有效的强烈控诉。同时，影片在人物刻画上呈现出强烈的道德化倾向，这十分宜于满足人们宣泄的需求。被害者兼具有外形与道德优势，迫害者则反之：胡玉音美丽、善良、勤劳，“坏人”李国香则刁钻、刻薄，不善经营。有了这种强烈反差作铺垫，观众自然会将同情毫无保留地送给“芙蓉姐子”，加倍的愤怒也有了具体的指向——李国香以及更为丑陋、流氓、无赖的王秋赦。在此基础上，影片通过情感补偿和惩罚的形式来对人物作出无形判决，企图以“善恶有报”的叙事逻辑治疗政治创伤：“好人”胡玉音和秦书田圆满结合，“坏人”李国香和王秋赦则始终没有正常的情感生活。
那么相距近40年之后，“文革叙述”又有了怎样的变化？创伤记忆不再清晰，宣泄和疗伤的欲望不再强烈，如若再以赤裸裸的“伤痕”来完成“文革”叙事恐怕有些不合时宜。然而创伤并未痊愈，那么“伤痕叙述”又会以怎样的面貌出现？
《归来》提供了例证：伤痕的内在性转向和“伤痕叙述”的举重若轻。
影片中几乎没有直接表现“文革”暴力和人物外在性伤痕的场面，但这并不是说没有“伤痕叙述”，而是悄然发生了内转，更多地指向精神和内心创伤：陆冯二人的爱情因后者的心因性失忆就此错开轨道；母亲终生无法原谅举报父亲的女儿；女儿舞蹈梦的破碎。更具讽刺和悲剧意味的是，即便是以牺牲亲情为代价换来的个人理想也在“文革”中破碎了。这都迫使我们深思：政治平反以后，一切是否都能复原？“文革”亲历一代能否摆脱心理创伤的困扰？
影片在表现“伤痕”时多采用举重若轻的手法。譬如丹丹的梦碎，就以一句对白轻描淡写地带过：“丹丹，你不跳舞啦？嗯，早不跳了”。代价之重与失去之易，在平淡微妙的形式之中实现了强烈对比。同时，异于《芙蓉镇》中加害者形象鲜明、罪行显露，《归来》中的加害者已极大程度地群像化、无名化、符号化。影片中几乎没有明确而直接的“坏人”角色：抓走陆焉识的人是披着雨衣穿军装的无名者，唯一一个有姓名的“方师傅”从头到尾都是以一个阴影和符号的形式出现。伤痛已造成，却找不到能够直接负责的人，观众的愤怒和憎恨也就无处释放，只能重返现实而低头沉思。这都使得《归来》中“伤痕叙述”虽不直露但控诉却更加沉郁。
二、叙事结构的不同：“归来”前后的详略差异
时代语境的需求往往直接决定电影的叙述指向，而叙述指向又常常借助于叙事结构得以实现。两部影片在叙事结构上的差异就透露出其叙述重点的不同。
《芙蓉镇》几乎将建国以来历次重大政治运动都纳入了叙事范围中，企图实现对历史脉络的全局性展现。虽然“文革”结束以后秦书田的归来是故事的重要转折点，但是所占篇幅并不多，只在结尾作为光明象征出现。这种“详前略后”的叙事结构表明，影片不仅关注“文革”本身，同样关注“文革”以前，并试图挖掘“文革”产生的根源，表现出明确的历史反思意识。这点谢晋在《芙蓉镇》导演阐释中有明确表示：“我们应该从历史的高度、宏观及反思的高度来认识这段历史、分析、总结产生这段历史的根源、土壤，它的近因和远因以及中国长期的封建思想、民族文化的劣根性等等”。
《归来》则与之相反，删减了小说中纷繁复杂的故事头绪，取之结尾渲染开去，使得叙事结构呈现出“详后略前”的特点。影片一开场便已是“文革”中了，不仅对文革以前几无交待，即便是对“文革”的表现也只进行了20分钟。随后影片迅速转入“文革”结束陆焉识归来以后的叙事。这种“详后略前”的叙事结构使得影片的叙事重心倒向了“文革”以后人性的重建，而不再是执著于反思“文革”的根源。主人公陆焉识对自己的“文革经历”绝口不提也不加追究，他关心的不是如何评价历史，而是如何修复当下。导演张艺谋也明确了这点：“以此看来，《归来》有其积极的意义。因为，它既表现了普通家庭在‘文革’中的伤痛，也表现了人性重建的积极态度。生活永远在继续。”
三、意义模式的不同：从政治药方到情感药方
无论是“伤痕叙述”还是“后伤痕叙述”，都必须面对同一个问题：伤痕已然造成，该拿什么来治愈？此问题异常关键：药方将直接反映出两者对病情、病源的判断和认知，反映其叙事逻辑和政治历史态度。
