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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明确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就进一步明确和发展了“立德树人”的目标、任务与使命。在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新形势下，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立德树人”的根本育人目标已经刻不容缓了，其中，深化高考考试内容改革也是践行“立德树人”使命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姜钢所说，“我们要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精神和要求，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高考考试内容改革”[1]。具体而言，高考考试内容改革坚持立德树人，必须紧紧抓住教育发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实质和核心，不仅要考查学生的知识和能力，还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考试内容，考查学生的综合素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2]。高考改革的方向日益清晰，那么其实践的效果如何呢？无疑，对试题进行评析是高考改革方向落地生根的途径之一。
众所周知，高考是高校选拔评价人才的重要途径，涉及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每年高考结束，高考真题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考试的信度与效度都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就刚刚结束的2018年全国文综卷而言，整体上，立足主干知识，强调核心能力;突出家国情怀，体现价值引领;呼应时代主题，凸现学科特色。与往年相比，历史试题的素材、呈现形式和能力要求均体现出一定的延续性与稳定性，具体而言，为了落实立德树人的使命，试题又呈现出聚焦三大思维培育的典型特征。笔者试对此作一简要分析。
一、聚焦批判性思维，为培养坚持正确价值观的理性的人服务
由于教材是一定时期和一定人员对历史认知水平的反映，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它不可能随时与变化的形势和发展的历史科学保持完全的一致，也不可能与高考命题改革的发展保持完全同步，所以有段时期，一旦命题具体内容稍有偏离教材，就遭到“超纲”、“超本”的非议。近年来，随着高考历史学科《考试说明》的出台和不断完善，历史学科命题的改革不断得以前进和深化。其中，关注史学研究新成果已经成为高考命题的常态。强调知识更新，试题设计和答案拟定不再拘泥于教材，无论史实的表述还是观点的分析都力求更科学，打破教材的“绝对权威”，这就为培养批判性思维营造了良好氛围。
批判性思维的要旨在于培养学生对事物、现象以及他人的看法进行理性的分析和判断的能力，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看法。杰弗里·帕廷顿在《历史教育的观念》一书中提到，“由于历史学习过程也是历史认识形成的过程，而任何认识的积极发展和避免僵化，重要的是要具有批判性，所以，批判性思维不是历史教育可有可无的一个目的或任务，而是历史教育的任务中基本的方面和特质。”[3]指明了批判性思维培养的重要性，但并不代表这一思维会自然习得。在历史教育中，“培养批判性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教学要使学生能够详细解释、理解并评论他们自己深层次的偏见和误解，因而鼓励学生发现并对他们自己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和以社会为中心的倾向提出疑问。只有我们有经验地对我们难免会有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和以社会为中心的思维习惯提出疑问，我们才能期望真正理解性地思考”[4]。这样，及时吸收学术研究的新成果，更新知识体系，克服教材滞后的弊病，既是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培养批判性思维的有效途径之一。在这方面，2018年的全国卷起了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客观题第25题、26题、30题、34题均是典型范例。以25题为例，在常用的几个版本的教材中，提及“藩镇割据”均是强调其负面影响，如削弱中央集权、导致社会动荡、唐朝日益衰败的原因之一，等等。然而，25题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恰好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藩镇割据”。2015年，李碧妍所著《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一书的出版，引发了学界对安史之乱及其衍生的地方政治问题的再讨论。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家意识到，各藩镇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边疆民族的动乱，同时，藩镇之间的彼此牵制也有利于避免藩镇的骄横和威胁中央，因此，“唐朝因藩镇割据而分裂，但又因藩镇的并峙均衡而维系中央政权，延续了比唐前期的完全统一时期更长的时间”[5]。
