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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22日，第九届“东方畅想”全球华语广播创新节目大赛在沪落幕，“追求创新”是本次大赛的亮点。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选送的《难忘的中国之声——新中国的声音历史》获得本届大赛银奖，这也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改版后该节目所获得的最新殊荣。
不独业界对其青睐有加，微博上网友们对这一节目的关注也异常火爆。其点击率、转发率遥遥领先于其他节目，甚至有网友还自发搜集每期节目的文字资料。究竟是一档什么样的节目，既收获了业界的认可又赢得了听众的赞誉呢？
其实，《难忘的中国之声》的创意来自于一次特殊的活动。2009年4月，为迎接建国60周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面向全球启动了“60年难忘的中国之声”全球搜寻大行动。活动初衷在于“搜集那些标志着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的声音，那些记录时代变迁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声音，以及散落在个人手中的百姓日常生活的声音，作为记录共和国发展变化的见证。”
自当年5月起，该活动征集声音资料，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及其网站上展播。孰料节目播出后，观众反响强烈，网上评论日渐频繁。于是，2011年10月，这样一个原本带有应时性质的活动一跃发展成为固定节目，伴随“中国之声”的全新改版，《难忘的中国之声》成为常设公益栏目。
在广播媒介追求速度、比拼时效的大氛围中，为何叙说旧事、缅怀往昔的《难忘的中国之声》会给听众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无疑，“创新”是这一节目取得成功的法宝，它在声音档案化、节目公益化、历史细节化、纪实情感化上展示出了对广播纪实节目的全新探索。
声音档案
在档案学中，档案指的是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保存备查的文字、图象、声音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原始记录。声音被视为档案的具体形式之一。而在实际档案工作中，视觉档案一直是主角，不论图片，抑或视频，为声音建立档案在很多人看来并不具备可操作性。但《难忘的中国之声》提出“声音档案”这一理念，凸显了声音的历史价值，也真真切切地实现了为声音建档。从这个意义上说，《难忘的中国之声》是一个创举。
“部队发给我的津贴费，除理发外，就是买些书。其他的钱我都存起来，共节约了200元钱……”这是1961年的1月5号，雷锋一次做报告时的录音。雷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
这是《难忘的中国之声》今年3月5日播出的一期关于雷锋的节目，节目展示了珍贵的雷锋演讲录音。雷锋的演讲情绪激昂，语速很快，听上去像个急于表白的毛头小伙儿，但你能透过声音感受到他的真挚、热情和活力。这是人们在半个世纪之后直接听到的雷锋的真实声音，它比所有的故事和传说无疑更具有感染力。
当然，并非所有的声音都具有独特的档案学价值。从严格意义上说，衡量一样东西是否具有档案性质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其原始记录性质。档案在与其他事物相比较而存在的过程中所显示的独有的特性，就是原始记录性。
《难忘的中国之声》正是因为其原始记录性而具备档案的属性。这一点，放入中国广播史中去考查尤其具有说服力。1958年以前中国没有电视的年代，几乎所有重大活动都依赖报纸、广播和一些简单的电影拍摄。所以，当时广播记录下来的这些声音弥足珍贵，说它们具有档案的价值一点也不为过。比如，节目播出了1949年周恩来总理宣读国旗国歌决议案的声音，如此的亲切而铿锵有力，让人们瞬间感受到新中国诞生之际，总理破旧迎新时的喜悦与豪情。当时的影像已经找不到了，斯人已去，斯音长存。人们真切地听到了50多岁的周总理的声音，这不是模仿，也不是演播，这就是档案。
从媒介特性角度看，广播媒介天然具有一种引起记录和共鸣的作用。加拿大著名传媒学者麦克卢汉在其名著《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说：“收音机的阈下深处饱和着部落号角和悠远鼓声那种响亮的回声。它是广播这种媒介的性质本身的特征，广播有力量将心灵和社会变成合二为一的共鸣箱。”心灵和社会的共鸣恰恰是《难忘的中国之声》所致力于追寻的，记录的是一段历史中留存的声音，唤起的是人们对逝去的人与事的缅怀。
现在，《难忘的中国之声》的片题口号是：“用声音记录中国”、“流动的声音档案，难忘的中国之声。”其用意就在于用声音记录奔涌向前、日新月异的当代中国，为这个时代留存声音档案。我们可以想象，有了《难忘的中国之声》，以此为依托，建立中国第一家声音档案馆也不是没有可能。如然，《难忘的中国之声》无疑是其嚆矢。
公益之责
