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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中，职业身份经常提供了个人最重要的社会角色，职业生涯中的经历和遭遇往往是构成人生故事重要内容。个性与职业生涯匹配是人力资源管理的理想状态，然而现实往往充满各种冲突。在变动剧烈的时代背景下，人的际遇也在急剧变化。《出版：人学絮语》是一本从人开始讲编辑出版的书，阅读这本书是一个机会，看到偶然性多次不可思议地左右了人生，了解我们已经或不曾经历的时代。
另一方面，问题也随着阅读产生。从现代信息传播的产业模式来看，编辑者作为生产主体，必然参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如何参与构成了第一个问题。
1 编辑的权力配置与驱动结构
无论是书、杂志还是报纸，出版物在被人们阅读之前，都经历了或多或少的编辑。达恩顿曾经提出颇有意思的问题：“什么人阅读，读的是什么，阅读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发生的，阅读的效果又是怎样的，这类问题把阅读研究跟社会性联系起来了。”[1]这是阅读史研究自然延伸出社会学的卷面。本书也是此类交叉处的观察结果，作者通过人的故事来贯通对编辑学的思考，从两个方面展现了在历史长卷中起伏的编辑人生，即在政治挂帅的年代，编辑如何身不由己，命运跌宕；在政治氛围宽松的背景下，造就一段时期文学繁荣的社会效益和个人成就。两个不同时期的际遇，正是政治权力与专业权力角逐状态的不同后果，其中信息传播技术的应用在权力格局变化中作用极其显著。
在电子媒介大行其道之前，人们对世界的感知和认识主要来自文字出版物，由此在媒介传播史上让出版社的编辑成为一线的把关人，但这个把关人本身又不能脱离出版机构的管理和控制，由此形成编辑工作的双重权力：专业权力与结构性权力。若从一般的视角将编辑理解为文字整理使之符合规范的工作，在一个基本的信息传播过程中，编辑可被视为对信息的操作，技术属性较为主要。
从专业权力来说，在作者所列举的经典案例当中，都可以看到一个被传播的信息首先是要经历编辑修订，在编辑这一制作环节中逐步赋予自身的合法性，并成为得以发表、乃至成为经典的重要前提。以期刊为例，作者提出的“触摸连续出版的内在机理”，事实上是要通过编辑程序来保证所发表的作品质量，从而保证期刊获得读者的认可而持续生存：“期刊的内容定位于某一个社会行业或专门领域，如期刊以其传播物及连续的传播过程将原子状的游离的大众组织成一个有相对共同爱好、兴趣的群体。”
论证这一合法性是编辑工作自我再生产的一部分，也是编辑工作的职业传统的重要内容。作者叙述的著名编辑戴文葆曾在文章中提及编辑汇编本以及单编本，是实践中掌握编辑业务技术的一种小百科全书式的训练……首先确定主题，选取材料，安排编次……强调了编辑工作的技术内容。这正是编辑工作的基本内涵。作为专业成就的最高体现，戴文葆的编辑范例最终成为国家行政部门增设技术职称系列的论据，足以说明编辑工作重点不仅仅在于使文字符合规范、文从字顺。
就结构性权力而言，甄别、组织和修改稿件，并通过这些稿件发表使刊物获得声誉，是编辑工作得以展现的结果。在互联网以前的时代，个人信息要想广为人知，需要借助出版物获得大量读者，必须借助出版社和杂志发表。编辑拥有是否发表的决定权，通过选稿、组稿、约稿等方式的交替使用来向社会提供作品，其中既包含投稿—选稿—改稿—用稿等社会默认的信息传播程序，也包含约稿等透过资历积累所建立的人际传播网络联系，以及编辑因个人资历等与编辑体制规范之间的操作空间。
从媒介传播的历史演变来说，这一结构性权力成为“媒介即信息”的注脚。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就说过：“有的时候，社会制度的功能纯粹是剥夺人的信息，不过其主要功能是指引人赋予信息适当的分量和价值。社会制度关注的是信息的意义，在实施信息准入标准的时候可能会相当严格。”[2]一个社会在进行高度组织意义上的制度创新时，对信息传播的处理策略是把职业意识形态和信仰意识形态高度重叠，不仅仅是重新定义事物，而且规定什么事物是可以定义的，从而重构一种人与物和人与人的关系。而其中的悖论在于，技术权力是受制于政治权力的支配，如作者在回溯戴文葆的工作经历时曾感叹道：“一个组织控制全国思想文化的人民出版社偏偏使用而又偏偏‘不得重用’要‘控制’的人，其机构职能与队伍组成是否构成悖论？如果确认为悖论，这悖论由何而来，社会基础是什么？”