二、提倡创新性思维，为培养创新型人才服务
创新性思维是指打破固有的思维模式，从新的角度、新的方式去思考，得出不一样的并且具有创造性结论的思维模式。[6]在当今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科技文化日新月异，主要源于各个领域的创新。从宏观上讲，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从微观上讲，创新是衡量一个人才华高低、能力大小的尺度。具体到高考命题，一提及创新，有人就以为这是提高试题难度，故意为难学生，其实这是对创新的一种误读。事实上，创新性思维并不神秘，一般而言，高考历史试题的创新包括内容和形式的创新。20世纪90年代，针对旧式试题重复教材、表述照抄教材，答案是教材上现成字句的弊病，提出了“三新”的命题“模式”：采用新材料，设置新情境，提出新问题。“三新”为试题的创新开创了广阔的空间[7]。
题型是体现考试内容的重要形式，是考查学科素养的重要载体，因此，题型的变化创新成为了试题形式创新的关键。我们都知道，开放性试题已经成为全国卷体现创新性思维的一大“亮点”，自2011年一问世，就引起了大家热切的关注。正如王生老师所言，“从某种意义来说，开放性试题堪称高考试题的‘风向标’和‘晴雨表’”[8]。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了考试有一个标准答案，形成了固化的“标准答案思维”。这种僵化的“标准答案思维”对历史教学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一是强化了照本宣科的历史教学方法，二是强化了死记硬背的历史学习方法，三是使历史教师和学生的思维趋于僵化。[9]钱乘旦教授在《发生的是“过去”，写出来的是“历史”》一文中指出，“以为历史学可以提供‘唯一正确结论’的断言，就显得有些夸张。历史本身隐含着多种结论，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会看到不同的‘历史’。”[10]全国卷开放性试题要么不提供参考答案，要么仅提供参考示例，这就释放出一个信号，高考鼓励创造性思维和求异思维，允许考生有自己的观点。以2018年42题为例，考生可围绕“新航路开辟”、“早期殖民擴张”、“奴隶贸易”、“宗教改革”等四个历史现象中的任意一个展开。 除了题型创新之外，一般而言，试题情景创新是试题考查形式创新的又一重要方式。从这些年的考题来看，开放性试题不仅设问灵活多样，而且素材来源新颖丰富，如文献摘录、目录摘抄、图表、公式等均能入题，2018年全国卷继续沿袭这一优良传统，以《鲁滨逊漂流记》的相关情节为素材，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视域，丰富了历史研究的素材库，让学生明白，历史文献不仅包括官方记载，诗词歌赋、对联、儿歌、小说等也是史料的重要来源。通过多种历史材料创设新情景，设计新问题进行考查，不仅超越了传统试题中单纯考查学生知识记忆能力的窠臼，更符合《考试大纲》中提出的运用多种材料形式创设问题情景“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描述和阐释事物、论证和探讨问题的能力”的要求，而且使试题更具亲和力，充满人文气息和历史味。因此，命题者不断尝试用生动、典型的历史材料创设新的问题情境，进而实现考查形式的变化创新，其中彰显的创新性思维是难能可贵的。
三、关注发展性思维，为培养具有家国情怀、敢于担当的公民服务
发展性思维是指在动态环境下形成的动态思维结构，是一种具有开放性、动态性、综合性特点的思维方式。[11]斗转星移，日新月异，世界上没有不变化的事物，运动变化是事物的本质属性。坚持思维的发展性，就要在一定的时间、空间条件下分析和看待事物。反之，如果违反思维发展的观点，就会导致思维僵化，很难接受新鲜事物，必然落后于事物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因此，学习历史，服务现实，要合理运用时空观念。时空转换，时势也随之变化，这样，发展性思维为我们提供一双慧眼，帮助我们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参透历史，将对历史的认识延伸到自身发展、社会现实和国家兴衰的认识上。
高考试题既要符合国家课程标准的要求，更要为选拔德才兼备、符合时代需要的人才服务，所以，每道试题背后都蕴藏着命题者的深意。这深意，既不违背主干知识和必备关键能力的考查，更是彰显了时代变迁中的历史智慧。
例如第41题，从中国古代、晚清、改革开放新时期三个不同的时间点切入，探讨中国基层社会治理问题，这是考查发展性思维的好素材。2018年元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出台，在意见的诸多主张中，试题的命制者特别关注了其中一点，即“加强乡村基层基础工作，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高考大题向来注重呼应时代热点，并以其历史注脚来拓展或深化对该问题的认识，从而形成热点冷思考的格局，将高考试题本身构成某种历史担当。[12]正如克罗齐所说，“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辉照耀，将重新开口说话。”
