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去多日，市场上，蔬菜的价格仍旧停留在节日的价签上。1月CPI出乎意料，达到4.5%，食品价格同比涨10.5%，蔬菜价格涨幅更高达23.0%。到了2月，两三元一个的西红柿，一两元一根的黄瓜，显示出虽没有了节日的加价因素，消费者还在为其他因素多付费。好在几十年不遇的寒冬适时给出了解释，帮消费者平息了物价焦虑。可若把目光投向玉米和稻米等和冬日无缘的农作物，就会预感到物价的逻辑并不是这样的单线条。
　　截至2月10日当周，大连商品交易所的玉米期货已经上涨了两个半月，九周上涨，只一周调整，涨势可谓凌厉。价格则从2160元/吨涨至2380元/吨，又恢复到入冬前的高价位。多年来难得的风调雨顺，成就了去年的粮食大丰收，全国粮食总产超过5.7亿吨，增幅4.5%。粮食供给天平发生实质性变化，粮价于是开始调整。始自去年9月，玉米、小麦和稻米经历了为期两个月的熊市，其中尤以小麦跌势最狠，跌幅近14%。可在12月后，一轮反弹却令玉米和稻米涨了10%以上，不仅失地尽收，稻米甚至创出了晚稻收获后的新高。一次多年少有的粮食供求翻转，却只改变了三大主粮两个月的走势，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玉米和稻米价格恢复之快之彻底，其中隐含了物价易涨难降的深层次逻辑。我国粮食供求，历来有“紧平衡”之说，而“紧平衡”的“紧”处不是来自需求，而是供给。正因为此，2010年我国进口的粮食总量达9500万吨，占到了总需求的17%，其中157万吨玉米进口量是2009年的近20倍。有了这个背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011年我国玉米同比增产8.2%，达到1.92亿吨后，国内玉米库存仍不充裕，而国际玉米库存为近40年最低。并且，全球粮食供求也是“紧平衡”，近25年来，全球谷物年均增长1.16%，人口年均增长1.46%，谷物增长速度明显低于人口增长速度。在这个大背景下，我国任何一次粮食丰收，都难以构成供求关系的实质性改善。甚至2008年当年增长率达到5.4%后，2009年我们的谷物进口出现了由净出口到净进口的戏剧性转折。
　　如果说，农产品价格大涨小回的大趋势已定，但通常，从农产品播种到收获有“大小年”周期，即便生长期短如蔬菜，也难在两个月内趋势逆转。1月份，农业部发布的全国“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200.4，首度突破200点大关，意味着这一基期设定在2000年的指数历经11年价格翻番。而去年通胀形势最为严峻的9月，“菜篮子”价格曾摸高到199.8点，但秋收后，农产品价格迅速退潮，11月探底至182.9点。农产品价格快速逆转的背后，蕴藏的逻辑已非供求的简单逻辑可以解释了。节庆时节消费品价格高于平时，历来如此；龙年的春节来得早，进一步缩短了价格涨落的周期。可即使拿今年的节庆消费高峰数据和去年春节比较，仍能发现不寻常的现象。1月份通胀的环比增长率为1.5%，同样为“春节月”，2011年2月份的环比通胀率为1.2%，2010年的2月同样为1.2%，2009年1月为0.9%。也只有2008年，一个冷冬，加上石油价格带动能源价格飞涨，那年的春节月CPI环比增长达到2.6%。可今年1月，冬天虽冷，CPI超预期的同时PPI却创下了26个月新低，环比更是下降的。
　　原材料价格处于低位，消费者终端价格却高企，合理的解释是需求拉动。按统计局的数据，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2.4万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4%，虽比2010年的增幅高，但物价，尤其是食品价格上涨的玄机却不在此。问题的关键是，随着劳动力由无限供给状态转向匮乏，低端劳动人口的收入快速上升，有了足够的消费能力。2011年农民的收入涨幅已经是第二年超过城市，实际增长幅度达11.4%，远超城镇居民。一度扩大到3.33比1的城乡收入比降低到3.13比1。值得一提的另一因素则是去年10月开始执行的个税调整，龙年春节是中低收入者因之获益后的第一个重要消费季。
　　农产品价格的高涨提高了农民收入，增强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可最终这种消费能力却被肉禽和蔬菜等节日餐桌上的必需品消耗掉。随着低收入者的收入改善，更多商品将成为刚性必需品。这便是物价警报长鸣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