作为社会信息传播把关人的编辑工作，其结果表现出专业精神和专业水准，表现出对信息的理解和对媒介的认知，以及对某种传播理想目标的理解。如果一位编辑有深切的现实关怀，那么通过选题比通过文字编辑来表达得更为清晰。还是戴文葆，曾在20世纪80年代推动一系列严肃的性学著作出版，包括撰文推介吴阶平主持编译审校的《性医学》一书的出版，将此书出版视为思想学术界所打破的禁区之一。此一阶段通过出版产生的信息热点和信息竞争，借助新的信息来产生社会的注意力，不断释放社会主体的能量，从而形成社会发展当中的重要动力。但是，编辑者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作品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这构成了第二个问题。
2 出版人的责任与政治的交织
既然出版人是出版学的核心，讨论编辑的活动就成为重心，即经常表现为幕后而不为人所知的编辑业务。作者把扮演文字作品最后把关人的编辑者当作首要的关注对象，从不同角度描述和反思的研究个案，逐渐展开对编辑工作的价值以及相关社会和历史的背景分析，诸如邹韬奋的丰碑，赵家璧的才华，戴文葆的精深，秦兆阳的悲怆，韦君宜的反思，无一不是老编辑的职业生涯和历史经历所刻画出来的华彩片断。
作者一开篇就浓墨重彩地讨论邹韬奋的历史定位，在史料的梳理中质疑长期以来盛行的对历史人物的标签式定义。显然，简单的历史观在简化历史的同时亦在简化人们的思想，正如作者所指出：“而韬奋作为‘爱国志士、民主先锋’（朱德题词）的丰富性与多样化则被淡化、肢解了，韬奋经历、交游与思想的复杂性被人为净化后，既自觉不自觉地浇熄了人文社会学者的探索热情，也将风采奕奕丰满鲜活的生命存在抽象为一面旗帜，风干为一个符号。”
与老编辑的人际交往是连续不断的际遇和观察。基于作者入行以来的勤奋，书中娓娓道来与老一代编辑家之间的故事，可以发现这些老编辑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点：经历过革命年代，有知识，有文化，也创作，曾经担任出版界的重要领导；懂得甚至精通业务，经历了“反右”和“文革”，在被称为“新时期”的1980年代还生机勃发，老当益壮。虽不乏困惑，但始终恪守文字出版业的专业信条和价值选项。 在至今仍然成为革命传统教育重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各种话语体裁中，“笔杆子”和“枪杆子”并行不悖的套用常常是制造革命权力的历史过程中的经典内容。传播不仅意味着信息的扩散，还是产生权力所调度的社会力量的表达。通过编辑过程的信息传播的频率和重复，一个简单的信息可以产生强大的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能量。而具有大众传播效果的文化信息的生产及扩散过程，就必然是涉及社会变迁或社会变革的节奏转换的调节器。出版和出版人与政治的交织就在于，任何具有社会色彩的政治过程，首先是一个在文化领域争取和建立“文化领导权”的过程，即通过权力和话语的相互替代建立社会心理秩序的过程。作者对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编辑学案进行了分析，正是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不得不再次确认达恩顿提出的一种传播学的观点：“文本的意义是在传播系统中被决定的，而不是由文本本身决定的。”[3]信息一旦展开传播，其后果往往不由传播者控制。
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的青年作家王蒙，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出发，通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样一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对新中国和革命事业抱着单纯而真诚的信仰的青年林震，来到中共北京市某个区委组织部工作以后所遭遇的矛盾和困惑。刻画了刘世吾、韩常新、王清泉等新老官僚主义和蜕化变质分子的典型形象。