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卫星城:阶段、类型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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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了工业发展的需要,20世纪50年代末上海开始了卫星城的建设。总体而言,卫星城的发展伴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型,建设日趋完善,功能特征愈加明显。通过总结不同时期上海卫星城的不同阶段特征,理顺卫星城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为今天上海新一轮城市规划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上海卫星城;阶段;类型;特征
  [中图分类号] F2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12-0029-03
  20世纪50年代,随着我国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城市问题凸显。为实现功能重组,大城市逐渐由单核同心圆的发展模式向多核多极型的发展模式转变,并在周边相继建设了一批卫星城镇,如上海的闵行、嘉定等等。上海卫星城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和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上海卫星城的启动与初建阶段。1956年,上海市规划建筑管理局根据“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建设方针,编制了《上海市1956—1967年近期规划草图》,提出了开辟近郊工业用地和远郊卫星城的构想。同年10月,市长办公会议在听取了规划建筑管理局的汇报后决定首先集中发展闵行卫星城镇,这也是第一次将卫星城的建设提上市政府的议事日程。到了1957年12月,上海市一届二次党代会正式作出了“在上海周围建立卫星城镇,分散一部分工业企业、减少市区人口过分集中”的决定,卫星城的建设由此开始。[1]对于这段时期内的卫星城建设,上海主要规划和建设了闵行、嘉定、安亭、松江、吴泾五个卫星城,到了1972年因建设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的需要又规划了金山卫,1978年为建大型钢铁基地规划了吴淞。在这些卫星城中,闵行以机电工业为主,嘉定以科学单位为主。安亭是以机电工业为主,松江是以轻工业为主的综合性工业卫星城,吴泾以设立煤炭综合利用企业为主,金山卫以石油化工为主,吴淞以钢铁为主,这也看出上海卫星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功能分工各有特色,避免了无序发展。
  (二)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上海卫星城的进一步发展阶段。80年代之后,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城市规划热潮。此次城市规划,主要是围绕新一轮的城市功能定位,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卫星城的职能,更大地发挥卫星城的作用。1982年,上海开始编制《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该方案于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根据国务院的批复,上海城市性质、功能定位为:“上海是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也是我国最大的港口和重要的经济、科技、贸易、信息、文化中心,应当更好地为全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2]在城市布局方面,规划方案强调“形成以中心城、卫星城、郊县小城镇和农村集镇四个层次组成的层次分明,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以中心城为主体,通过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及快速有轨交通等把吴淞、嘉定、安亭、松江、吴泾、闵行、金山等7个卫星城和主要小城镇以及邻省主要城市联系起来,呈指状形发展”。[3]由此可以看出,这份规划强化了市区与卫星城之间的联系,通过便捷的交通联系在一起,更好地发挥卫星城的功能。
  (三)21世纪以来,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1992年,上海市开始编制《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2001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了这一规划。这一规划从指导思想上提出要“体现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功能要求,合理安排城市的空间布局、生产力布局、人口分布及基础设施建设”。为体现城乡一体,协调发展,在城市布局上提出要形成“多轴、多层、多核”的市域空间布局结构。“多轴”由沪宁发展轴、沪杭发展轴、滨江沿海发展轴组成,也是长江三角洲城市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层”指中心城、新城、中心镇、一般镇所构成的市域城镇体系及中心村五个层次;“多核”主要由中心城和11个新城组成。该规划包括了一个中心镇,11个新城,22个中心镇和80个一般镇。2001年,上海市政府印发《关于上海市促进城镇发展的试点意见》,明确了“十五”期间重点发展“一城九镇”,即:松江新城,以及朱家角、安亭、高桥、浦江等九个中心镇。[4]到了2006年,在“十一五”规划中,上海又提出了“1966”四级城乡体系,即1个中心城:上海市外环线以内的600平方公里左右区域内;9个新城:宝山、嘉定、青浦、松江、闵行、奉贤南桥、金山、临港新城、崇明城桥;60个左右新市镇;600个左右中心村。这一“梯级分布的新体系打破郊区发展与中心城区对立的概念,新城和新市镇通过建立完善的服务体系,将承担疏解中心城区人口的功能,同时聚集新的产业,形成带动区域发展的规模化城市地区”。[5]
  (一)工业卫星城。工业卫星城是为了工业发展需要,将一部分工厂企业搬迁至卫星城,或者在卫星城新建一部分厂,以此发展工业。上海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第一代卫星城基本属于这种类型,有的卫星城建设还成效显著。当时位于闵行的上海电机厂、重型机器厂、汽轮机厂等试制成功的产品曾填补了国内许多科学技术史上的空白,一度成为中国重工业发展的象征。工业卫星城的建设,从长远来看,也带动了一批工业的兴起。如安亭卫星城,在建设初期就因制造出“上海牌”轿车声名远扬,形成“南上海,北红旗”的格局,为安亭迈向国际汽车城埋下了伏笔。在汽车工业发展的基础上,2001年,上海市正式做出了打造安亭国际汽车城的计划。因此,对于第一代工业卫星城,其历史地位和作用不能因其存在的不足而“一叶障目”,予以否定。