结合相关学术研究我们了解到，乡约是宝贵的中华文化遗产。千百年来，中国人为了追求人与人之间能“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这样的理想境界，发展出这种乡治理论。中国最早的成文乡约，是陕西蓝田吕大钧（1031—1082）制定的《吕氏乡约》。到了明代，乡约的发展受到朝野的重视，许多名臣大儒和各级官员，留下很多乡治的经典。可以说，在当时中国的乡约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备的制度，它把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包括进来，如吃饭问题、教育问题、治安问题、社会风俗等。人们生老病死都由乡约组织，通过自治互助的办法来处理。清政府普遍推行的乡约，是一套僵化的宣讲制度，不再解决百姓的疾苦，不再涉及人民的实际生活，因而缺乏实效。民国时期，在政府推动的地方自治中，阎锡山的山西村政在当时成效最大，实行上有强制的一面，理论上是杂糅古今各制度，包括近代地方自治和古代的乡约、社仓、保甲、社学等。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保甲，也进行一些县级地方自治实验，成效普遍不佳。改革开放后，广西合寨村的村民，在生产队解体基层治理真空的情况下实行自治，选举成立村委会，议定村规民约，开启当代村民自治的先河。自1988年起，中国各地陆续开始试行《村委会组织法》。总之，乡约的产生和发展至今约有一千年了，并延续到当代。这是一个相当悠久的传统。这一题把视角聚焦在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为当下“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时代抉择作出了很好的历史注脚，可以说，这是透过“小切口”参悟“大时代”的范例，既有利于理解时代变迁中的历史智慧，又有利于培养具有家国情怀、敢于担当的公民，“格局不可谓不大”，“从而为社会热点构筑了厚重的历史认知”。[13]类似的题目还有28、29、33、35题等等。
历史命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宏观层面上，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教育发展水平和国际形势紧密联系;微观层面上，与教育理念、考试科目设置改革、中学教学改革、历史教材的现状和历史教师的素质等都有很大关系。高考年年进行，考生却年年不同。虽然高考命题一贯遵循“稳中有变”的原则，但在“放大镜”面前，还是存在如下几点瑕疵：
客观题设问趋于平淡，基于历史事实判断正误的选项过多，出现了“意欲考能力，实则考记忆”的情况，一定程度影响了试卷的难度与区分度。
核心考点重复考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试卷的效度。例如27（古代朝贡贸易）、28、30题（近代外交的变迁）都是围绕中国外交展开。
文史常识的考查与史学研究的新进展相悖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试题的信度。
因此，如何避免命题技术上失误，使历史试题更科学、更合理，彰显和发掘历史学科立德树人的功能和价值，命题专家和一线教师仍需要齐心协力、稳步推进高考命题改革。
【注释】
[1][2]姜钢：《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核心，深化高考考试内容改革》，《中國高等教育》2015年第2期。
[3]杰弗里·帕廷顿：《历史教育的观念》，第178页。转引自叶小兵：《论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历史思维能力》，《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4]Anthony E.Pattiz， "The Idea of History Teaching：Using Collingwood’s Idea of History to Promote Critical Thinking in the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room"，The History Teacher，February 2004，37（2）。转引自王正瀚：《从课例看美国中学历史课堂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历史教学》2014年第19期。
[5]李碧妍、仇鹿鸣：《安史之乱为何没有导致唐朝灭亡》，http：//cul.qq.com/a/20151121/016934.htm，浏览日期2018年9月6日。
[6]https：//baike.so.com/doc/9684721-10030954.html，浏览日期2018年9月6日。
[7]冯一下：《继续推进高考历史命题改革》，《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4年第10期。
[8]王生：《全国卷历史认证题考查特征的新变化》，《历史教学》2016年第13期。
