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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媒体上看到的牛根生，看上去总是一副高迈的道德课讲师形象，似乎他只属于国家， 属于人民
常态下，一个人做事情，如果先后遇到人际关系纠纷、制度纠纷和道德纠纷，这个人差不多就要成为失败的标本了。我们熟悉的牛根生，可能正在成为这样的实验室标本。
眼下，毒奶粉事件中的蒙牛已是风雨飘摇。牛根生在最近的一次内部讲话里，痛斥婴幼儿奶粉所出现的问题，算是对自己的消费者作了一个忏悔的姿态，不料几日后，蒙牛铺天盖地的液态奶也出了问题。我们能想象这个时候的牛根生再也找不到言说的理由了，他惟一的办法是闭嘴，躲在一个谁也找不到他的地方，任由漫天的咒骂扑面而来，任由他的牛奶市场一泻千里。即使是非常重要的蒙牛业绩说明会，牛根生也没有出场。毒奶风暴直接刮到资本市场，停牌一周的蒙牛，9月23日复牌，开盘暴跌61%。昔日信心满怀的牛根生真的到了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刻。
事实上，艰难生活始终与牛根生为伴。记得当年，牛根生从伊利副总的职位上被扫地出门，多年的摸爬滚打化为乌有，我想他是遇到了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人际纠纷危机。那个时候，牛根生可以指责郑俊怀的背信弃义，指责国有企业人浮于事的种种弊端，当然可以选择自己从头开始，从人际关系的纠纷中站起来。从这个角度看，蒙牛在短短几年之内便咸鱼翻身，暴得大名大利，几乎就是牛根生一个人发愤图强的故事。
后来的事实证明，牛根生的很多企业理念，都来自于他对人际关系的理解。当他越过这一点，他必然会遇到更加重要的企业制度命题。几年前，当我第一次听到牛根生捐出个人全部股份的消息，真的是会心地笑了一下，多年的意识形态教育终于在牛根生的身上开花结果，豪气冲天的老牛用他的财富、权利和企业的组织结构放出一场醒目的焰火。
那真是一场极有意思的企业非制度事件，有意思得就像一次精心策划的行为艺术。只是在这惊世的行为中，老牛似乎是把企业的制度当成了道具。可是放眼所有现代企业制度，似乎捐赠企业股权的绝无仅有，捐赠企业利润者居多。这么说来，中国的牛根生算是开辟了一种新现象：道德意义明显大过了企业的制度意义。
是的，那个时候的牛根生非常固执地越过现代企业制度，越过企业的自然人产权制度，豪迈地抵达了他的道德理想国。而且在此背后，也不乏另外一些维护个人利益的技术安排。
牛根生的悲剧正在于此。我们看到，当牛根生把自己的产权意义稀释之后，他必须借助于道德宣讲。人们在媒体上看到的牛根生，看上去总是一副高迈的道德课讲师形象，似乎他只属于国家， 属于人民，转眼之间，他成了国家的牛奶形象代言人，成了日日夜夜眷念人民身体健康的天使。
这显然是牛根生有意为之的人生归宿，他希望自己是一种美好道德的化身，他认为他的力量来源于此。可是现在，人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一个那么迷恋道德，口口声声以人民的身体健康为使命的企业家，怎么会在他的产品里添加一种对人体只有害处的工业原料。可以这么说，河北的三鹿出事之后，人们并没有完全绝望，毕竟三鹿的公共形象和道德形象相对弱势，只有當牛根生和他的蒙牛也卷进三聚氰胺之后，人们才完全陷入绝望的悲伤之中。
由于多年的道德宣讲，消费者几乎把牛根生当成了道德的完人，以为牛根生会有所担当。但是人们看到，牛根生没有这么做。即使三鹿丑闻暴发，牛根生还是坐怀不乱；即使国家质检总局查出了蒙牛的婴幼儿奶粉同样有问题，他也只是蜻蜓点水地说要在蒙牛查清事故责任人并严惩；即使蒙牛的液态奶被曝有毒，牛根生的选择也只是回避和藏匿，他始终没有站出来道歉和忏悔；即使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辞职了，牛根生还在稳坐江山。一夜之间，他成了蒙牛股价崩溃的三聚氰胺，他的行为加速推动了蒙牛被消费市场和资本市场双重遗弃的进程。
是的， 随着牛根生道德形象的瓦解，蒙牛暴跌就在市场参与者的预料之中。所谓资本无情，摩根士丹利、瑞信、高盛、中金等投行无一例外地将蒙牛撇进“沽售”或是“跑输大市”之列，摩根大通甚至将该股目标价直接从18港元大幅降至3.8港元。
关于牛根生，其实我已经无话可说。我们可以说牛根生没有败给人际关系，没有败给制度设计，但他这次却败给了他一向引以为傲的道德建设。当我对他的观察越过人性、越过制度，最终不得不指向道德的时候，我的内心所有的思考，只剩下连绵的唏嘘。一个口口声声呼喊道德的人，他的道德底线究竟在哪里？
我想起耶和华带着人们走出埃及的时候说过的话，“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至高的教训历历在目，可是我们却听不见；我还想起上一次耶稣来临的时候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义人，所有人都有罪，可是我们不相信这样的教训，太多的人当自己是完人，太多的人把自己渐渐打造成了美好道德的化身。口口声声教训别人， 惟独忘记了教训自己。
当我们忽略了最高的敬畏，人的道德课就是一个幌子；一个不懂得怕的人，注定也不会懂得爱。人人必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当我们有一天去到神的身边，我们如何言说今天的毒奶粉事件，如何面对那些嗷嗷待哺的婴儿，他们张开的小嘴，期待的是营养，我们却给他毒品。