作为中国国家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无疑在权威性和公益性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几经改版之后，中国之声已经打造成中国广播的资讯台，其权威性毋庸置疑。但是，现代传媒的发展规律也告诉我们，国家广播电台权威性的塑造和公益性的挖掘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相辅相成。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公益性节目的缺失几乎是常态，此时，尝试从公益性节目入手，不仅可以获得耳目一新的节目效果，其社会效益也将事半功倍。
《难忘的中国之声》正是朝着节目公益化的方向努力的。
首先是节目时长的控制。《难忘的中国之声》节目时长不超过三分钟，有的甚至只有一分钟。比如记录新中国第一位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事迹的节目，简单几句到位的采访，加上片头只有50多秒，言简意赅而余味悠长。
其次是多次播放。公益节目只要做得有艺术品位，人们是不厌其烦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舆论引导力量。《难忘的中国之声》一般都安排在整点报时或半点报时前播出，如讲述“六小龄童”章金莱家族百年演艺传奇的节目就分别安排在了当天的9:00、14:30、21:30报时前播出，和广告的播出时段一样，让人听得亲切而仔细。
最主要的一点则在于节目内容的公益化。从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人物和故事出发，挖掘精神的力量，弘扬正气。如2011年11月22日播出诗人艾青的节目，开场就出现了温家宝总理曾经朗诵过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诗如其人，诗更感人。又如2012年2月6日，节目在报道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教授桂希恩关怀艾滋病感染者的感人事迹时，用了桂希恩先生这样一句话开场：
“如果你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你就不配成为一个人。如果一个医生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那就对不起这职业称号。我是传染科的医生。”
掷地有声，有情有义，听后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10月，中国之声启动新一轮节目改版，主打责任牌，“以责任立台”，“以责任赢信任”，加大了公益节目的制作和播出力度，其整点报时一改往日的机械报时而代之以著名人物亲自言说人生道理的“格言报时”，这就是《公益报时》。《公益报时》和《此时此刻》、《难忘的中国之声》一起构成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公益节目的“铁三角”。
历史的细节
在一个短短数分钟的节目中，要用声音告诉你具体可感的故事和人物，对制作层面而言是有一定难度的。《难忘的中国之声》抓住细节来做文章，取得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
有一次，节目播出被誉为“中国钢琴教育之母”的周广仁的事迹时，用了这样的细节：
周广仁在一次搬运钢琴时，为了保护钢琴，三个手指被生生压断。“我开始练琴的时候，我是套着橡皮手套的。”
周先生刻苦和执着的精神于此即见一斑。
再看2012年1月31日播出的杨靖宇将军的事迹：
“他究竟怎么能活下来，日本人非常不理解，把他的胃切开后发现只有棉花絮、没有消化的榆树皮，所以日本人很震惊很敬佩他。”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曾经围剿杨靖宇的伪通化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在遗书中写道：中国拥有像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
名将铮骨，风范长存。节目通过细节把人物的精神风貌传递出去，听者动容。又如，节目2012年1月30日播出烈士李白的事迹，其开场是这样说的：
1948年12月30日凌晨，李白镇静地发完最后一份电报，处理好密码和发报机，被冲进来的特务逮捕。李白的儿子李恒胜回忆说，父亲留下这样一句话：“天快亮了，我终于看到了，不论生死，我心里都坦然。”李白是在1949年5月7日的深夜牺牲的，距离上海解放只有20天。
时间如此具体，言语如此清晰，细节如此真实，一下子仿佛把听众带进了历史。
在文学批评语境中，细节指的是构成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或环境特征的最小的组成单位。换言之，细节指的是表现事物各种感性特征的具体而细小的材料，它对全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国古语云：“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对细节的重视过去一直是纪录片的长项，察微识著，镜头对细节的捕捉往往能产生出文字达不到的魅力。《难忘的中国之声》对细节的重视可以说很好地借鉴了这一点，所以大量采访和现场同期声的运用成为节目的常态，几乎没有一期节目是单独靠播音员完成的。也就是说，在节目的制作上，把声音素材放在首位，解说只是珍珠间的串线，重要而非主体。