小说虽然“对刚刚展现魅力的新社会投出怀疑的目光”[4]，但也通过主人公本身呈现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小说发表的时代背景本身与当时苏联文坛兴起的“解冻”有一定的内在历史联系。但这样一篇小说，在当时产生了小说之外的社会影响：从1956年12月起，《文艺学习》编辑部先后收到有关稿件1300多篇，编辑部连续4期发了25篇，《人民日报》《文艺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延河》杂志也先后发表讨论文章，对小说的讨论直到进入毛泽东的视野，成为被“五次谈论”的对象。从革命的理想主义的批判话语出发，作者本身成为被革命批评和批判的对象。不管是当时受到最高领导人支持的作者还是被批评的编辑，后来的命运转折证明：革命是一种话语的流动，流向和流量的变换使得革命的浪潮儿难以避免被淹没的风险。
作者提供的编辑学案实际上反映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正如我们可以从某些批评家转换视角的专业操作中可以看出，一旦按照政治要求来展开文艺批评，就远远不是一个专业领域的评论事件，关于编辑修改的水准不是从专业角度加以评论，而是是否服从于政治需要。直到今天，人们还在继续确认：“因为秦兆阳的修改恰恰是强化了小说对社会阴暗面的暴露，而削弱了歌颂光明的成分。尤其是小说结尾的修改，无疑将原稿中的希望淡化了。如前所述，秦兆阳的修改删去了林震两段慷慨激昂的陈词，这削弱了林震的战斗力量，正强化了毛泽东所指出的小说对正面人物描写无力的缺点。”[5]
毋庸置疑，小说可以是再造个体意识和集体意识的载体。不幸的是小说本身一旦上升为政治或者被政治覆盖，加入的信息就越来越复杂：发表的小说原文，编辑修改的意图，各级领导人的意见，随着而来的各种讨论和汇报不断翻卷，既是叙事失落的症状，也是叙事失落的原因。多年以后，在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评价：“从小说的文本实际来看，《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虽然具有揭示官僚主义现象、‘积极干预现实’的外部写真倾向，但它更是一篇以个人体验和感受为出发点，通过个人的理想激情与现实环境的冲突，表现叙述人心路历程的成长小说。……与外部冲突的再现相比，作者更注重对叙述人心理内部冲突的表现，甚至可以说，对心理冲突事件的精彩呈现，才是这篇作品的艺术独特性所在。小说的主题和现实针对性也只有在对其内部视角的分析中才能获得更切实的理解。”[6] 决定性的内容并非小说本身，作为被政治挪用的对象，这篇小说所引发的氛围恰恰呼应了那个短暂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既然文化生活的氛围源于政治的启动，那么我们无疑就会一次次重复政治的符号转换和信息控制所可能导致的新的社会关系。在一个文本政治化的历史逻辑中，思想的称臣必然带来权力的顺从，随之生成第三个问题。
3 传播是思想和权力的结合
透过信息传播的操作可以重新塑造一种主体身份的权力格局，在作者所观察的老一代编辑家的命运变迁中有许多令人唏嘘的案例，例如秦兆阳、王蒙、涂光群在1957年著名的“反右”运动中他们是否被贴上“右派”的标签，几乎完全取决于是否看到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这篇文章在公开发表之前曾作为机密文件下发。完全没有被通知（秦）、得到通知等待几小时后又说不去看文件了（王）、听了文件传达并得到领导特别关照（涂），三种不同的个人情形导致了两种不同结果：划为右派或不划为右派，以及相应的后续结果。这个事件中信息的传播过程并非沿着体制化的组织结构，而是混合使用了正式信息传播途径以及非正式组织例如个人人际关系网络等，构成一种有特色的传播生态。
传播生态的权力关系的建构是通过信息传播的操作完成，其传播过程是一个通过信息调度影响人的看法、观念和行为的过程。在上述编辑出版人的遭遇过程中，被控制传播的信息起初起着催化媒介的作用，在逐层的、正式与非正式组织的人际脉络中传递；随后变身为檄文，透过宣传机器的公开发布，展开派别划分同时并通过组织行为对个人身份重新标注。就个人悲剧而言，革命者本身在中途因为价值认知的分歧而被抛弃，或者表现为一种内心的隐形伤害，如后来韦君宜《思痛录》的记载。