[9]徐金超：《期待中学历史课程和教学的深度变革—2014年新课标全国卷41题教学启示》，《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14年第9期。
[10]钱乘旦：《发生的是“过去” 写出来的是“历史”——关于“历史”是什么》，《史学月刊》2013年第7期。
[11]王同裕：《运用发展性思维认知教辅图书的出版》，《中国出版》2012年第1期。
[12][13]瞿建湘：《无意苦争春，只有香如故——浅谈2018年高考全国一卷文科综合历史试题》，http：//www.zxls.com/Article/Class212/Class867/Class924/mspxzt/201806/20180610235935_421445.html，浏览日期2018年9月6日。
众所周知，高考是高校选拔评价人才的重要途径，涉及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每年高考结束，高考真题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考试的信度与效度都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就刚刚结束的2018年全国文综卷而言，整体上，立足主干知识，强调核心能力;突出家国情怀，体现价值引领;呼应时代主题，凸现学科特色。与往年相比，历史试题的素材、呈现形式和能力要求均体现出一定的延续性与稳定性，具体而言，为了落实立德树人的使命，试题又呈现出聚焦三大思维培育的典型特征。笔者试对此作一简要分析。
一、聚焦批判性思维，为培养坚持正确价值观的理性的人服务
由于教材是一定时期和一定人员对历史认知水平的反映，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它不可能随时与变化的形势和发展的历史科学保持完全的一致，也不可能与高考命题改革的发展保持完全同步，所以有段时期，一旦命题具体内容稍有偏离教材，就遭到“超纲”、“超本”的非议。近年来，随着高考历史学科《考试说明》的出台和不断完善，历史学科命题的改革不断得以前进和深化。其中，关注史学研究新成果已经成为高考命题的常态。强调知识更新，试题设计和答案拟定不再拘泥于教材，无论史实的表述还是观点的分析都力求更科学，打破教材的“绝对权威”，这就为培养批判性思维营造了良好氛围。
批判性思维的要旨在于培养学生对事物、现象以及他人的看法进行理性的分析和判断的能力，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看法。杰弗里·帕廷顿在《历史教育的观念》一书中提到，“由于历史学习过程也是历史认识形成的过程，而任何认识的积极发展和避免僵化，重要的是要具有批判性，所以，批判性思维不是历史教育可有可无的一个目的或任务，而是历史教育的任务中基本的方面和特质。”[3]指明了批判性思维培养的重要性，但并不代表这一思维会自然习得。在历史教育中，“培养批判性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教学要使学生能够详细解释、理解并评论他们自己深层次的偏见和误解，因而鼓励学生发现并对他们自己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和以社会为中心的倾向提出疑问。只有我们有经验地对我们难免会有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和以社会为中心的思维习惯提出疑问，我们才能期望真正理解性地思考”[4]。这样，及时吸收学术研究的新成果，更新知识体系，克服教材滞后的弊病，既是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培养批判性思维的有效途径之一。在这方面，2018年的全国卷起了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客观题第25题、26题、30题、34题均是典型范例。以25题为例，在常用的几个版本的教材中，提及“藩镇割据”均是强调其负面影响，如削弱中央集权、导致社会动荡、唐朝日益衰败的原因之一，等等。然而，25题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恰好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藩镇割据”。2015年，李碧妍所著《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一书的出版，引发了学界对安史之乱及其衍生的地方政治问题的再讨论。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家意识到，各藩镇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边疆民族的动乱，同时，藩镇之间的彼此牵制也有利于避免藩镇的骄横和威胁中央，因此，“唐朝因藩镇割据而分裂，但又因藩镇的并峙均衡而维系中央政权，延续了比唐前期的完全统一时期更长的时间”[5]。
二、提倡创新性思维，为培养创新型人才服务