《芙蓉镇》结尾堪称大圆满：秦胡二人情感圆满、事业顺畅，甚至云淡风轻地原谅了加害者。似乎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人物创伤一夜之间就得到了治愈。那么《芙蓉镇》是如何使这张“政治药方”如此行之有效的呢？
首先是“因祸得福”的故事逻辑。“文革”开始前胡玉音的情感生活充满了坎坷，“文革”开始后，处于人生最低谷的胡玉音在磨难之中与秦书田产生爱情火花，并弥补了生育缺憾。简言之，人物不仅在苦难中实现了自我疗伤，更“因祸得福”。其次，坚定的政治立场设定：人物非但不会因政治迫害产生动摇，反而立场始终坚定甚至愈加坚定。秦书田在风华正茂时被错打成“右派”，从此开启“劳改人生”。但他始终以积极的态度来执行党的一切命令和任务，从未想过反抗；胡玉音同样如此，非但从未抱怨过党，产下新生儿之后更毫不犹疑地命名为“军，解放军的军”，仍是感恩的姿态。这表明人物信仰从未受到挫伤，自然也就不需要治愈和重建。此外，影片有意识地将积极的政治隐喻嵌入个体命运。最具意味的是影片将胡玉音分娩的流血与谷燕山在战争年代为新中国流血的场景组合起来，“让人联想到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付出的代价”。于是胡玉音分娩时遭遇的个人苦难被顺利转化成为积极的政治隐喻。
上述都表明该影片隐含的叙事逻辑：政治黑暗带给人物的创伤是外在、暂时的，并不涉及对信仰、心理、人性的扭曲。那么当政治恢复光明时，人物创伤迅速治愈也就显得顺理成章。
异于《芙蓉镇》的家国模式和政治隐喻性，《归来》的“去政治化”倾向十分明显，也更关注个体。《归来》中，不仅“文革”历史背景刻画甚少，同时人物对政治的态度也异常冷漠。陆焉识以失语的状态自愿游离于政治之外，拒绝对历史和政治有任何评价。既然《归来》有意规避政治，那么“政治药方”也就不会起到彻底疗伤的作用。
这一次《归来》开出了真情药方，企图以人性的永恒来实现疗伤。影片集中刻画了陆焉识帮妻子找记忆的场景，用一幕幕极具煽情功效的场景来表现整个疗伤过程，希望用真情来暂时缓解大众心头的伤痛。与此同时，《归来》又有着强烈的控诉需求，所以“归来”只能是一个不完全的“归来”：一方面借助于二人矢志不渝的情感突出人性的永恒伟大，实现“暂时止痛”，另一方面又借助疗伤失败来表明尽管爱情再伟大，也无法治愈政治灾难已造成的内在创伤，从而实现控诉的深入。于是“心因性失忆”终未痊愈几乎成了一种必然结局。“归来”也就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隐喻，一种黑色的讽刺。
风雪夜归人，归与未归，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命题。
参考文献：
[1]谢晋等：《谢晋电影选集·反思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2]古华：《芙蓉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3]严歌苓：《陆犯焉识》，作家出版社，2011年出版。
[4]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 50 篇“文革”小说》，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
关键词：《芙蓉镇》；《归来》“文革”叙事；“伤痕叙述”；“后伤痕叙述”
作者简介：贡慧文（1992-），女，汉，河南鹤壁人，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2--02
一、历史语境的不同：从“伤痕叙述”到“后伤痕叙述”
“文革”结束之初，以“伤痕”为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大量涌现。这透露出灾难结束之初人们对于宣泄压抑愤懑的强烈需求，对于“平反”和光明的强烈渴望。
