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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指示放光芒,
革命前程宽又广。
自力更生建农场,
壮丽山河添新装。
这首题写在贵州省沿河中学深溪沟校办农场大梁上的诗歌,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1971年3月,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我们打着背包,扛着锄头,到离县城约30里的深溪沟开荒。我们就像当年的八路一样,住在老乡的阁楼上。下半年,农场搭起了三间土夯茅草房;第二年,高中恢复招生,学生中有干过几年木工的掌墨师,于是指挥同学们就地伐木,建起了三间木质大瓦房。从此农场初具规模,再后来,烧砖瓦,烧石灰,建沼气池等副业与种庄稼齐头并进,搞得红红火火。用一句“欢腾景象满山乡”来形容,的确是再恰当不过了。
从1971年起,学校规定:学生每学期都要到深溪沟校办农场劳动一个月,这个惯例一直持续到1978年冬天。农忙时开荒种地,农闲时烧砖瓦、烧石灰。记得有一年冬天,我所在的班级下农场时正好遇到农闲时节,于是分派我们烧石灰。我们先是砍了半月的柴,然后劈石,垒石,点火。同学们都很激动,有个叫王发坤同学还专门写了一篇稿子:“石灰窑终于点火了!窑前,张张笑脸喜洋洋;窑顶,缕缕青烟袅袅升……”
点火后,火不能停,于是同学们开始三班倒。白班无所谓,值夜班就辛苦了。农场负责人特批给值夜班的同学两撮箕红苕,饿了可以在窑前烤了吃。于是有值夜班的同学把吃不完的红苕带回给自己要好的同学吃,几个夜晚我似乎都闻到了烤红苕的香味。我一连几天都值白班,想吃红苕没份,于是就和一个要好的同学阎新明约定,如他值夜班,下夜班时就给我烤两个红苕带回来。阎新明同学欣然应允。终于轮到他值夜班了。是夜,我睡得正酣,朦胧中感觉到阎新明在摇我肩膀:“建华!建华哎——你要红苕啦嘛。我给你带来了,给你放在枕头边哈,你等会起来吃哈!”我好像也模模糊糊地答应了,但一翻身又睡着了,那两个热热的烤红苕滚到我的背后,被我翻身压得稀烂,当时似乎还感到了烫,但实在睡意太浓,没有察觉。等到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满床烤红苕狼藉,忍不住抗议起来:“是谁红苕吃不完往我床上扔啊?太不像话了吧!”同学们纷纷推说不知道,反正不是他们干的。我也就罢了。第二天中午,值夜班的阎新明同学睡足后起来,满面春风地问我:“建华哎——昨晚上的红苕好吃不?”我才猛醒过来,直拍脑袋。阎新明啊!我的好同学、好兄弟!你亲手为我烤的红苕我虽然没有吃上,但是那份香甜的感觉至今回味在我的心头啊。
在那段蹉跎岁月里,“五·七”指示几乎成了全国中小学校统一的办学纲领性文件,“五·七”指示几乎成了“劳动锻炼”的代名词,“劳动锻炼”又几乎成了学校教育的日常工作。因此,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中小学尤其是中学,文化课上得很少,劳动却出奇的多,除了到校办农场固定劳动一个月外,还有很多临时性的劳动。春夏之交,往往一声集合令,全校师生就打起背包,下乡搞“双抢”(抢种抢收);在秋季,有时正在操场散步,喇叭一响,全校师生就得整装出发下乡搞“秋收”。身体不好的同学留守学校。能去的同学大都兴高采烈,不能去的同学好像还挺遗憾似的。冬天如果下乡,一般都是参加农田基本建设,但不多见。
记得1971年春夏之交,我们连(那时学习解放军,年级不叫年级,叫“连”,级长也不叫级长,叫“连长”)到黑獭公社搞“双抢”,白天抢收抢种,晚上还要为贫下中农表演“样板戏”。一位演小常宝的女生唱到“恨不能生翅膀持猎枪飞上山岗,杀尽豺狼”一句时,因定调略高,唱不上去,于是便唱成“恨不能生翅膀持猎枪飞——哎呀我飞不上去了”,全场哄堂大笑。
劳动无疑是艰苦的,私下叫苦的不在少数。但是在表面上,大家都表现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记得有个叫杨秀生的同学,每天带头苦干之余,还写了很多诗歌。比如:
战鼓咚咚震天响,全连下乡搞“双抢”。
你割麦子我挑担,我整水田你插秧……
中间描写劳动场面的现在已经记不起了,只记得最后两句很生动——老乡送来蒸红薯,风卷残云一扫光!
