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885年,一位名叫卡尔·本茨的德国工程师在历经失败与挫折之后,终于成功地制造出了体积小、力量大的汽油发动机,并试验将其安装到一辆自己设计的三轮车上。这样,世界第一辆采用汽油发动机的汽车问世了。卡尔·本茨欣喜若狂地给这辆汽车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奔驰1号”。
1886年1月29日,德国皇家专利局向卡尔·本茨颁发了号码为NO37435、类别属于空气及气态动力机械类、专利名为气态发动机车的证书。这是世界上第一份汽车专利证书,这一天被后人公认为世界汽油发动机汽车的诞生日。
“奔驰1号”汽车的成功,表明汽车的发明和研制开始走向实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世界各国汽车研究者的士气,西方各工业国家随之纷纷开始投入资金和技术研制汽车。当时,位于东方的中国,封闭的大门刚刚被帝国主义的军舰和重炮轰开,沦陷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清政府风雨飘摇,百姓民不聊生,根本顾不上对先进技术的研究。然而,在汽车问世16年之后,还是在中国大地出现了。
“奥兹”亮相上海滩
1901年冬天,一位名叫李恩时的匈牙利商人,将两辆敞篷轿车从海关带进了上海。由于负责车辆管理的人谁也没有见过汽车,因此说不清楚汽车属于何类物品。所以,他们还专门开会研究,如何给李恩时的车子颁发牌照。最后决定“给予临时牌照,暂时列入马车之列,每月征税2块大洋”。
那时,谁也不会意识到,李恩时此举会成为中国汽车历史的开端。
李恩时这两辆敞篷轿车还是蛮不错的,它们均为当时美国生产的“奥兹”牌轿车。车身是黑色木制的,车轮也是木制的,外面包有实心橡胶轮胎,还装有煤油灯和手按喇叭,特意加装车顶后,外表和马车十分相似。
李恩时将轿车开到上海的大街上时,这种会发出巨大轰鸣声、跑得比马车还快的机器“马车”使市民们惊愕不已。美国人霍塞在他的《出卖上海滩》一书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形:“中国人看见这种车子,都很害怕,遇到它时都远远地逃开,把它视为了‘怪物’。后来,人们对它了解以后,又都喜欢上了它,它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观赏的人。”
协办国际汽车赛事
别看汽车在我国亮相的时间比较晚,可我国却早在100多年前就是协办国际汽车比赛的国家之一。
1907年3月,法国驻华公使巴斯德在致清政府外务部的照会中称:巴黎汽车联合会拟从中国北京至法国巴黎举行汽车拉力赛,大约于6月中旬自北京起程,请于中国境内垂情相助。
此次汽车拉力赛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但由于中国首次破天荒地参与汽车拉力赛,境内路途坎坷,惟恐发生乱子。3月27日,外务部在致民政部的咨文中特别指出:汽车驶行急速,难以保护周全,其参赛之车以8辆为定数,在中国境内不论发生何等危险,中国政府一概不担责任,汽车经过各处,如有伤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之处,应由巴黎汽车联合会负责赔偿。
“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由法国巴黎的拉马丁报社主办。参赛车用轮船从海上运抵上海、天津,再到北京。一开始报名时,要求参加本次比赛的选手非常多,最后只有5名选手参加了比赛,主要原因是路途遥远,费用高昂。
在参加比赛的5名选手中,来自意大利的伯格斯亲王是一位显赫的人物,他出生在意大利的一个古老贵族世家,先祖曾经娶拿破仑的妹妹波琳娜为妻子。他本人酷爱旅游探险,1900年时就独自完成了穿越波斯、中亚和西伯利亚的行动。
1907年6月10日8时,5辆从国外飘洋过海运到中国的汽车,在一大群看热闹的中国人诧异和漠然的目光注视中,轰鸣着从北京城的使馆区出发,走东交民巷,出德胜门。因为参赛选手中有意大利的伯格斯亲王,意大利驻华公使馆十分重视,特意派出武装卫队,一直护送到张家口。车队按照预定行车路线,出中国长城,经张家口,过蒙古,进入西伯利亚、乌拉尔,横跨波兰、德国,然后抵达巴黎。
由于赛程沿途基本上都是坎坷不平的土路,赛车无法开得很快,加上发动机总是过热,车手们不得不经常停下来,到附近的村庄里找水。在路上,马掌上掉下的铁钉常常扎破赛车的轮胎,这让车手们苦不堪言。