创新性思维是指打破固有的思维模式，从新的角度、新的方式去思考，得出不一样的并且具有创造性结论的思维模式。[6]在当今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科技文化日新月异，主要源于各个领域的创新。从宏观上讲，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从微观上讲，创新是衡量一个人才华高低、能力大小的尺度。具体到高考命题，一提及创新，有人就以为这是提高试题难度，故意为难学生，其实这是对创新的一种误读。事实上，创新性思维并不神秘，一般而言，高考历史试题的创新包括内容和形式的创新。20世纪90年代，针对旧式试题重复教材、表述照抄教材，答案是教材上现成字句的弊病，提出了“三新”的命题“模式”：采用新材料，设置新情境，提出新问题。“三新”为试题的创新开创了广阔的空间[7]。
题型是体现考试内容的重要形式，是考查学科素养的重要载体，因此，题型的变化创新成为了试题形式创新的关键。我们都知道，开放性试题已经成为全国卷体现创新性思维的一大“亮点”，自2011年一问世，就引起了大家热切的关注。正如王生老师所言，“从某种意义来说，开放性试题堪称高考试题的‘风向标’和‘晴雨表’”[8]。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了考试有一个标准答案，形成了固化的“标准答案思维”。这种僵化的“标准答案思维”对历史教学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一是强化了照本宣科的历史教学方法，二是强化了死记硬背的历史学习方法，三是使历史教师和学生的思维趋于僵化。[9]钱乘旦教授在《发生的是“过去”，写出来的是“历史”》一文中指出，“以为历史学可以提供‘唯一正确结论’的断言，就显得有些夸张。历史本身隐含着多种结论，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会看到不同的‘历史’。”[10]全国卷开放性试题要么不提供参考答案，要么仅提供参考示例，这就释放出一个信号，高考鼓励创造性思维和求异思维，允许考生有自己的观点。以2018年42题为例，考生可围绕“新航路开辟”、“早期殖民擴张”、“奴隶贸易”、“宗教改革”等四个历史现象中的任意一个展开。 除了题型创新之外，一般而言，试题情景创新是试题考查形式创新的又一重要方式。从这些年的考题来看，开放性试题不仅设问灵活多样，而且素材来源新颖丰富，如文献摘录、目录摘抄、图表、公式等均能入题，2018年全国卷继续沿袭这一优良传统，以《鲁滨逊漂流记》的相关情节为素材，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视域，丰富了历史研究的素材库，让学生明白，历史文献不仅包括官方记载，诗词歌赋、对联、儿歌、小说等也是史料的重要来源。通过多种历史材料创设新情景，设计新问题进行考查，不仅超越了传统试题中单纯考查学生知识记忆能力的窠臼，更符合《考试大纲》中提出的运用多种材料形式创设问题情景“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描述和阐释事物、论证和探讨问题的能力”的要求，而且使试题更具亲和力，充满人文气息和历史味。因此，命题者不断尝试用生动、典型的历史材料创设新的问题情境，进而实现考查形式的变化创新，其中彰显的创新性思维是难能可贵的。
三、关注发展性思维，为培养具有家国情怀、敢于担当的公民服务
发展性思维是指在动态环境下形成的动态思维结构，是一种具有开放性、动态性、综合性特点的思维方式。[11]斗转星移，日新月异，世界上没有不变化的事物，运动变化是事物的本质属性。坚持思维的发展性，就要在一定的时间、空间条件下分析和看待事物。反之，如果违反思维发展的观点，就会导致思维僵化，很难接受新鲜事物，必然落后于事物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因此，学习历史，服务现实，要合理运用时空观念。时空转换，时势也随之变化，这样，发展性思维为我们提供一双慧眼，帮助我们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参透历史，将对历史的认识延伸到自身发展、社会现实和国家兴衰的认识上。
高考试题既要符合国家课程标准的要求，更要为选拔德才兼备、符合时代需要的人才服务，所以，每道试题背后都蕴藏着命题者的深意。这深意，既不违背主干知识和必备关键能力的考查，更是彰显了时代变迁中的历史智慧。
例如第41题，从中国古代、晚清、改革开放新时期三个不同的时间点切入，探讨中国基层社会治理问题，这是考查发展性思维的好素材。2018年元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出台，在意见的诸多主张中，试题的命制者特别关注了其中一点，即“加强乡村基层基础工作，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高考大题向来注重呼应时代热点，并以其历史注脚来拓展或深化对该问题的认识，从而形成热点冷思考的格局，将高考试题本身构成某种历史担当。[12]正如克罗齐所说，“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辉照耀，将重新开口说话。”
