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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少吃一星半点儿，不碍事”
我的母亲出生在北京离长辛店不远的一个叫李家峪的小山村。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束缚下，母亲一直就把带好孩子、过好日子当作女人该着该份的事。我小时，全家6口人只靠父亲一人的工资养活。父亲住在单位宿舍，将近50块钱的工资自己要留下十来块，能给母亲过日子的也就不到40块钱了。4个孩子都要上学，吃的、用的哪样不得花钱。特别是9月份开学时，学杂费、书本费，虽然那时上学便宜，但4个人加起来也是个不小的数目。可母亲早就做好了安排，不仅学杂费给我们准备好了，而且还给大姐和哥哥置上了新衣服。我和二姐虽然穿的是他们穿剩的旧衣服，但母亲也都补染浆洗得像新的一样。母亲常说：“衣服不怕旧，就怕脏和破，破衣拉撒的叫人笑话”。我们姐弟四个平时穿的，不管单的还是棉的，不管单鞋还是棉鞋，都是母亲一针一线亲手做的。记得有一次，我因为贪玩，衣服刮了个口子，可叫母亲没头没脸地打了一顿。事后母亲又非常心疼地问我：“还疼吗？”而且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咱家困难，哪有那么多闲钱置衣服呀，衣服甭管新旧要爱惜着穿。”
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虽然差，粗茶淡饭也都能吃饱。我最小，母亲疼老疙瘩，总是偷着弄点儿大米白面叫我到一边去吃，惹得二姐一到吃饭时就生气，嚷着说妈妈偏心眼。后来，母亲就把芸豆和米饭蒸在一起。我不爱吃混着蒸的米饭，噘着小嘴闹脾气。母亲就让二姐把饭里的芸豆挑完了，剩下的饭再叫我吃。这样一来，二姐也不再说母亲偏心眼了。原来，这是母亲使的一个小计谋，用芸豆堵上了二姐的嘴，缓解了我们之间的矛盾。
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柴、米、油、盐、酱、醋、茶，几乎所
有“进口”的东西都凭本供应。十四五岁的我正是能吃的时候，一个月28斤粮食，多一半还是棒子面，缺油少盐的，哪能吃饱呀。是母亲总推说自己饱了，而让出点给我。我只顾贪嘴，三口五口就进去了。母亲老说：“孩子正长身体，总挨饿可不行。我少吃一星半点儿，不碍事。”那时为了我，真不知母亲是怎么挨过来的。
1959年，我读初一。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国家在刚刚建好的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即全国群英会。我们学校被选中代表北京市几十万少先队员为大会献花和列队的任务。我有幸参加了这一活动。大会要求我们身着少先队队服，外穿颜色鲜艳的毛背心，系红领巾。母亲为我能选中参加这样的活动非常高兴，但因为没有毛背心却让母亲犯了难。于是她把自己穿了十几年的一件旧的驼色毛衣拆了，让二姐织成背心，不知母亲是怎么配的染料，染成了紫色。那颜色比起同学们红的、绿的来，独树一帜，成了绝无仅有的一种颜色，老师和同学们都夸那件毛背心好看。我和母亲也为我能有这么一段经历，兴奋了好长时间。
“诚实做人，做诚实事”
母亲没读过书，只是解放后在补习班里念过几天，充其量算个半文盲。我记得小时候母亲经常用二十四孝里的一些小故事讲给我们听，教导我们怎样做事，怎样做人。现在我知道那是二十四孝中的“亲尝汤药”、“卧冰求鲤”、“恣蚊饱血”、“哭竹生笋”等故事。从母亲那不怎么娴熟的故事中，我知道了什么叫孝顺。
有一次到洛阳出差，赶上杏子熟了，特意拣大的买了十来斤，其中最大的一个像桃一样得有三两重。母亲一边吃一边说：“活这么大了，头一次吃到这么大、这么好的杏。”看到母亲那满意的样子，我心里甜滋滋的。母亲爱吃螃蟹，到丹东出差时，临上火车我买了几斤大个的鸭绿江里产的蟹，找人蒸熟，带回来。看到母亲美美地吃了一顿，简直比我自己吃了还香。