电影《芙蓉镇》应时而出，集控诉、宣泄、治療功效于一体。该影片改编自古华的同名小说，重点表现了“文革”时期“芙蓉姐子”胡玉音和知识分子秦书田曲折的爱情故事。他们不仅社会地位低下，甚至连正常情感也被判定为“反革命行为”，并遭受了严惩。至此，人物创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影片实现了对“文革”直接有效的强烈控诉。同时，影片在人物刻画上呈现出强烈的道德化倾向，这十分宜于满足人们宣泄的需求。被害者兼具有外形与道德优势，迫害者则反之：胡玉音美丽、善良、勤劳，“坏人”李国香则刁钻、刻薄，不善经营。有了这种强烈反差作铺垫，观众自然会将同情毫无保留地送给“芙蓉姐子”，加倍的愤怒也有了具体的指向——李国香以及更为丑陋、流氓、无赖的王秋赦。在此基础上，影片通过情感补偿和惩罚的形式来对人物作出无形判决，企图以“善恶有报”的叙事逻辑治疗政治创伤：“好人”胡玉音和秦书田圆满结合，“坏人”李国香和王秋赦则始终没有正常的情感生活。
那么相距近40年之后，“文革叙述”又有了怎样的变化？创伤记忆不再清晰，宣泄和疗伤的欲望不再强烈，如若再以赤裸裸的“伤痕”来完成“文革”叙事恐怕有些不合时宜。然而创伤并未痊愈，那么“伤痕叙述”又会以怎样的面貌出现？
《归来》提供了例证：伤痕的内在性转向和“伤痕叙述”的举重若轻。
影片中几乎没有直接表现“文革”暴力和人物外在性伤痕的场面，但这并不是说没有“伤痕叙述”，而是悄然发生了内转，更多地指向精神和内心创伤：陆冯二人的爱情因后者的心因性失忆就此错开轨道；母亲终生无法原谅举报父亲的女儿；女儿舞蹈梦的破碎。更具讽刺和悲剧意味的是，即便是以牺牲亲情为代价换来的个人理想也在“文革”中破碎了。这都迫使我们深思：政治平反以后，一切是否都能复原？“文革”亲历一代能否摆脱心理创伤的困扰？
影片在表现“伤痕”时多采用举重若轻的手法。譬如丹丹的梦碎，就以一句对白轻描淡写地带过：“丹丹，你不跳舞啦？嗯，早不跳了”。代价之重与失去之易，在平淡微妙的形式之中实现了强烈对比。同时，异于《芙蓉镇》中加害者形象鲜明、罪行显露，《归来》中的加害者已极大程度地群像化、无名化、符号化。影片中几乎没有明确而直接的“坏人”角色：抓走陆焉识的人是披着雨衣穿军装的无名者，唯一一个有姓名的“方师傅”从头到尾都是以一个阴影和符号的形式出现。伤痛已造成，却找不到能够直接负责的人，观众的愤怒和憎恨也就无处释放，只能重返现实而低头沉思。这都使得《归来》中“伤痕叙述”虽不直露但控诉却更加沉郁。
二、叙事结构的不同：“归来”前后的详略差异
时代语境的需求往往直接决定电影的叙述指向，而叙述指向又常常借助于叙事结构得以实现。两部影片在叙事结构上的差异就透露出其叙述重点的不同。
《芙蓉镇》几乎将建国以来历次重大政治运动都纳入了叙事范围中，企图实现对历史脉络的全局性展现。虽然“文革”结束以后秦书田的归来是故事的重要转折点，但是所占篇幅并不多，只在结尾作为光明象征出现。这种“详前略后”的叙事结构表明，影片不仅关注“文革”本身，同样关注“文革”以前，并试图挖掘“文革”产生的根源，表现出明确的历史反思意识。这点谢晋在《芙蓉镇》导演阐释中有明确表示：“我们应该从历史的高度、宏观及反思的高度来认识这段历史、分析、总结产生这段历史的根源、土壤，它的近因和远因以及中国长期的封建思想、民族文化的劣根性等等”。
《归来》则与之相反，删减了小说中纷繁复杂的故事头绪，取之结尾渲染开去，使得叙事结构呈现出“详后略前”的特点。影片一开场便已是“文革”中了，不仅对文革以前几无交待，即便是对“文革”的表现也只进行了20分钟。随后影片迅速转入“文革”结束陆焉识归来以后的叙事。这种“详后略前”的叙事结构使得影片的叙事重心倒向了“文革”以后人性的重建，而不再是执著于反思“文革”的根源。主人公陆焉识对自己的“文革经历”绝口不提也不加追究，他关心的不是如何评价历史，而是如何修复当下。导演张艺谋也明确了这点：“以此看来，《归来》有其积极的意义。因为，它既表现了普通家庭在‘文革’中的伤痛，也表现了人性重建的积极态度。生活永远在继续。”