为了能够正常比赛,意大利亲王伯格斯甚至使用上了事先由中国木匠制作的木制车轮。由于路途遥远,经过的地方多,接触的新奇事情也多。当车手们穿越长城来到蒙古大草原后,遥遥领先的伯格斯却突然迷失了方向,他驾驶的赛车好不容易到了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却又被清政府驻当地的总督给拦了下来。原来,这位总督大人看上了汽车这个玩意,非要伯格斯开车拉着他去草原兜风不可,无论伯格斯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伯格斯没有办法,哭笑不得,只好带着总督大人去草原过足了瘾,之后才被获准放行,继续参加比赛。
经过两个多月时间的折腾,约17000公里的奔波和角逐,8月20日,意大利亲王伯格斯开着那辆40马力的、菲亚特汽车公司生产的“意塔拉”牌汽车,第一个抵达目的地巴黎。
在插有法国和意大利国旗的车辆引导下,伯格斯的车跟在后边缓慢地行进,接受巴黎市民的热烈欢呼,乐队不停地演奏着意大利的国歌,热情奔放的巴黎姑娘将大把大把的花瓣抛撒向了伯格斯。
两三个星期后,其他4名车手也陆续到达巴黎,他们同样获得了巴黎市民的欢迎。
值得一提的是,汽车拉力赛随行记者巴兹尼用手中的相机,捕捉到了一幅幅具有历史意义的珍贵照片。巴兹尼高超的摄影水平为后人直观了解这次汽车拉力赛的情形,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
伯格斯亲王载誉回到祖国时,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罗马城内的庆祝活动持续了好几天。他在这次比赛中驾驶的汽车成了“国宝”,被郑重地陈列在都灵的汽车博物馆内,成为了意大利人的骄傲。
马路上跑起了出租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轿车的价格居高不下,好一点的要上万块大洋,一般的也要七八千块大洋,除了少数达官贵人,没有谁能买得起。这样一来,那些远涉重洋而来的汽车,大多都躺在仓库里边“睡大觉”。为了盘活资金,一些经营汽车买卖的外国商人就打起了汽车租赁的主意。地处上海市四川路97号的美商环球供应公司,率先在卖车的同时,搞起了汽车租赁的业务。
那时,我国的国民还没有形成坐汽车出行的风气,加上租赁的价格昂贵,每小时收费4块多大洋,几乎相当于一个学徒工1个月的薪水,所以来租车的中国人很少,前来租车的大多是洋人。
几乎与此同时,出租车在我国出现了。1908年,一位只有一辆“奥佛兰”轿车的英国商人,在上海的南京路开设了一家亨茂出租车行。接着,又有几家洋人开的汽车专卖店,在卖车的同时也做起了出租车的业务。这些专营或半专营的出租车公司,主要为那些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侨民和来往上海的外国商人,特别是外轮的水手们服务。按照当时的政府规定,每辆出租车每季度要交15两银子的税金。
1920年,在上海一家洋人开办的大饭店里当差的华人周祥生,发现住在这里的洋人来去都喜欢乘坐轿车,而仅有的那几家洋人开的出租车公司常常应接不暇。他心里暗暗琢磨:经营出租车既然这么赚钱,中国人为啥不自己搞一个出租车公司呢?于是,他想方设法从银行贷款,购买了一辆旧的“雪佛兰”牌轿车,也搞起了出租业务。于是,由中国人经营的第一辆出租车就诞生了。
周祥生是浙江省定海人,幼时读过3年的私塾。1907年,刚满13岁的他,就拿着一把雨伞和一个装着几件换洗衣服的包袱,从老家来到上海谋生。经过在洋人开办的饭店里10多年的摸爬滚打,他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掌握了一定的经营管理知识。
一开始,他主要是在码头附近招揽低档酒吧里那些常来常往的外国水手,结果生意出奇地好,开张没有多久便捞回了本钱,还清了贷款。于是,周祥生决心大干一场。两年后,他又贷款买进了4辆轿车,并且挂出了“祥生汽车行”的招牌。
由于他讲信用,经营得法,银行都乐意和他打交道。这样一来,他的事业如日中天。到了1931年,这家由中国人开办的出租车行,已经拥有了12辆轿车,在上海的北京路正式成立了“祥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接着,周祥生抓住机遇,通过美国美通洋行贷款,一次性购买了100辆“雪佛兰”牌轿车,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至1936年,祥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在上海设立了22处分行、50多处特约叫车点,出租车总数达到270辆,有职工637名,其中司机362名,规模超过了上海滩所有中国人和外国人办的出租车公司,成为了出租车行业的龙头。
继上海之后,北京、天津、广州和青岛等大中城市,也陆续出现了出租车公司。
孙中山呼唤建立民族汽车工业
孙中山先生是第一位呼唤建立民族汽车工业的人。他在《建国方略》中这样写道:“自动车为近时所发明,乃急速行动所必要”,“最初用小规模,后逐渐扩张,以供四万万人之需要。所造之车当合于各种用途,为农用车、工用车、商用车、旅行用车、运输用车等。此一切车以大规模制造,实可较今更廉,欲用者皆可得之。”