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20世纪的革命史，透视出信息修辞学特征，革命话语的修辞术无疑是革命过程中被应用到效果极致的传播技术。信息传播有效性，即传播目标的达成，受制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如果单纯从传播效果出发，控制把关人、操纵媒介、取消噪音、诱导受众，并且将信息简化成为模板，即可达成最优传播效果。此时传播者控制了一切传播要素，受众只能被动地接受，信息传播过程成为支配受众的过程。这当然是一个将受众去主体化的过程，如果将这一阶段的媒介内容作为历史记录的现实，就可能继续取消曾经不能表达的现实在今天重现的权力。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通过《重放的鲜花》回味曾经有过的热情和激情。 在过去的20世纪，信息传播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曾经经历过两个不同的阶段：在前一个阶段是以政治权力为主，社会空间的政治化占据或淡化文化权力和专业权力，之后是一个被压制的文化权力和专业权力逐渐复苏的过程。在前一过程中，信息生产、媒介机构均被逐渐压制，社会信息量和媒介数量都在下降，只有政治口令通过层层转发的体制媒介，受众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单一化；后一过程则正好相反。一个逐步正常的社会充满各种信息来源，这些信息通过不同的渠道到达各自的受众，出现多种层次的信息生产机构和媒介，信息、媒介和受众的多样性构成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态。在改革开放之后的1979年，编辑出版专业终于作为一个学科建制被提上日程，而在1978年，曾任湖南省出版局局长的胡真，就敢于大胆提出地方出版社要“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争取更多的图书进入国际市场。”废除了过去地方出版社执行了几十年的“地方化、通俗化、大众化”的三化方针。
作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攻读编辑出版专业，在学习研究编辑出版学的过程中注重田野工作，通过直接采访、信件来往和查阅档案积累了有价值的一手资料。这些资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事人事后对事件的看法和评论，在时代背景发生变化，事件已经逐渐成为历史的情形下，当事人的意见一方面表达了个人的看法和意见，这些看法和意见的表达受到现实的影响，既是传播的信息，也是传播的结果；另一方面，能否表达，如何表达，透露出时代里传播生态的巨大变化，尤其是涉及到出版制度建设方面的一些探讨凸显出制度创新的困境。
试图将出版界人士关于出版的想法和意见进行收集整理，从而归纳勾勒出当代出版业界的思想形态，是一项有想法和有勇气的工作。在当代社会背景下，作者所能完成的是将“出版的思想形态”作为问题，尝试求解。意识到出版的思想形态是非连续的，其重要性在于影响了编辑工作的实践，而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认识又会形成系统的看法，成为思想，进入学术体系循环，并通过教育系统的流通开启另一个信息传播的过程。面对新媒体日新月异的发展优势，如何能够在纵向和横向两个向度上推进编辑出版学的专业和学科建设，显然是一个越来越难以回避的挑战。
作者的这本文集融合治学二十多年的专业思考，要我这个外行作序，在研读过程中形成这篇读书札记。谨向作者和编辑出版学的探索者致意。
（《出版：人学絮语》，李频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定价：58.00元。）
注 释
[1][3][美]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10，107
[2][美]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3