三、意义模式的不同：从政治药方到情感药方
无论是“伤痕叙述”还是“后伤痕叙述”，都必须面对同一个问题：伤痕已然造成，该拿什么来治愈？此问题异常关键：药方将直接反映出两者对病情、病源的判断和认知，反映其叙事逻辑和政治历史态度。
《芙蓉镇》结尾堪称大圆满：秦胡二人情感圆满、事业顺畅，甚至云淡风轻地原谅了加害者。似乎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人物创伤一夜之间就得到了治愈。那么《芙蓉镇》是如何使这张“政治药方”如此行之有效的呢？
首先是“因祸得福”的故事逻辑。“文革”开始前胡玉音的情感生活充满了坎坷，“文革”开始后，处于人生最低谷的胡玉音在磨难之中与秦书田产生爱情火花，并弥补了生育缺憾。简言之，人物不仅在苦难中实现了自我疗伤，更“因祸得福”。其次，坚定的政治立场设定：人物非但不会因政治迫害产生动摇，反而立场始终坚定甚至愈加坚定。秦书田在风华正茂时被错打成“右派”，从此开启“劳改人生”。但他始终以积极的态度来执行党的一切命令和任务，从未想过反抗；胡玉音同样如此，非但从未抱怨过党，产下新生儿之后更毫不犹疑地命名为“军，解放军的军”，仍是感恩的姿态。这表明人物信仰从未受到挫伤，自然也就不需要治愈和重建。此外，影片有意识地将积极的政治隐喻嵌入个体命运。最具意味的是影片将胡玉音分娩的流血与谷燕山在战争年代为新中国流血的场景组合起来，“让人联想到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付出的代价”。于是胡玉音分娩时遭遇的个人苦难被顺利转化成为积极的政治隐喻。
上述都表明该影片隐含的叙事逻辑：政治黑暗带给人物的创伤是外在、暂时的，并不涉及对信仰、心理、人性的扭曲。那么当政治恢复光明时，人物创伤迅速治愈也就显得顺理成章。
异于《芙蓉镇》的家国模式和政治隐喻性，《归来》的“去政治化”倾向十分明显，也更关注个体。《归来》中，不仅“文革”历史背景刻画甚少，同时人物对政治的态度也异常冷漠。陆焉识以失语的状态自愿游离于政治之外，拒绝对历史和政治有任何评价。既然《归来》有意规避政治，那么“政治药方”也就不会起到彻底疗伤的作用。
这一次《归来》开出了真情药方，企图以人性的永恒来实现疗伤。影片集中刻画了陆焉识帮妻子找记忆的场景，用一幕幕极具煽情功效的场景来表现整个疗伤过程，希望用真情来暂时缓解大众心头的伤痛。与此同时，《归来》又有着强烈的控诉需求，所以“归来”只能是一个不完全的“归来”：一方面借助于二人矢志不渝的情感突出人性的永恒伟大，实现“暂时止痛”，另一方面又借助疗伤失败来表明尽管爱情再伟大，也无法治愈政治灾难已造成的内在创伤，从而实现控诉的深入。于是“心因性失忆”终未痊愈几乎成了一种必然结局。“归来”也就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隐喻，一种黑色的讽刺。
风雪夜归人，归与未归，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命题。
参考文献：
[1]谢晋等：《谢晋电影选集·反思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2]古华：《芙蓉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3]严歌苓：《陆犯焉识》，作家出版社，2011年出版。
[4]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 50 篇“文革”小说》，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