情感之记录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广播纪实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直在寻求客观和有温度的叙事风格，或者说中国广播纪实一直在二者之间努力寻求平衡点。单凭声音来达到这一理想的平衡点，客观地说有一定难度。上个世纪，广播人为了在情感化的道路上开掘新天地，从中央台到地方台，相继推出了诸如纪实小说连播、纪实广播剧、纪实文学等栏目，但如上海电台《刑警803》那样取得成功的广播剧寥寥可数。究其原因，可能在于过于文学化必然冲淡纪实的客观性。广播纪实的纪实风格一旦被悬置，就会让人觉得美而不真。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审视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些广播纪实节目，难免有种刻意煽情的味道。广播纪实过于强调情感化，其结果反而不利于保持其应有的传播温度。
那么如何把握广播纪实的情感尺度呢？《难忘的中国之声》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总结其方法，主要有三点：
一是尽量用最“抓”人的话开头。比如节目曾经播出过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讲话，节目开场：
“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感谢全会，衷心感谢同志们。”
这是1989年邓小平恳请党中央批准他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请求的原声，清晰而真切。节目最亮的地方在于把邓小平同志最核心的话在最开始就亮了出来，瞬间就能起到吸引听众的作用。
二是解说语言精炼而生动。《难忘的中国之声》节目中，录音占据了较大篇幅，解说虽少，但却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比如一期关于开垦北大荒的节目，其开场如下：
“啥也没有，大草垫子，在北大荒割地，在水里泡着，黑裤子穿成红的，拔出这个腿来，一天都造三亩多地。”几代北大荒，如今北大仓。原来种下去的不光有种子，更有几代人梦想；收获的不仅有大豆高粱，还有一辈子都割舍不断的挂肚牵肠。
“种子”和“梦想”，“大豆高粱”和“挂肚牵肠”，解说词准确而富有韵味，堪称佳作。
三是配音的讲究。《难忘的中国之声》配音大气而不霸气，温婉而体贴。播音员长悦的嗓子音域宽广，富有感染力，加之平易近人的语调，听来润物无声而情自感人。
从上述三个角度而言，《难忘的中国之声》确实开辟了广播媒介的一种崭新形式，它有公益广告的公益性，又具备纪录片的纪实性，兼有历史档案的功能，并且在广播纪实的情感化道路上做出了可贵的探索。这是中国广播人的一次全新尝试，其创新精神值得肯定。
当然，《难忘的中国之声》开播不到半年，在节目的制作上可以商榷的地方也有。比如，声音素材有依赖电视纪录片的倾向，自己独家采写的素材仍有待开掘；节目往往和商业广告在一起播放，容易产生捆绑播发的感觉；另外，节目时间过短也给节目助推情绪产生了较大的阻碍等。改进的空间尚存，而节目已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远景可期，光辉可待。
作者单位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不独业界对其青睐有加，微博上网友们对这一节目的关注也异常火爆。其点击率、转发率遥遥领先于其他节目，甚至有网友还自发搜集每期节目的文字资料。究竟是一档什么样的节目，既收获了业界的认可又赢得了听众的赞誉呢？
其实，《难忘的中国之声》的创意来自于一次特殊的活动。2009年4月，为迎接建国60周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面向全球启动了“60年难忘的中国之声”全球搜寻大行动。活动初衷在于“搜集那些标志着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的声音，那些记录时代变迁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声音，以及散落在个人手中的百姓日常生活的声音，作为记录共和国发展变化的见证。”
自当年5月起，该活动征集声音资料，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及其网站上展播。孰料节目播出后，观众反响强烈，网上评论日渐频繁。于是，2011年10月，这样一个原本带有应时性质的活动一跃发展成为固定节目，伴随“中国之声”的全新改版，《难忘的中国之声》成为常设公益栏目。
在广播媒介追求速度、比拼时效的大氛围中，为何叙说旧事、缅怀往昔的《难忘的中国之声》会给听众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无疑，“创新”是这一节目取得成功的法宝，它在声音档案化、节目公益化、历史细节化、纪实情感化上展示出了对广播纪实节目的全新探索。
声音档案
在档案学中，档案指的是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保存备查的文字、图象、声音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原始记录。声音被视为档案的具体形式之一。而在实际档案工作中，视觉档案一直是主角，不论图片，抑或视频，为声音建立档案在很多人看来并不具备可操作性。但《难忘的中国之声》提出“声音档案”这一理念，凸显了声音的历史价值，也真真切切地实现了为声音建档。从这个意义上说，《难忘的中国之声》是一个创举。
“部队发给我的津贴费，除理发外，就是买些书。其他的钱我都存起来，共节约了200元钱……”这是1961年的1月5号，雷锋一次做报告时的录音。雷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