他还明确提出了发展汽车、建造公路、建立汽车工厂的设想,欲借外国资本以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孙中山先生曾经用英文致信亨利·福特先生,其内容如下:
亲爱的福特先生:
由信使NgJimnKai得知,阁下在近期有望出访中国。如能成行,本人将欣然在华南迎接阁下。一般而言,中国的知识、能量和财富大多集中在中国的南方。
我了解并曾拜读过阁下在美国的惊人之作。您可在中国以更盛大的规模成就同样的事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您在美国的事业更具有个人色彩,而在中国,您将有机会以一个新工业体系的形式表达和实现您的思想和理想。
我认为中国如果始终处于经济上不发达的状态,如果始终是大国在国际纷争中的牺牲品,那么,下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可能就是中国。因此,欧洲的停战协议刚一签署,我就着手拟定了中国的国际开发计划,以期在1919年的和会上得到列强的考虑。在我的《中国的国际开发》一书中已对该计划作了构想。此书已由普特曼父子公司于1921年在上海和1922年在纽约出版。
我现在认识到,如果将主要希望寄托在列强的现政府身上,那大概是要碰壁的。依我看来,可以在您这样富有生气的实干家身上,寄托更大的希望。这就是我诚邀您访问华南的原因,您可以借此对中国的发展做第一手的研究,而这无疑是20世纪大问题之一。
您诚挚的
中华民国大总统:孙逸仙
1924年6月12日于广州
孙中山先生的这封信,现珍藏于美国的亨利·福特博物馆内。亨利·福特先生显然是收到了这封信,但是不知何故,他没有来中国。
1924年,上海市新闸路口一座建筑的大门口,挂出了“中华汽车专科学校”的牌子,这是我国第一所汽车专科学校。该校设施比较齐备,除了宽敞明亮的教室外,还有汽车实验室、实习车间、测试设备和实验汽车等。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汽车专科学校更名为交通辎重学校,主要培养坦克制造和汽车维护保养方面的人才,而且在学校内设立了一个研究所,还从上海云飞汽车公司和祥生汽车公司购买了100多辆旧汽车作为实验教学用。
山西军阀阎锡山早在1922年就下令在自己的军工厂内附设一个汽车修理厂,前前后后捣鼓了好几年,终于在1932年仿造美国的一辆1.5吨小货车,生产出了一款载重量为2吨、平均时速为30公里、名为“山西”牌的小货车。
该车的样车曾经在太原市的繁华街头展览,得意洋洋的阎锡山特别奖赏了试制有功的姜寿亭等人,发给每人1000块大洋。由于该车大部分系手工制造,用时比较长,造价很高,所以后来没有能够继续生产。
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是由何应钦在1934年时着手筹建,由曾经主持改装过大客车和试验过用桐油作汽车发动机燃料的商人曾养甫于1935年在上海创办。这家官商合办的公司,聘请来了20名德国专家,他们计划先利用进口零件搞组装,专门经营装配德国“奔驰”牌3吨载重汽车,5年后再自制柴油汽车。
后来,由于日本军队入侵上海,该公司被迫迁至株州,后又转移到了桂林,1937年底时落脚香港,此外在重庆等地设有一些分厂。在此后的几年,该公司先后组装了2000多辆汽车,称为“中圆”牌,其标识为一个圆圈,当中有一个“中”字。
曾养甫先生还曾组织人员,对微型汽车进行了仿造。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为抗战的胜利和中国汽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它一直存在到解放后的1950年。
在我国汽车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由于汽车燃料紧张,严重影响了西北大后方战备物质的运输。当时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杨虎城将军,命令有关部门不惜一切代价,寻找或制作可代替的燃料,以解燃眉之急。科技人员汤仲明经过几个月的试验,取得了改制汽油发动机为木炭发动机的成功,其性能指标达到了设计要求,汽车的平均速度达到40公里/小时。随后,杨虎城将军立即签署政府令,批准汤仲明创办了“代油炉制造股份公司”,采用双管齐下的做法,在生产木炭代油炉的同时,对现有的汽油发动机进行改装。在抗日战争期间,面对日寇的严密封锁,几百辆木炭汽车日夜奔驰在辽阔的大后方,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自主的“民生”牌载重汽车
1931年9月12日,由中国制造的第一辆“民生”牌汽车,在我国举办的首次汽车工业展上亮相了。说到它的诞生,与张学良将军有着直接关系。