那次在黑獭公社劳动,有一位叫丁明波的同学永远留在了那里。那是某天傍晚,收工后,同学们到黑獭水库去游泳,几百名学生像几百只鸭子遍布在水面上,高兴地扑腾。丁明波同学也在其中,他何时沉入水底,大家居然不知道。上岸后发现有一堆衣物没人穿,老师一着急,点名,才发现少了丁明波。马上发动水性好的同学下库底去摸,折腾了大约两个小时,才把丁明波同学从水底打捞上来,丁明波早已停止了呼吸。安葬时,丁明波的父亲从另一个山乡赶来,哭一声:“儿啊,我回去咋个向你妈交代啊?”就昏过去了。丁明波的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只知道哭,哭了两天后就强打起精神回去了,也没有向学校提任何赔偿要求。
从黑獭公社“双抢”回来后,渐入盛夏,晚饭后,夕阳在山,还没有来得及欣赏落日余晖,学校的钟声大作。那口钟是用解放牌汽车轮胎的钢圈做的,敲起来格外震撼人心。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有情况”!果然是要我们把学校“五谷轮回之所”里头的“无机化肥”送到邻近的生产队去。大伙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把整个校园搅得人睁不开眼睛。同学中绝大部分来自农村,干这样的活自然不在话下,但是城里娇滴滴的女生就受不了了,纷纷用手帕捂住鼻子眼睛。连长气得大骂:“把手帕通通给我拿下来!这样的劳动就是用来改造你们这些小资产阶级娇小姐的。”一位女生眼泪汪汪地分辩:“老师,我们家是贫农,不是资产阶级。”连长口气也缓和了一点:“我说的不是你们家的成分,是说你们的思想,再不加强改造,将来是要变修的。”还是我们那位杨秀生同学,依旧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当天带头苦干之余,又写了一首诗歌:
六月南风暖,禾苗日夜长。
要问我干吗?挑灯送肥忙。
别说粪肥臭,别嫌粪肥脏。
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
那时全国其他地方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在贵州,几乎是所有大中小学都有校办农场。学生都要参加一定时间的劳动。我们都知道,这是为了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关于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我们记忆最深的是这样的:“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个“也”字,以为“五·七”指示是专门针对我们中小学学生作的。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弄明白,“五·七”指示是对人民解放军所作的,学生只是在这里顺便提了一下。原文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致林彪的信。信中讲到:“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既能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信中以此为基础,做了广泛的类推,“工人也是这样”“农民(包括林、牧、副、渔)以农为主,也要兼……”并且谈到对教育革命的设想:“学生也是这样,……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虽然是针对部队的指示,不要说已经提到学校,就是没有提到的各行各业,谁敢怠慢?于是诸如五七干校、战备学校,校办工厂,街道办的农场,在校生的学工、学农、学军等等新生事物,都是在这一指示精神指导下孕育、产生的。
据我的文友、贵州省委宣传部干部、作家杨兴成回忆:干部也一样,我们在省政府大院种麦、种棉花……用大粪淋庄稼而不知臭!去老远的红枫湖畔办农场,种的是红薯和包谷。一年收获几百斤,汽油也用了几百斤。又累又饿,但人变好了,政治了,觉悟了。大家都同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杨兴成先生三言两语,就勾画出蹉跎岁月里的荒唐事。什么叫劳民伤财?这就是典型的劳民伤财。但那时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
1975年,我们这批“文革”中“复课闹革命”的学生高中毕业了。走当时的必由之路,我们下乡当了知青,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劳动锻炼。从1975年秋季起,学校执行“五·七”指示又上了一个台阶:开门办学。高中两年,四个学期:第一学期:农水班,到乡下搞渠道测量、修水库;第二学期:红医班,上山采草药,记背“汤头歌”之类;第三学期:机修班,到县农机厂学修理柴油机等农用机械;第四学期(也是最后一个学期):文艺班,学唱“样板戏”、革命歌曲,吹拉弹唱都学一点,好下乡宣传毛泽东思想。文化课更加被晾在一边,被开门办学这种简单的实用主义完全替代。这种情形一直到粉碎“四人帮”才得到彻底改观。
全国著名语文教育专家、前四川省广元市教科所所长吴义荣先生,“文革”期间就在我们县的另一所初中任教。前不久回忆那段往事时,他痛心疾首地说:“我一生之中违心地干的最大蠢事之一,就是带着一批天真淳朴的学生去学工、学农、学军,读所谓的‘无字之书’,误导了一些年轻人。那时,偌大的一所学校竟然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许多大学赶走了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学也就抽空了学术和文化了。不尊重文化的社会,也绝不会真正地尊重人!”