结合相关学术研究我们了解到，乡约是宝贵的中华文化遗产。千百年来，中国人为了追求人与人之间能“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这样的理想境界，发展出这种乡治理论。中国最早的成文乡约，是陕西蓝田吕大钧（1031—1082）制定的《吕氏乡约》。到了明代，乡约的发展受到朝野的重视，许多名臣大儒和各级官员，留下很多乡治的经典。可以说，在当时中国的乡约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备的制度，它把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包括进来，如吃饭问题、教育问题、治安问题、社会风俗等。人们生老病死都由乡约组织，通过自治互助的办法来处理。清政府普遍推行的乡约，是一套僵化的宣讲制度，不再解决百姓的疾苦，不再涉及人民的实际生活，因而缺乏实效。民国时期，在政府推动的地方自治中，阎锡山的山西村政在当时成效最大，实行上有强制的一面，理论上是杂糅古今各制度，包括近代地方自治和古代的乡约、社仓、保甲、社学等。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保甲，也进行一些县级地方自治实验，成效普遍不佳。改革开放后，广西合寨村的村民，在生产队解体基层治理真空的情况下实行自治，选举成立村委会，议定村规民约，开启当代村民自治的先河。自1988年起，中国各地陆续开始试行《村委会组织法》。总之，乡约的产生和发展至今约有一千年了，并延续到当代。这是一个相当悠久的传统。这一题把视角聚焦在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为当下“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时代抉择作出了很好的历史注脚，可以说，这是透过“小切口”参悟“大时代”的范例，既有利于理解时代变迁中的历史智慧，又有利于培养具有家国情怀、敢于担当的公民，“格局不可谓不大”，“从而为社会热点构筑了厚重的历史认知”。[13]类似的题目还有28、29、33、35题等等。
历史命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宏观层面上，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教育发展水平和国际形势紧密联系;微观层面上，与教育理念、考试科目设置改革、中学教学改革、历史教材的现状和历史教师的素质等都有很大关系。高考年年进行，考生却年年不同。虽然高考命题一贯遵循“稳中有变”的原则，但在“放大镜”面前，还是存在如下几点瑕疵：
客观题设问趋于平淡，基于历史事实判断正误的选项过多，出现了“意欲考能力，实则考记忆”的情况，一定程度影响了试卷的难度与区分度。
核心考点重复考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试卷的效度。例如27（古代朝贡贸易）、28、30题（近代外交的变迁）都是围绕中国外交展开。
文史常识的考查与史学研究的新进展相悖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试题的信度。
因此，如何避免命题技术上失误，使历史试题更科学、更合理，彰显和发掘历史学科立德树人的功能和价值，命题专家和一线教师仍需要齐心协力、稳步推进高考命题改革。
【注释】
[1][2]姜钢：《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核心，深化高考考试内容改革》，《中國高等教育》2015年第2期。
[3]杰弗里·帕廷顿：《历史教育的观念》，第178页。转引自叶小兵：《论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历史思维能力》，《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4]Anthony E.Pattiz， "The Idea of History Teaching：Using Collingwood’s Idea of History to Promote Critical Thinking in the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room"，The History Teacher，February 2004，37（2）。转引自王正瀚：《从课例看美国中学历史课堂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历史教学》2014年第19期。
[5]李碧妍、仇鹿鸣：《安史之乱为何没有导致唐朝灭亡》，http：//cul.qq.com/a/20151121/016934.htm，浏览日期2018年9月6日。
[6]https：//baike.so.com/doc/9684721-10030954.html，浏览日期2018年9月6日。
[7]冯一下：《继续推进高考历史命题改革》，《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4年第10期。
[8]王生：《全国卷历史认证题考查特征的新变化》，《历史教学》2016年第13期。
[9]徐金超：《期待中学历史课程和教学的深度变革—2014年新课标全国卷41题教学启示》，《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14年第9期。
[10]钱乘旦：《发生的是“过去” 写出来的是“历史”——关于“历史”是什么》，《史学月刊》2013年第7期。
[11]王同裕：《运用发展性思维认知教辅图书的出版》，《中国出版》2012年第1期。
[12][13]瞿建湘：《无意苦争春，只有香如故——浅谈2018年高考全国一卷文科综合历史试题》，http：//www.zxls.com/Article/Class212/Class867/Class924/mspxzt/201806/20180610235935_421445.html，浏览日期2018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