[4]沈志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第三卷：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259
[5]韩彬.秦兆阳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1）：57
[6]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98
（收稿日期：2012-06-11）
另一方面，问题也随着阅读产生。从现代信息传播的产业模式来看，编辑者作为生产主体，必然参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如何参与构成了第一个问题。
1 编辑的权力配置与驱动结构
无论是书、杂志还是报纸，出版物在被人们阅读之前，都经历了或多或少的编辑。达恩顿曾经提出颇有意思的问题：“什么人阅读，读的是什么，阅读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发生的，阅读的效果又是怎样的，这类问题把阅读研究跟社会性联系起来了。”[1]这是阅读史研究自然延伸出社会学的卷面。本书也是此类交叉处的观察结果，作者通过人的故事来贯通对编辑学的思考，从两个方面展现了在历史长卷中起伏的编辑人生，即在政治挂帅的年代，编辑如何身不由己，命运跌宕；在政治氛围宽松的背景下，造就一段时期文学繁荣的社会效益和个人成就。两个不同时期的际遇，正是政治权力与专业权力角逐状态的不同后果，其中信息传播技术的应用在权力格局变化中作用极其显著。
在电子媒介大行其道之前，人们对世界的感知和认识主要来自文字出版物，由此在媒介传播史上让出版社的编辑成为一线的把关人，但这个把关人本身又不能脱离出版机构的管理和控制，由此形成编辑工作的双重权力：专业权力与结构性权力。若从一般的视角将编辑理解为文字整理使之符合规范的工作，在一个基本的信息传播过程中，编辑可被视为对信息的操作，技术属性较为主要。
从专业权力来说，在作者所列举的经典案例当中，都可以看到一个被传播的信息首先是要经历编辑修订，在编辑这一制作环节中逐步赋予自身的合法性，并成为得以发表、乃至成为经典的重要前提。以期刊为例，作者提出的“触摸连续出版的内在机理”，事实上是要通过编辑程序来保证所发表的作品质量，从而保证期刊获得读者的认可而持续生存：“期刊的内容定位于某一个社会行业或专门领域，如期刊以其传播物及连续的传播过程将原子状的游离的大众组织成一个有相对共同爱好、兴趣的群体。”
论证这一合法性是编辑工作自我再生产的一部分，也是编辑工作的职业传统的重要内容。作者叙述的著名编辑戴文葆曾在文章中提及编辑汇编本以及单编本，是实践中掌握编辑业务技术的一种小百科全书式的训练……首先确定主题，选取材料，安排编次……强调了编辑工作的技术内容。这正是编辑工作的基本内涵。作为专业成就的最高体现，戴文葆的编辑范例最终成为国家行政部门增设技术职称系列的论据，足以说明编辑工作重点不仅仅在于使文字符合规范、文从字顺。
就结构性权力而言，甄别、组织和修改稿件，并通过这些稿件发表使刊物获得声誉，是编辑工作得以展现的结果。在互联网以前的时代，个人信息要想广为人知，需要借助出版物获得大量读者，必须借助出版社和杂志发表。编辑拥有是否发表的决定权，通过选稿、组稿、约稿等方式的交替使用来向社会提供作品，其中既包含投稿—选稿—改稿—用稿等社会默认的信息传播程序，也包含约稿等透过资历积累所建立的人际传播网络联系，以及编辑因个人资历等与编辑体制规范之间的操作空间。
从媒介传播的历史演变来说，这一结构性权力成为“媒介即信息”的注脚。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就说过：“有的时候，社会制度的功能纯粹是剥夺人的信息，不过其主要功能是指引人赋予信息适当的分量和价值。社会制度关注的是信息的意义，在实施信息准入标准的时候可能会相当严格。”[2]一个社会在进行高度组织意义上的制度创新时，对信息传播的处理策略是把职业意识形态和信仰意识形态高度重叠，不仅仅是重新定义事物，而且规定什么事物是可以定义的，从而重构一种人与物和人与人的关系。而其中的悖论在于，技术权力是受制于政治权力的支配，如作者在回溯戴文葆的工作经历时曾感叹道：“一个组织控制全国思想文化的人民出版社偏偏使用而又偏偏‘不得重用’要‘控制’的人，其机构职能与队伍组成是否构成悖论？如果确认为悖论，这悖论由何而来，社会基础是什么？”