今年是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发表四十四周年。回望当年的“五·七”指示,确实令人扼腕。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合理的地方。如现在中小学普遍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新生入学军训等,就与“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的精神是一致的。只是当时执行过左,把兼学变成了主学,导致一代人文化的缺失。
(作者单位:深圳罗湖区教育局)
责任编辑李淳
革命前程宽又广。
自力更生建农场,
壮丽山河添新装。
这首题写在贵州省沿河中学深溪沟校办农场大梁上的诗歌,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1971年3月,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我们打着背包,扛着锄头,到离县城约30里的深溪沟开荒。我们就像当年的八路一样,住在老乡的阁楼上。下半年,农场搭起了三间土夯茅草房;第二年,高中恢复招生,学生中有干过几年木工的掌墨师,于是指挥同学们就地伐木,建起了三间木质大瓦房。从此农场初具规模,再后来,烧砖瓦,烧石灰,建沼气池等副业与种庄稼齐头并进,搞得红红火火。用一句“欢腾景象满山乡”来形容,的确是再恰当不过了。
从1971年起,学校规定:学生每学期都要到深溪沟校办农场劳动一个月,这个惯例一直持续到1978年冬天。农忙时开荒种地,农闲时烧砖瓦、烧石灰。记得有一年冬天,我所在的班级下农场时正好遇到农闲时节,于是分派我们烧石灰。我们先是砍了半月的柴,然后劈石,垒石,点火。同学们都很激动,有个叫王发坤同学还专门写了一篇稿子:“石灰窑终于点火了!窑前,张张笑脸喜洋洋;窑顶,缕缕青烟袅袅升……”
点火后,火不能停,于是同学们开始三班倒。白班无所谓,值夜班就辛苦了。农场负责人特批给值夜班的同学两撮箕红苕,饿了可以在窑前烤了吃。于是有值夜班的同学把吃不完的红苕带回给自己要好的同学吃,几个夜晚我似乎都闻到了烤红苕的香味。我一连几天都值白班,想吃红苕没份,于是就和一个要好的同学阎新明约定,如他值夜班,下夜班时就给我烤两个红苕带回来。阎新明同学欣然应允。终于轮到他值夜班了。是夜,我睡得正酣,朦胧中感觉到阎新明在摇我肩膀:“建华!建华哎——你要红苕啦嘛。我给你带来了,给你放在枕头边哈,你等会起来吃哈!”我好像也模模糊糊地答应了,但一翻身又睡着了,那两个热热的烤红苕滚到我的背后,被我翻身压得稀烂,当时似乎还感到了烫,但实在睡意太浓,没有察觉。等到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满床烤红苕狼藉,忍不住抗议起来:“是谁红苕吃不完往我床上扔啊?太不像话了吧!”同学们纷纷推说不知道,反正不是他们干的。我也就罢了。第二天中午,值夜班的阎新明同学睡足后起来,满面春风地问我:“建华哎——昨晚上的红苕好吃不?”我才猛醒过来,直拍脑袋。阎新明啊!我的好同学、好兄弟!你亲手为我烤的红苕我虽然没有吃上,但是那份香甜的感觉至今回味在我的心头啊。
在那段蹉跎岁月里,“五·七”指示几乎成了全国中小学校统一的办学纲领性文件,“五·七”指示几乎成了“劳动锻炼”的代名词,“劳动锻炼”又几乎成了学校教育的日常工作。因此,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中小学尤其是中学,文化课上得很少,劳动却出奇的多,除了到校办农场固定劳动一个月外,还有很多临时性的劳动。春夏之交,往往一声集合令,全校师生就打起背包,下乡搞“双抢”(抢种抢收);在秋季,有时正在操场散步,喇叭一响,全校师生就得整装出发下乡搞“秋收”。身体不好的同学留守学校。能去的同学大都兴高采烈,不能去的同学好像还挺遗憾似的。冬天如果下乡,一般都是参加农田基本建设,但不多见。
记得1971年春夏之交,我们连(那时学习解放军,年级不叫年级,叫“连”,级长也不叫级长,叫“连长”)到黑獭公社搞“双抢”,白天抢收抢种,晚上还要为贫下中农表演“样板戏”。一位演小常宝的女生唱到“恨不能生翅膀持猎枪飞上山岗,杀尽豺狼”一句时,因定调略高,唱不上去,于是便唱成“恨不能生翅膀持猎枪飞——哎呀我飞不上去了”,全场哄堂大笑。
劳动无疑是艰苦的,私下叫苦的不在少数。但是在表面上,大家都表现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记得有个叫杨秀生的同学,每天带头苦干之余,还写了很多诗歌。比如:
战鼓咚咚震天响,全连下乡搞“双抢”。
你割麦子我挑担,我整水田你插秧……
中间描写劳动场面的现在已经记不起了,只记得最后两句很生动——老乡送来蒸红薯,风卷残云一扫光!