母亲还是个手脚麻利，说干就干的痛快人。我在家排行最小，跟母亲待的时间最长，受母亲的影响也最大。母亲常说：“疼归疼，管归管，我疼你但决不护你的短。”母亲平时经常用“行得正，走得端，三条道路走中间”、“犯恶的不吃，犯法的不做”、“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以及“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等道理教导我。当然，这些道理现在看起来有些中庸甚至过于偏颇，但对我以后做人却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在过去北京的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宁死做官的爹，不死叫街（指要饭）的娘”，可见母亲在一个家庭中有着多么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呀！母亲还一直教诲我要“诚实做人，做诚实事”，而且不止一次地跟我讲“做人要实，笼火要虚”的道理。过去用的是火炉子，烧煤球。煤球添多了，煤球之间空隙小，空气不流通，反而倒没火力。因此煤要少添，所谓虚，火反倒好使。我觉得这短短的八个字，不仅验证了母亲对丰富的生活哲理的理解，也充满着辩证法。而“诚实做人，做诚实事”这句话也成了我一辈子的座右铭。
“能为大伙儿做点事，我心里踏实”
记得好像我四五岁时，母亲就开始跑街道，那时叫街道积极分子，这工作一直忙活了十来年。当时干这些工作完全是尽义务，一点报酬没有。我们全胡同就一处公共自来水，每到收水费时，百十来户人家，千把口子人，母亲都是挨家挨户上门收取，月月如此，从来没有烦过。其实，这还只是街道积极分子的一项工作而已。大跃进时，时兴吃大锅饭，母亲因为饭菜做的好吃，应邀在居委会办的食堂里掌起了勺，做了两年多的大师傅。我也跟着在食堂里吃了一阵子。听到吃饭的人不时夸赞饭菜做的味道好时，我觉得特别自豪。母亲也打心眼里高兴。
她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能为大伙儿做点事，我心里踏实。”
至今，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0年了，在母亲节到来之际，我试着用平凡的文字，记录下一位平凡母亲的几例生活往事，算作对她以及天下所有仙去母亲的慰藉吧！
（责编：辛娅）
我的母亲出生在北京离长辛店不远的一个叫李家峪的小山村。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束缚下，母亲一直就把带好孩子、过好日子当作女人该着该份的事。我小时，全家6口人只靠父亲一人的工资养活。父亲住在单位宿舍，将近50块钱的工资自己要留下十来块，能给母亲过日子的也就不到40块钱了。4个孩子都要上学，吃的、用的哪样不得花钱。特别是9月份开学时，学杂费、书本费，虽然那时上学便宜，但4个人加起来也是个不小的数目。可母亲早就做好了安排，不仅学杂费给我们准备好了，而且还给大姐和哥哥置上了新衣服。我和二姐虽然穿的是他们穿剩的旧衣服，但母亲也都补染浆洗得像新的一样。母亲常说：“衣服不怕旧，就怕脏和破，破衣拉撒的叫人笑话”。我们姐弟四个平时穿的，不管单的还是棉的，不管单鞋还是棉鞋，都是母亲一针一线亲手做的。记得有一次，我因为贪玩，衣服刮了个口子，可叫母亲没头没脸地打了一顿。事后母亲又非常心疼地问我：“还疼吗？”而且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咱家困难，哪有那么多闲钱置衣服呀，衣服甭管新旧要爱惜着穿。”
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虽然差，粗茶淡饭也都能吃饱。我最小，母亲疼老疙瘩，总是偷着弄点儿大米白面叫我到一边去吃，惹得二姐一到吃饭时就生气，嚷着说妈妈偏心眼。后来，母亲就把芸豆和米饭蒸在一起。我不爱吃混着蒸的米饭，噘着小嘴闹脾气。母亲就让二姐把饭里的芸豆挑完了，剩下的饭再叫我吃。这样一来，二姐也不再说母亲偏心眼了。原来，这是母亲使的一个小计谋，用芸豆堵上了二姐的嘴，缓解了我们之间的矛盾。
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柴、米、油、盐、酱、醋、茶，几乎所
有“进口”的东西都凭本供应。十四五岁的我正是能吃的时候，一个月28斤粮食，多一半还是棒子面，缺油少盐的，哪能吃饱呀。是母亲总推说自己饱了，而让出点给我。我只顾贪嘴，三口五口就进去了。母亲老说：“孩子正长身体，总挨饿可不行。我少吃一星半点儿，不碍事。”那时为了我，真不知母亲是怎么挨过来的。