作为社会信息传播把关人的编辑工作，其结果表现出专业精神和专业水准，表现出对信息的理解和对媒介的认知，以及对某种传播理想目标的理解。如果一位编辑有深切的现实关怀，那么通过选题比通过文字编辑来表达得更为清晰。还是戴文葆，曾在20世纪80年代推动一系列严肃的性学著作出版，包括撰文推介吴阶平主持编译审校的《性医学》一书的出版，将此书出版视为思想学术界所打破的禁区之一。此一阶段通过出版产生的信息热点和信息竞争，借助新的信息来产生社会的注意力，不断释放社会主体的能量，从而形成社会发展当中的重要动力。但是，编辑者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作品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这构成了第二个问题。
2 出版人的责任与政治的交织
既然出版人是出版学的核心，讨论编辑的活动就成为重心，即经常表现为幕后而不为人所知的编辑业务。作者把扮演文字作品最后把关人的编辑者当作首要的关注对象，从不同角度描述和反思的研究个案，逐渐展开对编辑工作的价值以及相关社会和历史的背景分析，诸如邹韬奋的丰碑，赵家璧的才华，戴文葆的精深，秦兆阳的悲怆，韦君宜的反思，无一不是老编辑的职业生涯和历史经历所刻画出来的华彩片断。
作者一开篇就浓墨重彩地讨论邹韬奋的历史定位，在史料的梳理中质疑长期以来盛行的对历史人物的标签式定义。显然，简单的历史观在简化历史的同时亦在简化人们的思想，正如作者所指出：“而韬奋作为‘爱国志士、民主先锋’（朱德题词）的丰富性与多样化则被淡化、肢解了，韬奋经历、交游与思想的复杂性被人为净化后，既自觉不自觉地浇熄了人文社会学者的探索热情，也将风采奕奕丰满鲜活的生命存在抽象为一面旗帜，风干为一个符号。”
与老编辑的人际交往是连续不断的际遇和观察。基于作者入行以来的勤奋，书中娓娓道来与老一代编辑家之间的故事，可以发现这些老编辑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点：经历过革命年代，有知识，有文化，也创作，曾经担任出版界的重要领导；懂得甚至精通业务，经历了“反右”和“文革”，在被称为“新时期”的1980年代还生机勃发，老当益壮。虽不乏困惑，但始终恪守文字出版业的专业信条和价值选项。 在至今仍然成为革命传统教育重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各种话语体裁中，“笔杆子”和“枪杆子”并行不悖的套用常常是制造革命权力的历史过程中的经典内容。传播不仅意味着信息的扩散，还是产生权力所调度的社会力量的表达。通过编辑过程的信息传播的频率和重复，一个简单的信息可以产生强大的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能量。而具有大众传播效果的文化信息的生产及扩散过程，就必然是涉及社会变迁或社会变革的节奏转换的调节器。出版和出版人与政治的交织就在于，任何具有社会色彩的政治过程，首先是一个在文化领域争取和建立“文化领导权”的过程，即通过权力和话语的相互替代建立社会心理秩序的过程。作者对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编辑学案进行了分析，正是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不得不再次确认达恩顿提出的一种传播学的观点：“文本的意义是在传播系统中被决定的，而不是由文本本身决定的。”[3]信息一旦展开传播，其后果往往不由传播者控制。
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的青年作家王蒙，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出发，通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样一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对新中国和革命事业抱着单纯而真诚的信仰的青年林震，来到中共北京市某个区委组织部工作以后所遭遇的矛盾和困惑。刻画了刘世吾、韩常新、王清泉等新老官僚主义和蜕化变质分子的典型形象。