1928年12月,奉天迫击炮厂的厂长李宜春等人提出了关于“应国内需要,宜首先制造载重汽车”的建议,得到了当时主政东北的张学良将军的赞同。他当即调拨4万多元(旧币),作为研制国产汽车的经费。后来,他又批准拨款70万多元(旧币),作为国产汽车的生产经费。
为了加快研制的速度,他们从美国购进一辆“瑞雪”牌载重汽车,并且聘请了美国人迈尔斯做总工程师,组织200多名能工巧匠对该车进行了大拆大卸。在“民生”牌载重汽车的666种零件中,有464种是自制的,“国产化”率高达70%,它是完全按照我国当时道路的实际状况量身定做的,最高时速可达47公里。该车自行设计的缓冲式后轴有着自己的特点,它的水箱分为4部,即使其中的1部损坏了,汽车仍然可以照常行驶。
就这样,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努力,这辆65马力的2.5吨载重汽车,终于生产出来了。该车取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二字作为车的名字。为此,奉天迫击炮厂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之后,立即送往上海,参加了同年9月12日开幕的首届汽车工业展览会。
我国的这次汽车工业展览规模宏大,设有48个陈列室,展品不仅有汽车,还有工程机械等,它们分别来自国内外的一些企业。尽管福特、雷诺、别克等外国名牌汽车云集于此,但是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那辆被挂上“国产汽车惟一出品”字样、隆重摆放在展览大厅中央展台之上、刚刚问世才几个月的“民生”牌载重汽车。
蒋介石的特派代表张群等人,当时都亲自到场祝贺。上海的广播电台和大小报刊也对“民生”牌载重汽车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以至于在那些日子里,上海滩大街小巷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民生”牌载重汽车,更有不少市民跑到展览会场去一睹为快。
然而,就在本次展览开幕的第6天,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沈阳失陷,东北危急,生产“民生”牌载重汽车的工厂落入侵华日军的魔掌。本来奉天迫击炮厂准备再生产15辆“民生”牌载重汽车,这下也落空了。“民生”只生产出样车就夭折了,我国的民族汽车工业就这样被日本侵略者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我国内燃机研制先驱支秉渊
说到我国的民族汽车工业,不能不讲支秉渊先生。这位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生,是我国内燃机研制的先驱。早在1925年时,他就联络了大学时的一些同学和校友,在上海创办了主要为军队试制各种型号发动机的新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新中公司”)。
支秉渊在中国首届汽车工业展览会上参观了“民生”牌国产汽车后很受启发,一方面觉得中国人自己造出了汽车了不起,另一方面觉得这台车虽然是中国人自行设计的,可是发动机等汽车主要部件均是采用外国车的原件或者是委托国外专业厂家依照我方设计的图纸加工而成。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制造出一台包括发动机在内的、全部国产的汽车。
支秉渊积数年之心血,终于在1937年的夏天,构思出了一种新型载重汽车的雏形。不料,这一年的8月13日,日寇将魔爪伸向了黄浦江边。支秉渊有关制造汽车的图纸不幸毁于战火。他和一大批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响应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等部门组织的工厂内迁运动,将公司上千吨器材先是迁往了武汉。当武汉告急时,又转到了长沙。
新中公司设立在长沙黄土岭的制造分厂于1938年的年底开工,支秉渊凭着记忆,重新绘制出了图纸,同时找到了他的得力助手陆景云回厂。早在“八·一三”上海抗战的次日,陆景云就毅然向支秉渊请长假,走上了抗日的疆场,成为杜聿明将军手下的一名技术人员。支秉渊当时亲自奔赴湘潭,向杜聿明将军面陈理由,深明大义的杜聿明将军支持支秉渊的爱国之举,不仅批准陆景云退伍回到新中公司,还将1辆已报废的德国卡车送给了支秉渊作参考。陆景云回到新中公司还没有来得及开展工作,日寇就兵临长沙城下,支秉渊又被迫拆下机器,到湖南西南部的山区祁阳安了“家”。
