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些文章特别关心起薛涛来，竭力证明她不是妓女，她只卖艺不卖身，是个“清官人”。文章的主旨：在于维护薛涛的令名，不容许对诗人的亵渎。
　　有谁对于女诗人的亵渎呢？在近几年来的学术思想界，没有看到这类的文章，可是偏偏有人提了出来，总觉得有点蹊跷？或者有什么缘由？
　　其实薛涛的历史档案很好查，唐宋以来一直到今天——一九七九年一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修订稿《辞海》“文学分册”，也说明她“后为乐妓”。我是相信唐宋以来有关她的历史档案材料的，第一，没有人明目张胆抢过她的材料；第二，更没有人居心卑劣地把于自己不利的材料抽去，把阴谋陷害、根本莫须有的东西塞进别人的档案里；第三，我相信我们的古人比今天某些个别的人诚实正直得多，那些历史上的“良史之才”，大抵是可靠的。
　　既是“乐妓”，或照《广韵》去解释：“盖以歌舞悦人者，即所谓歌妓、艺妓也。”“妓”也，“艺”也，你总得陪人家取乐，何况在那个封建王朝统治淫威下，妇女处无权地位，她们怎能逃脱悲惨的命运？况唐代的男女关系又不是宋代，特别二程在大讲理学之后这毒根子一直流传下来，影响后代。我们的报上不也指出这封建余毒未尽，还在某些人脑袋瓜子里起作用么？
　　薛涛因父亲犯了亏空钱粮的罪，按唐代法律，这种罪要累及子女，很自然地就牵连了薛涛，又以她有文才能写诗，被编入乐妓。即便是卖艺不卖身，留得一个“清官人”的名分儿，倘若我们不从概念出发，不在名词上去背书本，再根据薛涛所处的时代、她本人实际上所处的地位，干的什么活儿，接触哪一些人？凡此等等，不难想象，她同元稹那一些超级大知识分子，成日地在觥筹交错中，一些人的纠缠中，她要想保得一个“清官人”的名儿，也确确乎实在太难了，何况还有那些性好渔色的、有钱有势的沽名钓誉之辈要收“干女儿”呢？
　　我丝毫没有对女诗人怀不敬之意，那样一个特定环境下，她靠什么活下去？恐怕也只有从人格的依附到人身的依附了。而且那个时候，文人搞那一套玩意儿，还认为是“风流韵事”，甚至传为“佳话”。受害的一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灵魂，总是薛涛及其同命运的人。《夷坚志》就记载有：太守唐与政很喜欢台州官妓(与薛涛名义上略有区别)严蕊，朱元晦提举浙东，不罪他的学生唐与政、反而“捕蕊下狱，杖其背。……复押至会稽，再论决！蕊堕酷刑而系乐籍如故。”实在太惨了！后来终于被另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判令从良”了。——这记载是离薛涛那个时代很近的事。
　　要想为薛涛立牌坊，确确乎很难？愈出力愈是要露出封建尾巴来，倘不去掉宋明理学封建劳什子那一套，那将会更加使自己原形毕露。
　　梁红玉是妓女出身，后人写她，重点放在“梁夫人击鼓战金山”上，这样就避开了她原来所处的那个不幸的地位。作为诗人之薛涛，看来还是只有从她的诗作谈起，据说她现存诗作八十余首，还有几百首诗遗失。看来对现存原作的校刊诠释、论辨真伪，还要下功夫；对于散失诗作，也还要发掘搜集整理。热心于薛涛洗刷的人们，应当把重点放在这方面，做出成绩来。清代的那些朴学大师，也是“封建余孽”了吧？但他们在做学问上，确实是扎扎实实地下了工夫。要为薛涛洗刷、立牌坊也不难，不是有一句流行的话：“让作品说话”么？
　　
　　一九八一年冬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