小说虽然“对刚刚展现魅力的新社会投出怀疑的目光”[4]，但也通过主人公本身呈现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小说发表的时代背景本身与当时苏联文坛兴起的“解冻”有一定的内在历史联系。但这样一篇小说，在当时产生了小说之外的社会影响：从1956年12月起，《文艺学习》编辑部先后收到有关稿件1300多篇，编辑部连续4期发了25篇，《人民日报》《文艺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延河》杂志也先后发表讨论文章，对小说的讨论直到进入毛泽东的视野，成为被“五次谈论”的对象。从革命的理想主义的批判话语出发，作者本身成为被革命批评和批判的对象。不管是当时受到最高领导人支持的作者还是被批评的编辑，后来的命运转折证明：革命是一种话语的流动，流向和流量的变换使得革命的浪潮儿难以避免被淹没的风险。
作者提供的编辑学案实际上反映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正如我们可以从某些批评家转换视角的专业操作中可以看出，一旦按照政治要求来展开文艺批评，就远远不是一个专业领域的评论事件，关于编辑修改的水准不是从专业角度加以评论，而是是否服从于政治需要。直到今天，人们还在继续确认：“因为秦兆阳的修改恰恰是强化了小说对社会阴暗面的暴露，而削弱了歌颂光明的成分。尤其是小说结尾的修改，无疑将原稿中的希望淡化了。如前所述，秦兆阳的修改删去了林震两段慷慨激昂的陈词，这削弱了林震的战斗力量，正强化了毛泽东所指出的小说对正面人物描写无力的缺点。”[5]
毋庸置疑，小说可以是再造个体意识和集体意识的载体。不幸的是小说本身一旦上升为政治或者被政治覆盖，加入的信息就越来越复杂：发表的小说原文，编辑修改的意图，各级领导人的意见，随着而来的各种讨论和汇报不断翻卷，既是叙事失落的症状，也是叙事失落的原因。多年以后，在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评价：“从小说的文本实际来看，《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虽然具有揭示官僚主义现象、‘积极干预现实’的外部写真倾向，但它更是一篇以个人体验和感受为出发点，通过个人的理想激情与现实环境的冲突，表现叙述人心路历程的成长小说。……与外部冲突的再现相比，作者更注重对叙述人心理内部冲突的表现，甚至可以说，对心理冲突事件的精彩呈现，才是这篇作品的艺术独特性所在。小说的主题和现实针对性也只有在对其内部视角的分析中才能获得更切实的理解。”[6] 决定性的内容并非小说本身，作为被政治挪用的对象，这篇小说所引发的氛围恰恰呼应了那个短暂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既然文化生活的氛围源于政治的启动，那么我们无疑就会一次次重复政治的符号转换和信息控制所可能导致的新的社会关系。在一个文本政治化的历史逻辑中，思想的称臣必然带来权力的顺从，随之生成第三个问题。
3 传播是思想和权力的结合
透过信息传播的操作可以重新塑造一种主体身份的权力格局，在作者所观察的老一代编辑家的命运变迁中有许多令人唏嘘的案例，例如秦兆阳、王蒙、涂光群在1957年著名的“反右”运动中他们是否被贴上“右派”的标签，几乎完全取决于是否看到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这篇文章在公开发表之前曾作为机密文件下发。完全没有被通知（秦）、得到通知等待几小时后又说不去看文件了（王）、听了文件传达并得到领导特别关照（涂），三种不同的个人情形导致了两种不同结果：划为右派或不划为右派，以及相应的后续结果。这个事件中信息的传播过程并非沿着体制化的组织结构，而是混合使用了正式信息传播途径以及非正式组织例如个人人际关系网络等，构成一种有特色的传播生态。
传播生态的权力关系的建构是通过信息传播的操作完成，其传播过程是一个通过信息调度影响人的看法、观念和行为的过程。在上述编辑出版人的遭遇过程中，被控制传播的信息起初起着催化媒介的作用，在逐层的、正式与非正式组织的人际脉络中传递；随后变身为檄文，透过宣传机器的公开发布，展开派别划分同时并通过组织行为对个人身份重新标注。就个人悲剧而言，革命者本身在中途因为价值认知的分歧而被抛弃，或者表现为一种内心的隐形伤害，如后来韦君宜《思痛录》的记载。