这是怎样的一堂道德课，我相信牛根生此生最大的遗憾，就在这里。
常态下，一个人做事情，如果先后遇到人际关系纠纷、制度纠纷和道德纠纷，这个人差不多就要成为失败的标本了。我们熟悉的牛根生，可能正在成为这样的实验室标本。
眼下，毒奶粉事件中的蒙牛已是风雨飘摇。牛根生在最近的一次内部讲话里，痛斥婴幼儿奶粉所出现的问题，算是对自己的消费者作了一个忏悔的姿态，不料几日后，蒙牛铺天盖地的液态奶也出了问题。我们能想象这个时候的牛根生再也找不到言说的理由了，他惟一的办法是闭嘴，躲在一个谁也找不到他的地方，任由漫天的咒骂扑面而来，任由他的牛奶市场一泻千里。即使是非常重要的蒙牛业绩说明会，牛根生也没有出场。毒奶风暴直接刮到资本市场，停牌一周的蒙牛，9月23日复牌，开盘暴跌61%。昔日信心满怀的牛根生真的到了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刻。
事实上，艰难生活始终与牛根生为伴。记得当年，牛根生从伊利副总的职位上被扫地出门，多年的摸爬滚打化为乌有，我想他是遇到了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人际纠纷危机。那个时候，牛根生可以指责郑俊怀的背信弃义，指责国有企业人浮于事的种种弊端，当然可以选择自己从头开始，从人际关系的纠纷中站起来。从这个角度看，蒙牛在短短几年之内便咸鱼翻身，暴得大名大利，几乎就是牛根生一个人发愤图强的故事。
后来的事实证明，牛根生的很多企业理念，都来自于他对人际关系的理解。当他越过这一点，他必然会遇到更加重要的企业制度命题。几年前，当我第一次听到牛根生捐出个人全部股份的消息，真的是会心地笑了一下，多年的意识形态教育终于在牛根生的身上开花结果，豪气冲天的老牛用他的财富、权利和企业的组织结构放出一场醒目的焰火。
那真是一场极有意思的企业非制度事件，有意思得就像一次精心策划的行为艺术。只是在这惊世的行为中，老牛似乎是把企业的制度当成了道具。可是放眼所有现代企业制度，似乎捐赠企业股权的绝无仅有，捐赠企业利润者居多。这么说来，中国的牛根生算是开辟了一种新现象：道德意义明显大过了企业的制度意义。
是的，那个时候的牛根生非常固执地越过现代企业制度，越过企业的自然人产权制度，豪迈地抵达了他的道德理想国。而且在此背后，也不乏另外一些维护个人利益的技术安排。
牛根生的悲剧正在于此。我们看到，当牛根生把自己的产权意义稀释之后，他必须借助于道德宣讲。人们在媒体上看到的牛根生，看上去总是一副高迈的道德课讲师形象，似乎他只属于国家， 属于人民，转眼之间，他成了国家的牛奶形象代言人，成了日日夜夜眷念人民身体健康的天使。
这显然是牛根生有意为之的人生归宿，他希望自己是一种美好道德的化身，他认为他的力量来源于此。可是现在，人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一个那么迷恋道德，口口声声以人民的身体健康为使命的企业家，怎么会在他的产品里添加一种对人体只有害处的工业原料。可以这么说，河北的三鹿出事之后，人们并没有完全绝望，毕竟三鹿的公共形象和道德形象相对弱势，只有當牛根生和他的蒙牛也卷进三聚氰胺之后，人们才完全陷入绝望的悲伤之中。
由于多年的道德宣讲，消费者几乎把牛根生当成了道德的完人，以为牛根生会有所担当。但是人们看到，牛根生没有这么做。即使三鹿丑闻暴发，牛根生还是坐怀不乱；即使国家质检总局查出了蒙牛的婴幼儿奶粉同样有问题，他也只是蜻蜓点水地说要在蒙牛查清事故责任人并严惩；即使蒙牛的液态奶被曝有毒，牛根生的选择也只是回避和藏匿，他始终没有站出来道歉和忏悔；即使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辞职了，牛根生还在稳坐江山。一夜之间，他成了蒙牛股价崩溃的三聚氰胺，他的行为加速推动了蒙牛被消费市场和资本市场双重遗弃的进程。
是的， 随着牛根生道德形象的瓦解，蒙牛暴跌就在市场参与者的预料之中。所谓资本无情，摩根士丹利、瑞信、高盛、中金等投行无一例外地将蒙牛撇进“沽售”或是“跑输大市”之列，摩根大通甚至将该股目标价直接从18港元大幅降至3.8港元。
关于牛根生，其实我已经无话可说。我们可以说牛根生没有败给人际关系，没有败给制度设计，但他这次却败给了他一向引以为傲的道德建设。当我对他的观察越过人性、越过制度，最终不得不指向道德的时候，我的内心所有的思考，只剩下连绵的唏嘘。一个口口声声呼喊道德的人，他的道德底线究竟在哪里？
我想起耶和华带着人们走出埃及的时候说过的话，“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至高的教训历历在目，可是我们却听不见；我还想起上一次耶稣来临的时候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义人，所有人都有罪，可是我们不相信这样的教训，太多的人当自己是完人，太多的人把自己渐渐打造成了美好道德的化身。口口声声教训别人， 惟独忘记了教训自己。
当我们忽略了最高的敬畏，人的道德课就是一个幌子；一个不懂得怕的人，注定也不会懂得爱。人人必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当我们有一天去到神的身边，我们如何言说今天的毒奶粉事件，如何面对那些嗷嗷待哺的婴儿，他们张开的小嘴，期待的是营养，我们却给他毒品。
这是怎样的一堂道德课，我相信牛根生此生最大的遗憾，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