1942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一辆在严格意义上讲由中国人自己造的汽车诞生了。因为这辆车浑身上下几乎没有一点洋货,特别是发动机、变速箱、传动器和转向机构等等,完全是由支秉渊主持设计制造的。虽然这只是一台样车,但是它让人们看见了我国民族汽车工业发展的希望。
1886年1月29日,德国皇家专利局向卡尔·本茨颁发了号码为NO37435、类别属于空气及气态动力机械类、专利名为气态发动机车的证书。这是世界上第一份汽车专利证书,这一天被后人公认为世界汽油发动机汽车的诞生日。
“奔驰1号”汽车的成功,表明汽车的发明和研制开始走向实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世界各国汽车研究者的士气,西方各工业国家随之纷纷开始投入资金和技术研制汽车。当时,位于东方的中国,封闭的大门刚刚被帝国主义的军舰和重炮轰开,沦陷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清政府风雨飘摇,百姓民不聊生,根本顾不上对先进技术的研究。然而,在汽车问世16年之后,还是在中国大地出现了。
“奥兹”亮相上海滩
1901年冬天,一位名叫李恩时的匈牙利商人,将两辆敞篷轿车从海关带进了上海。由于负责车辆管理的人谁也没有见过汽车,因此说不清楚汽车属于何类物品。所以,他们还专门开会研究,如何给李恩时的车子颁发牌照。最后决定“给予临时牌照,暂时列入马车之列,每月征税2块大洋”。
那时,谁也不会意识到,李恩时此举会成为中国汽车历史的开端。
李恩时这两辆敞篷轿车还是蛮不错的,它们均为当时美国生产的“奥兹”牌轿车。车身是黑色木制的,车轮也是木制的,外面包有实心橡胶轮胎,还装有煤油灯和手按喇叭,特意加装车顶后,外表和马车十分相似。
李恩时将轿车开到上海的大街上时,这种会发出巨大轰鸣声、跑得比马车还快的机器“马车”使市民们惊愕不已。美国人霍塞在他的《出卖上海滩》一书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形:“中国人看见这种车子,都很害怕,遇到它时都远远地逃开,把它视为了‘怪物’。后来,人们对它了解以后,又都喜欢上了它,它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观赏的人。”
协办国际汽车赛事
别看汽车在我国亮相的时间比较晚,可我国却早在100多年前就是协办国际汽车比赛的国家之一。
1907年3月,法国驻华公使巴斯德在致清政府外务部的照会中称:巴黎汽车联合会拟从中国北京至法国巴黎举行汽车拉力赛,大约于6月中旬自北京起程,请于中国境内垂情相助。
此次汽车拉力赛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但由于中国首次破天荒地参与汽车拉力赛,境内路途坎坷,惟恐发生乱子。3月27日,外务部在致民政部的咨文中特别指出:汽车驶行急速,难以保护周全,其参赛之车以8辆为定数,在中国境内不论发生何等危险,中国政府一概不担责任,汽车经过各处,如有伤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之处,应由巴黎汽车联合会负责赔偿。
“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由法国巴黎的拉马丁报社主办。参赛车用轮船从海上运抵上海、天津,再到北京。一开始报名时,要求参加本次比赛的选手非常多,最后只有5名选手参加了比赛,主要原因是路途遥远,费用高昂。
在参加比赛的5名选手中,来自意大利的伯格斯亲王是一位显赫的人物,他出生在意大利的一个古老贵族世家,先祖曾经娶拿破仑的妹妹波琳娜为妻子。他本人酷爱旅游探险,1900年时就独自完成了穿越波斯、中亚和西伯利亚的行动。
1907年6月10日8时,5辆从国外飘洋过海运到中国的汽车,在一大群看热闹的中国人诧异和漠然的目光注视中,轰鸣着从北京城的使馆区出发,走东交民巷,出德胜门。因为参赛选手中有意大利的伯格斯亲王,意大利驻华公使馆十分重视,特意派出武装卫队,一直护送到张家口。车队按照预定行车路线,出中国长城,经张家口,过蒙古,进入西伯利亚、乌拉尔,横跨波兰、德国,然后抵达巴黎。
由于赛程沿途基本上都是坎坷不平的土路,赛车无法开得很快,加上发动机总是过热,车手们不得不经常停下来,到附近的村庄里找水。在路上,马掌上掉下的铁钉常常扎破赛车的轮胎,这让车手们苦不堪言。
为了能够正常比赛,意大利亲王伯格斯甚至使用上了事先由中国木匠制作的木制车轮。由于路途遥远,经过的地方多,接触的新奇事情也多。当车手们穿越长城来到蒙古大草原后,遥遥领先的伯格斯却突然迷失了方向,他驾驶的赛车好不容易到了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却又被清政府驻当地的总督给拦了下来。原来,这位总督大人看上了汽车这个玩意,非要伯格斯开车拉着他去草原兜风不可,无论伯格斯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伯格斯没有办法,哭笑不得,只好带着总督大人去草原过足了瘾,之后才被获准放行,继续参加比赛。