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20世纪的革命史，透视出信息修辞学特征，革命话语的修辞术无疑是革命过程中被应用到效果极致的传播技术。信息传播有效性，即传播目标的达成，受制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如果单纯从传播效果出发，控制把关人、操纵媒介、取消噪音、诱导受众，并且将信息简化成为模板，即可达成最优传播效果。此时传播者控制了一切传播要素，受众只能被动地接受，信息传播过程成为支配受众的过程。这当然是一个将受众去主体化的过程，如果将这一阶段的媒介内容作为历史记录的现实，就可能继续取消曾经不能表达的现实在今天重现的权力。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通过《重放的鲜花》回味曾经有过的热情和激情。 在过去的20世纪，信息传播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曾经经历过两个不同的阶段：在前一个阶段是以政治权力为主，社会空间的政治化占据或淡化文化权力和专业权力，之后是一个被压制的文化权力和专业权力逐渐复苏的过程。在前一过程中，信息生产、媒介机构均被逐渐压制，社会信息量和媒介数量都在下降，只有政治口令通过层层转发的体制媒介，受众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单一化；后一过程则正好相反。一个逐步正常的社会充满各种信息来源，这些信息通过不同的渠道到达各自的受众，出现多种层次的信息生产机构和媒介，信息、媒介和受众的多样性构成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态。在改革开放之后的1979年，编辑出版专业终于作为一个学科建制被提上日程，而在1978年，曾任湖南省出版局局长的胡真，就敢于大胆提出地方出版社要“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争取更多的图书进入国际市场。”废除了过去地方出版社执行了几十年的“地方化、通俗化、大众化”的三化方针。
作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攻读编辑出版专业，在学习研究编辑出版学的过程中注重田野工作，通过直接采访、信件来往和查阅档案积累了有价值的一手资料。这些资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事人事后对事件的看法和评论，在时代背景发生变化，事件已经逐渐成为历史的情形下，当事人的意见一方面表达了个人的看法和意见，这些看法和意见的表达受到现实的影响，既是传播的信息，也是传播的结果；另一方面，能否表达，如何表达，透露出时代里传播生态的巨大变化，尤其是涉及到出版制度建设方面的一些探讨凸显出制度创新的困境。
试图将出版界人士关于出版的想法和意见进行收集整理，从而归纳勾勒出当代出版业界的思想形态，是一项有想法和有勇气的工作。在当代社会背景下，作者所能完成的是将“出版的思想形态”作为问题，尝试求解。意识到出版的思想形态是非连续的，其重要性在于影响了编辑工作的实践，而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认识又会形成系统的看法，成为思想，进入学术体系循环，并通过教育系统的流通开启另一个信息传播的过程。面对新媒体日新月异的发展优势，如何能够在纵向和横向两个向度上推进编辑出版学的专业和学科建设，显然是一个越来越难以回避的挑战。
作者的这本文集融合治学二十多年的专业思考，要我这个外行作序，在研读过程中形成这篇读书札记。谨向作者和编辑出版学的探索者致意。
（《出版：人学絮语》，李频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定价：58.00元。）
注 释
[1][3][美]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10，107
[2][美]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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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