这是《难忘的中国之声》今年3月5日播出的一期关于雷锋的节目，节目展示了珍贵的雷锋演讲录音。雷锋的演讲情绪激昂，语速很快，听上去像个急于表白的毛头小伙儿，但你能透过声音感受到他的真挚、热情和活力。这是人们在半个世纪之后直接听到的雷锋的真实声音，它比所有的故事和传说无疑更具有感染力。
当然，并非所有的声音都具有独特的档案学价值。从严格意义上说，衡量一样东西是否具有档案性质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其原始记录性质。档案在与其他事物相比较而存在的过程中所显示的独有的特性，就是原始记录性。
《难忘的中国之声》正是因为其原始记录性而具备档案的属性。这一点，放入中国广播史中去考查尤其具有说服力。1958年以前中国没有电视的年代，几乎所有重大活动都依赖报纸、广播和一些简单的电影拍摄。所以，当时广播记录下来的这些声音弥足珍贵，说它们具有档案的价值一点也不为过。比如，节目播出了1949年周恩来总理宣读国旗国歌决议案的声音，如此的亲切而铿锵有力，让人们瞬间感受到新中国诞生之际，总理破旧迎新时的喜悦与豪情。当时的影像已经找不到了，斯人已去，斯音长存。人们真切地听到了50多岁的周总理的声音，这不是模仿，也不是演播，这就是档案。
从媒介特性角度看，广播媒介天然具有一种引起记录和共鸣的作用。加拿大著名传媒学者麦克卢汉在其名著《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说：“收音机的阈下深处饱和着部落号角和悠远鼓声那种响亮的回声。它是广播这种媒介的性质本身的特征，广播有力量将心灵和社会变成合二为一的共鸣箱。”心灵和社会的共鸣恰恰是《难忘的中国之声》所致力于追寻的，记录的是一段历史中留存的声音，唤起的是人们对逝去的人与事的缅怀。
现在，《难忘的中国之声》的片题口号是：“用声音记录中国”、“流动的声音档案，难忘的中国之声。”其用意就在于用声音记录奔涌向前、日新月异的当代中国，为这个时代留存声音档案。我们可以想象，有了《难忘的中国之声》，以此为依托，建立中国第一家声音档案馆也不是没有可能。如然，《难忘的中国之声》无疑是其嚆矢。
公益之责
作为中国国家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无疑在权威性和公益性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几经改版之后，中国之声已经打造成中国广播的资讯台，其权威性毋庸置疑。但是，现代传媒的发展规律也告诉我们，国家广播电台权威性的塑造和公益性的挖掘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相辅相成。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公益性节目的缺失几乎是常态，此时，尝试从公益性节目入手，不仅可以获得耳目一新的节目效果，其社会效益也将事半功倍。
《难忘的中国之声》正是朝着节目公益化的方向努力的。
首先是节目时长的控制。《难忘的中国之声》节目时长不超过三分钟，有的甚至只有一分钟。比如记录新中国第一位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事迹的节目，简单几句到位的采访，加上片头只有50多秒，言简意赅而余味悠长。
其次是多次播放。公益节目只要做得有艺术品位，人们是不厌其烦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舆论引导力量。《难忘的中国之声》一般都安排在整点报时或半点报时前播出，如讲述“六小龄童”章金莱家族百年演艺传奇的节目就分别安排在了当天的9:00、14:30、21:30报时前播出，和广告的播出时段一样，让人听得亲切而仔细。
最主要的一点则在于节目内容的公益化。从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人物和故事出发，挖掘精神的力量，弘扬正气。如2011年11月22日播出诗人艾青的节目，开场就出现了温家宝总理曾经朗诵过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诗如其人，诗更感人。又如2012年2月6日，节目在报道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教授桂希恩关怀艾滋病感染者的感人事迹时，用了桂希恩先生这样一句话开场：
“如果你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你就不配成为一个人。如果一个医生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那就对不起这职业称号。我是传染科的医生。”
掷地有声，有情有义，听后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10月，中国之声启动新一轮节目改版，主打责任牌，“以责任立台”，“以责任赢信任”，加大了公益节目的制作和播出力度，其整点报时一改往日的机械报时而代之以著名人物亲自言说人生道理的“格言报时”，这就是《公益报时》。《公益报时》和《此时此刻》、《难忘的中国之声》一起构成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公益节目的“铁三角”。
历史的细节
在一个短短数分钟的节目中，要用声音告诉你具体可感的故事和人物，对制作层面而言是有一定难度的。《难忘的中国之声》抓住细节来做文章，取得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
有一次，节目播出被誉为“中国钢琴教育之母”的周广仁的事迹时，用了这样的细节：