  (二)科学卫星城。科学卫星城,是为了发展科学技术,打造科研“硅谷”而建立的卫星城镇,突出表现为上海嘉定科学城。当时迁入嘉定的科研单位有上海原子核研究所、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上海冶金研究所中试部、机械电子工业部第三十二研究所等等。在科学研究方面,嘉定科学城科研成果比较显著,1963~1987年,嘉定科学城累计获奖项目共486个。其中获国际级奖3个,占0.62%;获国家级奖116个,占23.87%;获中央院、部、委、办级奖210个,占43.21%;获上海市级奖157个,占32.30%。[6]对于科学城内的这些科研单位,一个特点就是直接服务于国家科研的需要,不归地方政府管辖。   (三)综合型的卫星新城。面对市区的日益拥挤,为了疏散城市人口和产业,本世纪初上海开始了新城建设。新城的突出特征是摆脱了单一功能,试图打造成为上海的次中心。因此,新城在建设过程中,除了规划便捷的交通,大型超市、办公设施也相继建设。总体而言,新城已经具备了餐饮、购物等消费功能,商务功能也具备雏形。除此,如松江新城建起了大学城,集聚了部分高等院校。由此反映出新城在建设过程中已经初具规模,正日益成为集生活、办公、教育于一体的新型城镇。对此,有研究者发现:2000—2010年这10年间,郊区人口共增加655.53万人,占整个上海人口增长总量的99.61%。[7]这也反映出上海人口增长开始向郊区偏移,郊区聚集了大量增长人口,分担市区人口压力的功能明显。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卫星城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提高国家的工业化基础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点所在,卫星城的建设也要服务于国家这个大局。从过程来讲,计划经济下政府统一调配社会资源,集中了社会力量从事卫星城的建设,而且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成就。如“闵行一条街”(今江川路),十万建设大军只用短短的78天就建成了柏油大道,盖起了沿街的13座大楼。[8]正是得力于计划经济下政府能够集中社会力量,才使得卫星城的建设全面展开。但是,在这种模式下,卫星城建设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卫星城的建设过于集中,五个卫星城同时建设,力量的分散,“以致缺乏足够的资源支撑,投资和建设力量不足,使得许多建设设想和规划没有能够得到实现”。[9]除此,卫星城还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规划和建设中的重生产、轻生活倾向始终存在。因而使得卫星城的生活设施总体水准不高”。[10]从配套设施上来讲,工厂企业建设较快,而职工宿舍、生活设施等建设速度要落后的多。以当时的安亭为例,工厂在迁入安亭之后,1960年只建设住宅四幢,分配给上海汽车制造厂、无线电专用机械厂、仪表元件厂、上海阀门厂等单位使用。住房的紧缺,致使很大一部分职工住厂内宿舍、租住私房及临时住在车间、办公室等。[11]
  (二)改革开放初期卫星城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卫星城分担母城的作用进一步明显,一定程度上缓解着母城压力。同时,卫星城产业的带动力明显增强。如位于吴淞卫星城的宝钢,从1978年2月开始勘查建设,1985年一期工程建成投产,形成了年产钢300万吨的生产能力。同时,宝钢生活区面积达121公顷,建有职工住宅近100万平方米,公共建筑15万平方米,公共设施完备,且具有当时上海的先进水准。[12]这时期,卫星城面临的问题仍然表现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相对落后。据同济大学1985年对上海部分卫星城做的抽样调查,卫星城居民普遍对商业服务和交通设施表示不满,其中对菜场和出租汽车最为不满,比较不满意的是火车站和饮食店,此外对医疗体育设施的质量和数量也颇为不满。[13]卫星城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使得大量职工仍然在市区居住,家属及其子女仍然在市区工作、上学等等,卫星城疏散市区工业和人口的目标并没有效实现。
  (三)新世纪新城的特点。2000年以来,上海进行了新一轮的城市总体规划。此次规划,是在面临交通拥堵、城市环境恶化、人口增加等城市问题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城市规划,不仅顾及主城区人口的疏散,更是考虑到周边卫星城镇的可持续发展。从新世纪规划来看,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注重主城区这个中心的前提下,发展多个区域中心,构建多层次的城镇体系。当然,这种发展模式的出台,与当前城市过度膨胀,城市发展面临拥挤等各种问题有关,但这不仅仅是在向外围疏散人口,更是希望通过外围区域的不断发展,提高吸引力,改善生活设施,增加就业岗位。因此,新时期卫星城镇的发展,充分借鉴了以往卫星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试图建设宜居城市。但也有研究者认为,新城“人口密度过低,过于稀疏的建筑、过宽的马路、过多的广场绿地,使部分新城的空间形态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其结果是教育、医疗设施,商业、文化和公交配套服务短缺”。[14]缺乏高效便捷的交通,公共服务不到位、产业支撑不足等等,造成新城的吸引力不足,功能还未能完全发挥出来。突破新城发展的制约障碍,还在于住宅、工作岗位、配套基础设施的有效跟进,使新城能够吸引人,留得住人。
  自第一代卫星城建设以来,上海对城市的认识不断加深,城市规划也臻于成熟和完善。合理、有序的城市规划,最根本的还在于做到以人为本,实现人与城市的良好互动。新世纪以来的多层次的规划体系,从其理念上来讲,已经认识到了通过卫星城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与提升,促进新城的健康发展。但也不可否认新城在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何在建设管理层面解决郊区新城面临的问题,成功实现人口向郊区转移,仍然在考验着城市规划与建设者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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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口述者:胡铨,闵行饭店首任经理.采访者:陆世莘、赵凤欣、包树芳.时间:201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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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赵凤欣系上海金融学院教师,李如瓛系上海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刘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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