经过两个多月时间的折腾,约17000公里的奔波和角逐,8月20日,意大利亲王伯格斯开着那辆40马力的、菲亚特汽车公司生产的“意塔拉”牌汽车,第一个抵达目的地巴黎。
在插有法国和意大利国旗的车辆引导下,伯格斯的车跟在后边缓慢地行进,接受巴黎市民的热烈欢呼,乐队不停地演奏着意大利的国歌,热情奔放的巴黎姑娘将大把大把的花瓣抛撒向了伯格斯。
两三个星期后,其他4名车手也陆续到达巴黎,他们同样获得了巴黎市民的欢迎。
值得一提的是,汽车拉力赛随行记者巴兹尼用手中的相机,捕捉到了一幅幅具有历史意义的珍贵照片。巴兹尼高超的摄影水平为后人直观了解这次汽车拉力赛的情形,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
伯格斯亲王载誉回到祖国时,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罗马城内的庆祝活动持续了好几天。他在这次比赛中驾驶的汽车成了“国宝”,被郑重地陈列在都灵的汽车博物馆内,成为了意大利人的骄傲。
马路上跑起了出租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轿车的价格居高不下,好一点的要上万块大洋,一般的也要七八千块大洋,除了少数达官贵人,没有谁能买得起。这样一来,那些远涉重洋而来的汽车,大多都躺在仓库里边“睡大觉”。为了盘活资金,一些经营汽车买卖的外国商人就打起了汽车租赁的主意。地处上海市四川路97号的美商环球供应公司,率先在卖车的同时,搞起了汽车租赁的业务。
那时,我国的国民还没有形成坐汽车出行的风气,加上租赁的价格昂贵,每小时收费4块多大洋,几乎相当于一个学徒工1个月的薪水,所以来租车的中国人很少,前来租车的大多是洋人。
几乎与此同时,出租车在我国出现了。1908年,一位只有一辆“奥佛兰”轿车的英国商人,在上海的南京路开设了一家亨茂出租车行。接着,又有几家洋人开的汽车专卖店,在卖车的同时也做起了出租车的业务。这些专营或半专营的出租车公司,主要为那些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侨民和来往上海的外国商人,特别是外轮的水手们服务。按照当时的政府规定,每辆出租车每季度要交15两银子的税金。
1920年,在上海一家洋人开办的大饭店里当差的华人周祥生,发现住在这里的洋人来去都喜欢乘坐轿车,而仅有的那几家洋人开的出租车公司常常应接不暇。他心里暗暗琢磨:经营出租车既然这么赚钱,中国人为啥不自己搞一个出租车公司呢?于是,他想方设法从银行贷款,购买了一辆旧的“雪佛兰”牌轿车,也搞起了出租业务。于是,由中国人经营的第一辆出租车就诞生了。
周祥生是浙江省定海人,幼时读过3年的私塾。1907年,刚满13岁的他,就拿着一把雨伞和一个装着几件换洗衣服的包袱,从老家来到上海谋生。经过在洋人开办的饭店里10多年的摸爬滚打,他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掌握了一定的经营管理知识。
一开始,他主要是在码头附近招揽低档酒吧里那些常来常往的外国水手,结果生意出奇地好,开张没有多久便捞回了本钱,还清了贷款。于是,周祥生决心大干一场。两年后,他又贷款买进了4辆轿车,并且挂出了“祥生汽车行”的招牌。
由于他讲信用,经营得法,银行都乐意和他打交道。这样一来,他的事业如日中天。到了1931年,这家由中国人开办的出租车行,已经拥有了12辆轿车,在上海的北京路正式成立了“祥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接着,周祥生抓住机遇,通过美国美通洋行贷款,一次性购买了100辆“雪佛兰”牌轿车,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至1936年,祥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在上海设立了22处分行、50多处特约叫车点,出租车总数达到270辆,有职工637名,其中司机362名,规模超过了上海滩所有中国人和外国人办的出租车公司,成为了出租车行业的龙头。
继上海之后,北京、天津、广州和青岛等大中城市,也陆续出现了出租车公司。
孙中山呼唤建立民族汽车工业
孙中山先生是第一位呼唤建立民族汽车工业的人。他在《建国方略》中这样写道:“自动车为近时所发明,乃急速行动所必要”,“最初用小规模,后逐渐扩张,以供四万万人之需要。所造之车当合于各种用途,为农用车、工用车、商用车、旅行用车、运输用车等。此一切车以大规模制造,实可较今更廉,欲用者皆可得之。”
他还明确提出了发展汽车、建造公路、建立汽车工厂的设想,欲借外国资本以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孙中山先生曾经用英文致信亨利·福特先生,其内容如下:
亲爱的福特先生:
