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小说《第七天》终于在千呼万唤声中出版了。刚一出版，它便成为了文学界一大热点，评论界对此作反应各有不同。有评论家赞赏余华有“对现实的责任和担当精神”，“直面现实的勇气和责任感值得尊敬”（王杨，《余华〈第七天〉引发探讨：小说如何深度表现当代中国》［N］，《文艺报》2013.7.19（1））；有的则认为“以死写生，用阴间乌托邦世界的美好来比照现实并对荒诞绝望的现实予以批判否定，是余华小说创作中一次有意义的超越性的前行”（王达敏，《一部关于平等的小说--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J］，《扬子江评论》2013（4））；有的则认为“中国小说家有写作野心，但没有写作胆量”（石华鹏，《替余华〈第七天〉辩--兼与郜元宝教授商榷》[N]，《文学报》2013.7.5（18）），是《第七天》改变了这种不足。有人则批评其内容为“新闻串串烧”；有的批评家认为“与卡夫卡《变形记》对比，徒有其表的荒诞”（曾于里，《徒有一个“荒诞”的空壳》［N］，《文学报》2013.7.25（19）），有的批评他“刻意的荒诞和绝望也是一种媚俗”（雷洪，《刻意的荒诞和绝望也是一种媚俗--也谈余华的〈第七天〉》［N］，《文学报》2013.9.5（22））。这些评论都不外乎聚焦于文本的思想性与文学性上。在笔者看来，正如余华所说“我是把现实世界作为倒影来写的，其实我的重点不在现实世界，是在死亡的世界”（以下余华的话语均出自2013年7月3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和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研讨会，下文将不一一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