那次在黑獭公社劳动,有一位叫丁明波的同学永远留在了那里。那是某天傍晚,收工后,同学们到黑獭水库去游泳,几百名学生像几百只鸭子遍布在水面上,高兴地扑腾。丁明波同学也在其中,他何时沉入水底,大家居然不知道。上岸后发现有一堆衣物没人穿,老师一着急,点名,才发现少了丁明波。马上发动水性好的同学下库底去摸,折腾了大约两个小时,才把丁明波同学从水底打捞上来,丁明波早已停止了呼吸。安葬时,丁明波的父亲从另一个山乡赶来,哭一声:“儿啊,我回去咋个向你妈交代啊?”就昏过去了。丁明波的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只知道哭,哭了两天后就强打起精神回去了,也没有向学校提任何赔偿要求。
从黑獭公社“双抢”回来后,渐入盛夏,晚饭后,夕阳在山,还没有来得及欣赏落日余晖,学校的钟声大作。那口钟是用解放牌汽车轮胎的钢圈做的,敲起来格外震撼人心。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有情况”!果然是要我们把学校“五谷轮回之所”里头的“无机化肥”送到邻近的生产队去。大伙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把整个校园搅得人睁不开眼睛。同学中绝大部分来自农村,干这样的活自然不在话下,但是城里娇滴滴的女生就受不了了,纷纷用手帕捂住鼻子眼睛。连长气得大骂:“把手帕通通给我拿下来!这样的劳动就是用来改造你们这些小资产阶级娇小姐的。”一位女生眼泪汪汪地分辩:“老师,我们家是贫农,不是资产阶级。”连长口气也缓和了一点:“我说的不是你们家的成分,是说你们的思想,再不加强改造,将来是要变修的。”还是我们那位杨秀生同学,依旧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当天带头苦干之余,又写了一首诗歌:
六月南风暖,禾苗日夜长。
要问我干吗?挑灯送肥忙。
别说粪肥臭,别嫌粪肥脏。
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
那时全国其他地方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在贵州,几乎是所有大中小学都有校办农场。学生都要参加一定时间的劳动。我们都知道,这是为了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关于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我们记忆最深的是这样的:“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个“也”字,以为“五·七”指示是专门针对我们中小学学生作的。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弄明白,“五·七”指示是对人民解放军所作的,学生只是在这里顺便提了一下。原文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致林彪的信。信中讲到:“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既能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信中以此为基础,做了广泛的类推,“工人也是这样”“农民(包括林、牧、副、渔)以农为主,也要兼……”并且谈到对教育革命的设想:“学生也是这样,……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虽然是针对部队的指示,不要说已经提到学校,就是没有提到的各行各业,谁敢怠慢?于是诸如五七干校、战备学校,校办工厂,街道办的农场,在校生的学工、学农、学军等等新生事物,都是在这一指示精神指导下孕育、产生的。
据我的文友、贵州省委宣传部干部、作家杨兴成回忆:干部也一样,我们在省政府大院种麦、种棉花……用大粪淋庄稼而不知臭!去老远的红枫湖畔办农场,种的是红薯和包谷。一年收获几百斤,汽油也用了几百斤。又累又饿,但人变好了,政治了,觉悟了。大家都同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杨兴成先生三言两语,就勾画出蹉跎岁月里的荒唐事。什么叫劳民伤财?这就是典型的劳民伤财。但那时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
1975年,我们这批“文革”中“复课闹革命”的学生高中毕业了。走当时的必由之路,我们下乡当了知青,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劳动锻炼。从1975年秋季起,学校执行“五·七”指示又上了一个台阶:开门办学。高中两年,四个学期:第一学期:农水班,到乡下搞渠道测量、修水库;第二学期:红医班,上山采草药,记背“汤头歌”之类;第三学期:机修班,到县农机厂学修理柴油机等农用机械;第四学期(也是最后一个学期):文艺班,学唱“样板戏”、革命歌曲,吹拉弹唱都学一点,好下乡宣传毛泽东思想。文化课更加被晾在一边,被开门办学这种简单的实用主义完全替代。这种情形一直到粉碎“四人帮”才得到彻底改观。
全国著名语文教育专家、前四川省广元市教科所所长吴义荣先生,“文革”期间就在我们县的另一所初中任教。前不久回忆那段往事时,他痛心疾首地说:“我一生之中违心地干的最大蠢事之一,就是带着一批天真淳朴的学生去学工、学农、学军,读所谓的‘无字之书’,误导了一些年轻人。那时,偌大的一所学校竟然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许多大学赶走了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学也就抽空了学术和文化了。不尊重文化的社会,也绝不会真正地尊重人!”
今年是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发表四十四周年。回望当年的“五·七”指示,确实令人扼腕。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合理的地方。如现在中小学普遍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新生入学军训等,就与“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的精神是一致的。只是当时执行过左,把兼学变成了主学,导致一代人文化的缺失。
(作者单位:深圳罗湖区教育局)
责任编辑李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