1959年，我读初一。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国家在刚刚建好的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即全国群英会。我们学校被选中代表北京市几十万少先队员为大会献花和列队的任务。我有幸参加了这一活动。大会要求我们身着少先队队服，外穿颜色鲜艳的毛背心，系红领巾。母亲为我能选中参加这样的活动非常高兴，但因为没有毛背心却让母亲犯了难。于是她把自己穿了十几年的一件旧的驼色毛衣拆了，让二姐织成背心，不知母亲是怎么配的染料，染成了紫色。那颜色比起同学们红的、绿的来，独树一帜，成了绝无仅有的一种颜色，老师和同学们都夸那件毛背心好看。我和母亲也为我能有这么一段经历，兴奋了好长时间。
“诚实做人，做诚实事”
母亲没读过书，只是解放后在补习班里念过几天，充其量算个半文盲。我记得小时候母亲经常用二十四孝里的一些小故事讲给我们听，教导我们怎样做事，怎样做人。现在我知道那是二十四孝中的“亲尝汤药”、“卧冰求鲤”、“恣蚊饱血”、“哭竹生笋”等故事。从母亲那不怎么娴熟的故事中，我知道了什么叫孝顺。
有一次到洛阳出差，赶上杏子熟了，特意拣大的买了十来斤，其中最大的一个像桃一样得有三两重。母亲一边吃一边说：“活这么大了，头一次吃到这么大、这么好的杏。”看到母亲那满意的样子，我心里甜滋滋的。母亲爱吃螃蟹，到丹东出差时，临上火车我买了几斤大个的鸭绿江里产的蟹，找人蒸熟，带回来。看到母亲美美地吃了一顿，简直比我自己吃了还香。
母亲还是个手脚麻利，说干就干的痛快人。我在家排行最小，跟母亲待的时间最长，受母亲的影响也最大。母亲常说：“疼归疼，管归管，我疼你但决不护你的短。”母亲平时经常用“行得正，走得端，三条道路走中间”、“犯恶的不吃，犯法的不做”、“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以及“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等道理教导我。当然，这些道理现在看起来有些中庸甚至过于偏颇，但对我以后做人却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在过去北京的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宁死做官的爹，不死叫街（指要饭）的娘”，可见母亲在一个家庭中有着多么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呀！母亲还一直教诲我要“诚实做人，做诚实事”，而且不止一次地跟我讲“做人要实，笼火要虚”的道理。过去用的是火炉子，烧煤球。煤球添多了，煤球之间空隙小，空气不流通，反而倒没火力。因此煤要少添，所谓虚，火反倒好使。我觉得这短短的八个字，不仅验证了母亲对丰富的生活哲理的理解，也充满着辩证法。而“诚实做人，做诚实事”这句话也成了我一辈子的座右铭。
“能为大伙儿做点事，我心里踏实”
记得好像我四五岁时，母亲就开始跑街道，那时叫街道积极分子，这工作一直忙活了十来年。当时干这些工作完全是尽义务，一点报酬没有。我们全胡同就一处公共自来水，每到收水费时，百十来户人家，千把口子人，母亲都是挨家挨户上门收取，月月如此，从来没有烦过。其实，这还只是街道积极分子的一项工作而已。大跃进时，时兴吃大锅饭，母亲因为饭菜做的好吃，应邀在居委会办的食堂里掌起了勺，做了两年多的大师傅。我也跟着在食堂里吃了一阵子。听到吃饭的人不时夸赞饭菜做的味道好时，我觉得特别自豪。母亲也打心眼里高兴。
她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能为大伙儿做点事，我心里踏实。”
至今，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0年了，在母亲节到来之际，我试着用平凡的文字，记录下一位平凡母亲的几例生活往事，算作对她以及天下所有仙去母亲的慰藉吧！
（责编：辛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