周广仁在一次搬运钢琴时，为了保护钢琴，三个手指被生生压断。“我开始练琴的时候，我是套着橡皮手套的。”
周先生刻苦和执着的精神于此即见一斑。
再看2012年1月31日播出的杨靖宇将军的事迹：
“他究竟怎么能活下来，日本人非常不理解，把他的胃切开后发现只有棉花絮、没有消化的榆树皮，所以日本人很震惊很敬佩他。”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曾经围剿杨靖宇的伪通化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在遗书中写道：中国拥有像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
名将铮骨，风范长存。节目通过细节把人物的精神风貌传递出去，听者动容。又如，节目2012年1月30日播出烈士李白的事迹，其开场是这样说的：
1948年12月30日凌晨，李白镇静地发完最后一份电报，处理好密码和发报机，被冲进来的特务逮捕。李白的儿子李恒胜回忆说，父亲留下这样一句话：“天快亮了，我终于看到了，不论生死，我心里都坦然。”李白是在1949年5月7日的深夜牺牲的，距离上海解放只有20天。
时间如此具体，言语如此清晰，细节如此真实，一下子仿佛把听众带进了历史。
在文学批评语境中，细节指的是构成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或环境特征的最小的组成单位。换言之，细节指的是表现事物各种感性特征的具体而细小的材料，它对全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国古语云：“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对细节的重视过去一直是纪录片的长项，察微识著，镜头对细节的捕捉往往能产生出文字达不到的魅力。《难忘的中国之声》对细节的重视可以说很好地借鉴了这一点，所以大量采访和现场同期声的运用成为节目的常态，几乎没有一期节目是单独靠播音员完成的。也就是说，在节目的制作上，把声音素材放在首位，解说只是珍珠间的串线，重要而非主体。
情感之记录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广播纪实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直在寻求客观和有温度的叙事风格，或者说中国广播纪实一直在二者之间努力寻求平衡点。单凭声音来达到这一理想的平衡点，客观地说有一定难度。上个世纪，广播人为了在情感化的道路上开掘新天地，从中央台到地方台，相继推出了诸如纪实小说连播、纪实广播剧、纪实文学等栏目，但如上海电台《刑警803》那样取得成功的广播剧寥寥可数。究其原因，可能在于过于文学化必然冲淡纪实的客观性。广播纪实的纪实风格一旦被悬置，就会让人觉得美而不真。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审视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些广播纪实节目，难免有种刻意煽情的味道。广播纪实过于强调情感化，其结果反而不利于保持其应有的传播温度。
那么如何把握广播纪实的情感尺度呢？《难忘的中国之声》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总结其方法，主要有三点：
一是尽量用最“抓”人的话开头。比如节目曾经播出过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讲话，节目开场：
“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感谢全会，衷心感谢同志们。”
这是1989年邓小平恳请党中央批准他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请求的原声，清晰而真切。节目最亮的地方在于把邓小平同志最核心的话在最开始就亮了出来，瞬间就能起到吸引听众的作用。
二是解说语言精炼而生动。《难忘的中国之声》节目中，录音占据了较大篇幅，解说虽少，但却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比如一期关于开垦北大荒的节目，其开场如下：
“啥也没有，大草垫子，在北大荒割地，在水里泡着，黑裤子穿成红的，拔出这个腿来，一天都造三亩多地。”几代北大荒，如今北大仓。原来种下去的不光有种子，更有几代人梦想；收获的不仅有大豆高粱，还有一辈子都割舍不断的挂肚牵肠。
“种子”和“梦想”，“大豆高粱”和“挂肚牵肠”，解说词准确而富有韵味，堪称佳作。
三是配音的讲究。《难忘的中国之声》配音大气而不霸气，温婉而体贴。播音员长悦的嗓子音域宽广，富有感染力，加之平易近人的语调，听来润物无声而情自感人。
从上述三个角度而言，《难忘的中国之声》确实开辟了广播媒介的一种崭新形式，它有公益广告的公益性，又具备纪录片的纪实性，兼有历史档案的功能，并且在广播纪实的情感化道路上做出了可贵的探索。这是中国广播人的一次全新尝试，其创新精神值得肯定。
当然，《难忘的中国之声》开播不到半年，在节目的制作上可以商榷的地方也有。比如，声音素材有依赖电视纪录片的倾向，自己独家采写的素材仍有待开掘；节目往往和商业广告在一起播放，容易产生捆绑播发的感觉；另外，节目时间过短也给节目助推情绪产生了较大的阻碍等。改进的空间尚存，而节目已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远景可期，光辉可待。
作者单位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