由信使NgJimnKai得知,阁下在近期有望出访中国。如能成行,本人将欣然在华南迎接阁下。一般而言,中国的知识、能量和财富大多集中在中国的南方。
我了解并曾拜读过阁下在美国的惊人之作。您可在中国以更盛大的规模成就同样的事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您在美国的事业更具有个人色彩,而在中国,您将有机会以一个新工业体系的形式表达和实现您的思想和理想。
我认为中国如果始终处于经济上不发达的状态,如果始终是大国在国际纷争中的牺牲品,那么,下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可能就是中国。因此,欧洲的停战协议刚一签署,我就着手拟定了中国的国际开发计划,以期在1919年的和会上得到列强的考虑。在我的《中国的国际开发》一书中已对该计划作了构想。此书已由普特曼父子公司于1921年在上海和1922年在纽约出版。
我现在认识到,如果将主要希望寄托在列强的现政府身上,那大概是要碰壁的。依我看来,可以在您这样富有生气的实干家身上,寄托更大的希望。这就是我诚邀您访问华南的原因,您可以借此对中国的发展做第一手的研究,而这无疑是20世纪大问题之一。
您诚挚的
中华民国大总统:孙逸仙
1924年6月12日于广州
孙中山先生的这封信,现珍藏于美国的亨利·福特博物馆内。亨利·福特先生显然是收到了这封信,但是不知何故,他没有来中国。
1924年,上海市新闸路口一座建筑的大门口,挂出了“中华汽车专科学校”的牌子,这是我国第一所汽车专科学校。该校设施比较齐备,除了宽敞明亮的教室外,还有汽车实验室、实习车间、测试设备和实验汽车等。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汽车专科学校更名为交通辎重学校,主要培养坦克制造和汽车维护保养方面的人才,而且在学校内设立了一个研究所,还从上海云飞汽车公司和祥生汽车公司购买了100多辆旧汽车作为实验教学用。
山西军阀阎锡山早在1922年就下令在自己的军工厂内附设一个汽车修理厂,前前后后捣鼓了好几年,终于在1932年仿造美国的一辆1.5吨小货车,生产出了一款载重量为2吨、平均时速为30公里、名为“山西”牌的小货车。
该车的样车曾经在太原市的繁华街头展览,得意洋洋的阎锡山特别奖赏了试制有功的姜寿亭等人,发给每人1000块大洋。由于该车大部分系手工制造,用时比较长,造价很高,所以后来没有能够继续生产。
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是由何应钦在1934年时着手筹建,由曾经主持改装过大客车和试验过用桐油作汽车发动机燃料的商人曾养甫于1935年在上海创办。这家官商合办的公司,聘请来了20名德国专家,他们计划先利用进口零件搞组装,专门经营装配德国“奔驰”牌3吨载重汽车,5年后再自制柴油汽车。
后来,由于日本军队入侵上海,该公司被迫迁至株州,后又转移到了桂林,1937年底时落脚香港,此外在重庆等地设有一些分厂。在此后的几年,该公司先后组装了2000多辆汽车,称为“中圆”牌,其标识为一个圆圈,当中有一个“中”字。
曾养甫先生还曾组织人员,对微型汽车进行了仿造。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为抗战的胜利和中国汽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它一直存在到解放后的1950年。
在我国汽车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由于汽车燃料紧张,严重影响了西北大后方战备物质的运输。当时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杨虎城将军,命令有关部门不惜一切代价,寻找或制作可代替的燃料,以解燃眉之急。科技人员汤仲明经过几个月的试验,取得了改制汽油发动机为木炭发动机的成功,其性能指标达到了设计要求,汽车的平均速度达到40公里/小时。随后,杨虎城将军立即签署政府令,批准汤仲明创办了“代油炉制造股份公司”,采用双管齐下的做法,在生产木炭代油炉的同时,对现有的汽油发动机进行改装。在抗日战争期间,面对日寇的严密封锁,几百辆木炭汽车日夜奔驰在辽阔的大后方,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自主的“民生”牌载重汽车
1931年9月12日,由中国制造的第一辆“民生”牌汽车,在我国举办的首次汽车工业展上亮相了。说到它的诞生,与张学良将军有着直接关系。
1928年12月,奉天迫击炮厂的厂长李宜春等人提出了关于“应国内需要,宜首先制造载重汽车”的建议,得到了当时主政东北的张学良将军的赞同。他当即调拨4万多元(旧币),作为研制国产汽车的经费。后来,他又批准拨款70万多元(旧币),作为国产汽车的生产经费。
为了加快研制的速度,他们从美国购进一辆“瑞雪”牌载重汽车,并且聘请了美国人迈尔斯做总工程师,组织200多名能工巧匠对该车进行了大拆大卸。在“民生”牌载重汽车的666种零件中,有464种是自制的,“国产化”率高达70%,它是完全按照我国当时道路的实际状况量身定做的,最高时速可达47公里。该车自行设计的缓冲式后轴有着自己的特点,它的水箱分为4部,即使其中的1部损坏了,汽车仍然可以照常行驶。
就这样,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努力,这辆65马力的2.5吨载重汽车,终于生产出来了。该车取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二字作为车的名字。为此,奉天迫击炮厂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之后,立即送往上海,参加了同年9月12日开幕的首届汽车工业展览会。
我国的这次汽车工业展览规模宏大,设有48个陈列室,展品不仅有汽车,还有工程机械等,它们分别来自国内外的一些企业。尽管福特、雷诺、别克等外国名牌汽车云集于此,但是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那辆被挂上“国产汽车惟一出品”字样、隆重摆放在展览大厅中央展台之上、刚刚问世才几个月的“民生”牌载重汽车。
蒋介石的特派代表张群等人,当时都亲自到场祝贺。上海的广播电台和大小报刊也对“民生”牌载重汽车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以至于在那些日子里,上海滩大街小巷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民生”牌载重汽车,更有不少市民跑到展览会场去一睹为快。
然而,就在本次展览开幕的第6天,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沈阳失陷,东北危急,生产“民生”牌载重汽车的工厂落入侵华日军的魔掌。本来奉天迫击炮厂准备再生产15辆“民生”牌载重汽车,这下也落空了。“民生”只生产出样车就夭折了,我国的民族汽车工业就这样被日本侵略者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我国内燃机研制先驱支秉渊
说到我国的民族汽车工业,不能不讲支秉渊先生。这位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生,是我国内燃机研制的先驱。早在1925年时,他就联络了大学时的一些同学和校友,在上海创办了主要为军队试制各种型号发动机的新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新中公司”)。
支秉渊在中国首届汽车工业展览会上参观了“民生”牌国产汽车后很受启发,一方面觉得中国人自己造出了汽车了不起,另一方面觉得这台车虽然是中国人自行设计的,可是发动机等汽车主要部件均是采用外国车的原件或者是委托国外专业厂家依照我方设计的图纸加工而成。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制造出一台包括发动机在内的、全部国产的汽车。
支秉渊积数年之心血,终于在1937年的夏天,构思出了一种新型载重汽车的雏形。不料,这一年的8月13日,日寇将魔爪伸向了黄浦江边。支秉渊有关制造汽车的图纸不幸毁于战火。他和一大批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响应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等部门组织的工厂内迁运动,将公司上千吨器材先是迁往了武汉。当武汉告急时,又转到了长沙。
新中公司设立在长沙黄土岭的制造分厂于1938年的年底开工,支秉渊凭着记忆,重新绘制出了图纸,同时找到了他的得力助手陆景云回厂。早在“八·一三”上海抗战的次日,陆景云就毅然向支秉渊请长假,走上了抗日的疆场,成为杜聿明将军手下的一名技术人员。支秉渊当时亲自奔赴湘潭,向杜聿明将军面陈理由,深明大义的杜聿明将军支持支秉渊的爱国之举,不仅批准陆景云退伍回到新中公司,还将1辆已报废的德国卡车送给了支秉渊作参考。陆景云回到新中公司还没有来得及开展工作,日寇就兵临长沙城下,支秉渊又被迫拆下机器,到湖南西南部的山区祁阳安了“家”。
1942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一辆在严格意义上讲由中国人自己造的汽车诞生了。因为这辆车浑身上下几乎没有一点洋货,特别是发动机、变速箱、传动器和转向机构等等,完全是由支秉渊主持设计制造的。虽然这只是一台样车,但是它让人们看见了我国民族汽车工业发展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